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馆刊︱吕海寰与“联涌案”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一（1899年2月10日），本是清朝驻法使馆举行拜牌贺年庆典的时候，却被一场“离奇命案”取代，法文学生伊里布枪杀参赞联涌，随后举枪自尽。随即而来的事情更加诡异，法文学生世敏试图投江，所幸被救，但在四月候讯时又再次举枪自尽。远在北京的联涌幼子庆颐听闻父亲遇害，悲伤绝食而死。舆论在联涌亲属的几次“京控”之下，迅速发酵。

此案从正月爆发，到十二月定谳，风波持续了整整一年，包括受害者联涌、凶手伊里布、证人世敏和联涌幼子在内的四人身亡，堪称一代奇案。驻德公使吕海寰受命调查此案。经过艰苦而纠结的调查，吕海寰将调查结果上奏朝廷。然而朝廷依旧以伊里布、世敏精神失常定谳。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结果“疑窦丛生，殊不足信”。

随着相关历史资料逐渐披露，更多细节浮出水面。朱家英注意到总理衙门（亦称总署）大臣致吕海寰的两封函电，认识到庆常在该案之中的挑拨作用。总署官员极力保全庆常，指示吕海寰将此案“大略了结”。而吕海寰则领会总署意图，为庆常开脱。但是吕海寰的调查、此案的定谳的相关细节，仍旧隐藏在迷雾之中。

吕海寰在使德期间，有定期向总署汇报工作的惯例。其公函稿本便是现藏于大连图书馆的《奉使公函稿》。这份资料详细地记录了吕海寰的调查过程，为今人“重审”此案提供了可能。当然，吕海寰亦有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他的调查并不意味着就是真相。尽管如此，案件的基本情况、吕海寰的个人想法，以及影响调查的内外因素，都隐藏在该文本中。

吕海寰

凶案经过

联涌，字文泉，汉军镶白旗人，光绪五年（1879年）前便已从同文馆法文馆肄业，光绪十八年（1892年）被总理衙门选任为翻译处的法文翻译官。次年经薛福成奏调出洋，先后在驻法使馆担任翻译官和参赞官。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一（2月10日），被法文学生伊里布轰毙。有外媒在次日（2月11日）便报导这一案件，身在伦敦的张德彝当晚读到这则新闻，“览阅之余，殊深诧异……又不胜为之悲惨而惋惜之”。

正月初四（2月13日），案件再起波澜，使馆同事世敏投江，所幸遇救。驻法公使庆常将这一消息发回北京，将案件定性为“学生伊里布因‘疯迷’将参赞联涌轰杀”，联涌十岁的幼子“闻父被戕，昼夜号哭，至绝饮食”，于正月初十日（2月20日）身死。联涌遗属对庆常的说法不满，采取京控的方式抗辩。联涌之弟联治在呈控中，指出了庆常奏报中的疑点，指责他是挑拨凶案的罪魁祸首，引起了朝廷的关注。

庆常，字霭堂，汉军镶红旗人，同文馆法文学生出身，光绪三年（1877年）赴德任翻译官，次年（1878年）由崇厚奏派为驻俄法文翻译官，后经洪钧、薛福成提拔为参赞，屡次代理使事。甲午战争之后，驻法公使改为专差，庆常被任命为驻法公使，乃是第一批由翻译官经由参赞而升任公使的外交专才。事涉重要的外交使节，各种不知来源的流言开始流传。《申报》声称于“巴黎友人处”得到“真情”，庆常派伊里布取代联涌的翻译差事，导致二人结怨，才发生了命案。世敏“误信人言”，害怕被牵连，因此投江。该报道对庆常甚为偏袒，将庆常的责任推卸干净，反而指责联涌“年少气盛”、“傲上凌下”、世敏“误信人言”。这则消息无法服众，来源也甚为可疑，不能排除是庆常导演的舆论战，因为他是其中唯一的受益人。

二月初四日（3月15日），总署转来电旨，令吕海寰赴法查办。吕海寰的调查活动共有三次。第二次在柏林举行，世敏到案。四月十九日（5月28日），他再次举枪自尽，并留下绝笔禀词，从而引爆了“联涌案”的案中案——“世敏自尽案”。

