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一九五三｜乖张、怪戾、才华超群的麦克阿瑟（下）

麦克阿瑟当然不是一名稀松寻常的战地将军。1950年麦克阿瑟70岁，这位美国陆军的高级将领是美国军队所造就的最令人恼怒的复杂人物，他融恺撒大帝和卡利古拉皇帝于一身，游走于才华超群与乖张怪戾一线之间。“麦克阿瑟亮丽耀眼的戏剧性表现（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说：“他本可以成为又一个约翰·巴里摩尔。”）使他周边的人要么对他阿谀奉承，要么轻蔑不屑。他那无比庞大的自我意识不允许有任何暗示，指出他在任何事情上、任何时候会有什么差错。他救世主般的滔滔雄辩折服了怀疑者，使之追随他并落入他的股掌。他因勇敢而荣获13枚勋章（包括1枚荣誉勋章）。他似乎有时在故意嘲笑死神，或者相反地，他有着一种长生不死的感觉，觉得可以暴露于敌人炮火之前而安然无恙。（尽管如此，在他曾指挥的太平洋战区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却嘲笑他是“钻地洞的道格”—一个不在其位的司令官，他的出现只是为了摄影师，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战斗。这个绰号有失公允。）但是对于美国陆军而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位大明星，他荣获过各种荣誉，荣任过从西点军校优等生到参谋长的各种高位。从1945年到1951年，在太平洋战争获胜之后，麦克阿瑟作为总督，把支离破碎的日本重建成一个民主国家。麦克阿瑟对他在日本的责任如此一往情深（他是这么说的），他甚至在战后都没有回到美国去接受传统的英雄凯旋仪式。他已经13年未回故土，但是没关系，他依然坚守其位。因此，在美国公众眼中他像是一个近乎神话中的人物，他的本尊真容因为他的遥不可及而被放大了。

然而，在麦克阿瑟自负和刚毅的表层之下，是一团深不可测的自我怀疑和自虐。令麦克阿瑟不得安宁的是他那过于溺爱他的母亲萍姬·麦克阿瑟，所有的证据都明确证明她之愚不可及。她认为她丈夫，一位内战时的将军和英雄，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尽管他曾荣获包括荣誉勋章在内的诸多褒奖）。多年来她代表丈夫一直跟陆军军方纠缠不清，直至那可怜的家伙去世。然后她将情感转移到“小道格拉斯”身上，先是帮他赢得任命，进入西点军校，然后跟着他去了西点（她就居住在校园内的泰耶酒店里，他的宿舍就在她的视野之内）。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她都在骚扰和刺激他取得“更大成就”，她向高级官员写信敦促给他提升晋级，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从一个无聊的职务到另一个职务。20世纪20年代，麦克阿瑟有一次试图摆脱她，他娶了一位身材苗条的咖啡馆社交圈子里的离婚女子，这位女子几乎成功地劝说麦克阿瑟离开军队投身银行界。麦克阿瑟的母亲拒绝出席他们的婚礼。当八卦专栏作家们报道麦克阿瑟的妻子在他身居海外之时，继续着她寻欢作乐的社交生活（跟其他男人），麦克阿瑟急忙去了离婚法庭。

这是在1929年，这一幕刺痛了麦克阿瑟。只是因为新闻品位和《诽谤法》的缘故，这位备受渲染的将军才未被公开披露是一个戴绿帽子和被抛弃的丈夫，一位司令官如果不能齐家又如何能带兵？对他的傲慢的另一个打击是在1932年。当时麦克阿瑟披挂全套作战服，指挥部队和坦克向那些穷愁潦倒的退伍军人开进。退伍军人们聚集在华盛顿讨要他们的退伍补偿金，麦克阿瑟奉命把他们驱赶出令人可怜的宿营地。麦克阿瑟觉得这个任务很讨厌，但是他遵命执行。他被媒体嘲笑为一名流氓打手，去痛打那些他在法国曾经指挥过的袍泽弟兄。

为此，麦克阿瑟退居江湖之外。作为陆军参谋长，他在华盛顿波托马克河对岸绿树成荫的弗吉尼亚乡间的梅耶堡有一处优雅的居所。但是现在麦克阿瑟渴望私密空间，而不是军方职务这种金鱼缸式的生活。他脑子里想着一些特别的乐子。

在一个可堪信任的副官托马斯·杰弗逊·戴维斯中校的安排下，他在华盛顿西北区的卡罗拉玛路租了一套公寓，只有少数几位密友知道这个隐居之地。麦克阿瑟在这里招待一批又一批的妓女，有时候一次两三名甚至四名，不过他只是作为一个尽情欣赏、高高在上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性伙伴。戴维斯在他有关与麦克阿瑟共事的日子的回忆录中说：

他认为的欢乐时光就是把她们带进来共度夜晚。他从来没有搞她们，他只是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让那些女孩子赞叹他是如何伟大的人。

