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德民：男人用哪个部位思考？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男性气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那些拥有最高权力的男性普遍有厌女症心态？尽管我们有时对男性的暴力行为和粗俗的想法持批评态度，但现实中我们大部分人对这种现象往往又无能为力，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在发挥作用？我们对男性气质先天和后天的认知界限到底在哪里？

在《生而为男》中，人类学家顾德民独辟蹊径，坚信所谓男儿本色，首先是文化上的纵容而非生理上的安排。从上海公园的相亲角，到海地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性丑闻，从墨西哥城专为女性而设的地铁车厢到印度的海吉拉，从奥克兰的康复项目到伊拉克战争的前线……顾德民带领我们对男性特征进行了一次全球性探索。

《生而为男：男性气概的人类学真相》

[美]顾德民 著

宋熙 张飒 译

雅理×大方 2023年6月

他以事实证明，男性特征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而是因地而异，甚至因种族而异。书中一再揭示，社会对男性特征的普遍误解，不仅强化了父权价值观，令女性感到畏惧，更对男性自身设定了不必要的限制。

男人用哪个部位思考？

文/顾德民

（本文节选自《生而为男》第9章）

我在墨西哥城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当时的妻子米歇尔和我们六个月大的女儿莉莉安娜回美国探亲几周。在我们居住的街道上，我们一家很显眼，一举一动都会被街坊邻居观察议论。为什么我们不像其他人一样把自来水烧开30秒？莉莉安娜身上的疹子好了吗？还有昨天来看你的那个人是谁？你晾在屋顶上的红色内裤是哪里来的？生活在城市里，隐私就只有这样。住在我们这样的社区，感觉就像住在鱼缸里。

米歇尔和莉莉安娜回了北卡罗来纳州，而我很期待可以全心全意地进行田野调查以及享受一段不用照顾小婴儿的时光，要知道她的绰号可是“小老板”。送走她们后，我便去了每周三和周六在粉红色油布下搭建的市场，那里的水果和蔬菜新鲜又便宜。小贩们让市场看上去非常热闹，那真是一个和小贩、朋友还有邻居聊天的好地方。

诺玛在我看到她之前就发现了我。她走过来，对卖菜的人笑了笑，若无其事地打听米歇尔和莉莉安娜是否顺利踏上了旅程。我说是的。然后诺玛很快说出了她真正想说的话。她把右手食指放在右眼下，好像指着眼睛那样简单而又严厉地对我说：“Te estamos vigilando, ¿eh?”（“我们会帮米歇尔看着你的。”）她和其他人会把我好好看住，不是为了帮助或保护我，而是为了防止我做任何愚蠢的事情。我需要小心行事了。

虽然很想直接反驳：“你这是在暗示什么，诺玛？！” 但是我放弃了这一想法，故作轻松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诺玛问得直截了当。很显然，这个对话早有预谋。“如果米歇尔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注意到的，那她一回来就会发现。你只要自己注意就好了，马特奥。当然，我真正需要留意的是那些女人。我知道你们男人管不住自己。”诺玛就此说出了一个底线：男人管不住自己，所以女人必须想办法管住他们。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被告知男人无法抗拒性的诱惑。诺玛的警告来自内心深处的担忧，我毫不怀疑她是认真的。她的母亲安吉拉还教了我一个表达同样意思的常用语：“A quién le dan pan que llore？”（谁会在得到面包的时候哭呢?）这句话一语双关，既形容在农村，因为贫穷，所以别人给你什么你就得吃什么，也可暗示男人 “天生”对性方面的邀请来者不拒。

诺玛的话或许有些调侃的意味，但她的警告里有多少是在搞笑呢？诺玛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我在米歇尔不在的情况下，会受不了诱惑而胡来呢？诺玛会不会对每一个几个星期都没有妻子在身边的男人说同样的话？我不认为她会对那些丈夫外出旅行的女人发出同样的警告。我们就有一个名声不佳的邻居，她的丈夫在美国做工，每年只能回来一个多月。多年来，在丈夫不在身边的11个月里，这个女人就会游走于众多情人之间。也许诺玛打算对那个女人提高警惕，以防她来诱惑我。

这种想法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超越时间和空间存在的人体。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发生生理上的巨变，即使是男性的身体也不例外，这些变化甚至可能是可遗传的。男性气质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特性，但即使它是，我们也并不是两个部分（生物本性和文化）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理解男人的性和暴力的意义，与我们的头脑和思想独立于我们的身体这一观念相关，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观念在西方一直是知识界和日常谈话的焦点。当涉及男性身体时，这个观念更是让人浮想联翩。而女性版——“她用阴部思考”——在一般谈话中则没有意义。后一种说法之所以不存在，因为在什么导致和解释男女性行为的一般态度上存在差异——虽然“一定又到了她的生理期”也常被人挂在嘴边，这同样是将女性行为病理化的说法。不同的是，当提到月经周期的时候，我们实际意指女性的生殖能力，而在男性版中，其暗示男人主要由性冲动驱使。如果将阴茎想象成占卜棒，就更容易理解了。

作为一个生理上的（而不仅仅是文化上的）男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这一角色一直是我在做人类学研究时的核心关注点：不仅因为一旦被人发现与妻子之外的女人乱搞就有被告发的威胁，反过来如果有人向我提出猥琐的要求，同样也会被告发，因为“男人就是受不了诱惑”；又因为我是一个男人，便被认为总比孩子的母亲差一点，而一旦我超越了这一期待，又会得到不合时宜的表扬。对我的男性特质的假设——往往是定义不清且不可改变的——一直影响着女人以及其他男人对待我的方式。我作为一个男人的性行为屈服于一种理所当然的恋物癖，然后又反过来将这种恋物癖归咎于我的男性特质本身。