随着案情的激化和舆论的喧腾，联涌遗属再次京控。五月初二日（6月9日），联涌之妻联布氏通过都察院呈诉“夫死不明，负冤难伸”。七月初二日（8月7日），吕海寰接到由总署转电的联布氏原呈。该呈也将矛头指向庆常，并且更为详细地列举了9条疑点。

八月初六日（9月10日），吕海寰调世敏之兄世增来德，问讯“世敏自尽案”。据世增自陈，他本是庆常从驻俄使馆咨调而来，负责看管世敏。因受庆常逼迫，替世敏请假，入德国疯病院“疗养”，又以世敏之名提供假口供，乃至为世敏身患精神疾病背书。世敏死于非命之后，世增翻供，转而替世敏鸣冤。世敏的绝笔禀词也指向庆常。这两封呈控和一封禀词，便是吕海寰需要在调查中回答的问题。

第一次调查

二月初四日（3月15日），吕海寰接到总署转来电旨，令其赴法查办，“有无起衅别故”。此时他正患病，“恐延迟则风声渐露，更难查询”，二月初六日（3月17日）便立即前往，次日到达巴黎。

吕海寰先在使馆内问讯“华洋弁仆”，又将相关人等带回旅馆，“彻夜研讯”。又将各员分别审问，“如是六七日”。直到二月二十一日（4月1日），返回柏林，此案搁置。此为吕海寰的第一次调查。由于身处海外，他只能采取温和的讯问手段，“又无刑威，只用甘言引诱，几穷其技”。对于庆常，“身为大臣，未便讯问，只用咨文，以资查究”。而联治原呈，尚未送到，吕海寰只能根据电旨中的寥寥数语进行讯问。

在这次调查中，吕海寰表现出对庆常的尊重。此时投江遇救的世敏，已被庆常送至德国“养病”。二月十一日（3月22日），柏林的下属发来电报，言及世敏“有要言”，“并可对证”，询问是否将其送回法国候讯，十二日（3月23日），他的下属再次请求将世敏送回巴黎接受问讯，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吕海寰的严厉批评。十三日（3月24日），吕海寰回电：“此事本不应预闻。世敏系法馆之人，应否传讯，当知照庆使。嗣后德馆诸君，务要一切避嫌，切嘱！”十五日（3月26日），吕海寰电调下属陆恩长赴法帮同查案，但却指示他“毋令世敏知”。

根据柏林下属的汇报，世敏的病症已逐渐康复，并且急于将所知情况告知吕海寰。但吕海寰出于避嫌考虑，放弃了这次机会。这一情节，甚为隐秘，此后吕海寰一直在遮掩此事，将未能传讯世敏的原因推脱为庆常的阻挠。

此次调查结果，见于吕海寰第三十三号公函，有三个要点：第一，谋杀动机。伊、联两人，素有嫌隙，“去腊廿七日，（联涌）因病禀请销差，伊哩布恐其回京后欲肆倾轧，致其差事有碍，因之积虑生疑，积疑生忿，致有元旦轰毙联涌之事”。第二，庆常的责任。庆常负有“失察之咎”。“庆使平时不能约束，失于宽纵。且堂属之间，平时不常见面，彼此情意阂隔，以致猜忌互生，殊失推诚接物之道。此次遽成命案，虽系猝不及防之事，而失察之咎，无可免也。”第三，世敏投江。世敏与此案“并无干涉”，“乃以伤感联涌，惊悸而致昏迷”。

