六十忆母亲：平凡的母亲、伟大的母亲

文|李红升，作者投稿

所有的母亲都是平凡的，所有的母亲也都是伟大的，但与自己母亲同时代的那些母亲则是最伟大的一代母亲。这一代母亲生活于一个国家发生地覆天翻般变化的年代，也生活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妇女解放年代，这使得这一代母亲开始摆脱数千年以来传统社会和文化加之于她们身上的种种枷锁，从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妇女角色，即一个独立、自主、并平等享有各种权利的妇女形象。但是，这也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相互交织的时期，从而使她们承受着双重负担和压力：一方面是作为家庭妇女，承担着传统的大家庭、多子女，以及衣食的自给自足所带来的繁重家务负担；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与男性一样的劳动者，承担着农业生产的“半边天”任务。她们的这种双重角色，以及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付出与牺牲，是之前和之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未曾经历过的，是永远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代母亲。

一

1939年，母亲出生于一个叫双桥的村庄，与父亲的村庄不到三公里。村庄的四周被深沟所包围，只有两条与外部连接的通道，村庄之名由此而来。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样的地形很适合修建防御土匪的工事，小时候随母亲去姥姥家时还能看到工事的残垣断壁。我的亲姥姥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是由继母带大的。虽非亲生，但继母对母亲还比较好，没有一般继母那种虐待继女的病态心理以及衍生出来的相互敌视。如果说母亲有过抱怨，也仅抱怨继母未能让她去上学。这情有可原，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男孩也很少上得起学，女孩上学就更难了。一般人的意识是女孩只要学会料理家务，如做针线活，洗衣做饭，以及看护弟妹就足够了，读书识字没啥大用。母亲一直认为自己有念书的天分，只是没有机会，这成为她最遗憾的事情之一，也限制了她以后的人生选择。

我的姥爷是一个毛皮加工匠，一年当中有一半时间在宁夏的羊皮坊里干活，春节关头回乡过年。毛皮加工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技术活，也是一个体力活，主要工作是将生皮经过一套鞣制程序后制成熟皮。去掉了膻腥味的熟皮往往皮质柔软、皮毛光亮，用其制作的大衣是北方最佳的御寒之物，而上等的羊皮大衣则如同现在的名牌时装一样，是一种身份象征。用现在的眼光看，姥爷其实是最早出外打工的农民工，雇主管吃管住，年终时一次性结算工钱，发给现大洋回老家过年并与家人团圆，如此年复一年，不辞风雨和舟车劳顿。小时候听母亲讲，姥爷回家时会带回好多银元，但具体是多少她也说不大清楚。但是这些白花花的银元并没有让一家人高兴太久，很快就成了招灾惹祸的不祥之物。觊觎别人银元的不只有飘忽不定的乡间土匪，还有乡公所。不过，或许是因为小户人家不值得打劫，或许是因为土匪大多也是穷人家出身，土匪针对的大多是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反倒平安无事。乡公所却不一样，他们的目标往往是小户小民。不知是有人透漏的消息，还是乡公所所长的职业嗅觉，总之，所长像闻到了骨头味的狗一样不请自到。随便找个理由，通常是以参加土匪或通匪之名恐吓威胁，并施之以拳脚，逼迫佬爷交出用血汗换来的大部分银元。得手一次后，每年春节前这个所长都会上门敲诈一番。有一次姥爷的一只耳朵被打，以至于严重失聪，落下终身残疾。

这件事是母亲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之一，也决定了她看待那个社会的方式。乡公所本以缉拿盗贼保护一乡平安为天职，但却异化为鱼肉乡里、作威作福、人人恨之入骨的一个机构。历朝历代，这种现象都屡见不鲜，尤其是当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秩序荡然之时，这种异化行为就随处可见，成为必然。乡公所后面是县政府，县政府后面是省政府，还有中央政府，因而在乡民眼里，乡公所就代表着政府，乡公所的好坏也就代表着整个政府的好坏，就像一滴水的成分可以代表一池塘水的成分一样。除了这件事以外，妇女缠足是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事情。这可能是数千年历史上针对女性最丑陋的一种压迫，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文明史中一个极为丑陋的阴影。这种男性权力、陈规陋俗与近乎变态的审美意识的结合，对女性身心两方面的摧残可谓无以复加。由于母亲的强烈抵制，她并未像其她女孩一样很早就缠足，但在她八九岁时，迫于重重的压力，她也被迫开始了缠足。

