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沙赫特经济学”与……希特勒的权力意志

李公明

2018-09-13 16:2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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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
,刘波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7月,432页,78.00元。
当我在书店捧起阿根廷学者皮耶尔保罗•巴维里的《希特勒的影子帝国:纳粹经济学与西班牙内战》(Hitler’s Shadow Empire: Nazi Economic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刘波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7月)的时候,首先被吸引并感到有点惊异的是该书的“序章  地下的尸骨”中那些关于在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所经历的民主转型的故事。在表面上看来是相对顺利和成功的民主转型的背后,“西班牙还有一些别的故事。久远的战争、针锋相对的不同记忆、讳于讨论的罪行,不断重新浮现,搅扰着西班牙新获得的宁静。不夸张地说,在荒凉的伊比利亚大地之下,埋藏着一些未被彻底遗忘的尸骨。人们在尸骨之上创建的社会虽已成功,但是,尸骨还是会在一些最预想不到的角落,悄悄地爬出地面。尸骨就像尼采所述的‘永恒轮回’,不断重现在法庭上,在政治中,在文化里。这些尸骨尽管一直被噤声,但并不沉默”。(2页)有点像一部好莱坞政治大片的开场白,由于这样的开头,我甚至迅速跳过接下来作者关于本书撰写目的、研究对象等论述,先进入到那个比起“希特勒的影子帝国”更让我们激动和感慨的历史现场。
在西班牙内战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之后,对战争期间佛朗哥党人罪行的控诉才真正开始。2008年,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下令挖掘19位“佛朗哥主义受害者”的遗骨,进而以“反人类罪”起诉政治迫害运动中的杀人者。这只是一场漫长的恢复历史记忆的战争中的一幕,“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在几十年的独裁统治之后,恢复西班牙的历史记忆。这是一场痛苦却必要的清算”。(4页)但是加尔松很快受到反对派的指控,被最高法院暂停职务。在法庭之外,斗争仍在进行。2009年3月媒体公布了一份题为《历史记忆法》的立法动议,要求对从前的非法处决发布道歉,并要求在公共空间中清除佛朗哥主义的文化标志(塑像、图案、街道名称等等),这与司法起诉一样激起社会的激烈反应,公众舆论极度分裂。接下来出场的是艺术界。令我感慨的是,“早在佛朗哥去世之前,一代代艺术家就已经打破了对内战罪行的沉默”。(8页)西班牙20世纪最好的民谣歌手色拉特为了抗议佛朗哥政府打压加泰罗尼亚语而退出1968年的“欧洲歌唱大赛”,这反而让他在故乡加泰罗尼亚声名大振,他后来宣称被禁就是最好的表达。次年,色拉特录制了一张包含12首歌曲的LP唱片献给内战时期的左倾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这张专辑的政治宣言成分大于在艺术上向前辈致敬的成分”。色拉特自己很快也被迫流亡。1972年他把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作品改编为歌曲,其中政治表达色彩最强烈的是一首《洋葱摇篮曲》。“一首悲伤的诗,几乎是诗人和他的家人最后的交流,因为不久后他就因肺结核,死在佛朗哥统治下的众多监狱中的某个监狱里。当时,在收到妻子绝望的信后,埃尔南德斯在借来的纸上回信时,只写了一首双行体诗:‘笑笑,我的儿子……/ 你的笑让我自由,/ 给我插上双翼;/驱散我的孤独,/打碎我的监狱。’这些歌曲轰动一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班牙公共电视台播出的节目里,年轻的色拉特遥视远方,吟唱着埃尔南德斯的诗句。即使今天看到这些影像,也足以令人动容。”(9页)在色拉特之后,新吟游歌谣运动(trova)成为人们追忆被遮蔽和被歪曲的历史的一种文化渠道。似乎是对埃尔南德斯写给儿子的诗歌相呼应,青年艺术家伊斯梅尔•赛拉诺(Ismael Serrano)在1997年创作了轰动一时的歌曲《爸爸再告诉我一次》,提出这样的询问:“爸爸,再告诉我一次,为什么在这么多路障,这么多握紧的拳头,这么多流过的鲜血之后,最终,你还是什么都做不到,为什么揭去了铺路石,还是没有沙滩。”