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即使青春不再，仍然……热泪盈眶

《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石晰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英国著名纪录片制片人莱斯利·伍德海德的《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石晰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原书名是“How the Beatles Rocked the Kremlin：The Untold Story of a Noisy Revolution”（《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嘈杂的革命：不为人知的故事》），中译本隐去副标题，另加上“回到苏联”作为主标题，这样的处理似乎也有点意思。披头士的歌曲的确常常是“嘈杂的”、“喧闹的”，比如为了丰富作品的表现力，时常在歌曲加入各种嘈杂声、大自然中的鸟鸣和各种动物的吼声，还有像《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中的飞机轰鸣声。关于“革命”，列侬那首《革命》从标题到歌词都有点“革命”：“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 好吧，你知道/ 我们都希望改变世界......但是当你说起破坏/ 你不知道吗/可别把我算在内...... ”后来还有不同版本的《革命一号》、《革命9号》。当然，“嘈杂的革命”不是这么浅显，而是指披头士所带来的叛逆的革命性力量。

但是，为什么是“回到苏联”？披头士乐队1968年创作的歌曲《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是其代表歌曲之一，收入《白色专辑》（《The Beatles》）之中，而这首歌本身也经历了戏剧性的“回到苏联”的历程：1987年7月保罗·麦卡特尼录制的唱片《回到苏联》在1988年仅在苏联境内正式发行，麦科特尼说希望苏联歌迷能够因此体会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感受——只有他们才有机会买到正版唱片，而西方歌迷只能进行翻录。1991年苏联解体后，《回到苏联》开始在全球各地再版。20世纪90年代初德里达曾赴俄罗斯讲学，他在《苏联岁月：从莫斯科归来》（Back from Moscow, in the USSR）一书中用《回到苏联》中的歌词“You don't know how lucky you are boy”（孩子, 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来表达对苏联未来变化的想象。2003年5月24日，当乐队成员保罗·麦卡尼特在莫斯科红场高唱“回到苏联”的时候，苏联已不复存在。但是，那一天“当夕阳在克里姆林宫后面缓缓落下时，十万人涌入了俄罗斯的中心——红场。圣巴西尔大教堂那童话般的重重尖顶和克里姆林宫古老的红墙被夕阳涂抹上了火焰般的光彩。一个熟悉的和弦在广场奏响，人们应声呼喊——很多人已经热泪盈眶，‘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保罗·麦卡特尼终于在此唱出了这首歌。”“人们感动得涕泪横流”，“这简直是你人生的总结”。……“他们欢笑、哭泣、互相拥抱，这首歌曾经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入狱、失业、失学，甚至被放逐，如今他们随着歌声起舞。”（序，1页）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人们等了四十多年；即使青春不再，仍然热泪盈眶。试问，还有比这更为激动人心的音乐事件吗？但是“回到”之旅也并未就此终止，同样有意味的是十年之后发生的呼吁行动。2013年9月18日一个绿色和平组织试图阻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大陆架公司在北极开采石油，被俄方逮捕了30人并面临着海盗罪、流氓罪等失实指控，该事件引起世界各地的声援抗议活动。麦卡特尼在10月14日以个人名义发出给普京总统的公开信，呼吁普京释放被关押人员，信中提到了十年前自己在红场的表演，以及披头士1968年创作的歌曲《回到苏联》。我想他的意思是提醒普京不要忘记往昔那些恶梦与时代进步的必然趋势。伍德海德在该书中第二章的题目就是“回到苏联”，但是没有谈这首歌，谈的是1986、1988年到苏联采访摇滚乐歌手的故事，其中提到苏联摇滚乐组织者阿特密·陀伊茨基写的关于苏联摇滚的书就叫《回到苏联》。总之，中译本以“回到苏联”为书名看起来确有不错的理由。