总体而言，第一次调查期间，吕海寰出于避嫌考虑，并未深究此案。在接下来的三十四至三十六号公函中，此案都未曾被提及。

第二次调查

然而，世敏毕竟是关键人证，不讯问此人，便无法结案。根据吕海寰的公函稿，他对世敏有所关注，曾派人打探世敏情况，闻其“病情尚不甚剧，惟闻神思恍惚，语言无力，因之传讯听其休养”。原稿上的“神思恍惚”四字，又被改为“身体疲倦”，盖因在此案中，世敏的精神状况将会成为争论的焦点，吕海寰本人并不认为世敏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直到四月初，驻俄公使杨儒途经德国，在柏林小住，世敏两次过来拜谒，吕海寰眼见世敏状态尚佳，便打算趁此机会传讯众人，以了结此案。与之前一样，吕海寰没有绕开庆常的打算，仍旧咨询庆常。庆常推脱世敏并未痊愈，请将世敏“免讯”，让其兄世增代为候讯。吕海寰不许，依旧电咨庆常，请其到案，并“派员来德，共同质对”。庆常无法推脱，于四月十四日（5月23日）致电吕海寰，言已咨调世增带同世敏到案。四月十七、十八日（5月26日、27日），吕海寰传唤世敏等人过堂。这便是吕海寰的第二次调查。四月十九日（5月28日）早上九时，世敏持枪自尽。

这令事态更加严重，吕海寰在五月初九日（6月16日）所发的第三十七号公函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复杂状况和他的处置措施，这是离事故发生最近的现存第一手文献。吕海寰记录的问讯情形如下：

十七日过堂一次，十八日又覆讯一次，查世敏所供各节，与法馆各员有异。询问之顷，有欲言之意，又嗫嚅而不肯罄吐。论及当日联涌之死，颜色凄惨，有盈盈欲泪之象，或其思伤故友，悲从中来，亦正莫明其故。

吕海寰于上午十时得知世敏自尽的消息，随后他亲自带人去询问证人，查验世敏遗物。世敏的德国房东供述，“晨九钟时，世敏在房中掣铃，云要咖啡，见伊极其恭敬”。自尽之时，桌上放有一封致房东的书信，“云平日极承优待，现在作践伊房，甚属抱歉，然实出无奈，望乞原恕等语”。并留有一枚德国金钱，作为酬谢房东的小费。论及平日情形，房东还说，“平日极守规矩，除读书以外，别无他好。时常与男房主讲究算法，不爽毫秒。房东甚为器重。断看不出有疯迷情状”。吕海寰还检视世敏所留致房东、致世增书信，以及一封绝笔禀词，“条分缕析，绝不杂记。其遗世增之信，处分身后之事，亦有条理”。自尽之前，还自己铺下褥毯。种种迹象表明，“世敏就死之心，似已胸有成竹蓄意，匪伊朝夕推原其故，绝非无因，不能以西医士谓脑气不清，一概抹煞”。

目睹世敏惨状，吕海寰表达了想要彻查的意愿，“此事若不澈底根查，不但不足以成信谳，亦无以明死者之心”。但是他又考虑到实际存在的困难，除了刑讯手段的限制之外，还害怕再引发其他命案。更重要的是，他还要考虑到公使一职的体面：

禀内牵涉星使，尤为难办。缘星使职分较崇，西人观瞻所及，不能不予以体面。若一再亲赴巴黎，彼族必疑为该大臣非朝廷所信任，将来遇有交涉，恐启轻视之心。倘播诸新闻，更为非宜。且此事以华官而自相残杀，已贻外人以笑谈。反复思之，不无瞻前顾后之虑。外洋情形与中国迥不相同，早在堂宪洞鉴之中。

吕海寰为此案感到“旁皇莫知所措”，要求总理衙门大臣继续给予指导。五月初三日（6月10日），吕海寰接到由总署转来的联布氏原呈。五月初四日（6月11日），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发来电报，主张庆常为“联涌案”幕后真凶，因私人恩怨挑拨伊里布对付联涌，不想伊里布失控，杀死联涌：

再联涌一案，驯至三命。联涌之子十余龄，因悲成病夭没，情事甚惨。此间舆论必谓庆常主使毙联。联决不至此，然庆、联嫌隙甚深，庆之私事，联则知之。适因请假回京，虑其挟嫌谤毁，用术阴构联、伊、世三人，使之不和争闹。彼乃据以告署。则联到京即有所言，人必以为蓄怨而然，不复信之。其意不过如此。而不料伊里布竟蛮横，致联于死。此固非庆之本意矣。赓韶甫来函，谓庆厨夫周姓为厉阶。遥揣即往来行间之人。然案内无名，不便传讯，使庆疑为周内。现署电已请阁下无庸赴巴黎通筹此案。若所问人证将暧昧情形和盘托出，则人命所关，亦只好据实具覆。