稍微了解68年“五月风暴”的读者都会知道,“这些歌词巧妙地穿插了革命派学生的口号‘铺路石之下是沙滩’,质疑在‘受控’的民主转型之后建立的整个西班牙社会结构。佛朗哥政权倾覆所留下的,远不只是铺路石之下的沙滩”。(10页)记忆之神与正义之神联手清算佛朗哥专制主义罪行,这是发生在转型正义中的司法史、新闻史和文艺史上最动人的篇章,我能清晰感受到在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炽热情感。这一部分文字与本书的研究主题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作者固然可以藉此说明“西班牙内战史正在被重新挖掘出来”,但是我估计作者对于这段被埋葬的历史和记忆运动可能有很深刻的体验。
现在可以回到该书的主题。“本书意在揭示一场在西班牙土地上建立非正式纳粹帝国的工程,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并阐明其经济运作框架。我所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阿道夫•希特勒建立的‘影子帝国’,与他后来试图建立的正式帝国,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2—3页)该书主要内容是论述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纳粹德国通过对佛朗哥军队的军事援助而实现对西班牙经济的控制,为纳粹德国扩军备战掠取了急需的战略资源。在此之前,纳粹德国前期的经济政策主要制订者、有“金融魔术师”之称的帝国央行行长兼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为德国经济复苏和重整军备而赢得希特勒宠信,此时更是大力推动对西班牙的经济干预,企图将它改造成纳粹德国的经济殖民地,打造一个“影子帝国”。最后由于纳粹德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希特勒狂热的战争叫嚣与权力意志使他的经济政策被边缘化。在“序章”中作者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全书各章论述的主要议题和观点,同时也说明了其中许多论述和观点迄今为止并未引起学界重视,也有不少观点是对学界目前观点的质疑与反驳——“关于该时期柏林的国内国际政策重点,以及希特勒政权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信条,目前学术界已有的观点都与纳粹在西班牙实施的帝国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因此本书的研究将揭示在纳粹时代的柏林,纳粹高层关键人物之间的分歧。当前的历史学文献通常描述德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大战,在这类描述中,许多关键人物被忽略了。”(3页)无论是关于西班牙内战还是纳粹帝国走向战争的研究,在我阅读过的极为有限的著述中已经可以得出类似的感觉。例如英国学者伯内特•博洛滕的三大卷《西班牙内战》(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只是很简略地提到德国援助西班牙有两个目的(159页),而沙赫特的名字仅仅出现过一次,而且只是提到德国外长写给沙赫特的一封信可以说明苏联与德国曾经就西班牙问题举行过秘密谈判。比较起来,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的两卷本《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对于作为德国央行行长和财政代理部长沙赫特的经济政策和主张算是有所论述,当然也是相当简略的(487页),对于德国在西班牙的经济利益和掠夺则未作论述。而在法国学者夏尔•贝特兰的《纳粹德国经济史》(刘法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也没有论述德国在西班牙的经济活动(可以理解的是这部著作撰写于1946年、1971年略有修订,或许因为缺乏相关历史资料)。总之,在我看来直到该书原著出版(2015年)之前,关于纳粹帝国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所建立的“影子帝国”以及“沙赫特经济学”与希特勒权力意志的复杂关系仍然是一个被忽视的重要议题。
《西班牙内战》,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
