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口述史|从普通的制衣女工到劳工界代表人物

编者按：关翠杏，现任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理事长、立法会议员，曾担任制衣工会、制造业总工会秘书工作，1991年被推选为制造业总工会副理事长，1992年担任由政府和劳资双方所组成的三方协调机构──社会协调常设委员会执行委员，积极就劳动范畴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她三十多年来一直为基层打拼，竭力为劳工阶层争取权益，并赢得“敢言敢拼”的称号。

贫苦家庭出身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澳门一个环境较差的家庭，爸爸是理发匠，妈妈是家庭主妇，家里共有八兄弟姊妹。我还小的时候，一家大小租住炉石塘一个两房一厅的木板隔间房，其中一间房又另外租给别人。我们的生活相当困苦，当时经常没饭开，要跟着妈妈去巷口找米铺赊米；天热时，因为爸爸的“飞发档”要有风扇，就把家中仅有的棉被拿去典当，天冷时，再拿风扇去当铺换回棉被。小时候我见多了这些事情，我跟自己说，一旦有能力，我一定要努力改善家里的情况。

当时澳门的经济环境好差，可以从事的行业其实不多。在我小学毕业时，适逢香港许多制衣厂转到澳门经营，给了我一个入行的机会。当时要入制衣行业并不简单，需要付钱学师，我家里好困难，可是我还是想办法筹了六十元，去下环街一间制衣厂做学徒。在完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我做了差不多半年，掌握了制衣的各种工序和所有的车种，之后我就自己出去找其他工厂应征，经过严格的考核后，我获得录用，从此开始了从事制衣行业的生涯。

我最记得有生以来第一日收到工资的情景。当时我好勤奋，做得很快，全日计人工，就是按生产的件数计算，工资也只有一元二角，就是这点钱，对我来讲记忆都好深刻。

20岁的关翠杏与工友游玩时拍摄

在织造业里谋生计

我入职两年多，由于制衣的收入不是太好，后期在小学校长的介绍下，转行从事手袜行业，做了整整八年。然后转做女性内衣生产的行业，做了几年后又转回做制衣。可以讲，从1962年底入行，至1984年中，我一直在这几个通过衣车来生产的行业中转来转去，虽然产品有所不同，但始终未离开过织造业。

这二十多年，是我成长的重要时刻，我从只懂“揾钱”养家、两耳不闻窗外事，渐渐变得积极参与工会事务，亦奠定了我这几十年来敢于为工人争取权益的人生走向。

成长的历程

我做事讲求认真负责。在工厂工作时，我对自己的产品要求严格，属于技术很好的，所以很多新人都由我负责带教。带新人，是没有工资的，很多人都不是很愿意做“义工”。不过我认为：我有机会去工厂工作，真是好开心，虽然我年纪比较轻，但当时澳门整个社会好穷，我已经可以为家里分担经济责任，所以我觉得有责任去帮那些穷的小朋友。

平时我在工厂会打抱不平，见到一些新人或者不太得老板喜欢的人被压价时，我会主动“帮口”议价，主要因为我自己是比较穷的环境出身，看到那些比我小、和我差不多背景的女仔“比人虾”，就觉得好凄凉，所以会尽力帮她们。

有了这些乐于“带”人、帮人的经历，加上自己也有点技术，慢慢地，我在工厂得到工友和老板的尊重。这个过程中，我亦慢慢明白，人一定要通过一些条件去增强自己的能力，有条件、有能力，才能为自己争取权益或者帮别人解决问题。

不过，和绝大部分的打工仔一样，我最初进入社会工作，一心只为赚钱，希望能尽快改善家里的生活，所以一直都好勤奋地在织造行业“搏杀”，早上工厂八点半开门，我七点半已在工厂门口等，夜晚亦做到七八点才收工。

198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关翠杏受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作为五个劳工界代表之一，前往敦煌等地考察

那件事影响我的人生走向

这种只懂得“揾钱”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66年。那一年年底发生的“一二·三事件”，影响了我的人生走向。

整个过程现在回忆起来，其实都好模糊，我只知道当时有人被打，有好多人去澳督府抗议，我还亲眼看到市政厅前面的铜像被人拉下来，也看到葡国兵开枪，我被吓到逃走。但是整个事件使我受到好大震动，也相当困惑，令我开始思考个中来龙去脉。那时我十六七岁，我就在想：是否应该要做些事情呢？是否整天都只顾着赚钱就觉得很好了呢？