许景澄身在北京，他的消息必有来源，极大可能就是引文中提及的赓音泰（韶甫）。赓音泰是许景澄的老部下，也是世敏表兄，很可能会因世敏枉死而发出激愤之言。许景澄提出指导意见，“其势须照原电查讯语意收束，似宜于文字结处略叙，在洋呼应，不便无凭□讯，藉以自留地步”。

据吕海寰之后的调查，伊、联之案由庆常故意挑拨之说查无实据。当然，吕海寰在第三次调查过程中揭露了庆常的其他严重罪行。

五月十日（6月17日），朝廷诸公施展谋略，以庆常任期已满为借口将之免职，此举缓解了吕海寰对处理此案“有损公使体面”的担心。关于接下来的查办策略，总理衙门大臣袁昶为吕海寰指示机宜，令其“查办不可太认真”，“现两全其事，邸堂、枢堂拟霭使去年今日三年期满应瓜代之来文，据以入告，作为照例使任期满，不露撤任痕迹，以全体面”。因此，吕海寰的调查工作又渐中断。

第三次调查

七月初三日（8月8日），吕海寰收到总署转来的联布氏原呈，本欲再赴巴黎，但总署指示在德国调查。于是他在七月中旬传讯驻法使馆诸人。这便是第三次调查。八月初六日（9月10日），吕海寰传讯世增。八月二十四日（9月28日），庆常上奏，以西医医结为据，力主世敏自尽乃是出于“受惊狂迷”。九月初二日（10月6日），联布氏又一次“京控”，都察院代奏。在这种气氛之下，吕海寰加紧调查，按照联布氏原呈和世敏绝笔禀词逐条讯问。这次调查的结论，大部分载入第四十三号公函稿之中，吕海寰在公函稿结尾处还询问拟上奏的奏折“不无言之过长，未知有碍体裁否？”可知这便是日后吕海寰奏报此事的主要信息来源。至于更加隐秘之事，则记于其后的附笺之中。

据该公函稿载，经吕海寰详细调查，厨夫周顺并非在伊、联之间播弄是非之人。汪璋“虽无唆使实证”，但“平时出言漫无检束，致启同侪猜忌，殊属失于检点”。汇谦、双茀及其他工作人员，皆与此案无关。另外，联布氏原呈中还指责庆常“结联外国，每逢礼拜偕妻女入堂诵经”。这种攻击颇具时代特色，而且屡试不爽，毕竟郭嵩焘的先例已人所共知。事关驻外公使的权责体制，吕海寰并非为庆常一人，而是为驻外公使群体与洋人交往的行为辩护，“庆使在洋年久，酬酢较多，联络外交乃使臣分内之职，从未闻有别项情事”。而轻易调查庆常出入天主教堂之事，则有招致洋人干涉的风险，“现在中国禁令大开，本无阻止入教之说，且法国尽皆天主教中之人，万一访查，其事泄露风声，彼族以为与教事攻击，群起为难，是为查案而反与邦交有碍，殊非弥衅防微之道。故此事在洋不易追究，似亦无庸追究也”。

经过以上所述的种种调查，吕海寰认定，“联布氏呈内所称各节，原系痛夫情切，半多传闻”。而世敏的绝笔禀词对案情的调查是值得参考的。于是吕海寰将世增调至柏林，讯问世敏死因，并抄录要点，咨询庆常，他的答复与世增“各执一说”。吕海寰通过反复研究，推定世敏自尽，确是由庆常压迫所致。至于庆常指示伊里布杀人灭口一节则并无其事，应承担失察之咎。在公函稿的正文之中，吕海寰出于他心中的“大局”考虑，对庆常的评价还算客气。

