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法国大革命前的《百科全书》与……磨刀石

李公明

2018-09-06 14:2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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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仗剑寻书记》,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 著,李静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7月,473页,59.00元。
西班牙畅销书作家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的长篇小说《巴黎仗剑寻书记》(李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7月)是一部颇有现实政治意味的作品。“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夕,欧洲大陆沉浸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之中。为了给处于专制皇权统治下的西班牙带来光明与希望,西班牙皇家学院的两位院士,矮胖的图书管理员堂埃莫赫内斯和清瘦的海军上将堂佩德罗·萨拉特,接受同僚委托结伴前往巴黎寻找并争取秘密带回代表启蒙与进步的28卷本《百科全书》。在当时的西班牙,《百科全书》已被宗教法庭列入禁书名录,因此这段寻书之旅将注定充满凶险,而想要阻挠他们的不仅有强盗,还有西班牙皇家学院的某些同僚们。通过两位寻书人的视角,结合史实与想象,西班牙国民作家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将再现法国大变革时代风云诡谲、暗潮汹涌的历史全景。”(见该书封底语)这是故事的背景和梗概,用书中的一句话来说则更为直白:“蒙昧时期,好人千辛万苦,为同胞带来启蒙与进步……可有些人,却千方百计地阻挠。”(22页)当然,说“再现法国大变革时代风云诡谲、暗潮汹涌的历史全景”是夸张了,而毋宁说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再现了大革命前的法国与西班牙暗潮汹涌的社会心态与政治舆情,所折射的是在愚昧与启蒙、专制与革命、激进与改良等一系列关键议题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与真实心态。据作者称,除部分故事和人物为虚构,该小说基于真实事件、真实人物和真实场景,因而可以把它看作是历史文学的体裁。但是,作者在叙事手法上采用的是双重文本叙事——作为小说的故事文本与作者为构思、描述而进行的采访、研究文本——并进的方式,因此是文学叙事与历史研究叙事的双重视角同时敞开,读者可以自由穿行在两者之间。
谈到大革命前的百科全书的印刷、销售与官方的查禁等问题,当然会首先想起著名的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顾杭、叶桐译,三联书店,2005年)。达恩顿运用纳沙泰尔档案和当时信件资料,相当深入、细致地描绘出围绕着《百科全书》的印刷出版,在他笔下,可以清晰看到书商“如何对待作者,如何生产纸张,如何处理文稿,如何排版,如何印刷,如何装箱运输,如何讨好当局,如何计取警察,如何给销售商供货,以及如何满足1769到1789年间遍及欧洲各地的读者”,活生生的一幅启蒙运动史上的商业史与政治史交织的全息图景。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出版《百科全书》固然有政治风险,但同时也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总有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的商人,这种“政治—经济学”现象历久未衰。在雷维特的这部《巴黎仗剑寻书记》中也有相关的描述,而且还谈到了政府在商业利益面前的务实态度。那位逃亡法国的西班牙教士布林加斯说,在法国出版书是“赚钱买卖,惠及所有人的买卖,给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从作者到印刷商,从排字工人到经销商,他们都交税。