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乡建谈 ‖ 何效义×刘建国：艺术介入乡村需遵循地方特质

【编前话】

2021年，《崖边》MOOK推出《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梳理中国六个典型的艺术乡建项目，共有12位作家、艺术家参与了讨论。他们都有体悟大地和人民、反思资本主义危机、生发中国本土文明的挚真。近期，我们摘发部分访谈内容，以“艺术乡建谈”归栏发布，以继续艺术乡建话题。

今天关注“安口窑复兴实践”。

刘建国是一位长期从事传统艺术的艺术家，年轻时选择了“北漂”。十多年之后，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自己真心想要的原初。五年前，他回到故乡，以复兴“安口窑”为总抓手，开展了一系列艺术乡建项目。

篆刻艺术家何效义对刘建国的实践做了深入采访。下面为访谈内容。

原安口陶瓷厂滞销瓷 

安口的失落，从丢掉“吃饭碗”一步步下坠

何效义：曾经的安口镇因给大半个甘肃的陇东、陇中一带生产百姓“吃饭碗”而辉煌，二十世纪后期随之而来的是安口瓷器的减产下滑和闭厂休业，但这里有着独特的民间和工业文化遗产，这跟你介入这里的乡建是不是有某种情感上的存在？

刘建国：在1997年左右，我第一次到安口，那时候因为我刚从学校毕业，我媳妇是安口人，就到安口来过。那时候安口已经属于滑坡的状态了，很多工厂，厂矿已经开始倒闭。后来我成家的时候，因为我媳妇在安口小学里面，我岳父只有这一个女儿，他的想法就是让我成家的时候，最好能到安口来办结婚的仪式。我们家因为有三个小孩，我父母那时候也都同意，最后我结婚的时候就是在安口这边结的婚。那时候的安口已经很萧条了，但是跟现在比，又过了20年，跟现在相比完全又不一样。所以对安口我实际上接触的时间也比较早，也跟我媳妇，我岳父母到安口生活，有情感方面的关系。后来到安口来的就很少，但是安口这个地方总有一种东西吸引着我。可能就是这种气质，这种复杂的，糅合在一块的这种工业物质遗产，混乱有序的那种建筑，搅混着不一样的气息，让人迷恋。不完全像周边县里面的气息，所以比较吸引人。

何效义：农村人口追求“城市化”的趋向不仅表现在农民进城打工，他们挣了钱的目标是在城里住进高楼。我这些年回老家白庄时发现，村民开始用“混凝土”来建房，原先木格子的窗户也不用了，换成镶玻璃的铝合金门窗，它的内生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乡建的核心在哪里？有些专家也指出除了单向的面貌重建，更重要的是心灵的重建，如果要挖掘民间动力？安口还有民间动力吗？

刘建国：现在农村人追求城市化的趋向确实是越来越强，城乡结合完全打破了乡村原有的结构，价值观的混乱、子女教育、婚配观念等确实是乡村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做过调查，包括我和程立仁之间的接触，调查木板年画中也发现了很多乡村的问题。现在基本上都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青壮年都生活在城市里打工，或者他回来，他也不愿意住在农村。农村的孩子要成家，必须要在城里买房、买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标配条件，你没有这些东西，子孙儿女的媳妇都娶不上。也确实是这样的，农村已经完全失去了过去农村的生产模式和生活结构，基本上是留守的人在守护着农村，是这种状态。

我觉得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你比如说别的村庄可能是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去帮助他们建立审美，帮助他们建立对过去历史的重新的书写和梳理，帮助他们通过现在的媒介平台把这个东西推向大众，或者推向小众。对接职业设计师，帮他们做产品包装和推广，或者深挖掘。

安口完全不一样，他的很多东西交织在一起，他的核心主要是没落之后人的自信心的丧失和尊严的坍塌，这是对他们打击非常大的，就是我们说的人穷志短。安口人过去经历过辉煌，他们的工业文明来得那么早，他对外面的新鲜事物的接触也非常早。你比如说6.26北医下放的那些专家、教授，当时到安口的时候，他们带着缝纫机、自行车，还有德国产的照相机，而且有很多当地人从没见过的东西都带到安口来。他们带着缝纫机来了之后，安口镇里的老百姓天天敲他们家的门，问他能不能做衣服。你想想这是在1960年代，1965年左右，很多新的东西人家都带到这里。

