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一个国家，是不能靠货币贬值走上繁荣之路的

《货币战争》，詹姆斯·里卡兹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7月出版

 最初，美国似乎有能力同时提供大炮和黄油。1963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不久，约翰逊总统签署的肯尼迪减税计划刺激了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在减税后的第一年增长超过5%，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每年的平均增长超过了4.8%。但也是从一开始，在双重预算和贸易赤字的情况下，约翰逊的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加速。

 逐年增量的通货膨胀，从1965年可承受的1.9%增加到1966年更具威胁性的3.5%，几乎翻了一番。通货膨胀在其后二十年间失控。直到1986年，通货膨胀才回到稍高于1%的水平。在不可思议的1977年到1981年的五年间，累计通货膨胀率超过50%，美元的价值减少了一半。

 在这一时期，如同德国魏玛的同侪在1921年那样，美国人犯了相同的错误。他们最初感觉到物价上涨；但实质上，是货币在崩溃。物价上涨是症状，而不是病因，病因是货币正在崩溃。第二次货币战争的曲线，其实就是美元通胀和美元下跌的曲线。

……

1971年8月15日，星期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占用当时美国最热门的电视节目——《伯南扎的牛仔》——的播放时间，现场直播其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演讲，包括即时的工资和价格控制，10%的进口附加税和关闭黄金窗口。从那时起，外国央行不能再用美元兑换黄金；而其他黄金持有人的兑换特权，多年前就已经被取消了。尼克松用美国的国家形象包装其政策，甚至说：“我有决心使美元一定不会再成为国际投机者手中的人质。”当然，是美国的赤字和货币宽松，而不是投机者们，使美元落到这个地步的。但是，与罗斯福一样，尼克松不会在事实面前却步。现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痕迹——金本位和1922年热那亚会议的金汇兑本位彻底消失了。

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立时深受欢迎。媒体对其大加褒赞。演讲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上涨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该公告自此以后被称为“尼克松冲击”。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由美国秘密构思、单方面宣布，之前未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他主要参与国协商。政策本身对美国的贸易伙伴不应该是一种冲击——新经济政策宣布的美元对黄金的贬值其实早就发生了，对美元的压力在演讲的前几周已经加速。迟至1971年7月下旬，瑞士还用美元赎回了40多吨黄金。法国用美元赎回的黄金使其成为黄金大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至今依然如此。

对于欧洲人和日本人而言，新经济政策最令人震惊的不是美元贬值，而是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的10%附加税。脱离金本位本身并没有立即改变货币的相对比值——英镑、法郎和日元都有各自对美元的基准价，而德国马克和加拿大元在尼克松讲话之时是浮动的。尼克松真正想要的，是美元立即对所有主要货币贬值，最好是继续浮动下跌，使美元在外汇市场继续贬值。然而，那将需要时间通过谈判来实现，尼克松不想等待。10%的附加税如同美元10%的贬值，有着相同的直接经济影响。附加税犹如抵在美国贸易伙伴额头上的枪。尼克松承诺，一旦实现他所希望的货币贬值，将取消附加税，而谈判货币贬值的任务就委托给了锋芒毕露的财政部长、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康纳利。

对于1971年尼克松的精心布局，国际社会的反应很快到来。8月底，日本宣布日元对美元汇率自由浮动。让人吃惊的是，日元立即对美元上涨了7%，加上10%的附加税，相当于日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格增加了17%。这对美国汽车业和钢铁业是利好消息。瑞士则实行“负利率”，对瑞士法郎的银行存款收费，以阻止资本流入并帮助支持美元。

9月下旬，关贸总协定（GATT）理事会开会讨论，美国的进口附加税是否违反了自由贸易规则。附加税完全没有道理，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纳撒尼尔·塞缪尔斯对此没有费力辩护，他只是说，当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改善后，附加税将被取消。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规则，贸易国的报复措施很可能会被判定是合理的。然而，美国的贸易伙伴没有兴趣打一场贸易战。1930年代的记忆历历在目，而且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苏联间的制衡，及其作为日本和西欧军事保护伞的作用太过重要，不值得后者去冒重大贸易对抗的风险。日本与西欧不得不接受美元贬值；问题只在于接受的程度和条款。