那次事件之后，我爸爸开始经常回理发工会，我也跟着爸爸一起去。

我参与工会工作还有客观原因。我和妹妹在工厂工作了多年，已经有一定积蓄，而且买了楼，家里的经济环境已经得到改善。而且那个年代，没有收音机、电视机，同辈的人都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和信息，最多就是看看报纸，追下连载小说。所以“一二·三事件”后，我就开始回工会参与一些群体性活动，学唱革命歌曲，晚上参加工会组织的文娱生活。

关翠杏（台上讲话者）协助处理恒河制衣厂欠薪事件，成功为工友追回应有权益

协助处理劳资事件

参与工会活动，与协助处理劳资事件是两回事。在1974年，我第一次组织工友罢工，纯粹出于“帮人”的热情，觉得要挺身而出，但是不懂得该如何下手。

当时我所工作的制衣厂，有一名裁床工，不知因为什么事与“事头婆”（即老板娘）发生争执，结果被解雇。那名工友回工会投诉，工会的书记（即秘书）潘玉兰对我说：“你们厂的事，你想下办法怎样组织那些人谈下，看看可否集体争取。”

由于澳门当时未有劳工法，亦没有劳工局，工厂都很崇尚团结自救的精神，认为做什么都一定要齐心，否则什么也没有。

当时我就自己想办法，亲手写蜡板油印通告，通知工友回工会商量，组织代表和公司谈判。

谈判下来，资方态度强硬，我就决定发动全厂二百多人罢工。我们连续罢工十七日，工厂固然受损失，但工友同样是手停口停，尤其是有家庭负担的工友压力好大。工友们虽然没当面抱怨，但是我感觉大家真的好困难，双方陷入僵局的十多天，我也在思考如何去解决事件。

我先是想到去求助市政厅（当时叫市行政局，即现在的民政总署前身），但当时厅长不肯受理，不过为我们指了一条“明路”：“你们的事不是市行政的事务，如果对我的响应不满意，可以去民政厅告我啦。”

结果我们真的去了民政厅。民政厅厅长介入后，市政厅只得跟进事件，通知工厂的香港大股东来处理。两日之后，工厂决定用回被裁的工人，工潮取得胜利。

事件解决后，我继续在工厂开工，但处处被“事头婆”针对，连续三个月逐件逐件查我的产品。

越是这样，我越不服输。越是被针对，我越要做好自己，我要做一个榜样给所有工友看，我们不会屈服。面对老板娘的刁难，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硬气，不可以低头，因为我会影响到所有的工友，他们大家对我有期望。另外就是影响到以后的人的争取，我不可以因为被针对，就向老板娘低头。

我日日照常返工。三个月后，老板娘终于认输，决定升我做指导员，由我来管工友。但这个时候，我选择了离开。因为在工潮中我已经正式获胜。

其实事后总结整个事件，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这次罢工我们虽然赢了，工友亦都信我，但为了一个人，令全厂二百多人十几日没收入，是否一定要如此激烈？其实有时可能未必。

工会专职人员

无论如何，该事件对我影响很大。之后，我开始积极参与工会的工作。

1984年6月中，当时的工会书记潘玉兰调职工联，于是工联要求我全职回工会。虽然工会能够给的工资是一千一百元，比我在制衣厂一千七百元的月薪另计加班的收入差一大截，但我想，既然自己的家庭经济压力不算太大，这份工作又是我喜欢的，特别是帮助基层争取权益一直是我的追求。于是我最终答应了回工会，开始了工会专职人员的生涯。

因缘际会，那年9月份，澳门第一部劳工法诞生，工会开始由街头抗争走上依法维权的路。在这个转折期间，我不断熟习劳工法，由不懂到懂，由懂到熟。

在任职工会期间，每年至少有三五十宗的求助个案需要协助处理，而我一直在基层、在工会为工友打拼，从来没有想过要担任什么职务。但是在工作过程中发觉，因为太多机会要和政府部门，特别是跟劳工局打交道，大家认为始终还是要有个理事层的身份才便于工作。所以，当制造业总工会成立后，我同意参选，成为理事会成员。在我看来，这些只不过是一个称呼上的变化，工作没有改变。

