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乡建谈‖段凌颖×程美信：不光乡村需要人，人也需要乡村

【编前话】

2021年，《崖边》MOOK推出《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梳理中国六个典型的艺术乡建项目，共有12位作家、艺术家参与了讨论。他们都有体悟大地和人民、反思资本主义危机、生发中国本土文明的挚真。近期，我们摘发部分访谈内容，以“艺术乡建谈”归栏发布，以继续艺术乡建话题。

今天关注福建厦地“古村落保护”项目。

程美信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向来以敢言著称。同当前各地高调的乡建热潮不同，程美信先生的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工作低调又扎实，他一直秉持践行着自己认准的保护理念。几年时间下来，经过他手的厦地村、单体建筑薛府、洋中村孙家大院等古村古居开始重新焕发昔日光彩。旅外多年的本地人和外地游客纷纷慕名前往，沉醉其中，一解梦里乡愁。

段凌颖与程美信围绕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展开对谈。

保护修缮后的厦地古村落

不光乡村需要人，人也需要乡村

段凌颖：程老师，作为艺术批评家，请您谈谈近年来在艺术服务文化乡建的框架下所开展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实践。

程美信：最初，我是怀有艺术为主的心态，打造艺术家聚集地，后来放弃这一既定模式。我必须因地制宜，考虑农民意愿和利益，尊重每个乡村的特定条件。很多看似高大上的事物，到了基层就会成为一种消耗。如一群明星文艺下乡，光是接待工作就给基层带来巨大人力财力消耗，热闹过后，一切无所改观，落后还是落后，冰冷还是冰冷。

段凌颖：您曾经从事过高校教师、艺术总监、艺术独立论坛理事等多个职业，是什么契机使您转向文化乡建工作？您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您所秉持的保护和开发理念及其指导思想是什么？

程美信：这个有偶然和必然的双重因素。首先，我出生在山村，我的精神脐带永远在乡村，不论走到哪儿，我的记忆、牵挂，包括长期的焦虑和关注都跟中国乡村有关。

记得在国外时，与一位北大毕业的北京人闲聊，他随口说中国少三亿农民就好了。我顿时被刺痛了一下。现在想来，他的话有他的道理，落后与贫困在任何一个社会都被视为累赘。事实上，包括我自己也是一名乡村的逃离者。大概所有中国农民均想方设法逃离乡村，共同的目标就是逃离贫困。

其实，我像所有跳出“农门”的人一样，完全无力面对故乡。来福建一待就六年，这的确有点偶然，在这里工作虽然琐碎不堪，但让我感到无比充实，觉得乡村工作也很有意义。

我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的角色，主要承担美学把关、整体策划、现场设计、关系协调，同时我们既不是当地村民也不是行政当局；既不是发包甲方也不是承包乙方，仅是独立第三方。保持这一中立角色非常重要，起码不受利益左右，也唯有如此才能受多方信任。

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任何时代的人都有义务去尊重和保护。我在乡下所做的是美学的守护者和处理关系的协调人，目前我们采用投工投劳的工料计价法，避免没有必要的过度设计、招标发包的中介消耗。通常会节省一半以上的资金，最终效果会好于发包施工。这需要灵活的机制。

如果非要说秉持的理念的话，恐怕是现场至上、尊重原型、适度改良。

先锋厦地水田书店

段凌颖：您在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实践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您的心态如何？

程美信：遇到问题肯定很多，而且琐碎、低效，特别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涉及复杂的产权纠纷、修缮资金短缺、政策条条框框、基层社会矛盾和意识观念落差，其次是如何活化利用和业态发展的后续问题。

当前的传统村落和乡村社会像个病人，需要照料和陪护。老村里住的基本是老人，他的情感和诉求是你不得不在乎的，否则又能怎样？我们在厦地有一段路几年来没有修成功，就因为一位老人来阻碍，他在荒路种点东西，便认为那就是他家的。乡下有时不全是讲理讲法的地方。总之，只能是做一点算一点、保护一村算一村，很多事情是急不来，需要坚持不懈才能应对。

段凌颖：我们注意到您在厦地古村修缮中试验了因地制宜的“工料法”，这样一种古村保护和建设方式在程序上更精简，还能有效减少资金人力、行政消耗成本，更有利于古村保护工作。您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服务文化乡建方面还有哪些实践经验？

程美信：我们在屏南实行“工料法”保护古村落，主要得益于县级领导给力，否则难以践行。它需要地方主官支持、配套政策、充分授权，否则是一事无成。

一般古民居修缮，常规的套图设计一无用处，反而对修缮施工和最终验收有一定误导。很多古建修缮失败，主因出在低劣廉价的套图设计。而高水平古建设计费用，不低于修缮一座古屋的费用。如果加上发包转包的中间消耗，最终落在施工上的实际资金便少得可怜，故而很多古村保护效果不理想，甚至变为一种不可逆的破坏现象。