这种近乎噩梦般的日子很快就到头了。随着旧政权的垮台和新政权的建立，鱼肉乡里的土匪恶霸被一扫而空，旧社会的陈规陋俗和乌烟瘴气也被荡涤一空。乡公所所长在公审后被就地正法，这对母亲、姥爷和乡民而言，绝对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随着新政权的一声令下，旧政府数十年禁而不止的缠足恶习被彻底禁绝了。告别这一恶习，是妇女解放所迈出的革命性一步，妇女不再承受身心两方面的创痛，从此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又为女性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真正的男女平等打开了大门。当然，新政权宏大的、雄心勃勃的规划和蓝图，也需要女性建设大军，成为另外一个“半边天”。新政权也开办了识字速成班，女孩也被鼓励读书认字。但汉字之复杂，岂是一速成班就能学会的。况且对女童而言，干针线活和家务远比识字重要和急迫。终其一生，母亲认的字都不足以流畅地读报，更没有书写能力。记得小时候，母亲给铁路上工作的父亲写信时，都是由她口授，我们子女们代笔。

与父亲一样，母亲对新政权的拥护，尤其是对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感激和崇敬之情，是一种典型的知恩图报心理，这虽然朴素、感性，而非基于那种理性的、高深莫测的大道理，但却真正地发自内心和真心，绝无混杂半点机会主义。即使在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悲剧事件后，母亲的信念也没动摇过。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母亲与父亲有几次上我这儿小住，每次必去的地方就是位于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每次陪他们去参观时，我都是在守在外面看包，当他们出来时，总会看到他们和同龄人擦拭眼泪的痕迹，以及依然挂在脸上的悲痛表情。因为我与父母这两代人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因而对当时场景的感受也难免有很大的不同，这不是简单的说教可以弥合得了的。

二

与父亲结婚后，很快就迎来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母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当过生产积极分子、妇女队长，并成为党员。那是一个纯真、虔信和充满激情的年代，党员人数较少，妇女党员更少，能成为党员一定是干活干出来的，要比别人出更多的力、流更多的汗，受更多的累，报酬上却不比别人多。人民公社运动期间，那个灾难性的大食堂没能维持多久，就变成了一场大饥荒，即使是号称“米粮川”的关中道也难幸免。据母亲回忆，在我的兄长出生的1960年，食物匮乏导致母亲的奶水严重不足。在小麦播种期间，母亲一边跟在犁地者后面撒着伴有农药的种子，一边因饥饿感和孩子的需要，偷偷地往嘴里塞着这些种子，全然感觉不到危险。当时，父亲由于饥饿难忍，从铁路上偷偷地跑回老家，以为生产粮食的老家不会挨饿，但回家后发现，老家还不如铁路上每人每天四两口粮的定量有保障呢。无奈之下，父亲只好继续回去当他的铁路工人。回过头来看，不种粮食的城市人口每天反倒有稳定的粮食保障，虽然这一定量距离填饱肚子还差得很远；而出产粮食的农村则依赖于交完公购粮之后的余粮，这个余粮是多是少并非定数，所剩无几的村庄就难免遭受严重的饥饿，甚至饿死村中了。这是一种讽刺，更是一场悲剧，如何看待这一悲剧至今还在争论，其间每到要形成共识和定论时往往又争端再起。更为过分者，有人甚至企图掩饰和否认这一悲剧，借用老家的一句口头禅，此辈可谓是“良心被狗吃了”。