而在附笺之中，吕海寰则忍不住透露更真实的想法，他对众人的某些证词持怀疑态度。在关于伊、联二人关系的论述中，吕海寰已通过汪璋、吴寿全的供词，察觉出伊里布长久以来深恨联涌。凶案发生以前，汪璋似乎早已察觉风声，“有匆忙避祸之象”。但是这次查办，众人却一致主张伊、联二人“并无口角，亦无嫌隙，众口铄金，不能强而与之争辩”。似乎使馆众人的口供，皆在庆常的操纵之中。更为卑劣的是，庆常还有污称世敏“狂迷”而将他强行关入疯人院的骇人行为：

至庆使谓世敏“狂迷”，实亦未敢深信。自来神志不清谓之迷，手足舞蹈谓之狂，世敏自有病以来，未尝有不安详之一日。查验医士医结，亦仅谓“世敏身弱体倦，说话无力，看不出系何疯症”等语。是“疯”之一字，西医亦不肯贸然加称，甚属有理。其投江之由，始因不肯随众具结，触怒庆使。纵闻庆使有归罪之说，惧而投江，当时为具结一事，谅必有与庆使驳辨之语，惜世敏始终未肯明言。遇救后，庆使恐其多言，故以狂迷惊狂等字一概抹煞。因之送入疯病院，授请疯病假，逼具疯病结，处处装点，煞费苦心。

更有甚者，庆常将世敏送入法国的疯病院还不算完，竟然采取赶尽杀绝之势，再将世敏送入德国疯病院。并且挟洋自重，以德、法医生为羽翼，隐含以洋人干涉来威胁查办大臣之意：

后又知照德外部，仍令世敏入疯病院。若查办大臣不照办理，势必耸德、法两国之医士群起相攻，诸多掣肘，未可知也。惟世敏到德之后，医治逐渐向愈，众所共知。其自戕之由，实缘疑惧交深，固结莫解之所致。世增为“疯狂”二字，力辨其诬。弟则凡西医之所论说，绝不加以驳斥，无他，时局如斯，外人事事皆可干预，苟或不慎，恐又题外生文，或致借端生隙，不可不防其微耳。

由于洞悉了庆常惯于污人“疯迷”的伎俩，吕海寰又对伊里布“疯迷”的说法产生了警觉。他找来精通法文的翻译金楷理（Karl T. Kreyer，1839-1914）详细考察庆常送来的西医医结，发现了庆常修改医结的伎俩：

再查庆使来文，谓伊里布枪毙联涌，实系“陡起疯迷”，西医皆出具结验结为凭等语，旋饬金楷理将洋文医结前后三张，逐句循阅。据云，细绎结内字义，第一次洋文结不过谓伊里布“心昏意乱，病到极处，可以皂白不分”，并未有“陡起疯迷，信而有征”之语。二月间补送第二次医结，洋文即有“陡起疯迷”四字之意，七日间第三次又补送医结，洋文词意与第二次同。世敏医结，亦无“疯狂”字样，仅云其心神恍惚，夜不成寐，思烦虑乱，不能定其为系何疯病，亦不能定其将来得何病症等语。又洋文有“语言絮聒”字义，而华文则译成“心思昏乱”，华洋文不甚相符。庆使系精通法文者，不应如此疏忽。

吕海寰还令金楷理将医结之中，凡洋文、华文不对之处，都整理出来，一并照录，呈寄总理衙门。这次查办，挖掘出如此阴私之事，已经突破了总理衙门大臣们“查办不可太认真”的指示，吕海寰还特意为此向总理衙门作出解释。

除了正义感之外，吕海寰认真调查此案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已将庆常看作是办理外交的威胁。在他看来，查办“联涌案”，既为办理皇差，也为消弭中外衅端。吕海寰对此甚为忐忑，请求总理衙门务必保密，“若风声稍露，不特招怨，更恐外人借端挑剔，再生枝节，为可虑耳！”

纵观吕海寰的整个查办过程，他所担心的洋人干涉并没有到来，或者也可以说，他成功地避免了洋人干涉。这是吕海寰处于外交颓势中的表现，他为存在于想象中的“洋人干涉”而惴惴不安。

