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歌声中藏着一个真实的底层中国

段玉不断随工作变动而搬家，每次都疲惫不已，感觉被房东被工作追赶。处处无家，处处是家，居无定所。有时像逃亡，没有地方去就只能流浪。哪怕是临时的小小的固定居所，也能遮风挡雨。但一切显得虚幻。

段玉写下《搬家》：“低矮破旧的出租房是我临时的帐房，墙壁上大大的拆字像时刻监视我的工长，无时无刻地提醒着，我即将流浪。不是梦中的橄榄树，是生活无奈的方向。”

2007年下半年，段玉到“社区姐妹行”公益组织工作，为社区女保安、小时工、保姆、电梯工等女工服务。那是她第一次开始深入地从帮助女性伙伴的角度来思考公益。那是个中产阶层小区，当时办公室在地下室，旁边有个小房子，段玉就跟两三个姐妹住在一起。

“志愿者工作本身工资就少，800元，若不提供住，就没法活了。”虽然住的地方差一点，但至少也节省了两三百元的房租。“我们都是走同一栋楼，人家是上去，我是下去，从心理上感觉就矮人一等。”

段玉在其中住了半年，走廊很深，潮湿不见天日，灯光昏暗，水从旁边流出，弥漫着衣服发霉等各种奇怪的味道。地下室里居住着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的打工者，做小生意的、家政的、服务生等等。共用卫生间，水龙头。白天大家出去干活，晚上就回到这个城市里唯一可以栖息的地方，度过一年又一年。每年回家，离开首都中心，回到边缘之地，乡亲们似乎“荣归故里”，但其实，他们在北京所栖身之地同样边缘。

段玉感觉没有什么希望，想着难道以后就这样过吗？又没有朋友可说，不知以后应该怎么办。“我想应该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都应该有的这样一段时间吧。”在苦闷中，女孩写下歌曲《地下室》：

当太阳跳跃着跳出地平线时，我却看不见那绯红的朝霞，

当我想要抬头仰望星空时，却只能看见昏黄摇曳的灯。

//泛黄的墙壁掉落着岁月的尘埃，墙角的蜘蛛网落满岁月的痕迹。

不知是怎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每一次我是否都是在梦中醒来，看见蓝蓝的天。

//曲曲折折向远处延伸黑暗的走廊，象是让人摸不到尽头的迷宫。

在弥漫着奇怪味道的迷宫里，眩晕的寻找着通向阳光的彼岸。

//生活是从衣服上滑落流水的滴答声，是从远方传来亲人的问候声。

就这样迷迷糊糊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依然躲在潮湿的角落里打转，看见蓝蓝的天。

在地下室住的人们很少与其他人打交道，就算走路也几乎都低着头，很少与人有目光的接触，段玉也一样。当时女孩想做一下地下室的宣传，她会敲每个地下室的门。但大家在那种封闭的空间里，很不愿意交流，大多数是沉默的，悄无声息的。“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压抑的地方。”

也有接受的，一次段玉在门外，听到一个韩剧，敲开门，那个女孩就问干什么啊。段玉与她说是公益机构，会举办一些文艺等活动，看她是否有时间。她就接受了探访。因为望京那边韩国人挺多的，要是会韩语，就会很有帮忙，很有发展。她就学韩语，对生活还是很有目标。

在地下室，段玉每天接触一些打工姐妹，当时接触到一个新的工种叫“电梯司机”，印象深刻。在这个中产阶层小区中，“电梯工”是完善物业服务的一个特殊职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工种？最初段玉很奇怪。

后来接触到，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业主，因为有些业主不敢自己坐电梯。700到800元一个月，有白班晚班，24小时都有人。当时接触到的电梯工都是17、18岁的小姑娘，基本都是刚刚从老家来到北京，“青春的年纪就消失在这上上下下的电梯中。”

这么好一个年龄，却在那么狭小封闭的空间里给人家开电梯，每天呆十几个小时。段玉觉得“挺可惜，很多人，这个年龄，都用来学习。”经常还有业主抱怨开电梯慢了或快了啊。每天进出电梯有来往不断的人，唯一不变的就是电梯工那单调反复的动作。“其实她们也是爱美的小姑娘，她们也有对生活的向往。”段玉写下《电梯姑娘》，描写了姑娘的工作与生活：