在所谓的十国集团（G10）主持下，9月末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这十个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重要的是其中包括了瑞士，尽管它那时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会议上，康纳利上演了符合其得州风格的一幕。他对代表们说，美国要求，在其贸易平衡中立即有130亿美元的增益，即从50亿美元的赤字转为80亿美元的盈余，对此没有商量的余地。然后，他拒绝参与具体的讨论；他告诉与会代表，制订计划是他们的任务，他的任务是核查这个计划，并让代表们知道他们是否做对了。十国集团的其他九个成员国在内部抱怨康纳利的傲慢，并考虑能安排什么样的计划，以使美国实现贸易顺差。

两周后，10月初，主要国家再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华盛顿年会上相遇。自伦敦会议以来少有进展，但尼克松10%附加税的影响开始显现。据加拿大贸易部长让·吕克佩潘估计，附加税将在第一年令加拿大国内失去九万个就业机会。在外汇市场上，美元出现了一定贬值，更多国家开始使其货币对美元浮动兑换，各种货币对美元立即增值3%~9%。但是尼克松和康纳利要求美元总贬值12%~15%，并且需要某种保证，以使这一水平保持而不被市场扭转。

毫不意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司研究的雇员开始考察各种技术解决方案。方案包括，要求正式贬值之前，货币可以在更宽的交易“带”内浮动，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应用范围以及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康纳利对这些争论不感兴趣。他只想要对当前的问题有一个立即的回应，并使用附加税这一直截了当的武器，需要用多久就可以用多久。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上，他略微软化了立场，表示如果美国的贸易平衡已经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话，即使最终目标尚未达到，也可以先取消附加税。

还有另一个问题，欧洲人对此十分关注，美国似乎也愿意灵活处理。虽然美国已经宣布不再用黄金赎回美元，但它并没有正式改变美元黄金比价；即使在不可兑换的状态下，美国仍然认为1美元的价值等于1/35盎司黄金。因此，提高黄金价格与美元贬值一样，都意味着其他货币升值。这对欧洲人有着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因为这将被视为美国在货币战争中的失败，尽管美国对此并不在意。德国和法国也会受益，因为他们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而黄金的美元价格上扬意味着其黄金储备的美元价值增加了。

尼克松和康纳利似乎真的无所谓；因为黄金窗口已经关闭，黄金价格看起来无关紧要，用任何方法贬值都只是为了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结束时，看起来以下情况的某种组合，可能形成与尼克松目标相一致的汇率调整的持久基础。这些情况是：  大多数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对美元持续升值，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的要求在时间上更具有弹性，以及美国提高黄金的美元价格的明确意愿。

12月初，在罗马富丽堂皇的柯西尼宫举行的又一次十国集团会议上，美国摊牌了。这一次，康纳利打算做笔交易。他提出，外国货币增值11%，同时美元对黄金贬值10%。两者结合意味着外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美元价格，将有效地提高过20%。作为交换，美国将取消10%的附加税。

欧洲人和日本人都惊呆了： 12%～15%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但一下子提高20%实在无法承受。此外，十国集团的成员国们开始相互算计。当所有国家一致行动时，对美元增值20%是一回事，但如果，英国只增值15%，而德国增值了20%，那么相对于英国和美国，德国都将处于不利。法国则想要限制美元对黄金贬值的规模，以更多推动德国增值，同时自己避免完全增值20%。如此种种。

现在，谈判几乎马不停蹄地进行。罗马会议几天后，尼克松总统在亚速尔群岛与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单独会面，蓬皮杜坚持黄金的美元价格上涨，以作为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尼克松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了谈判，因为他在当地熬了大半夜观看华盛顿红人队的橄榄球比赛。最后,尼克松同意了法国的要求，蓬皮杜像英雄般凯旋，因为他在美元与黄金的微妙问题上轻松地打败了美国人。不过，尼克松也没有空着手离开，因为蓬皮杜同意，推动大幅降低欧洲共同市场对美国进口商品所课的高额关税。