再早一点，民国的时候，像电磁场，有外国留学的人到这儿建厂子。他们很早之前接触的是外面的新知识，一直在和新鲜的事物打交道。陶瓷业生产的时候，不光是把自己生产的陶瓷从这儿卖出去，还有一个交换的过程。当地人，或者附近的人，还有外面的客商把新的观念，新的产品，新的文化带到安口来，再把安口的陶瓷转换出去，他们很早都在接触外面的世界，安口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但是现在安口没落了，曾经的这些东西已经早被人遗忘，而且这些东西你也不能光给年轻人说，说教并不能建立起他们的自信心。他们觉得安口已经这样了，外面那么发达，每个周边的县城都发展得比安口好。过去安口的行政中心华亭，过去比安口差太多了，就是一个小县城都升成县级市了。

安口过去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集合了全国300多个县里的人，而且各种身份的人在这儿来参与到安口的建设，参与到安口的生活里面，所以他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他的核心比较复杂。我们主要是把过去的东西整理出来，用影像或者照片，或者出版物的方式和口述史的方式复原一部分现场，把那些珍贵的文献收集起来，顺便再复活安口窑的烧制。这样就能帮助安口对接到有利资本，合理激活安口的动能，从乡村美学、儿童教育、生产实践、景观营造等领域做一些项目，对安口将来的发展蓄积一些能量。

安口目前没有大面积开发，当然过去也因为各种原因拆除了一部分遗产，但还保留了一些建筑，这些遗产其实就是安口最饱满的原动力。

艺术介入乡村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地方特质

何效义：从现阶段我们所看到的乡建，基本是旅游和建筑面貌突显一种新农村的环境设计，这显然是走不长的，前面别人走过的路你可能是走不成，那么新的路如何走？当然你是以艺术家身份介入的？艺术家介入的身份是否与当地传统融合？

刘建国：是的，别人走的路，我们肯定是走不成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他的特质是什么，你得按他的特质去做，你不能用你原有的知识或特殊的身份去一意孤行。

一个艺术家，你如果只是关注艺术这一块，或者是以艺术固有的身份来做这个，限制了自己的身份就局限了。这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你怎么样去尊重它，不要利用它，不要欺骗，你怎么样跟它合理互通、平等交流的一个合作过程。如果带着偏见和固有的知识经验，很难融入进去。那我们目前做的就是安口的几大块，一个是陶瓷行业，又牵扯到安口窑的复苏，因为安口窑从2000年前后，陶瓷厂倒闭之后，就等于说安口窑实际上已经消亡了。我们所说的安口窑就是过去，目前没有任何生产，只有一个生产砂器的，是一个私人的厂子还在做。他是用一种新知识在做，但是他所用的材料主要是安口本地的砂料为主。

我们目前通过对老匠人的走访和抢救性的挖掘，打算把安口窑复苏。能不能帮助把这个工作完成，目前也存在很大的困难。因为窑的烧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考察过之后，柴窑一年烧制费用可能得20、30万，还有前期的人工，基础建设等等这方面成本也是非常高。当前还没有合适的资本介入，所以目前只能是对这些老手艺人做一些深入的调查，等待机会吧。

如果政府力量或者说资本能介入的话，这个事是可以做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工业的遗产，安口厂矿过去非常多，有电磁厂、陶瓷厂、水泥厂、砖厂、电厂、灯泡厂等，灯泡厂的前身是平凉玻璃厂。而且这里不光有煤和陶土，还有很多别的矿产资源，现在虽然说工业时代的这些厂子都倒闭了，但是他遗留下的遗产，完全可以做工业旅游，做遗产文献的展播，还可以尝试做一种新的旅游的方式或者改建一些不同的生活社区，这些都是有合理的利用价值的。

再就是原来“三线建设”这块，有一些军工厂，老工人，军工二代，还有一批军工二代恢复高考制度之后这些人都考出去了，有的还出了国，这都是一批很丰厚的资源。他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感是非常深厚的，每年都有人回来看自己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可以很好地把他们对接起来。这个点不能去利用老工人的情感，可以在这里改建几个配套的设施，做几个文献展览室，把现有的遗址保护起来，让老工人“回家”时有个给他们提供回忆的场域和物件。这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也是让死文献活起来的办法。

安口陶瓷堆积层残片

何效义：我记得我上次田野考察的时候，林兴旺说村庄里的人大多是移民来的，我记得是他讲的，你再靠实一下，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讨论一下新的问题，即当地村民不一定和内部有关，它在辉煌期是不是和外部及整个世界的物质产生了联系？