他也有一种施虐狂的倾向。我们会去巴尔的摩的一所妓院，麦克阿瑟会挑选一名出众的妓女，对她十分善待—带她去晚餐、吟诗诵文、给她买花，总之把她捧到昏昏然，对他神迷心醉。而她第一次说出一些施加压力的话语、似乎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永久性的东西时，他就会斥责她不过是一个“小妓女”，然后扬长而去。在驱车回华盛顿的路上，他还会嘲笑她。

麦克阿瑟的另一种怪癖则是十分严重了。很多个夜晚，他把戴维斯叫到起居室。他坐着，手里拿着一把上膛的左轮手枪，讲述着做一个美国最杰出的士兵的难言之苦。在同僚军官和美国公众眼中，他是美国军队的一代骄子，但是他当真对得起这些表彰吗？在天亮之前几小时，麦克阿瑟会沮丧地宣称他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英雄，只是因为他母亲的坚持，他才成为一个“集光荣的阿波罗、罗兰和乔治·华盛顿于一身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将军，都被高估了。他害怕在生命的某一个顶点将面对一个他不能跨越的考验，然后就是失败。但是，由他自己选择时间和方式的死亡—说到这里他有时会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将使他免受失败的耻辱，给他带来心灵的安宁。

戴维斯的角色是好言相劝，请麦克阿瑟把手枪放下，并说他是一位如此宝贵的战士，国家不能没有他。麦克阿瑟则会继续说，他能在这样一位好友的陪伴下死去，备感“舒畅宽慰”，但是他同意放下枪。在20世纪30年代，他一直在不断重演这一幕。

仅有一次戴维斯没有说对他的台词，当时这两位军官正在一列穿越美国南部开往华盛顿的火车上。麦克阿瑟猛敲戴维斯包间的房门，他又一次拿着手枪。“我们快要到我父亲获得荣誉勋章的地方了，”麦克阿瑟告诉戴维斯，“我在陆军、我在生活中，该做的都做了，我的参谋长任期也到点了。等我们经过田纳西河大桥的时候，我要从火车上跳下去。这是我生命终结的地方，戴维斯。”

“将军，”戴维斯回答道，“那请你快一点完事，我好回去接着睡觉。”

麦克阿瑟摔上了包间的门。第二天早晨，他为“情绪过于激动”道了歉。此后不久，他的老妈萍姬·麦克阿瑟去世了，戴维斯再也没有听到过他要自杀的威胁了。

但是，戴维斯中校见过的那些奇特场景跟朝鲜战争时期颇为相关，麦克阿瑟在这场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上，也展现了他个性的一些怪异之处。读了战争时期他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数十份电报—其中大部分以前均未公开过—人们就可以感到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人：他希望把战场上的每一个胜利都归功于自己，失败却都没有他的过错；他发出的每份电报都带有附加条件，“给我提供我所要的东西，否则后果（指美军的伤亡）由你们承担”。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档案对麦克阿瑟的行为做出了一种更加击中要害的解释：1950年11月和12月，当中国人突然入朝几乎把他的军队赶出朝鲜时，他丧失的不是理智，而是胆量，军方的一代骄子在他一直害怕的公开的失败边缘吓坏了。

麦克阿瑟的反应是拼命为自己开脱。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把战争急剧升级，包括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他想沿鸭绿江南岸即北朝鲜和中国“满洲”的边界设置一道“放射性废物带”。在私下谈话中，他还说到更加实质性的东西：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如果这些袭击导致了同俄国的战争，那就去打好了。麦克阿瑟不想打亚洲的地面战争；因为同中国的人海大军的一次交锋已经给了他必要的教训。但是，如果真的是苏联人挑起了朝鲜战争（美国情报界和外交界都一致这么看），那么苏联人就应当付出代价。对麦克阿瑟来说很不幸的是（我们将会看到），他把这些见解透露给了驻东京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外交官，这些外交官一如既往地向本国政府做了汇报。美国国家安全局按常规对这类外交电报进行了截听破译，并立即送给了杜鲁门。麦克阿瑟曾因在公开言论中批评政府的亚洲政策，已经同总统发生龃龉；再加上现在更为严重的叛逆行为的直接证据，麦克阿瑟在一周之内就被杜鲁门罢了官（固然出于安全和外交礼貌，杜鲁门不能提及国家安全局的截听之事）。“麦克阿瑟被解职”是当代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对美国公众来说是一个令人痛苦和困惑的插曲，这一插曲破坏了美国全国的团结，致使两年之内都未能实现和平。