《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早在1919年秋季,凯恩斯就《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战争索赔向世人提出预警:和会上提出的德国赔偿数额,远远超出德国的承受能力,最终只会带来德国人举国一致的仇恨与复仇。而在这种比较功利的利益分析之上,凯恩斯还有更为深刻的对未来国际关系、世界和平和人道主义的整体性思考与忧虑,他不愿看到和无法接受德国必须年复一年地穷困下去、城镇人口无法找到谋生手段,他的追问甚至会显得过于理想主义:“难道我们就不能相信一国的繁荣和幸福可以促进其他国家的繁荣和幸福?难道我们就不相信人类可以团结?难道我们就不相信国家之间可以像同胞一样相互对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185—186页,张军、贾晓屹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十二年以后,沙赫特在一本面向英语世界读者的关于战争赔款问题的书中延续了凯恩斯关于赔偿之不可能的分析(New York,1931),而且沙赫特此时比当年的凯恩斯更深刻认识到因赔款问题必然导致的恶性通胀所带来的更深刻后果是政治屈辱。但也正是这种局势使沙赫特在1923年11月出任货币委员,开始着手他的稳定货币、压抑恶性通胀的进程,并取得了成功。
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亚尔马• 沙赫特最早是在德累斯顿银行的借贷业务处理中让业界认识他的真实才干,但是当时还没有人会预见到这个青年银行家追求成功的野心与意志力。虽然出身平民阶层,但是他从小还是在汉堡最好的学校接受了教育,以后他的学业辗转于柏林、慕尼黑、莱比锡、巴黎等地,从医学、文学、语言学到政治经济学,最终以“英国18 世纪的重商主义”为题目撰写博士论文。毕业后他所从事的出口贸易、经济评论终于使他进入德累斯顿银行,很快又成为柏林一家银行的中层管理人员。作者认为,当时的德国社会还是能够容忍和鼓励平民青年通过个人奋斗进入上层社会,他把这归功于德国教育:“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教育系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它比其他国家更强调才华而非出身,重视聪颖、勤勉胜过关系和家世。”(89页)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注释:根据他的自传,年轻的沙赫特面对俾斯麦宰相的画像会深受触动:“他想以这样的神情告诉我们什么呢?难道是一种使命、一种警示、一种恳求,要求我们不要漫不经心地毁灭他的功业?”(第三章“注释”25,333页)显然,青年沙赫特所感受到的命运召唤不仅仅是做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而是朝向更高、更广阔的舞台。
沙赫特面对俾斯麦画像产生的这种使命感,使人自然想起俾斯麦与他的金融家布莱希罗德的故事,他们的相遇、思想、决策行为对德意志帝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以及在他们之间曾经发生的利益冲突、意志较量等等,似乎是对未来的德国首席金融家、经济学家与那位大独裁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纳粹德国的影响的一种富有深刻意味的预兆。那时沙赫特当然不可能有这种预见,但是命运却似乎注定要在每个时代都找出这样的演员,上演一幕幕时代风云的戏剧。俾斯麦与犹太商人、金融家布莱希罗德的关系更多地是作为个体的新兴资本家与容克贵族官僚的利益合作,演绎的是19世纪普鲁士的“政商”故事。像很多专制统治者一样,俾斯麦需要一个对自己极端忠诚、同时又有经济管理才干的人帮助他以强权政治缔造普鲁士式的“帝国梦”。而对于犹太人布莱希罗德来说,非常明白自己的商业才能只有与掌握普鲁士政治发展的权力捆绑在一起才有出路。他们的合作有着时代性的象征意义:“象征当时德国社会在更大范围内的重组。……俾斯麦为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布莱希罗德则帮助保留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弗里茨•斯特恩《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143页,王晨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对于认识和研究后来的沙赫特与希特勒的合作关系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以布莱希罗德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家在从普鲁士发展到德意志帝国过程中的认知水平、政治立场及其变化过程。