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法埃尔·卡多佐︱火中巴西

美景公园（Quinta de Boa Vista）里国家博物馆（Museu Nacional）的焚毁，是一个规模巨大得无法计量的损失。全球新闻界对这一事件的广泛关注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震惊，除了巴西。我可以想象，一位马赛约（译注：巴西东北部阿拉戈斯州首府）的牙医，一位里贝朗普雷图（译注：巴西圣保罗州所辖城市）的家庭主妇，一位巴西利亚的公务员，一位贝伦（译注：巴西北部帕拉州首府）的出租车司机，一位库里蒂巴（译注：巴西南部巴拉那州首府）的法官在电视上看见那些画面的时候，会愣好一阵才能冒出一句：“天哪，我以前咋就不知道这个博物馆这么重要！”是的，这会儿他们可算知道了。如果没有必要的知识储备，国家博物馆的价值在他们脑子里就完全是一片混沌。任何一个念过博物馆学、读过人类学研究生、做过历史学或者其他相关领域博士研究的人，都有能力解释这个灾难到底有多么惨重。这件事可以归入历史上那类比较罕见的事件，这类事件的特点就是尽管没有导致人员死亡，但依然会被看作是整个人类的悲剧。几个小时之内，数百万计不可替代的艺术品和两百年来致力于让我们的集体生存富有意义的研究和劳作全都不复存在了。从昨天到今天，世界失去了那个独一无二的、能够证明人类在这片大地上怯生生的统治地位的东西里极为重要的一小片，那东西就是我们所缔造的文化。

人们在电视上围观这场火灾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巴西历史学者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茫然、惊愕，但却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句话是共和派记者阿里斯蒂德斯·罗勃（Aristides Lobo）1889年11月18日写的，他试图以此来描述民众对几天前共和国成立这一事件的反应。这句话变成了一则政治轶闻，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被穆里奥·德·卡瓦里奥（Murilo de Carvalho）收进了他那本令人叫绝的书《目瞪口呆的人们：里约热内卢和不曾有过的共和国》（1987）里。尽管没有征得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许可，我还是想借用他的观念来谈一下我对国家博物馆火灾的一些看法：这场火灾不止是一场悲剧，更是一宗罪行。一宗几乎整个巴西社会都脱不了干系的罪行，除了极少数优秀的人，他们为了让记忆和文化在碾压性的冷漠中存活而勇敢地斗争着。

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地方距离国家博物馆的第一个馆址只有几米远，那是在桑塔纳营地（Campo de Santana），就是现在里约热内卢的共和广场（Praça da República），那里当时是全国最重要的公共花园，现在衰落到小偷云集的地步，他们偷走上百年的金属栅栏，拿去当废铁卖掉。因此，在当时目瞪口呆的人群和今日目瞪口呆的人群之间，还是存在着一条微妙的历史连线。在从那里宣告成立的共和国的统治下，国家博物馆开始招惹上各种政治麻烦，这些麻烦在昨天发生的灾难中达到了顶峰。国家博物馆的前身皇家博物馆（Museu Real）是唐·若昂六世于1818年设立的，它是一个背时倒运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为巴西带去科学研究的建制。1822年巴西独立后，它被更名为国家博物馆，在整个十九世纪，它都是美洲科学研究领域最醒目的中心之一。1892年，共和国政府把国家博物馆搬到了美景公园里古老的圣克里斯托旺宫（Paço de São Cristóvão）。其借口是为了给国家博物馆更大的空间，但是这一举措实际上也包含了一个策略性的意图，就是试图擦除君主制最为视觉化的象征物，把皇帝的寝宫变成以促进求知为要务的公共机构。这个做法或多或少有点像法国大革命时期把王室宫殿转变成卢浮宫博物馆的案例，我们的共和派领袖肯定对此有所了解。在国家博物馆的焚毁引起的震荡中，不应该忘记庇护它的那座建筑物之前的历史。