这个买卖生钱,创造财富”。政府虽然明令禁止,但是“凡事都是相对的。绝对禁止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因此,国家虽然明令禁止,却允许买卖正常进行,不让肥水流到瑞士、英国、荷兰或普鲁士去……这才是法国真正富裕的原因:务实。当权者明白书既是威胁,又是财富,所以,他们会想法子变通”。(172页)更有意思的是,达恩顿指出围绕着《百科全书》这盘生意,商人们使出了各种残酷的手段,从盗版、自我开发各种版本到千方百计发展订购者,从合作投资到充满阴谋与背叛的合作崩盘,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幅紧紧依傍着思想风暴而行的商战全景图。
《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
雷维特的这部《寻书记》虽然以前往巴黎寻找、购买和带回整套首版《百科全书》为叙事主线,但是真正的关注焦点却不是《百科全书》这盘生意经,没有聚焦在购买过程中与书商发生的买卖关系中,而是通过百科全书的启蒙象征意义而展开新旧意识的冲突、思想舆情的探测和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等一系列政治性的论争过程。从启蒙与反启蒙到启蒙阵营内部,在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之间,从马德里到巴黎,各式人等在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的心态、言述构成一条非常突出的思想性脉络。如果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舆情指示器来比喻的话,有点像进入了18世纪晚期西班牙知识阶层的微信群与朋友圈,各种言论、思潮纷纷呈现。
《百科全书》作为外来的先进思想,无疑会招致专制统治者的恐惧与抵制。在所谓的开明专制中,统治者对于任何外来事物的态度都会首先从保护自己的权力和体制出发考虑,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引20世纪西班牙历史学家F·阿吉拉尔·皮尼亚尔在《开明专制主义时期的西班牙》中说的那句话:“对外来事物的接受,从教义上和政治上都会无比慎重。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保护数不清的特权和一些传统意识形态,新世界的曙光容不得它们。”(40页)相互勾搭、联手策划阻挠购进《百科全书》的两个院士,一个叫伊格鲁埃拉,他是“平庸的剧作家,蹩脚的诗人,却是极端保守的《文学审查官报》的编辑,拥有贵族、教会等最保守阶层的鼎力支持,坚守报纸阵地,猛烈抨击一切进步思潮和启蒙思想”;另一个叫胡斯托·桑切斯·特龙,写过启蒙主义的文章、享有思想前卫的名声,但却是属于那种自视甚高、总是抬高自己的沽名钓誉之徒。他们虽然在思想商、趣味上有很多不同,但是在反对购入《百科全书》这事上结成了联盟。
通过西班牙皇家学院全体同仁投票推选出来前往巴黎购买《百科全书》的两位院士是图书管理员堂埃莫赫内斯和退役海军上将堂佩德罗·萨拉特,前者更多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比较开明的卡洛斯三世和开明专制制度的逐步改善,坚决反对任何革命;后者则对于专制统治的本质有更清醒的认识,他们两人在踏上旅途之后就不断讨论专制与启蒙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堂埃莫赫内斯是启蒙思想的追随者,但是认为“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有若干中间阶段,出于个人信仰……并不希望国王倒台或宗教消亡”。而海军上将认为暮气沉沉、逆来顺受、不愿意自找麻烦的西班牙人永远长不大,“西班牙没有独树一帜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宗教无处不在,思想很难开花结果,根本无自由可言……对外来思想浅尝辄止,害怕引火烧身”。(70页)比较起来,海军上将对西班牙社会现状的认识也更为深刻一些,他看到人民的忧伤是因为“这个国家,官员受贿,法官贪婪,其余人遭殃”,而教会已经沦为邪恶政权统治人民的工具,而政府则不断颁布各种禁令,禁止民众聚会、不准人民议论朝政,而民众只会逆来顺受。但是,“不自由,哪儿来的繁荣?”