然而麦克阿瑟离职时毫无悔意，他坚信自己并未做过任何超越职业军人界限的事情。他还向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将军透露说，可能是杜鲁门总统精神上的疾病造成其解除了他的职务。麦克阿瑟是在被解职的第二天跟李奇微谈话的，他宣称从一位“杰出的医学人士”那里得知，杜鲁门患有一种名为“恶性高血压症”的疾病。麦克阿瑟接着说，这种痛苦病症的“特征是头脑的迷惑和混乱”。麦克阿瑟指责杜鲁门脾气火暴，比如杜鲁门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位音乐评论家写了一封卑鄙肮脏的信，因为此人批评了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举办的一场音乐会。（李奇微听了麦克阿瑟所言，明白了患有精神毛病的人并不是总统。）

战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欺诈行为，朝鲜战争自然也有许多隐秘。在创作本书历时四年的研究过程中，许多机密已大白于天下。对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是瑕瑜互见、媸妍并存的：

 —新生的中央情报局有幸适逢战争时期进行实地活动，策划出各种鬼点子来折磨中国人。其中一项行动是在公海劫持一条开往中国的医院船，当时正是一场传染病放倒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之时。这条船挂的是挪威国旗，挪威长期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挪威人有所不知的是，那些在台湾北边捕获了这条船的“中国海盗”，正是由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雇佣和指挥的。

 —在美国考虑放弃这场战争的沮丧关头，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应急计划，把韩国政府和军队（包括家属60万人）重新安置到在美国萨摩亚群岛上建立的所谓“新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说，那里气候适宜耕作，岛上大多数地方无人居住，韩国人“可能”会适应这个新环境的。然而，该计划从未同任何韩国官员商量过，“因为怕引起公众的不满情绪”。

 —尽管杜鲁门总统经常公开保证不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但是在1950年12月，未装配好的原子弹被悄悄地运到了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美国航空母舰上。美国飞机还对北朝鲜首都平壤进行了模拟核袭击，作为打原子战争的应急计划的一部分。

 —从杜鲁门的日记中可以看出，私下的他更加好斗，他日记中那些愤怒的潦草字迹，读来就像报社收到的那些疯子邮件。1952年1月，杜鲁门对北朝鲜人和中国人在停战谈判中的不妥协态度大为恼火，他写道：

跟共产党政府打交道，就好像一位正人君子试图跟一个赌博大王或者一个帮派头目做交易。我认为，现在的正确办法应是一项限期10天的最后通牒，告诉莫斯科，我们准备封锁从朝鲜边界到印度支那的中国海岸，我们准备用各种手段摧毁“满洲”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包括潜艇基地。如果还有进一步的干涉，我们将在必要时摧毁任何港口或城市，以实现我们的和平目标。

杜鲁门意识到了可能产生的后果：

这就意味着全面战争。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圣彼得堡（1952年叫列宁格勒）、沈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北京、上海、旅顺、大连、敖德萨、斯大林格勒以及中国和苏联的每个制造厂都将被毁灭。这是苏联政府决定其是否愿意生存的最后机会。

五个月之后，杜鲁门又一次盛怒了，他旧话重提。这一次，他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对方无须回答的问题：“现在，你们是愿意结束在朝鲜的行动，还是准备让中国和西伯利亚被摧毁？两者随你们选择，非此即彼……要么接受我们公正合理的建议，要么就被彻底摧毁。”尽管杜鲁门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实施这些个人想法，但这些想法却显露了他关于部署使用核武器的内心世界。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使用核武器已接近于现实。1953年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如果共产党不接受合情合理的和平条件时必须采取的行动。委员会决定了“针对中国和‘满洲’”采取空中和海上行动，其中包括“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这项重大升级行动将以海上封锁中国港口为开端，然后逐渐扩大到核轰炸，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响”。受到美国此种意图的转弯抹角的警告，中国人很快就决定结束战争，一项停战协定在一个月之内就签订了。

这场“苦涩的小战争”—再次借用艾夫里尔·哈里曼的话来说—几乎变成了美国的核战争。1953年7月，根据停战协定，战争结束了，朝鲜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目前，在将近30年后，两个朝鲜的代表们（美国军官陪伴着韩国人），每一个月左右会在一个中立地区举行一次形式上的会晤。表面上的理由是为和平寻求共同的基础，实际上双方什么也不说，除了偶尔会有一些相互指责外。金日成时常会发表一些强硬的声明，表示他企图以武力收复南朝鲜，就像他在1950年试图所为的那样。南朝鲜则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更换独裁者、总统和政治强人，他们监禁不同政见者，对于任何提及与北朝鲜和解的说法都嗤之以鼻。大约4万名美国士兵仍在那里服役，作为针对北朝鲜任何进犯的一种警戒防务。美国新一代士兵时时发问：“我在世界上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干什么？”这也正是从1950年6月战争开始以来，许多美国人所问的问题。

（节选自《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引言，[美]约瑟夫·古尔登著，于滨、谈锋、蒋伟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9月第一版，整理/熊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