关翠杏获颁大专文凭

十年艰辛求学路

如果说诸多劳资个案处理历程，坚定了我为基层而打拼的信念，长达十年的艰辛求学历程，则为我日后的奋斗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我十二岁投身制衣行业，当时只有小学学历，虽然会在工余时间看看小说、写写文章，但系统性的进修还是较少。1986年，工联看到工运的发展形势，认为有必要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于是专门开设了中文高中课程，我抓住机会，开始参加学习。之后我又参与香港工联和香港大学、暨南大学开办的社会行政学课程。在此期间，我和其他九个人，每个周日都到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上课，总共用了三年的时间，读完两年的大专课程。

考虑到时间和金钱的付出，澳门工联决定在澳门自行开班，继续余下的课程。为了筹设这个班，中间停了三年的时间。但我个人的学习并没有因此停下来，我又另外在广州一所大学进修了另一个社会学的校外课程。

所以从1987年开始学习中文高中课程，到1997年拿到香港大学和暨南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整整十年，我用尽所有的工余时间去读书。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三十多岁会去读书，亦想不到最终会拿到一张从小就渴望的文凭。

其实我都没有想过，拿到这张文凭对自己有什么作用。只要是增加自己的知识，有利于我的工作和人生，对我今后知识的提升，尤其是对我工作上梳理很多经验有帮助，就是最大的裨益了。

十多年的议会生涯

基于回馈工联的栽培之恩，考虑到参与“澳人治澳”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希望将基层的声音带入议会，在建制内为基层争取更多的东西，我考虑了很久，最终答应参与1996年的立法选举，开始了十多年的议会生涯。

初入议会，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法律之中亦只是懂得劳工法。一直以来，我的目标都是为劳工争取权益的，我以为只要懂这些就可以啦。其实不对。我除了在议会为劳工界发声，十几年下来，随着经验的累积，亦逐步从关注劳工权益的范畴扩展至社会政策、政府监督、各类民生事务等问题。

对澳门制造业发展的看法

讲起制衣工人的薪酬待遇变化，1962年9月份我学师的时候，制衣行业的收入不算太多，但都算可以支撑生活，相对于那些手工业来讲，收入好一些，比起针织行业就差一些。八十年代中期，是制衣行业的黄金发展期，但由于有大量的移民涌入，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工资反而降低，很多工人是不满的。1988年，澳门就开始输入外地劳工，但是那个时候有大量的货品生产，所以尽管有好多问题，但是外劳的冲击还是可以接受。到九十年代末，当制造业逐步北移的时候，澳门制造业工人的收入逐年下降，现在差不多已经成为全澳门收入最低的行业。总之，制衣工人的待遇和这个行业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从制衣行业出身，至今亦一直关注制造业工会事务，对这个行业有着“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澳门的制造业要有发展，要有很大的转型决心，需由投资者作主导，从整个经营理念做出转变。

这是很痛苦的过程，现在无人愿意走这条路。特别是在澳门这种经济环境下的投资者，看的是短线、“赚快钱”，不会有新的思维，亦都不愿投入更多的资本做出改革。

因此，我认为，不管政府有多少的扶助政策，如果投资者不下决心转型，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苟延残喘。

现在的跨境工业区对澳门来讲，根本没什么作用，连挽留澳门工业也做不到，遑论令工业升级、转型。工业区只不过是让个别投资者利用澳门和内地的关系、借CEPA（《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便利，以牺牲国家税收的代价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已，看不到对澳门工业多元化有好处，亦达不到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初衷。

一点期望

回首制衣工会这几十年走过的历程，我对它仍有所期待。基于这个行业已经式微，可以预期，这个行业的工会在现有基础上，难以有更大的发展。但只要这个行业一日存在，工会就仍然需要存在，业内工人的权益仍然需要工会去维护，工会要做的事就是继续去团结余下来的工人。无论如何，工会在现阶段还有一件事是要做的，就是协助工友在经济结构转型的时期掌握新的技能，从而寻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工会仍然需要因应形势不断求变，才能继续焕发光芒。我自己这三十多年来，也从来不敢懈怠。我始终坚持本心，在议会上做好劳工界的“代言人”，在工运事业中发光发热。

（本文选自《行针步线：澳门制衣工人口述历史》，林发钦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