电梯上上下下的运行着

乘坐电梯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她的周围是一些高大的男人女人

我看不见电梯姑娘也感受不到她的气息

//狭小拥挤的空间被陌生的气息充塞着

你已经不知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春秋

也许这是个可以躲避风雨的港口

但同时也是一个让人遗忘的角落

//青春就消失在这上上下下的锁链中

我看不见飞鸟也看不见天空

在分不清白天和夜晚的空间里

我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太阳

//站在空空荡荡的电梯里

双腿已不知不觉肿胀麻痹

此时我多么希望拥有一把椅子

能够让我获得短暂的喘息和休息

//头发在灯光下发着紫红色的光

姐妹们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

我也希望能够穿上美丽的衣裳

但是我只能站在这里让它擦肩而过

//光滑的四壁依旧被擦得明亮

我看得见的是陌生和冷漠的眼光

我们也有着一样喜欢唱的那首歌

我们也有着一样的苦恼一样的哀伤

2008年段玉认识了名字叫金凤的女孩，她在工厂工作过两年。段玉对她说，你把自己的故事说一下，我帮你写首歌。当时还有其他姐妹，她们说，很多人都叫我们为打工妹，但这个词是别人给我们的，难道就因为我们从事着底层的工作和来自外地就这样称呼吗？

我们都有自己的名字，并不是别人给的一个标签。“我们要呼唤那个被隐藏起来的自己。”“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我的名字叫金凤》）

在不少场合，她们也不敢说话，不然别人会提示或笑话你是外地人。可能穿着比较土气，会觉得去不了大型商场超市，担心别人异样的眼神。

“有什么特别让人气愤、难受或触动的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事例吗？”

段玉说，并没有特别的攻击性很强的事例，让人难受的或许是那种普遍存在的一种氛围。“我也不知是为什么，比如你是家政工去一个别人家，就会有一些不平等的东西，比如说别人对你的语气，好像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别人好像也是好意，但听起来就感觉很不公平。别人家很宽敞明亮，但你却是要去那里干活的，要看人家眼色。自己呢，就得住在地下室，那么阴暗潮湿狭小的地方。”

在陌生的地方，没有什么关系，会感觉无助和自卑，比较敏感。有时别人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举动，弱势者也会感觉受歧视。段玉承认，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有时确实就是歧视，比如说电梯工，十几个小时在里面，难免无聊乏味，就会看看手机什么的，有的人看到，就非常不高兴。比如家政工，让她们吃剩饭，不停的干活；已经有了健康证，但每次来都得抽血验血。“比较赤裸裸的歧视。”

这里不是我的家乡，这里夏天没有闪烁的萤光。这里不是我的家乡，这里秋天没有金黄的稻香。 

哦！打工的人儿，漂泊的心，是什么让你把故土收进行囊，是什么让你把思念藏在心房。

哦！打工的人儿，麻木的心，是否你已把嘲笑当做生活习惯，是否你已把冷眼当成家常。

家乡家乡，我们都知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因此让我们更加地思念家乡，但是为什么你不想一想，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何时才能成为我们的家乡？哈哈，你别闹了，别闹了，你永远买不起房，不知道何时才能等到廉租房，除非你找一个本地的情郎，或者是本地的丈母娘！

2011年离开北京到苏州后，段玉和姐妹们根据一首诗歌集体创作了《这里不是我的家乡》。段玉到苏州工友家园做一名志愿者，组织工友们创作歌曲和话剧等。其中也有感情的原因，之前在北京夜校当培训老师，段玉认识了一位青年，青年到南方发展，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

“一个人坐火车走的，晚上卧铺到上海，再汽车转到浙江海盐。东西不多，很多东西之前已寄过去。是奔向一个新世界吧，也会舍不得，毕竟那么多年在这里，有朋友。做出这个决定其实挺难的，之前考虑很久，与当初离开幼儿园时一样。我会设想，我到五十岁时会怎样，就觉得这种生活很没意思。”段玉回忆起当初离开北京的情形。

问及社会保障，福利之类。段玉说一直没享受过。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正规的工作，一直跳来跳去。除了幼儿园和公益，她做过汽车和玩具销售，夜校老师，文员等工作。极少有工资超过1000元的。也有工作过一两年的，但人家没给上。

家常菜馆之类的小店，是当初段玉常去吃饭的地方，“没有条件自己做饭，快餐、盖饭啊，一般10几元，吃饱了就行，难道还吃大餐？”在大城市，看到高楼大厦，看到别人开着车，尽管生存艰难，但她坦言并没觉得有多委屈。