在1945到1946年间，因为国家机构大调整，国家博物馆被整合进了巴西大学（Universidade do Brasil）中，和其他二十多个1937年被“新国家”体制（译注：“新国家”，Estado Novo，巴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强人热图里奥·瓦加斯在1937-1945年间建立的极权政体）实施的一项大学计划像拼布被子一样缝在一起的院系、中心“享有同等的特权和自主性”，巴西大学依然存留在今天里约联邦大学的基因里。尽管对其特权有措辞浮夸的法律保障，将国家博物馆整合进大学之中仍然意味着这座博物馆已是第二次移出了先前的中心位置。第一次是物理意义上的位移，1892年从市中心被移到了北区。第二次隶属关系上的位移，让国家博物馆远离了其他相似的机构，比如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等等，这些机构都隶属于1937年在文化部设立的巴西国家历史与艺术遗产协会（IPHAN），国家博物馆成了唯一一个被嵌入到大学管理结构中的博物馆。这一决定在当时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1960年迁都巴西利亚、里约的这所大学相应地失去了“巴西大学”的头衔之后，它开始显露出灾难性后果。1964年，巴西军政府下令让巴西大学更名为里约联邦大学（UFRJ），这所大学就变成了巴西众多的联邦大学中的一所，而国家博物馆则成为庞大的联邦大学体系中努力从配置给教育的有限资源中争得一杯羹的单位之一。就这样，有着皇家血统的国家博物馆完成了它的变形记，变成了鸟窝里争食的异类。

1989年我开始和国家博物馆有所接触的时候，它被遗弃的状况就已经很明显了。学生、研究人员、教授们公开地抱怨威胁着楼体安全的白蚁窝和漏雨的孔洞。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和博物馆学家们小声地议论着大学的行政等级制对博物馆藏品的漠视。对很多人来说，那一堆老旧的物件就只是破烂而已。大学优先考虑的肯定是教书育人，几乎不可能说服校长们拿出用于教学科研的有限拨款来像模像样地保护化石和木乃伊。这里收藏的很多藏品来源于印第安原住民，这一点让筹款的工作难上加难。这片土地上原住民的文化被他们的非法后裔们以一种近乎蔑视的方式对待着。那些挤破了头争抢着赞助马蒂斯画展、资助艺术家出版旅行图书的公司在国家博物馆身上看不到任何市场回报的潜力。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我的研究工作更多地和巴西国家美术馆、巴西历史地理研究所（IHGB）以及巴西国家图书馆有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国家博物馆失去了直接联系。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从在那里工作的同事们或者媒体朋友们那里听到一些国家博物馆的消息，包括雨水漏在了木乃伊上面这类荒诞的轶事。1995年，安东尼奥·卡拉多（Antonio Callado）在他的书中概述了国博的“打入冷宫史”：“美景公园里的国家博物馆只能唤起悲伤。被漠视的悲伤，经费短缺的悲伤。国博意味着漏水的管道，意味着被雨水浸泡的木乃伊，而有人竟认为木乃伊即使这样也不会朽烂。”

我前面写的一切，都是为了指出，国家博物馆的火灾并不是偶然的厄运，也不是一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意外事故。它是注定如此的宿命，是被漠视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漠视不只发生在今天，它由来已久，尤其是在最近这两年，这种漠视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忍受的顶点。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那些不知疲倦地让国家博物馆在极其恶劣的状态下维持运营的工作人员和策展人们在媒体上说过很多次。或早或晚，灾难总会降临。灾难最终发生在国家博物馆刚刚度过两百周年馆庆之际，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历史的反讽，或者，像是一个天谴。作为一个集体，我们不知道呵护我们的遗产，不对我们珍贵的公共藏品和文化机构给予应有的关注。我们是一个不尊重自己出生时的摇篮的社会。就像某些鸟类，我们玷污了自己的巢穴。我们在大街上扔垃圾，在大海中排污，在河流中下毒。我们偷走了纪念碑，为了把它熔化成青铜，论斤出售。我们把国家公职委任给偷窃国家财富的人。有些时候，他们偷走的正是他们自己本应保护的宝藏。今年，我们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2003到2005年间国家图书馆失窃的珍贵藏品被收进了私立的伊塔乌文化中心（Itaú Cultural）。如果你认为一件事情和另一件事情没有关联，那你真是太不了解巴西文化的各种幺蛾子了。