定谳及余波

吕海寰将最终的调查结果在本年十二月十八日（1900年1月18日）上奏朝廷，该折现存有军机处录副。折底则存于影印版《吕海寰奏稿》一书中，上面遍布修改痕迹，部分地体现了成稿过程。本节旨在基于吕海寰的调查，参照他的奏报，展现他办理此案的思路和心态。

紫禁城军机处值房

从结构上来说，《奏折》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联治呈控、联布氏呈控和世敏绝笔禀词的回应。

《奏折》对联治呈控的回应，是第一次调查结果的体现。由于吕海寰并没有认真进行这次的调查，所以《奏折》只能对庆常和在他影响下的使馆各员、洋医洋官的供词全盘接收。而经过认真的调查，《奏折》认定联布氏的原呈，也是“所称各节，原系痛夫情切，半多传闻”。只是在“洋医为何能在伊里布死后验出陡起疯迷”这一重大疑点上，吕海寰隐晦地表达了怀疑，“臣查外洋如伊里布行凶之事，实所惯见，西医每谓为脑气病所致。……惟众证佥同，未便以疑似之见轻为悬断”。

而《奏折》对世敏绝笔禀词的回应，则集中反映了吕海寰对此案的深入调查结果。对于“庆常令联涌销差”“汪璋说联涌短处”的指控，庆常和汪璋皆否认。《奏折》则认定，联涌销差确有疑点，“虽众供佥称因病，汪璋亦供未尝说其短处，殊难凭信”。

对于“伊里布与联涌平日有无口角”一节，庆常否认。《奏折》揭露出庆常强令各员以“伊里布多疑，与联涌并无口角”之词具结的事实。并通过对比各员口供，认定“伊里布与联涌平日均有口角”。

对于世敏所言之“汪前后误事、周多说话、伊愚、世无知、联太冤”，庆常斥之为“情虚之语”。《奏折》通过分析各员供词，认定汪璋“最善谈论他人是非”，而与周顺无涉。这一节论述，《折底》颇为简短，而且并未特意指出庆常供词的谬误，而《奏折》则非常详细地指明了庆常说法的错漏。

有关“世增代世敏请假赴德，禀稿系庆大臣亲笔修改”一节，庆常否认，并称没有见过禀稿的底稿，更未修改。《奏折》根据世增口供，揭露庆常“涂改数处，有狂迷、发狂字样”，而世增不得不照缮呈递。这一节不见于《奏底》中，而《奏折》论述详晰，并且认定，“世增言之确凿”。

对于“世增为人所愚，擅自具结”一节，庆常称世增为其弟具结、请假，皆出自手足之情。《奏折》根据世增的供词，揭露了庆常因世敏坏事，而将之“送入疯病院，幽禁成疾，已图灭口”的情节。世增为救其弟，不得以听从命令，在庆常的要求下具结、请假。这一隐秘情节，不见于《折底》。

对于庆常毁信、追信的指控，庆常依旧否认。《奏折》详细考察追信的可能性，认为“世敏寄世增之信未曾收到，追信之说，不敢谓一概无因”。对于庆常令学生具“伊、联并无口角”之结，庆常否认，而《奏折》查明确有其事。

细考《奏折》与吕海寰的调查结果，除了掩饰自己在第一次调查时并未传讯世敏的失误之外，他在《奏折》中并没有隐瞒其他重要事项。唯独弱化了庆常的作恶程度，即第四十三号公函之附笺中所载的情节，污世敏“疯迷”、挟西医威胁，以及篡改医结。《奏折》里都谈到了这些情况，只是没有把最骇人的细节放入。这并不是为庆常个人开脱，而是一种官僚手段，目的是为了降低影响、维护总署和公使体面。相比于《折底》，吕海寰正式提交的《奏折》反而是一个更尖锐的版本。从《折底》到《奏折》，体现了吕海寰在办案过程中向公平正义的偏移。