“当不满意时，我就试着去改变。喜欢做的事，就不会在意。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离开北京的原因，因为我感觉不到有什么希望或改变。”但她没想过一定要出人头地，认为那是传统思想，给人枷锁太多。

在北京这么些年，人越来越多，自己淹没在人群中，感觉找不到自己，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如果我没有很好的发展，我就好好过生活，但当时我的生活也一团糟。回老家吧，又觉得融不进去，从同学身上就可看到，就是结婚生孩子带孩子，没什么希望。小城市的人，那种（势利）是明着来的，比如说谁谁通过什么又赚了多少钱，谁谁又嫁了个好老公，谁家又出什么事了，反正就家长里短，没什么追求。”对比而言，北京这边人虽然也势利，但还是会让人有梦想，尽管渺茫。

下班后或周末，能去的地方，也没多少。看电影发现电影票很贵，逛商场发现没有一样便宜的东西。自己工资又那么低，什么都买不起，好在没什么攀比心理，不会去一些奢侈品的地方。段玉回忆，当时朋友就那么几个，偶尔相聚，也会去唱歌。吃饭的话，两个人，消费不会超过两百元，三四个人，不会超过三四百元。

段玉也想过长期留在北京，若有一间房子多好，即使是特别小的，也感觉稳定，不会想着今天住哪明天住哪。但她从不关心楼市，也没去看过房子，更不知购房所需的条件，她并不符合。“只是想想而已，根本不可能实现。”

有的时候，几个姐妹挤在一个地下室里，想着要是有一间大点的房子，多好。在北京这些年，她从没一个人住过一个房子。有时，需要个人空间时，她会试着去找一个房间，弹琴或写东西。段玉也曾幻想，要是混得好，我就在北京安家了。“比如遇到个有钱的人，这种虚幻的想象。”

北京那些年，段玉一直在迷茫，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特别是最初两三年，很悲观，对工作，对未来。觉得自己是一个老人，满身疲惫。但她还是一直在坚持，像音乐，女工公益。

段玉坦言，“其实我想过一个问题，有一天我死了，会留下什么东西？其实什么都留不下，就那么几首歌。好吧，为了那几首歌，得坚持下去。”

段玉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也在冬天出生，对雪有特别的情感，从小就喜欢在雪地里玩耍，抓一把雪扬撒是小时候经常做的一件趣事。“小的时候也会吃雪啊，一开始会冻手，但玩了一段时间，雪就会发热。”当她离开家乡来到北京闯荡，就再也没有像小时候那样与雪共舞。

2009年冬天她认识了一个女孩叫范雪琴，是一个南方人，正好在外面，正好下雪了。范雪琴从来没有看到过漫天飞舞的雪，非常的兴奋。段玉鼓励她把自己看到雪的感受写下来，随后把她的日记修改成歌曲《我在北方看了一场雪》。

段玉总能将别人的故事与自己的故事和感受结合起来，将自然与自己生命结合起来。“唱着我们的歌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我们两个在雪地里奔跑欢笑。”

天空阴郁像蒙上一层薄雾，这阴郁的天空就像是我那前方的路。

忽然我感到有什么落到我的脸上，我惊奇的发现眼前已是一片白茫茫。

我在北方看了一场雪，雪花飘飘飘不到我的家乡。

我在北方看了一场雪，雪花飘飘我不知飘到何方。

我在北方看了一场雪，我在雪中独自歌唱。

2009年下半年，段玉接触了一个女工公益组织叫“木兰花开”。业余时间，去带文艺队，教大家弹琴唱歌。期间集体创作了一首代表女工的歌《木兰花开》，“远离家乡的木兰花满天飘，飘落在哪就在那生根发芽，在茫茫人海中奔波忙碌，挥洒着我们的青春和汗水。”

同样是漂泊的形象，没有家。段玉认为木兰花象征着女性的坚韧与顽强，凝聚着姐妹在外漂泊的故事与向往，“我们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女性也是一份力量。”

对于打工者，段玉将之分为好多种，有些是最普通、最基层的，干的活最脏最累，一般被称作“隐性的”，如保洁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会关注到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发出声音。” 