坚持从生理上对男人的异常行为追根溯源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参考下述新闻，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为什么在当代美国大规模谋杀会变得如此普遍这一热点问题：

2012年12月24日

“遗传学家正在悄悄制定计划准备研究20岁的亚当·兰扎的DNA。2012年12月14日，他在康涅狄格州纽敦市杀害了20名儿童和7名成人。此举很可能重新引发长期的伦理争议。他们的工作将是努力发掘极端暴力的生物学线索。”来自康涅狄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很快跟进了这起屠杀事件，他们打算寻找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或者那些可能使兰扎更容易产生暴力倾向的基因突变。

2017年10月26日

“拉斯维加斯枪手的大脑将接受检查，以寻找杀人的线索。”报道的大标题有点虚张声势。文章的内容则比较克制。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神经病理学主任汉内斯·沃格尔博士，将对当月早些时候杀害了58名音乐会观众的男子的大脑进行检查。病理学家指出：“这场悲剧的严重性让很多人都想知道它是如何演变的。”他很快补充说道，他不确定自己会有什么发现。但是，“我想，这会打消外界对这件事的所有猜想。”

如果这些科学家真的发现了一些大脑异常的情况呢？这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找出美国大多数大屠杀的幕后黑手——年轻的白人男性的基因？然后呢？大规模检测所有生活在美国，某一年龄段以下的白人男性的DNA？关于白人（以及男性和青年人）的普遍态度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社会人口结构的状况并不是理解他们行为的关键。想象一下，如果大多数屠杀的凶手都是年轻的非裔美国男性，那么不断涌现的肯定是围绕他们的种族，对这些年轻人的背景、家庭和个性的分析。那么为什么对这些白人男青年，就不会有人去深入了解他们的种族和性别的情况了呢？

流行的看法是，脑部疾病、精神障碍和异常心理状态就足以导致2012年发生在新城、1999年发生在柯伦拜、1995年发生在俄克拉何马城和2017年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大规模谋杀案。这不过是众多事件中的几个。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解释似乎具有说服力，但它忽略了关键的因素。同样具有误导性的是指出世界上42%的枪支集中在美国人手中。拥有枪支与大规模杀戮之间有关联性，但这一因素本身并不能解释这些事件何以发生。尽管可以肯定的是，2017年在美国，每100个居民拥有枪支的数量为101支，这是全世界之最。但这个数字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沙特（每100名居民有35支枪）、芬兰（每100名居民有34支枪）、乌拉圭（每100名居民有32支枪）和法国（每100名居民有31支枪）发生的大规模谋杀案比美国少，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地方的大规模谋杀案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虽然在瑞士拥有枪支，并不像传闻中所称是强制性的，但确实可以说瑞士人还保有相当活跃的、与狩猎有关的“枪支文化”，而这一文化也从未导致瑞士发生大规模射杀事件。

即使我们发现了影响心智的生物指标，或者我们意识到美国人拥有枪支的数量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相比是个天文数字时，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美国，年轻白人男子的精神疾病更易引发大规模杀戮。我们在大脑中发现的异常情况也不能直接解释行为的异常。没有人可以宣称，在美国的大规模屠杀杀手脑中发现的基因异常是出生在美国的人身上所独有的。然而，除了战区之外，在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杀人事件远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常见。为什么在每一则新闻报道、警方报告和尸检结果之中，男性、青年和白人没有被视为关键的社会因素？这也许才是最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为什么大规模谋杀的凶手通常是来自美国的年轻白人男子？

也许我们应该对那些寻求大规模谋杀的生物起源的人持更开放的态度。也许他们会有所发现，最不济，浪费的也只是他们自己的时间。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对用生物学解释包括大规模谋杀在内的社会创伤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的问题。其危险性在于，我们认为可以通过生物学分析来解决社会问题，就像我们认为可以通过生物学上的推理来理解和解决社会不平等一样。美国对智商进行种族侧写的历史应该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依靠这个框架来解决大规模谋杀案的动机和预防问题那令人忧心的后果。然而，我们却继续从生物学中寻找更多其实这一学科根本无法提供的答案。

这种将男人的不良行为归咎于遗传学和荷尔蒙的情况越来越明显且有害，包括将暴力普遍病态化，认为它是不正常的，是“犯罪疯子 ”的行为。就像理智的表现形式不计其数一样，疯癫也是如此。疯狂本身并不会导致暴力或战争。如果大屠杀者没有找到言听计从的听众，他们不过只是孤“芳”自赏。在美国，大规模谋杀的核心问题是以白人、男性和青年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当今天在上海、墨西哥城或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人们说男性暴力是“遗传的”“先天的” 或“进化的结果”的时候，他们表达的想法是，无论公共政策如何干预，人们还是会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并暗示我们可以停止将宝贵的资源浪费在试图改变那些不可避免的行为之上，特别是当这些行为实则源于自然选择这样最基本且根深蒂固的本性时。不管你喜不喜欢，人们默认这样的道理，我们首先要接受，男人往往只是按照他们注定的方式行事罢了。

如果说对生物学的盲目信仰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与男人和暴力有关的社会问题，主要不是因为今日的科学已经强大到了全然无法忽视，而是因为对男人和暴力的社会分析已经变得太过苍白无力、毫无说服力了。

原标题：《顾德民：男人用哪个部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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