《奏折》的第二部分，便是吕海寰对此案所作的结论，“就现在所查情形而论，除伊里布业经自戕，应请毋庸置议外，所有庆常之事前失于觉察，事后之迹近弥缝；汪璋之信口多言，不知检束，似均有应得之咎”。奏报一经发出，吕海寰便焦急的向人打听朝廷的反应。不久，皇帝发下谕旨，并不理睬《奏折》中有关西医医结的各种疑问，以“驻法使馆学生伊里布轰毙参赞联涌，复自轰殒命，暨学生世敏怀疑自戕各节，既据西医验结，均系心思迷乱所致”定谳。庆常“应得革职处分，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汪璋“应得降三级调用处分，著加恩改为降三级留任”。此后庆常滞留法国不归。

对总理衙门而言，维护总署体面、避免洋人干涉，便是查办此案的最大成功。然而，即便案件已了，洋人干涉的阴影依旧存在。当年十一月，裕庚履新驻法公使，然而他抵达巴黎两月之久，法廷却仍不接受国书，两国外交中断。吕海寰在与总理衙门的沟通中，对此事有所猜测，首先便是“联涌案”：

不知彼族究因何故？刁难一至于此。若因之决裂，彼此均应撤使。若为前次查办之事而发，则事非交涉，尤属不应干预。且朗使（笔者注：裕庚，字朗西）系局外未经过问者。

其公函稿又将此句划去，猜测“大约为广州湾之事，借此要挟”。裕庚国书之事，总署竟然还请了已经离职的庆常来“居间调停”。在这个“时局如斯，外人事事皆可干预”的坏境之下，弱国外交，“曷胜愤懑”之事当不少见。

对于联涌的家人而言，唯一值得高兴的事情，便是吕海寰在《奏折》后附片，请皇帝嘉奖随父而去的幼童庆颐，“特予旌表，以敦伦常而维风纪”。皇帝从之。

结语

此案的真相，或许还存留在历史迷雾之中，纵使吕海寰也“殊不敢以信谳自居”。而对此案作一历史考察，则可为认识当时的官场氛围、外交环境提供新的角度。

此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或许是晚清唯一一例发生在驻外使馆的重大案件。尽管《万国公法》已经载明，“服化之国，皆准他国使臣驻扎，不归地方管辖”。案件发生在中国使馆，涉案人员全部为中国的外交官员，显系中国内政。然而庆常身负对法外交重任，上至朝廷，下至奉旨查办的吕海寰，都担心洋人干涉，而对其投鼠忌器。若非联涌遗属屡次“京控”，此案必定从一开始就被遮掩过去。即便是事态升级之后，总理衙门大臣依旧指示吕海寰“查办不可太认真”。

吕海寰的调查经历了一个逐步认真的过程。第一次调查，他还想着“避嫌”，以维持官场和谐。“世敏自尽案”爆发之后，出于同情心和责任感，他开始认真研讨世增等人口供，获取了不少案情。但出于对洋人干涉的担心，吕海寰又将调查范围限制在极为有限的程度，直至“凡西医之所论说，绝不加以驳斥”。调查结果，止步于庆常对世敏所作的阴私之事，即篡改医结、利用西医污蔑世敏为“疯迷”，以及利用疯病院拘禁世敏。从吕海寰的角度来看，这便是他在避免外人干涉的情况下能做到的一切。

吕海寰在查办该案的奏报中，除了弱化庆常的作恶程度之外，并未有原则性的隐瞒。或许他曾动摇过，所以才留有那封相对温和的《折底》。但他正式上奏的版本，则是基于调查结果的公允陈述。朝廷的处理，没有顾及吕海寰提供的案情，致使庆常逃离惩罚。

此案定谳之后，吕海寰获得总署嘉奖。袁昶致信吕海寰，“霭使事之奏，站稳地步，于涵蓄之中，存直道之公，斟酌煞费苦心”。这一评价，极为贴切。只有对此案进行过系统的历史考察，才能体会这句话的真正内涵。“煞费苦心”之说，想必吕海寰本人也会赞同。

致谢：本文在选题阶段受到复旦大学高晞教授的启发，在史料收集过程中得到汉堡大学滕宇宁、中山大学杜玉菲博士的帮助，初稿曾提交至汉堡大学傅敏怡教授（Prof. Michael Friedrich）主持的汉学讨论课并获得悉心指正，谨致谢忱！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08期，作者黄田（汉堡大学汉学系）。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