(125页)作者安排两位学院院士在路途上不断交谈当然是有用意的,“我已经借两位人物之口,向不太熟悉情况的读者详细交代了故事背景:那些年,西班牙人民的生活不幸福,亟须实质性的改变,《百科全书》代表了启蒙与进步思想的最高成就,值得专程前往巴黎购买”。(138页)这就是前面说的两种叙述角度的并进。作者去拜访现任皇家学院院士堂格雷戈里奥,后者对18世纪晚期西班牙的思想分歧如是说:“分歧是一目了然的:一些人自信、热诚,相信教育和进步,坚信只有通过启蒙,民众才能幸福……另一些人冥顽不化,固步自封,无视现代和启蒙,仇视新生事物。骑墙派和机会主义者自然是见风使舵,摇摆不定……西班牙人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自相残杀的种子当年就在学院内外埋下了。”(19页)这是对围绕引进《百科全书》而斗争的两派人物的最好概括。
流亡法国的西班牙启蒙主义激进分子、后来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极端的雅各宾主义者的萨拉斯·布林加斯教士虽然不是书中叙述的核心,但是在我看来是书中形象最突出、思想性格最鲜明的人物,“从本质和精神意义上讲,布林加斯教士是诗人、革命者、檄文撰写者”。(151页)作者通过这个人物之口所表达的反抗专制主义的激进主义思想与心理状态很能反映出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行为的思想背景和嗜血残酷,但是在他那种极端激烈、狂热的话语中,却也无比尖锐地揭露了统治者冥顽不化、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也揭露出许多知识分子的软弱虚伪和民众普遍的麻木冷漠。关于什么是暴政?他在诗歌《暴政》中说:“谁让国王、教皇和统治者/ 成为法律的仲裁者,世界的法官?/ 谁给这帮臭气熏天的人/ 涂上肮脏污秽,亵渎神灵的圣油?”(151页)他指出“凡是公职人员,从国王到大臣,都惧怕人民受教育,更惧怕优秀作家手中的那支笔。每当这些人民英雄……控诉权贵们不知羞耻地干坏事时,坏人们的良心总要拧巴一下。于是就有了审查制度,非说有些文章是对当权者的人身攻击,必须筛掉。精华就这么没了,天才的文笔只能受制于庸才残忍的剪刀”。(200页)两杯酒下肚之后,他说:“暴风雨就要来了!”之后接着说,“法兰西各部委蛮不讲理,……逼民放血,缴纳苛捐杂税,之后中饱私囊,还让国家债台高筑……国家也该动一动,改一改了,自上而下地搅一搅,来一场血淋淋的革命。”这番话把图书管理员吓了一跳,纠正他说“没必要这么极端”,“来一场弘扬道德、弘扬爱国主义的革命就好。”布林加斯回答说:“先生,您太天真了。无论贵族还是教会,更不用说国王和王室,谁都没有那么高尚,愿意做一点点牺牲,把国家建设得更高尚。”至于人民,他认为大部分人民是白痴,因为他们还以为国王是好人,但是他们终究会醒悟过来,那时就会“来一场痛快的革命大屠杀。”他还说“虎狼之药必须下。”(181页)在他看来,“法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一样,放荡却没有自由,挥霍却没有财富,傲慢却没有勇气,屈辱地过着被奴役的穷日子……人民可以在咖啡馆和酒馆群情激昂,庆祝一千两百里之外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获得解放,却无法捍卫个人自由。一帮懒虫!得让人用针戳他们的屁股!”于是他说“得用耳光把他们扇醒。民众太愚钝,理解力差。得让他们不再尊重桎梏自己的当权者……让底层民众思想上受到震动,以被奴役为耻。”(204页)“暴君最好的盟友是顺民”,“民众可以寄希望于任何东西:物质进步或来世永生……我们这些操笔杆子的,其哲学使命在于向他们证明希望并不存在,逼他们直面自身绝望。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会揭竿而起,要公正,要复仇……”最后他说,“本世纪竖断头台、磨铡刀的时刻就要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印刷品是最好的磨刀石”。但是,他认为“咱们不幸的祖国,不是几本书就能唤醒的。这个既可怜又可悲的民族,非得闹出大动静,才会惊醒。……无论对世界还是对自身,西班牙都一无是处。”图书管理员埋怨他又要说什么“需要爆发一场革命”,他回答说“那当然,不靠革命,靠什么?……西班牙需要彻头彻尾的震动、惊天动地的碰撞、脱胎换骨的革命。想治好西班牙的无张力症,文明的方子不管用,只能用火烙烂疮。”他也很清楚的是,“革命不会诞生在举办沙龙、拥有启蒙思想的上流社会,也不会诞生在无知无识、甘心认命的底层社会;引发革命的人不会是没读过也永远不会去读《百科全书》的店主和手艺人……而会是印刷商和记者,会是我们这些能将哲学理论变成激昂文字的作家。革命会掀起无法遏制的暴力浪潮,革命会踢倒圣坛,推翻王位……”(205页)