集体化后的生产队也是自给自足，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柴米油盐醋和衣、住二项，除了盐不能生产自给外，其它都是自己生产，而且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生产工具都极其简单原始。虽然农业机械化叫的震天响，但在整个生产队时期，也仅仅是在最后几年购置了一台手手扶拖拉机。这与传统的小农户生产方式颇为相似，但也有许多不同。生产队是集体劳动、集体纳粮、集体分配，以及贫富差别不大的集体贫穷。除此之外，二者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劳动分工的变化。数千年小农户生产方式的特征是男耕女织，或男主外女主内，男方负责种地盖房修路等所谓的重体力活，女方则负责纺线织布、生活做饭、侍候老人和看护小孩等日常家务。随着集体化以及小脚女人变成大脚女人，妇女也像男性一样投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虽然在任务指派上，男女有所不同，女性会得到一定的照顾，但总体上而言，男人干的活妇女大多也要干，而“妇女能顶半边天”则不只是一个口号，它也激励妇女向男性发起挑战。记得小时村里的青壮年男性每天十个工分，女性则是七个工分。决定十个工分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一个人需要将一百多斤的粮食袋子由地上扛到马车上，或扛着袋子由麦场到粮库里，中间不能有人搭手帮忙。结果，村里有一妇女也做到了这一点，她也成为村里唯一一个每天能挣十个工分的女性。

妇女从家庭主妇一变成为劳动者，往往被视为一大进步，但这也让她们付出了难以言状的代价：一方面是妇女承担的家务没有一丝减少，另一方面她们又变成了全职的生产队劳动者。农民不像工人每周有一个休息日，除了大雨大雪天和春节期间外都得在地里忙活。这意味着妇女们的负担大大地增加了，说负担翻倍也不过分。记得小时候，母亲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天刚蒙蒙亮就下地干活，九十点钟回家做饭吃饭，然后又下地干活，下午两点回家再做中午饭，吃饭后再下地干活，至太阳落山时方收工回家。“日出而作”，但却不是“日落而息”。到了晚上，母亲都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纺线织布或缝制一家人的衣服鞋帽，直至深夜。为了一家人的衣食，母亲可谓含辛茹苦。以所穿之衣为例，先要将棉花在纺线机上一根根纺成线，再上织布机上将一根根线纺成布，然后再一针一线把裁剪完的布缝制成衣服，或一针一线纳成鞋底做成鞋，这些活占去了一年中的绝大多数夜晚。再以做饭为例，当时做饭的条件很差，灶台是用土坯盘的，烧火用的是秸秆类的柴禾和手拉的风箱，每当阴雨时节，潮湿的柴禾往往弄得厨房里烟雾弥漫，加上飘在空气中的灰烬，呛得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吃的水是用辘轳从几十米深的井里打上来的，吃的面粉和玉米碴子则是人工研磨出来的，村子通电后才改由机器加工。家务之外的生产队劳动，从播种、施肥、除草到收获晾晒，从土地平整到兴修水利，天天要经受风吹日晒雨淋的考验，而且劳动强度之大往往接近人的承受极限。总而言之，母亲的一天排的是满满当当，没有丝毫的喘息时间，睡眠不足和过度劳累也就在所难免。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日子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不到尽头。