我在这里简短回顾了国家博物馆衰败和毁灭的历史背景，绝不是为了替现任政府开脱罪责。最近这两年，国家博物馆遭受了极为惨烈的经费缩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认定，米歇尔·特梅尔总统（Michel Temer）和他的教育部长门多萨·费里奥（Mendonça Filho）、 罗希埃利·索亚雷斯（Rossieli Soares），是最后一刻把国家博物馆推入绝境并任其在灾难中毁灭的罪魁祸首。这座博物馆在两百年中熬过了漠视、混乱和政治伎俩，熬过了雨水和白蚁，最终栽倒在咬啮公物的硕鼠们面前，他们大摇大摆地撤销了用于医疗、教育和文化的经费，去填充一些永无休止的神秘账目。为了让这篇批评不沾染党派政治的音调，我必须指出，里约热内卢州政府也犯有渎职罪，州政府放弃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以至于救火时，博物馆附近的消防水龙头竟然没有水。里约联邦大学的校长也不能免于被问罪，他现在在报纸的大标题里扮演一个悲愤的角色，努力在谴责相关各方，却没有意识到，大学本身亦是国家博物馆走到这个悲惨结局的诸多因素之一。我相信，正确的调查将会确认各个角色应当承担的责任，先从严追究，之后再来下结论，看有罪的到底是人还是火。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目瞪口呆地观看着从总统、部长、州长、秘书以及其他无聊浮夸之徒口中迸出的陈词滥调所构成的游街队列。“无法估量的损失”“无比悲伤的一天”“悲惨的事故”“我们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不够”。每个人都匆匆甩出这么几句话，然后立即转身回到对他们来说更为紧迫的竞选活动中。里约市长马塞洛·克里维拉（Marcelo Crivella），一个连市属博物馆都没拨什么经费、和国家博物馆没有任何层级关系的家伙，他宣告：“从灰烬从重建国家博物馆是一项国家义务。”不，市长先生，重建已经失去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博物馆并不是用水泥和抹刀就能修复的劣质居住单元。昨天被抹除的，是您所无视的许多人的记忆，是不幸选您出来当市长的这座城市的记忆。所有的孩子们期待有一天能够在那里眼花缭乱地目睹真正的恐龙的希望被焚毁了，数以千计的研究人员工作了上百万小时为了让巴西能够更好一点地了解自己的希望被焚毁了。对于那些真正致力于遗产和文化的人来说，那一刻意味着眼泪和愤懑，而不是誓言的破灭。

这出悲剧最残酷的一面是，大多数巴西民众根本意识不到这次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明天，或者顶多到下个星期，又会有别的当日热点带走他们的注意力。一位库里蒂巴的法官和一位里贝朗普雷图的家庭主妇可能会对美国奥兰多迪斯尼乐园的火灾，或者一个善意一点的假设，对某座欧洲博物馆的火灾，更加感到揪心。这些年来国家博物馆被打入的那个深不见底的冷宫，其规模约等于我们所感受到的对研究、对知识、对文化、对学问的集体蔑视。别再去对比一个教授和一个议员的工资差异，也别再去比较一个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日常公务费用和国家博物馆被削减成齑粉的年度预算之间的差异。那些人类的宝藏之所以会失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从未赋予它多大的价值。现在一切都太迟了。对于一小部分关心巴西的记忆和遗产的读者，我有一句朋友之间的忠告：下次当你想要呼吁丹麦国家博物馆务必把图皮南巴人的衣物（译注：图皮南巴人，Tupinambá，巴西印第安原住民部族之一，有一部分图皮南巴人的衣物现收藏于丹麦国家博物馆）归还给巴西的时候，请你三思而行。

拉法埃尔·卡多佐（Rafael Cardoso），巴西艺术史学者、策展人、作家，1964年生于里约热内卢，里约联邦大学艺术史硕士、英国考陶尔德艺术学院艺术史博士。曾长期执教于里约天主教大学和里约州立大学，现旅居柏林。本文于2018年9月3日刊发于巴西Revista Pessoa杂志，经作者本人授权翻译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