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我所经历的“文凭热”和“经商热”

上个世纪80年代，山西省有一家刊物《山西青年》，破天荒主办了全国第一个刊授大学，吸引了全国成千上万的高考落榜者加入其中，我也是加入这个刊授大学学习的。我们这些大龄青年经过和山西联系，在邯郸办了一个面授班。自己寻找上课地点，自己在大街上摆一张桌子招收学员和收取听课费。可是，刊授大学的路太难走，山西刊授大学发的文凭，国家教育部不承认，于是，期间我考进了河北师大函授院，觉得这样稳妥一些，既学到了知识，也有“正规”的文凭。尤其是能堂堂正正地进入真正的大学课堂听教授讲课，真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

那时已经是1990年。当时的文凭热已经疲软，我依然乐此不疲，因为我感到我浑身上下都是嘴巴，需要吸吮中国的文化营养。我当时读这个河北师范大学本科函授，真的有一股子“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每年寒暑假，在校学生放假了，我们这些老学生就背着铺盖卷去大学接受面授，而后再背着铺盖卷坐着火车回家。这年年初，我们去师大学的是《马列文论》，也是函授大学三年级的课程。我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写了一部无法出版的诗集《净土集》，虽然无法出版，自己还是有韧劲的，竟然用铁笔刻写蜡纸，把诗集油印出来了，在同学和文友之中传看。

人不能脚踩两条船，我就从山西刊大退学出来，但班委的名义还保留着。面授班有了什么事情，我还是参加，尤其是涉及这个面授班生存的大事，肯定要参与的。比如有一次一起去市政府找市长讨说法，起因是上课地点受到“威胁”，我们上课的地点在邯郸市二轻局的礼堂。刚开始好好的，后来，该局领导以“不安全”为由，拒绝我们在此处上课，几次交涉不成，只好上访。

按说，大礼堂是二轻局的大礼堂，人家拒绝我们在此地上课，无可非议，可是，我们这些三十几岁的老青年们，依然血气方刚。班委会写了请愿书，请愿的队伍扩大到学习积极分子，十几个人雄赳赳气昂昂地找市政府要说法。记得当时主管文教的张副市长也是一位老知识分子，对我们这些求学青年很是同情，他交代市政府办公厅和二轻局协商解决此事。在张副市长的支持下，面授班的求学地点得到了保障，不过，二轻局办公室给我们签了一个《安全协议书》，内容条文有不许喧哗，不许进办公楼等等。在这样的尴尬状态下，面授班又办了一年，实际上是又坚持了一年。后来终于办不下去了，其原因在于生源太少，面授班不仅招不来新学员，老学员也因为各种原因先后退学，这个在邯郸市曾经轰轰烈烈地山西刊授大学面授班终于寿终正寝了。

1991年，我终于获得了我人生的第二个文凭：河北师大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从石家庄回到邯郸，我就见到了刊授大学邯郸面授班的班委刘伟和赵刚，两位学弟怂恿我去澳大利亚继续学习——半工半读。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凡是能交得起4000美金的，就可以进入澳大利亚英语学校读书，在出国签证方面则是一路绿灯。4000美金，在今天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于当时刚刚进入温饱的我们，太难了。赵刚左借右借，才凑够了2.5美金。我给内蒙古的妈妈写信，妈妈回信说，家里没有钱，要想有钱，只有把邯郸的祖产卖掉。哦，为了实现自己的出国梦，竟然卖掉祖产，是我所不愿意做的，况且，自己当时已经是邯郸机械局的干部，环境还不错，就把去澳大利亚半工半读的事情搁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希望对国家和民族有所作为的青年，不畏艰险去澳大利亚半工半读，和十八世纪初赴法国半工半读的那批热血青年的心情是一样的。希望自己学有所成，报效祖国。青年人敢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走出国门的愿望很强烈，最后，刘伟没有得到家庭的支持，没有去成，赵刚没有去成，但赵刚所在工厂的四个青年去了。这四个人中，有一位刚到了澳大利亚，因为水土不服闹肚子，在澳洲怎么也治不好，只好回国医治，于是，四千美金打了水漂。另外两位坚持了一年多，也没有坚持住，回来了。只有一位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先是打工，有了自己的积累，娶了澳大利亚媳妇，有了自己的农场，但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孤注一掷卖掉房产去澳洲，如果出国一事无成地回来，房子没了，工作没了，在亲友面前如何抬头？