不仅是过度劳累，还有大家庭带来的困扰。那是三代同堂大家庭的尾声，内部纷争，尤其是公婆和儿媳之间、妯娌之间的矛盾总是在所难免。在我的记忆里，妯娌之间往往明争暗斗、相互抱怨、吵架、闹情绪、长时间冷战，从干活多少、每顿饭吃什么，小孩之间的打架等鸡毛蒜皮的小事，到家庭“大事”的决策和私房钱的分配等都可能引发一场风波。母亲本是一通情达理，能忍让的人，但这种亲人如同仇人，以及没完没了的内耗让母亲身心俱疲，我的婶婶也是一样。在这种局面下，即使爷爷在世，大家庭也难以为继了。分灶吃饭后，由于还在同一个院子，相互间依然是矛盾重重。不得已母亲只好搬到另一个院子，这才变得消停了些，而妯娌之间的和好则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那也是计划生育之前多子女时代的尾声。我们兄弟姐妹共四个孩子，由于父亲在铁路工作，母亲的户口又在农村，父母被迫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这使得母亲养育子女的负担也超乎常人。可以想见，要把四个孩子拉扯长大是何等的不易，不仅仅是辛苦，而且劳心费神。首当其冲的是喂饱孩子。由于是看天吃饭，加上只有母亲一个人挣工分，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口粮加上母亲的劳动粮，也不够全家吃，不得不去黑市上弄些粮食。记得有两年，长期干旱导致粮食严重减产，但生产队的公购粮任务丝毫未减，导致大多数家庭青黄不接。开出后上面给大家发了些返销粮，称为“三合一粉”，其实是小麦皮、玉米皮和高粱皮混合研磨而成，粗糙而难以下咽，也难消化。事后来看，农民最为本分老实，当时更是如此。缴纳公购粮时他们没有进行任何的抵制和抗争，这将自己置于饥饿的险地。交上去的是好好的粮食，返回来的则是“三合一粉”，他们居然还感激涕零，这样的农民在全球其它地方可能都找不到。作为参照的是，在十月革命时期的苏联，粮食要靠军队从农民手中去强制征收，那引发了异常惨烈的内战。

三

生产队注定要从历史中消亡。当人们早年的纯真和激情被接二连三的运动消耗殆尽，当人们竞相“磨洋工”和“搭便车”，以期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当村干部们占集体的便宜如同家常便饭时，生产队已经是苟延残喘、难以为继了。高高在上者或许不容易认识到这一点，但对于那些经常填不饱肚子而无精打采的村民而言，认识到到这一点却不算太难。当然，农民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切，只有最顶层的一声令下，才能激活这潭死水。

生产队分地是在暑假期间，当时我回到了村子，得以见证全过程。在确定了土地和农具的分配方案后，接着就是抓阄确定各家地块的确切位置以及可以分到的具体农具。抓阄那天如同过节，各家派出代表。母亲也让我作为代表，好像我能给家里带来好运似的。那一天是我记忆最深的许多天中的一天，所有的村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聚集在村西口的空地上。因为马上就要成为“地主”，成为自个儿命运的主宰，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这种喜悦是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当生产队长让每家代表上前抓阄并宣布抓阄结果时，中意者往往开怀大笑，不中意者虽抱怨手气不好，但也很快就加入到众人的笑声中。在我返回学校之前的一个月内，看到的村民都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母亲自然也是异常高兴。改革年代的“灵丹妙药”很多，但要说到效果快而好，则非“包产到户”莫属，一个看似再简单不过的方子，却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十亿人的温饱问题，或许这才是所谓的大智慧。

包产到户后，由于不再瞎忙乎，也没了磨洋工现象，农民们在地里干活的时间大大地减少了，但播种和收获时节则依然紧张而劳累。不过，一系列随之而来的变化使得农民，尤其是妇女的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将她们彻底地从异常繁重的种地和家务的双重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一方面，拖拉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工业化肥和农药的投入使用，替代了从前的手工劳动，使种地彻底告别了自古以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劳动强度大幅降低。同时，随着生产的专业化和市场化，农民们坐在家里就能把田给种了；另一方面，随着农民收入的改善，以及工业化生产的物美价廉的成衣和鞋帽等产品充斥于市场，手工制作的面料、服装和鞋帽也迅速地被替代。当然，这一替代过程从清末就开始了，但农村差不多滞后了近一个世纪。但这一次发生在农村的替代过程却异常之快，没过几年，母亲用了几十年的手工纺纱机和织布机就闲置了起来。记得子女们曾跟母亲说，这些个“古董”摆在家里占地方，还不如当劈材烧了。但母亲却不同意，一来母亲对这些老“古董”有感情，二来母亲担心万一再来个兵荒马乱的，可能还用得着。差不多十多年后，这两个老“古董”才被处理了。种地和家务这两大负担几乎是同时解除的，母亲也才真正地获得了解放和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时间和生活了。自那之后，母亲经常和老太太们一起去寺庙烧香礼佛，也经常和退休回老家后的父亲一起走动，或去外地旅游，或拜访父亲在外地的老朋友，或去子女们哪里小住。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母亲与父亲逐子女而生活，一起离开老家去往弟弟工作的县城常住。