他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和看法也是颇为独特的。他对“祖国”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哪儿有饭吃,哪儿就是我的祖国。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有纸、墨、笔”;“还要有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总之两个字:自由”。(171页)在谈到“自由”的时候,他说法国政府毁了许多文学家、思想家、印刷商和书商的生活。“然而,正因为有书的存在,国家无法将自由连根拔起。”由此可知专制统治者为何惧怕启蒙书籍的原因。关于民众的幸福与自由,他决断地把自由置于首位:“我不要民众幸福,……我要民众自由。有了自由,幸不幸福是他们自己的事。”(204页)今天肯定有很多人不会同意这种自由与幸福的观点,但我只听过“不自由,毋宁死”,而没有听过把幸福与生死相连的格言。
不知为什么,布林加斯这个形象和某些言论令我想起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平民知识分子巴札罗夫。屠格涅夫自己曾说从巴扎罗夫同巴威尔的论战中看到了“革命民主主义对贵族阶级的胜利”,另外又说巴扎罗夫“阴沉、野蛮、高大,半是泥土里长大的,刚强、凶狠、正直,但仍旧注定了要灭亡,因为他始终还站在未来的门口”。无论我对布林加斯这个历史人物的极端激进、狂热与嗜血多么不喜欢,我必须承认在他的偏激中也有很深刻的思想。而且,他在谈到失败与苟活、死亡与信仰的时候说的这三段话让我深深感动不已:“如果我看见幸存者,一定会想:他到底做了什么龌龊事,居然能把小命留住?如果我失败了,惟有忠于自己,不必苟活……”“黎明总会到来,新的一天总会到来,总会有人心怀感激地微闭双服,迎接第一缕阳光,享受光明的到来……可是,我们这些为光明努力过的人已经不在。我们要么丧生于黑夜,要么面对曙光时,早已遍体鳞伤,面色惨白,精疲力竭。”这时海军上将说,“亲爱的朋友,祝愿您能看见黎明的到来”。他回答说:“哦,不!只要祝愿我在坚持信仰的那一刻,好好去死,不背弃信仰……无愧于黎明。”(424页)第一段话说得非常残酷,是运动的幸存者在内心中最痛心的自我忏悔。我想起陈映真在1993年完成的纪实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中的那些藏匿在山里、看到党组织已经彻底瓦解、最后出来投案自首也无需出卖同志的地下党员,他们虽然没有做什么龌龊事,但是无法面对自己的信仰与过去的斗争,常常会在梦魇中惊醒,这真的就是苟活。第二、第三段话是关于信心、信仰与个人遭遇,也是一个让我们这代人难以释怀的“有生之年”的问题,布林加斯希望朋友祝愿他不背弃信仰、无愧于黎明,令人动容。加布林斯的最后结局是和罗伯斯庇尔一起走上雅各宾专政的断头台,面对铡刀,他留下的遗言是“你们都见鬼去吧!”。在这里,正好可以接上作者写在全书前面的约瑟夫·康拉德的那句话:“真理,信仰,一代人。他们走过,被遗忘,不被提起。除了少数相信真理,心怀信仰,或挚爱他们的人。”
最后应该回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与她的好朋友、西班牙历史学家卡门的一段对话,焦点是对18世纪后期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1759——1788年在位)的评价。卡门认为按照今天的标准,卡洛斯三世算不上有进步思想的国王,只是因为他有教养,身边大臣能干、思想前卫,所以他的行为才会经常与当年先进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但他属于那种想法很妙、顾虑很多的国王,反对势力乘虚而入。作者自己总结说:“有动机良好的国王,启蒙思想的大臣,但红线无处不在。”卡门则补充说,“敢于跨越天主教教义和传统君主制这两条红线的西班牙人屈指可数,想跨的人不少,但如我所说,敢跨的人不多。”(84页)斯言至矣!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李公明,一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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