刘建国：是，兴旺说的没错，安口人的结构非常特殊，非常复杂，基本上全国各地人都有。1980年的时候人口普查，好像说安口有340多个县的人口。安口移民不光是从解放初期，可能从古代就一直在不停地移，人口在不停地变换，一直有新鲜的血液在输入，所以不是完全靠安口和华亭的原住民。其实安口、华亭的原住民也不多，近靠关山这里的水也不好，过去各种地方病也多，医疗条件差。这个地方有煤矿，吸引了很多外面来的人，包括前面说的“三线建设”来了很多人，那块要好几万人，在安口的土谷堆，石堡子。所以安口确实不同于别的地方，这里的人经过不同知识的漂洗。外面来的那些人不都是普通的工人，有很多是专业技术人员，你比如说医院里面来的那些很多都是研究尖端微生物，很多教授，各种各样的专家都有。军工厂也是，都是当时这些行业里的骨干，还来了很多全国的学生，安口有非常复杂的人员构成，他在辉煌的时候，确实是和整个世界产生了联系。不是老家的农民，除了种地，可能见到的是亲戚、邻里，他带来的知识是有限的。安口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辉煌时期确实是周边这些地区都不能比的，所以人的这种气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上不上学不是很重要，但一定要有知识

何效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都中年了，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中家庭的种种无奈和困惑，比如孩子的教育问题，你是如何面对这个现实的？我知道你的儿子没有完成初中学业，也没有接受体制性的高等教育，你妻子又是一名教师，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刘建国：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尴尬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儿子念到初一之后就没有再正式上学。这个原因也是各方面造成的，也不是说我自己主导这么去做的，当然与我对体制学校隐性的对抗有一点关系，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当时我在北京，每年的暑假我老婆跟我儿子都会到北京来度暑假。因为我长时间在北京呆了十几年，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很自私地在那儿奋斗，漂着。

过去我的生活是比较宽松的，那时候他们来每次走的时候都是哭着走的，我也心里很难受，我就想，实在不行就把小孩弄到北京去读书，我老婆那些年也是单位请假，在北京也呆了一段时间。他们对大城市跟我不一样，他们可能更迷恋大城市那种模式和生活，很多东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新鲜，有吸引力的，所以他们对北京的向往跟我不一样。当然我一个是待的时间长，再一个可能我从小不喜欢在人多和非常吵杂烦闹的地方待，我还是喜欢处在偏僻的地方，安静的地方。那时候，他们来北京搞得我心里边也很动摇，就慢慢想着把小孩弄到北京去读书。

海报

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生了我的小孩读初一的时候在北京上了一年学。要去体制内读很麻烦，就想着去读一个私立的学校，结果读得也不理想。结果小孩对上学也有厌倦，对那个环境很排斥。后来，我想了一下，觉得自己也是太草率了，考虑这些问题考虑得太荒唐。导致小孩回来之后，他的同学上初二，他也不愿意再到初一去读。然后就在家里慢慢读书，我当时教他学点书法、绘画之类。在这个过程中，书画市场已经开始滑坡，微拍刚开始出现，人对这个东西又比较新鲜。过去书画市场非常畸形、离谱。微拍出现之后价格低，人有一种对新事物的好奇感，所以我儿子那时候一边画画，一边学习，我还帮他在微拍上去卖一些作品。搞得他那两年收入也挺好，一个小孩子一年赚1到2万块钱，他对上学，对别的东西好象突然之间没有啥兴趣。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我的小孩没有上学。紧接着微拍像泡影一样就幻灭了，他突然之间感觉自己没有希望，他将来的生活的立足点在哪里？他也开始出现这种焦虑，这个事情当时其实害了他。

我对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比较淡定，我觉得人上不上学不是很重要，我觉得一定要好好读点书，学点东西，人只要有知识，对人生和价值观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对生命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这样的话人的生命方向也能找到，会活得有使命感。

可能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考和小孩不一样。

我儿子其实这中间情绪是非常不稳定的，出现了很多他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随着这两年他年龄大一点，这些问题基本上通过自己的阅读，通过自己思考和身边的同学、朋友的交流、对照，他对这个想得很开，所以现在对这些事情处理得挺好。

现在我们一起做乡建，他每天也是画点自己喜欢的油画，画点插图，写点文字，读点书，该玩的玩，该做什么做什么。（访谈内容摘自《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

相关书籍

 主编： 阎海军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艺术里的村庄
出版年: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