虽然母亲得以从田间和家务的双重劳累和压力中解放，并过起了“退休”式的悠闲生活，但不幸的是这种生活却时不时地被疾病打断。年轻时母亲曾经被诊断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但因当时症状不显，身体还能扛得住，加上无钱看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但几十年持续不断地劳累过度，伴随身体机能随年龄的下降，母亲的风湿性心脏病突然发作了。那是一九三年夏天的一天，母亲被送往西安的省人民医院抢救，并住了半年的医院。从此次住院到母亲2008年的最后一次住院，总共凡六次，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五个月到半年不等。每次住院都是与死神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但前五次都挺了过来，可见母亲的求生意愿之强烈和生命力之坚韧。虽然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但遭受的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即使如此，直至去世前母亲都顽强地坚持生活自理，拒绝了子女们雇请保姆的建议。在母亲最后一次住院前的春节，全家十多口人一起在西安兄长的家里过年。有一天，全家人吃完午饭后一起步行到古城墙下游览，那天母亲的精神很好，兴致也很高，走的路也较平常多出许多，一切看起来都是好兆头。但这只是一种回光返照，一个多月后母亲又再次住院，不久后这颗饱经煎熬的心脏再也支撑不下去了，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去世之前那几天，恰好轮到我在母亲的病床前值守。自从我上学远离母亲后，每年与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就屈指可数，而在母亲多次住院期间，陪护的任务也大多由兄长和弟弟他们承担，我的付出最少。但能在最后时刻陪伴母亲，多少能减轻一点我的愧疚感。

四

母亲最让我怀念的是她的善心。记得小时在老家，经常有乞丐上门。即使自己家里也实行“食品管制”，控制每个人包括孩子们的的食量，但母亲却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个乞丐。以后去外地旅行期间，每次在街上碰到乞丐，母亲也都会施舍一些。那个年代可能穷人较多，加之乞讨者可以自由行乞，不用担心收容和遣返，感觉乞丐特别的多，尤其是车站广场和繁华的商业大街上。记得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陪母亲上街，母亲照例会给碰上的乞丐施舍一点。我对母亲说，这些乞丐都是万元户，比你有钱得多！但母亲却说：我才不管他们是不是万元户呢。回家后再次谈到这个话题，母亲说道，她也听到过靠乞讨成了万元户的新闻，但她觉得这只是一些极个别的人，大多数乞丐都是生活过不下去，需要帮助的苦命人。对乞丐尚且如此，对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母亲更是尽其所能地予以帮助。母亲也经常会为当地新修的寺庙捐款，当然这些钱都是省吃俭用，从日常生活中积攒的。我觉得，母亲这一辈人的善心有与生俱来的因素，但更多地与她们大半生的艰难经历有关。这和我们这辈人及我们的下一代人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会被乞丐发了财的报道所左右，并以此为借口对乞丐熟视无睹；我们也会听信各种传言，将领取低保者视为懒汉和套取公共资金的骗子；我们对我们周边人的不幸往往无动于衷、漠然相待，尤其是那些陌生人，他们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而更极端者，甚至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咎由自取，并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之类的混账话，为自己的冷漠、残酷和自私开脱。