我们采用义工服务制也不错。一来可以解决我们实际的一些人才缺乏困境；二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充满焦虑的时代，不光乡村需要人，人也需要乡村。其实也有很多义工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管道在乡村获得一些喘息空间。

未修复的村落

保护传统村落，既是建构美好家园，更是文化上的自我救赎

段凌颖：传统村落记载着我国农耕文明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和载体。在您看来，保护传统村落有着什么样的深远意义？您能否从保持我们自己独立自觉的文化主体、觉醒家园意识等角度谈谈您的见解？

程美信：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成就是农耕文明，乡村是我们的源头，但又如何？随着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历史的中心转向都市，人类家园出现位移是发展必然。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显得过于极端，甚至有些野蛮粗暴，忽视乡村——大地是我们的生存土壤和基础保障，而不是杀鸡取卵的榨取对象。长期的农业与工业的剪刀差也罢了，竟然制造出“农村人”与“城市人”的户籍制度，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歧视，造成乡村“大逃离”现象。何况，社会发展本身难以平衡，扶倾济弱本是国家政治职能和合法依据，可我们长期走的相反路线。

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和家园观念，就这样逐渐地被连根拔除。“乡村”成为一个贫困与落后的诅咒；“农民”成为一个被歧视群体；中华民族从此丧失乡土家园意识。不说文化自觉，连基本认同都严重缺失，它可不是嘴边口号，是需要对农业产品、农民地位、资源分配的价值尊重才能充分体现。

传统审美文化断送，是由于长期对乡土文化的藐视，农民开始自发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转而盲目仿袭城里的一切。把田园风光改造成公园景观，成为当下中国农民的最大理想。

义工为乡村孩子上艺术课并把他们的作品带到县城去展览

段凌颖：程老师，在您看来，应该怎么拯救乡村审美的衰变？

程美信：传统村落是农耕时代的伟大经典，凝聚历代中国人的勤劳汗水和创造智慧，反映了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每座建筑物内外，不光是匠师心血技艺，还有男女老少和左右邻里的朝暮相处。传统审美文化衰微，影响到社会生活品质和整体创造力。事实已然如此。我们太对不起祖先与自然的丰富馈赠。如今，保护传统村落和尊重历史文化，既是建构未来美好家园，更是文化上的一种自我救赎。

段凌颖：您对这30年来的工作怎么看？当前中国乡建的痛点有哪些？

程美信：痛点主要是上面给资金太少，机制太死，造成基层干部积极性不高，另外是民众认知有待提升。整体而言，表现为雷声大、雨点少。说真的，我这几年见到一些跑乡下的专家学者、规划师、设计师，心头都发紧，他们手握资质和人脉，到古村来点个卯，回去便出规划书、策划书、设计图，有多少可行性和适用性则不得而知，通常是些很难落地的本本，对本来缺资金和急于保护的古村落，无疑是瓦上加霜。

段凌颖：您认为在探索中国的建构美好家园之路时，西方的视野、理念与方法对我们有哪些可咨借鉴的地方?

程美信：在国外生活许多年，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特别是瑞典普通人的严谨认真、平和朴实，让我受益匪浅。我们这代人曾都向往现代和西方，对本国古典文化缺乏了解，即使后来恶补也流于书本。

实际上，我们对西方文明和本国文化都表现出一种短视的急功近利，所谓外来先进文明不过是器物之需，本国历史文化则是愚乐而已，缺乏真正历史使命感和未来的责任感，生活得极为当下。譬如，农药能够杀虫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泛滥了，管它带来什么后果；哪儿有一处文物古迹能搞旅游开发，一哄而上，全糟蹋光，太多古村古宅却无钱保护。我们这代人，给后人是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一个社会稍微穷点不算什么，经济发展、国民教育、社会福利，可以一步步提升，当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再多钱也买不回来。

中国要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家园，首先要行动起来，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遗产；提高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建立一个理性进取、简朴节俭、礼让平和、法制民主的美好社会。当今世界是个信息畅通时代，文明不再是神秘，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文化陋习和狭隘观念。说真的，即便今日中国实现欧美国家的发达程度，仍是不值一提，因为现代文明是以牺牲环境和巨大能源为发展前提，它的不可持续性已日趋突出。

21世纪，应该是个反思工业文明和现有国际秩序的时代，世界仍处于空前内耗状态，军事竞赛和经济指标，使科技发展变得极为扭曲，加剧了人类命运的不确定因素。中国人不光要看到自己不足，同时要认清当前世界文明的整体局限，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进步。今后，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不应该是片面的国民产值，而是环保节能、平和友善、开明理性。比较而言，日本社会比欧美国家，对我们更有借鉴价值。（以上内容摘自《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详文请购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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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阎海军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艺术里的村庄
出版年: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