在柯西尼宫和亚速尔群岛达成的初步协议，两周后在一次十国集团会议上得到了批准，该会议在毗邻华盛顿国家广场的史密森学会的红色城堡举行，故名为《史密森协定》。美元对黄金贬值约9%，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3%～8%，总的调整量因货币不同而介于11%和17%之间。重要的例外是英国和法国，它们不升值，但因黄金比价仍相对于美元增值约9%。日本的调整最大，达17%，甚至比德国还多。但这两个国家从康纳利那里得到的同情最少，因为他们的经济增长每年超过5%。协定签署者同意，在不超过上下2.25%的交易带中保持以上新的汇率比，即4.5%的总范围。美国同意取消歧视性的10%的进口附加税；因为它已达到了目的。协定中没有回归金汇兑本位的条款，虽然在技术上美元并未脱离黄金。正如一位作者所说：“除了拒绝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出售黄金外，财政部还简单明确地拒绝……以每盎司38美元出售。”

《史密森协定》像四个月前的“尼克松冲击”一样，在美国大受欢迎。它使得股票显著上涨，因为投资者们预期，受益于出口增加、进口减少或两者兼具，美国的钢铁、汽车、飞机、电影等产业将有较高的美元利润。总统助理彼得·G·彼得森估计，美元贬值将在未来两年中至少创造五十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不幸的是，这些乐观的预期很快就被粉碎了。不到两年后，美国发现自己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衰退中： GDP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石油危机、股市崩溃，通货膨胀失控。这一教训表明，一个国家是不能靠货币贬值走上繁荣之路的。正如大萧条时期的先辈们，在1971年后期，尼克松、康纳利、彼得森和股市也无法例外。看起来，这真是一个很容易被人遗忘的教训。

美元的王者归来

作为对逐渐消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反应，主要西欧国家经历了货币收敛的三十年颠簸，终于欧盟成立，并且在1999年推出了欧元。当欧洲跌跌撞撞地向货币稳定迈进时，世界货币体系之前的两大支柱，美元和黄金，还远不是稳定的。尽管因美元贬值而对增长和高度就业抱有很高的期望，美国在1973年～1981年间却经历了三次经济衰退。1977年到1981年，美元的购买力减少了50%。石油价格在1973年~1975年经济衰退期间涨了四倍，1979年又翻了一番。黄金的年平均价格从1971年的每盎司40.80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每盎司612.56美元，包括1980年1月短期峰值达到每盎司850美元。

在许多人眼里，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一个新名词，“滞胀”，被用来形容美国前所未有的高通胀和增长停滞之和。1973年到1981年的经济噩梦，恰恰是美元贬值企图达到的出口导向的反面。对此，货币贬值的支持者错到无以复加！

随着对美元的信任接近崩溃，迫切需要新的领导和新的政策。1979年8月保罗·沃克尔被吉米·卡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则代表美国获得了这两者。

沃克尔于1969年～1974年间任财政部副部长，并在1971年～1973年间密切参与了美元浮动且与黄金脱钩的决定。现在他品尝到这些决定的苦果，但经验使他有充分的能力可以运用利率杠杆、开放市场操作和货币互换额度来逆转美元危机，正如他和阿瑟·伯恩斯在1972年英镑危机期间做过的那样。

对于通货膨胀，沃克尔用的是强力裹紧的止血带。1981年6月他将联邦基金的利率提高到20%的高点，这种休克疗法确实起了作用。部分出于沃克尔的行动，年通胀率从1980年的12.5%下跌至1986年的1.1%。黄金紧随其后，从1980年每盎司612.56美元的平均价格下跌为1985年的每盎司317.26美元。通货膨胀已被击败，黄金也被制服。美元王者归来。