在刊授大学邯郸面授班范围内，我是第一个获得大学文凭者。我的文凭不是山西刊授大学发的，而是河北大学函授院发的。赵刚和刘伟不服，在刊授大学邯郸面授班解散后，用了两年的时间参加自学考试，因为他们有在山西刊授大学学习的底子，一门一门地考，用了两年的时间，也终于获得了文凭。从刘伟的口中知道，除了他俩，还有彭建军等十几位刊大同学也取得了大专文凭。取得了文凭又怎样呢？当时已经没有了“转干”的机会，文凭只是一种文化素质的标志。凭着这张文凭，赵刚考进了邯郸地区电视台，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我也考进了邯郸日报社，但是单位领导不放我走，我就依然留在机关，因为我是单位的“人才”。

赵刚在电视台干了一年半，就干不住了，来找我，怂恿我和他一起去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深圳发展。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先锋理念，而在内地，我们还抱着“金钱就是铜臭”的陈腐观念。在刊授大学邯郸面授班，赵刚比我小四岁，他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快，又敢于付诸实施。我对赵刚说：“你在电视台学有特长，会采访，会摄影，玩得转摄像机，我去深圳能干什么呢？”于是，赵刚在单位办了一个“停薪留职”的手续，就去深圳闯荡去了，他走在前面，做了孤雁。赵刚先在深圳的一家电视台当记者，搞采访，后来炒股，搞健身器材独家经营，搞远程医学治疗，搞电视购物等，可以说搞得热火朝天。刘伟从邯钢调到了石家庄机械厂，又从该厂主动办了下岗手续，回到邯郸，办了邯郸的第一家婚介所，一个办公室，一部电话，就把这个婚介搞得红红火火，后来，生意扩大到了二手房买卖，生意就更红火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大地生机勃勃，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总的来说，当时的风头是从“文凭热”转移到了“经商热”。刊授大学邯郸面授班班委会的几个同学，刘伟和赵刚是经商的成功者，班委会管理财务的王静也辞掉了在飞轮厂的工作，先是开了一家小饭馆，后来又经营舞场，也是成功者。有了学历再去经商，考虑问题比较周全，办事成功的把握性就更大了一些。

时间到了1995年，我所在的机关要进行人员分流，提倡机关干部下海经商。单位宣传部有一位同事，一直从事广告经营，是机关的第一位下海者和成功者。既然单位号召，我就大胆去应聘，先后应聘过娃哈哈集团、石家庄汽车联装厂，均没有被选用。回邯郸后，和一位邻居合股搞起了保健品店，获得了小成功，挣了一点小钱。1996年，单位的分流工作告一段落，我就退股，一年多的“经商生涯”告一段落。回到单位后，升职为副科长，就对冒险经商更无兴趣了。

现在反思起来，在90年代的两个“热潮”中，求学热是凝聚人的，我们刊大的同学们至少每周要在二轻局大礼堂聚会两三次，在一起学习，讨论书本的知识；但经商就不一样了，人一旦上了这个道，就要为商机疲于奔命。那些年，同学们各忙各的，连春节都没有时间聚会；偶尔在街头见面，说的依然是生意经。几年前的苦学，好像是昨夜星辰了。生活啊，真的能捉弄人，把一群一心求学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专心追求利润的金钱追求者。

去年，我去港澳旅游，在深圳湖口海关附近一家牙科医院里，见到了赵刚。当年的英俊小伙子，如今也是半老头了，他的经商之旅，虽然偶然小败，从整体上，还是成功的。赵刚在深圳买了车，买了房，日子过得比较潇洒。老同学相见，分外亲热，赵刚请我到一家酒店吃广州的粤菜，两杯酒下肚，打开了话匣子，当他知道我依然还写什么散文、文学评论，感到非常惊异，好像我是外星人。

（本文选自《九十年代回忆录》，向度文化出品/团结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王克楠，1956年出生于内蒙古，1958年落户河北邯郸，1973年辍学务工，1975年由街道居委会招工到邯郸軸承厂当磨工，1978年以后参加过四次高考，1991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函授，次年转干，1989年调邯郸市机械电子工业局工作，期间有驻厂作组、包村干部、下海经商之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