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呼吁德意志的统一和自由,而“自由通常代表对宪政法治国家(而非议会主权)的期望,它将保护公民免受各种国家专制行为之苦。”(同上,47页)但是普鲁士王朝的权力政治却不会按照中产阶级的意愿来规划自己的德意志“强国梦”。威廉国王要建设强大的、绝对听从自己命令的常备军,要强化军国主义,而中产阶级的自由派议员则时刻警惕“国王的计划将让普鲁士变成比现在更专制的国家”。(同上,48页)但是在1863年春天之后,俾斯麦的独裁政治已经越来越明显,金融经济风潮下的投机也很快导致危机,布莱希罗德虽然没有被俾斯麦抛弃,但是也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更加背离自由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家主义保护下的专制政治特权利益成为经济发展的真实原则,也这是弗里茨•斯特恩的毕生研究主题:从到纳粹帝国之间,有着强烈的连续性;在他看来,俾斯麦的方案就是20世纪灾难的源头。而沙赫特在纳粹帝国经济史上发挥的作用,他与希特勒在价值目标上的异同,则可以说是推动灾难实现的重要过程。
《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王晨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
沙赫特的目标是重塑德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为此而支持希特勒的重整军备计划,从而推动了“经济奇迹”的出现。所谓的“沙赫特经济学”在西班牙问题上发挥得相当出色:以军事援助为由,换取发展军备和国内产业急需的原材料,整个过程无需浪费宝贵的外汇,而其操作过程则是在纳粹国家机器的全力支持下通过垄断企业完成。在这明显的现实利益之上的是沙赫特的“全球政治”的主导思想,是他眼中的新时期殖民主义政策,而无需通过战争夺取“生存空间”。正是这种隐含着原则性分歧的政策导向,使沙赫特最终失去权势,而他与纳粹党内的权力斗争只是加速这种结局到来的一种局面。“沙赫特经济学”无论如何鼓吹国家主义、维护专制主义的经济政策,由于他的经济帝国主义愿景还是无法与希特勒早在《我的奋斗》中就提出“生存空间”理论相吻合,更无法相抗衡,而且面对希特勒极端狂热的权力意志和在某些时候极富表演天分的两面派手法,沙赫特从根本上说是无法招架的。这位“经济设计师”虽然极为瞧不起大部分官方经济学家,视他们为“党棍”,同时更瞧不起像戈林这样的土包子,相信自己能“通过纳粹来治理经济”,结果却是在党内斗争中败下来。客观地说,希特勒通过大量整肃不听话的国防军将领,党卫军和纳粹官员不断掀起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使希特勒对个人权力意志与经济问题的关系产生极大的幻影,“沙赫特经济学”的失势亦是必然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思考作者一再提到的那种“反事实”猜想。作者指出“二战”爆发前德国对西班牙的经济渗透和控制是非常成功,由此“可以提出‘反事实’疑问:假如希特勒当时选择了不同的对外政策,在西班牙建立的影子帝国的可持续性将会如何?”(18页);“尽管希特勒最终并没有选择以西班牙影子帝国为模式来构建帝国,但影子帝国为我们了解德国在欧洲扩张势力的可能方式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反事实’猜想。在德国非正式的权力控制之下推行非正式整合,这样的做法在西班牙得到了贯彻,……与正式的、种族灭绝性的、最终昙花一现的正式纳粹帝国相比,这样的做法在很多方面本有可能获得更持久的成果。”(3—4页)这种猜想在书中其实通过反复论述沙赫特关于全球政治与贸易扩张的主张而在实际上是论证了它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描述在早期全球化与殖民地背景上的一种历史图景。当然在这种“猜想”的背后还存在着另一种同样有思考意义的“反事实”猜想:假如沙赫特在纳粹党内斗争中不是那么容易失去权势,比如希特勒也有一些致命弱点掌控在他的央行行长手里,沙赫特的“影子帝国”与希特勒的“四年计划”之争是否会取得一种平衡、妥协的结果呢?相反的另一种“反事实”猜想是,不但是沙赫特对戈林等纳粹党人在“四年计划”中的腐败深恶痛绝,作为党魁的希特勒也真心不能容忍战争中的腐败行为,那么他们之间是否也会因为这种共同政治伦理而继续结盟呢?
其实,“沙赫特经济学”及其“影子帝国”的真正悖论和悲剧是,它越成功就越使希特勒在抛弃它、通过对外战争建立正式帝国的道路上发足狂奔。这种悲剧所折射的不仅仅是独裁者个人与大臣之间的权力意志之争,更是独裁的党国体制依照其本性必定要走向的黑暗深渊。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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