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是最有效的合理化国家间差距的发展政策理论

大多数对GDP和国民收入的预测都假设，现有的趋势将继续下去，经济产出和收入将按历史水平呈指数级增长，永无止境。但是，经济现实中只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指数增长形式：以复利增长的债务。金融债权是根据数学原理扩张的，与经济的支付能力无关。随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循环流动，最终被债务开销耗尽，“实体”经济的增长将逐渐放缓。

这就是债务通缩的现象。债务和储蓄的增长速度快于基础经济的增长速度，这种趋势给劳动力和工业带来了紧缩，并使财富（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的分配比收入的分配更加两极分化。在某个时候，金融财富将会自我政治化，阻止政府对债权人、大型房地产所有者和垄断者进行监管和征税。

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提供意识形态化的封面故事以掩蔽事实，从而将对公共监管和累进税的反对合理化。乍一看，这似乎是提倡小政府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实际是越来越集中的金融利益集团意欲俘获政府。最终，1%的食租/食利阶级将获得本质上反民主的权力。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转移了人们对经济两极分化的注意力

新自由主义的正统经济学理念旨在阻止政府进行公共监管。它认为经济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支付给食租/食利部门的债务和租金开销，而在于政府过度干预了掠夺性的租金提取。今天的国民收入和GDP，将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部门以及从土地、自然资源、垄断业和银行业中提取的经济租描述为具有生产性的部分，而不是应该最小化的开销。

政府干预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假定经济运行会自动达到稳定的平衡状态，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在国际和国内都会趋向更公平和更平等。为宣扬“政府应该靠边站，避免‘干预’自由市场”的主张，它们必须虚构出这种平衡状态。但现实情况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理论将财富和收入集中在债权人和其他食租/食利者手中，新自由主义国家乃至国际经济都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

财富成瘾是两极分化的动力

任何理论所能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搞错了事物变化的方向，这正是今天主流经济学的真实情况。主流经济学关于消费者选择的理论 假设——边际效用递减：当消费者吃饱了，每多吃一口所获得的快乐（“效用”）就会减少一些。因此，“需求”自然会随着供应的增加而下降。

然后，他们摆弄巧妙的花招，将食物和其他消费品作为财富的代表——似乎获得财富的唯一目的就是购买消费品。他们不言而喻的意思是，最富有的人将满足于他们的既得财富，并且撒手让更多渴望财富的“饥饿”的后来者努力赚取更多金钱并赶上他们。

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大多数希腊古典哲学家、诗人和戏剧家都认识到，财富是令人上瘾的，债权人的索求可能会破坏社会平衡。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拥有的钱越多，他就越容易陷入对金钱的欲望中。金钱和权力并不像吃香蕉那样让人很快就能感到满足，一旦上瘾，你就永远不会感到满足。财富成瘾会导致人傲慢自恃地企图利用经济权力来控制政府，并以此来加强对附庸、债务人和租户的剥削和主导权。简言之，这就是古希腊、古罗马和现代寡头政治的真实情况。

利息的“节制”理论暗示，最富有的人并不贪婪，他们耐心地节制消费，将钱节省下来用于生产（或者为此提供资金），从而创造了财富。收取利息的人被说成在帮助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生产性作用。但事实上，今天（历史上也是如此）的大多数贷款都不是用于生产性目的，而且大多数财富都不是通过努力工作获得的，而是通过继承地位和资产所带来的食租/食利特权（如果不消费真的是财富的钥匙，那么忍饥挨饿者本应该成为最富有的人）。

主流理论忽略了大多数非富裕群体所面临的有限的选择范围，就假定他们能够自由选择消费支出：是现在消费还是为了未来而储蓄，从而赚取利息——主流理论认为利息是对延迟消费的奖励。他们不承认利息是一种通过继承或特权获得的经济租，也不承认穷人想要活下去就只能负债并支付利息或租金。在真实的世界中，穷人大多数的支出都面临“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其中以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应急开支为主。

边际主义和中间派政治忽视了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

边际主义着眼于特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发生的微小变化，关注的是短期收入、消费支出和投资，而不是财产和债务关系的发展方向。由于没有“财富成瘾”、“掠夺性贷款”和“复利”这些明确的概念，边际主义经济理论不承认，如果没有公共监管和制衡，经济将趋向两极分化，也不认为富有的精英利用权力使非食租/食利部门陷入了贫困。

与边际主义一样，中间派政治只承认那些不挑战现状和既得利益就能解决的问题。中间主义认为，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生活都可以继续下去，不需要进行系统性的制度变革。这种政策上的被动性忽视了经济在失衡加剧时的两极分化趋势——失衡主要表现在金融方面，FIRE部门债务的指数级增长是主要原因。中间主义认为，自动稳定因素会在适当的时候使经济恢复正常。但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负债累累，财富被垄断，任何边际因素都无法改变经济走向两极分化的态势。

中间主义假设所有的债务都可以而且应该偿还，反对改革，因为改革会阻止金融部门使经济负债，也就无法在债务违约者丧失房屋和企业赎回权的情况下垄断经济。当负债的城市和州由于债务通缩和经济两极分化出现税收下降和预算赤字时，它们被告知要削减公共开支、加大举债或出售公共财产和基础设施的权益。结果如何呢？金融部门的权力进一步膨胀。