虽然沃克尔的举动堪称英雄行为，但他并不是通胀下降和美元走强的唯一的原因。当时的信贷环境是罗纳德·里根的低税收和放松管制的政策。1981年1月这位新总统就职时，美国人对于经济的信心已经被尼克松卡特时代的衰退、通货膨胀和石油冲击扫荡一空。尽管美联储独立于白宫，但沃克尔和里根构建的强势美元以及低税率政策被证明是美国经济的强心剂，共同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最强劲的增长时期之一。沃克尔的硬通货政策与里根的减税政策相结合，帮助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83年～1985年三年间，实现累计实际增长16.6%。美国经济此后再未有过这样高的三年累计增长率。强势的美元完全没有伤害增长，当与其他支持增长的政策结合时，反而鼓励了这种增长。然而，在结束于1982年的三次衰退之后的几年里，失业率仍然很高。对德国和日本的贸易赤字随着美元走强而增加，因为强势的美元使美国人转而购买德国的汽车、日本的电子产品和其他进口商品。

1985年初，寻求出口保护的美国产业和寻求工作的美国民众的结合，导致了工会和各工业州的政客要求美元贬值以促进出口并抑制进口。这一政策在1973年惨遭失败的事实，并没有阻止那些要求美元疲软的脚步。快速补救的诱惑力，对处于下降衰退的产业和具有结构缺陷的失业人群而言，在政治上是不可抗拒的。因此，在另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财政部长杰姆斯·A·贝克——约翰·康纳利当之无愧的继承者——的指导下，美国再次向世界提出美元贬值的需求。

这次贬值的方法有所不同。因为不再有任何固定汇率或黄金兑换比率可以被打破。各种货币本来就是自由兑换，而汇率由外汇交易市场决定，外汇交易市场则主要由大型国际银行及其企业客户构成。1980年代初期，美元强势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外国投资者需要美元以便在美国投资。强势美元在美国是一种信任投票，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国内政治决定了美元的另一种命运，这是货币战争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因为市场推动美元走高，所以需要政府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以使美元贬值。这种类型的大规模干预，需要与之相关的主要国家政府的同意和协调。

西欧和日本对美元贬值没有兴趣；然而，对“尼克松冲击”仍然记忆犹新，没有人能肯定贝克不会像康纳利在1971年那样，诉诸进口附加税。另外，就像在1970年代一样，西欧和日本仍然仰赖美国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以为他们的国防和国家安全提供保证。总的说来，与美国谈判总是比再次面对美元贬值而措手不及要更好些。

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是对推动美元贬值的多边努力的总结。西德、日本、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部长在纽约市广场大酒店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部长，制订一个美元贬值计划，主要相对于日元和马克。各国的中央银行承诺投入100亿美元用于该计划，在几年里确实执行得不错。1985年到1988年，美元对法郎下跌40%以上，对日元下跌50%以上，对马克下跌20%以上。

就实施贬值而言，“广场协议”是成功的，但经济结果却令人失望。1986年，美国失业率仍然高居7%，而经济增长在1987年大幅放缓，只有3.2%。又一次，快速补救被证明是空想；又一次，需要付出通胀的高昂代价，通货膨胀的出现滞后于“广场协议”，在1990年高达6.1%。贬值和货币战争，从来没有产生过人们预期的增长或就业机会，但它们却能实打实地制造通货膨胀。

各方认为，“广场协议”过于成功，从而需要最后的调整以对美元从1985年高点开始的迅速下跌踩刹车。由“广场协议”各方加上加拿大和意大利组成的七国集团，于1987年初在巴黎罗浮宫会面并签署了“罗浮宫协议”，意图将美元稳定在新的较低水平上。“罗浮宫协议”标志着第二次货币战争的结束，七国集团的财长们一致认为，他们受够了二十年的动荡不安。

到1987年，黄金从国际金融中消失，美元贬值，日元和马克升值，英镑不稳，欧元即将出现，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尚未占据自己的位置。在国际货币事务中暂时出现了相对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实质上只是鉴于美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美联储稳定的货币政策，使人们相信美元可以作为价值储备。和平的这些条件，主要盛行于1990年代直到21世纪初，期间经历了两次轻度的衰退。真正发生的货币危机，不是美元危机，而是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年～1998年的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这些危机都没有威胁到美元。事实上，当这些危机出现时，美元通常是一个避风港。看起来，要么是增长停止，要么是竞争经济体的力量崛起或是两者叠加，才会威胁到美元的霸权。当这些因素最终于2010年聚集时，其后果无异于国际货币系统的一场海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