段玉很喜欢中国最早一批打工诗人写的打工诗歌集，她一直在创作着诗歌或歌曲，试图表达她眼中的底层中国。

作为一名同样处于无声底层的打工者，段玉用她独有的视角观察着她沉默的兄弟姐妹。她的歌声，大多平静诉说，偶尔有着一些呐喊。初期在北京，她有一段时间喜欢摇滚，觉得挺能表达人的情绪，比如压抑啊，挺容易释放的，后来觉得挺躁，觉得不一定非要用很躁的、很直接的方式表达出一种力量，也可以用一种柔软的方式表达出来。

创作和演唱的所有歌曲，段玉都能背出歌词。仔细聆听，这些歌曲几乎都有一种被遗弃的边缘感，丧失自由的无力感，灰暗的底色，压抑的空间。一如看不见天空分不清白天或夜晚的地下室或电梯。

生活在地下，不止是居住地，还有现实的处境、权利和心理上的卑微。但因着热爱与执着，这没有土地的村庄，丧失家园的大地，依然深藏着明朗与温暖。在段玉歌声中，我们可能会倾听到各个角度的底层中国。

段玉觉得，现在大多歌手并不为人数众多的劳动者歌唱。“比如说打工者的歌曲，似乎没有太多的力量与声音，被主流的流行歌曲掩盖了。”她曾遇到有些工友会写歌，但写出来和流行歌曲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与他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比如一个工友写的，歌名叫什么舞蹈，就是怎么翩翩起舞啊，多美丽啊。这种风格的，就是不生活化，听了太多流行歌曲之后，臆想到的这种。因为他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可写的，就做做美梦。”

段玉说自己曾是在一线工作的工人，也是一个外地人，希望在一个城市里生活得更好，一定要去争取，一定要有一些话语权，所以她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为他人争取权利，同时也是为自己。

外来女工或底层工人，比较重要的权利有哪些呢？段玉首先说休息的权利。“每天她们工作13、14个小时，白天上完，就是晚班，不停的倒班，只拿那么一点点工资。还有工厂应该承担一部分精神文化，不要完全把人当作机器。

比如说‘上四休二’的制度，表面看起来挺好的。实际上两天白班，两天夜班，然后休息两天。仔细算来的话，上夜班之后，有一个白班是用来睡觉的，实际休息只有一天。没有周六周日之分，比正常的“上五休二”要上更多班，也没有周六日加班费。”

还有正式工与派遣工，待遇不一样，但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而且派遣工可能比正式工做得更多，为什么收入更低？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源，段玉也说不清，好像就是工厂里的规定，资方与工人之间是不平衡的，厂方一方说了算。工会都是老总的亲戚朋友，形存实亡，逢年过节还跟老板吃饭，怎么可能为工人说话啊。

段玉说，自己只能用擅长的文艺将它唱出来。比如说写一些跟工友工作与生活相关的歌曲，希望可以团结大家，引起关注。“其他的，我也不能做太多。我也不能直接跟老板谈判，没有那么多法律等专业知识，让其他专业的人去做吧。”

去年在苏州工人文化馆，馆里领导看了段玉她们的演出，觉得特别好，说比较接地气。“之前他们看过不少演出，都是阳光明媚，星光灿烂，唱美声唱民族唱和谐，都是很主流的歌曲。看到我们自己编排的，虽然比较粗糙，但很符合真正的工人生活。”

前些时间，段玉和工友们一起创作了《朋友一起来唱歌》与《我是女孩》，前者获得广大工友的好评，后者受到广大男工的不屑，认为不好听。因为后者是从女性角度来写的，有个女孩，一开始他们家想要一个男孩，所以一出生就受到歧视，没读多少书就出来打工，充当廉价劳动力。

难道我是女孩，就要从学校离开？难道我是女孩，就要受不公平的对待？一个女生写的，后来大家针对这个歌词进行了一些讨论，觉得都还可以。有些女工听了就想哭，因为她们就是这样的，但是男工觉得我们一样受压迫啊。

创作的歌曲，如何保证这是工人自己的心声，而不只是创作者以为的心声？段玉会在大街上招募组织工友，让参与者分成小组，让他们自己交流和创作。

段玉认为，能够打动自己，相信也能打动一些人。但个别电梯姑娘听过《电梯姑娘》，没什么感触。“有时身在其中不一定感受到。另外，若不熟的话，是不会轻易将内心的痛苦表现出来的。”

“有些人说，要写出底层的东西，要代言。段玉说，“我代言不了，我觉得只是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触动了我，我就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