“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和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资本

1969年，笔者开始在纽约的新学院（New School）给经济学研究生讲授贸易、发展和外债理论。刚一开始，我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标准教科书中的主流贸易理论是不符合现实的。如果讲授贸易和投资在现实中是如何运作的，会发现恰好与教科书上的模型相反。有一个可能是杜撰的故事反映了这个问题的讽刺性。有人嘲笑一个美国传教士是文盲，他反诘道：“如果你知道的都是错的，那么知道得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

主流理论认为，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受到边际效益递减的制约。然而，由于工业、农业和商业的技术进步，现实中回报却是在增加的。这种认识是19世纪美国政治经济学派的精髓，也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的精髓，即创新企业采用新技术来降低成本，从而以低于现有生产商的价格销售产品。这也是指导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则之一。

如果没有关税保护、生产补贴和相关的政策支持，许多国家将无法发展工业和农业，也无法通过投资推动技术现代化来实现必需品的自给自足，不得不依赖由领先国家主导的贸易模式和信贷供给。如果遵循主流贸易理论的正统观念，中国就会任由工业和农业被“市场力量”主宰，也就是由现有的生产力差距来驱动。这样的话，“市场”将加深中国对贸易的依赖性，不得不靠美国的银行和国际组织来提供美元。这就是美国和其他工业债权国希望所有国家都遵循的政策，它们根本不想看到发展中国家为本国工业提供资金来实现自给自足。

真实的情况是，国际生产力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规模回报率不断提高，债权国实力增强使领先国家受益。与这些国家的优势不断扩大相对应的是，那些没有跟上步伐提高生产力的经济体将被淘汰。“自由贸易”是一套最有效的合理化国家间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和金融依赖的发展政策理论。但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并没有描述英国、美国和德国是如何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通过保护本国产业实现工业化并获得世界领先地位的，而是假设了一个“如果这样，就会怎样”的世界。从国外购买低价商品，这种所谓的“自由贸易收益”，实际上衡量的是由工资和生产力差距造成的贸易依赖程度。

企图向他国强加债务和贸易依赖，是今天美国积极的且往往也是暴力的外交所塑造的“新冷战”的本质。查利·威尔逊（Charley Wilson）的名言“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后来变成“对华尔街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当这句新名言与美国热衷传播的外交政策“对美国有利的就是对世界有利的”合二为一时，这个逻辑三段论就很清楚了：“对华尔街有利的就是对世界有利的。”

应对金融两极分化需要系统性改革

社会系统与个人的行为不同。改变一个社会系统需要系统性的全面改革，而不仅仅是边缘性的变化。创建一个后食租/食利经济，需要债务减记、针对经济租的税制改革，以及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财产关系的变化必然是系统性的，需要配套的货币和法律改革才能维持长期稳定。这些系统性变化必须互相协调，不能在不同的时间逐一推出。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改革是“革命性”的。

主流经济学强烈反对真正的改革。它说结构性问题是“外生的”，也就是说，不在边际主义模型的范围之内。为了防止公众看出主流经济学家的愚昧，他们用晦涩难懂的数学来包装自己的理论，这些模型采取以管窥天的方式，避免全景式地呈现现实世界中债务和财产分布的态势。由于不承认导致两极分化的力量，这些模型妨碍了人们正确认识公共政策改革的必要性。

一个国家的经济道路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取决于积极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家把他们的学科称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环境不仅由改革者塑造，也由食租/食利阶级塑造，因为结构性改革不会在没有既得利益者反击的情况下发生。在国际领域，美元在美国国库券本位制下被当作主要的世界货币，一旦任何依赖贸易的国家和美元债务国尝试建立一种不那么剥削和不那么两极分化的国际外交，就会受到美国的抵制。美国以煽动“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来威胁改革者。美国的政策一直是扶植独裁政权和附庸寡头，只要它们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美国就会称赞它们是“自由民主世界”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成员。

要想拒绝美元本位制及背后的金融资本主义态势，各国需要建立一种替代性经济，以避免经济租的私有化和掠夺性金融。为此，首先必须承认劳动收入（工资和利润）和不劳而获的非劳动收入（经济租）之间的区别。其次，必须认识到金融资本主义是如何获得控制工业经济的权力的。这先在美国发生了，然后试图从美国向全球投射自己的力量。在金融化的美国经济的带领下，今天的“新冷战”是一场把基于食租/食利的金融资本主义强加于整个世界的战争。因此，进步性经济改革势必会受到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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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彻底的全面改革，才能扭转西方世界两极分化的趋势和依附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新冷战”的结果，将决定世界未来的演变进程，以及能否避免罗马帝国式的经济和人口崩溃。

本文为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专著《文明的抉择》的导论，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删去了其中介绍书中各章节内容，标题为编者所拟。

《文明的抉择：金融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美】迈克尔·赫德森/著 黄钰书、宋玮/译，东方出版社，2023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