还有一件让母亲大半生都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那个将城乡一分为二、壁垒森严的户口制度。户口制度无异于一种 “种姓制”，一旦被贴上农民的标签，子子孙孙也就世袭了农民的身份。在我小时候，母亲曾多次抱怨父亲未能把家人的户口迁出去，这样全家人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吃商品粮，孩子们长大后也可以进工厂当工人。但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是父亲没有办，还是没办成。或许父亲只是一个带领几十个工人在一线干活的小“工头”，远远够不着把户口迁出去的级别；或许父亲不愿走送礼拉关系这一人人皆知的路子。但我知道，父亲既不爱求人，更不会送礼；或许是爷爷在世，需要有人照顾。总之，直至母亲去世，她都是农村户口。当然，随着我们子女们陆续去上学，加上城乡之间的流动障碍少了许多，母亲也不太在意是否是非农业户口了。

但是，母亲的心脏病发作后，户口问题又再次出现了。那个时候，面向农民的新农合还没有一点影子，农村居民的医疗费全部由自己承担，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许多家庭由于不堪重负而陷入贫困中。母亲的两亩地连自个儿的生活都不够，这意味着医疗费要全部由父亲的退休金和子女们来共同分担。这让她感到很不公平：同样是住院的人，为什么有人可以报销，而她却不能，就因为身份不同吗？不是说人们只是工作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不同吗？不止于此，当时的农民既没有医疗保障，也不像城里人有退休金。没有退休金，就没有经济自立，只能仰仗自己的子女，看子女们的脸色，这也让一辈子好强和喜欢自立的母亲感到不快。

母亲的感受是那一代农民所共有的。记得有一次我去公园遛弯，因下雨而与一个头发花白、身上穿着公园园林字样的工作人员一起在房檐下躲雨，并攀谈了起来。我问他年龄，他用外地方言回答我，说马上要七十挂零了。我问他这么大年龄了，为什么还要出来干活，他回答我不干活就没钱。我又问道，这么大年龄不是已经超过工作年龄了吗，还有人敢雇你们？他说建筑工地是不能干了，但像除草浇水种树这样的活还可以。我最后问他，打工多少年了，有养老保险吗？他回答说，有三十多年了，没有上过保险。那时也不知道、不懂保险，包工头也不会给你上保险。听完后我陷入沉默。和他一起干活的都是同龄人，其中还有少部分妇女。而在同一个公园里，大多数人是已经退休的本地人，其中有很多人要比这些园林工或农民工年轻十岁，甚至十多岁。这些本地人或者唱歌跳舞打牌，或陪孙子辈游玩，或在公园里悠闲地溜达，安然的享受着退休后的闲适生活。事实上，我在老家的堂兄们也跟这些园林工一样在各地打工，每次回老家问起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回答也是如出一辙。

这是何等鲜明、让人震惊的对比，但双方似乎都将之视为当然。那些在公园里悠闲自在的人，当然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是自己多年辛苦后应得的报偿；而那些高龄的园林工可能会抱怨自己不幸而成为农民，但就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要么劳作至死，要么在无力劳作时寄望子女们的赡养。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积累资本，农村成为掠夺对象，其方式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平等交易，即所谓的价格剪刀差；进入市场经济后，为了积累资本，农民工成了掠夺对象，其方式则是长期的低工资和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这为城市提供了数以万亿计的所谓“人口红利”。这一红利可做两面观：它既可以被视为对经济高增长和较高收入水平的一大贡献，也可以被视为一代人做出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但是，当这些人，包括我的母亲本应享受社会的回馈时，他们却迟迟没有等到这种回馈。我想，不论是作为他们所做贡献的一种回报，还是作为所付代价的一种补偿，这种期望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没有一点过分之处。这种期望也是发自本能的一种关于平等的要求：即平等地对待一切人，不因个人的身份、职业、住所、以及其它任何一种个人特征的不同而不同。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为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人按月提供一笔基本收入，也就是一份养老金。这样的一笔收入可以使每个人，尤其是像那个园林工、我的堂兄们和我母亲那样的人，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自主能力。只有这种自主，才能使他们感到被尊重，付出和贡献被承认、以及一个与所有人真正平等的人。

母亲，我想念您！

2023年7月6日

六十忆父亲：平凡的父亲，偶像般的父亲

原标题：《六十忆母亲：平凡的母亲、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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