莱斯利·伍德海德原是英国曼彻斯特一家电视台的摄像，196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与后来风靡世界的“披头士”乐队结下了缘分——他拍摄了“披头士”历史上的第一部录像。后来他因为会一点俄语而去柏林“前线”当了一段时间的间谍（他还出版过一本书叫《我的间谍生活》），冷战时期的政治氛围和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使他对未来世界政治产生忧虑，而他通过对“披头士”乐队的认识、在间谍职务中感受到音乐与人性斗争和在东欧拍摄纪录片的经历使他对摇滚音乐与铁幕下苏联政治、文化的变化产生强烈的兴趣。于是“我追寻着一个个‘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的故事。我发现‘披头士’和他们的音乐如瘟疫一般在苏联蔓延，令人难以置信但又不可阻挡，横扫整个苏联并最终一起协力击垮了它。一个故事在我游历中逐渐成形，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强权如何奋战七十年试图控制音乐，也是关于那个国家无法控制百万少年，让他们逃脱自己的世界，沉迷在四个玩世不恭的英国摇滚乐手的音乐里。”（5页）于是便有了这部《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该书扉页上写有：“献给阿密特·陀伊茨基，我不可或缺的向导与难以置信的朋友。”陀伊茨基的确给予他很多帮助，但是除了“向导”和“朋友”之外，在我看来伍德海德是通过这位资深的乐评人和无畏的摇滚乐组织者向苏联的摇滚世代以及他们所坚执的信念致敬。

1987年陀伊茨基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伍德海德时说：“披头士或多或少地融化了百万俄罗斯少年的心灵，并让他们做好准备来面对苏联的终结。”“他轻描淡写地这么描述披头士对他们这代人的冲击，这句话却成了我的至高诱惑。他坚持认为披头士在西方赢得冷战的过程中是比核弹更有决定作用的武器，我被迷住了。”（20页）我估计研究冷战史的历史学家很难认同这种关于披头士的“更有决定作用”的说法，但是如果从新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包含着个体经验、集体心态、微观现象和历史现场感的说法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真实意义和价值。那么，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披头士摇滚乐对于当年的苏联青年人和管理部门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在多么严酷的环境里，“音乐仍然以无数种奇特的形态落地开花”，陀伊茨基称之为“好奇的疫病”，同时对这种疫病的来源深信不疑：“‘每一个苏联摇滚乐队，’他坚持认为，‘都从披头士那里感染了摇滚病毒。’”（23页）他认为对苏联少年来说，披头士音乐无法抗拒的魅力是“电声、长发、自由精神”。而他的妻子斯维兰娜则是以一个时尚作家的眼光回忆起披头士带来的最早的冲击：“我们把旧外套上的翻领裁掉来模仿披头士式样的无领夹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扒着这扇来自西方的窗口，尝试着稍稍改变自己的形象。”（28—29页） 而对于“部门”和各级文化领导人来说，有些问题很确定，也有一些只能猜测。虽有特殊家庭背景、但是也屡遭打压的苏联摇滚乐组织者和摇滚明星斯塔斯·纳明与苏联统治层之间的家庭关系使他能够理解苏联官方是如何看待披头士四人组的。“他们对政权有很大的威胁，因为（那些领导人）知道披头士给俄罗斯的年轻人某种内在的自由。”（32页）但是伍德海德似乎很难想象“那些管治苏联文化的乏味的官僚会把远在利物浦的几个孩子看作一种威胁。”于是他问道：“那些上层人士真的了解这种威胁吗？”纳明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感觉到了”……“尽管他们没有真的理解，这东西对他们来说太聪明了。”“但是他们总是憎恶所有他们不能控制的东西”，“他们害怕任何有能力影响人民的东西，披头士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能量不受控制”。（32—33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潮流和权力斗争的变化，“令人生畏的官僚们时刻努力揣测那捉摸不定的上意。……可以明显地看出政治潮流的起伏——包括国内和国际政治——总是在官方音乐路线中起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苏联官方对于流行音乐的态度总是难以预测而且有害的，从扶植到镇压之间大起大落，像是国家性偏执狂一样反复”。（35页）那么，“斯塔斯·纳明与苏联文化官员们的古怪想法之间多年的交涉斗争史疯狂而迷人。这些故事让我能一瞥苏联政治与流行音乐之间的超现实联系，而我想了解更多这样的故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音乐家们是如何摆脱斯大林的古拉格的呢？他们是如何和朝令夕改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的呢？而且到底什么才是——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义——克里姆林宫心目中能够被接受的流行歌曲？”（34页）这些问题当然很迷人，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作者通过采访和收集资料相当详细地勾勒出苏联流行音乐、摇滚乐在不同政治时期中遭受的不同命运，可以看作是一部以流行音乐为中心的苏联艺术—政治史。

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作者还是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一条历史的主线：“俄国革命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塑造‘新苏维埃人’。在这个国家改造几百万苏联公民的过程中，文化被看作是一样关键的武器——所以官方文化需要深入到每个公民的生活之中。在苏联艺术家的激励下，分散在人民中的能量将被驾驭，以集体劳动的形式来创造完美的社会。革命领袖们相信接触社会主义艺术能够将自私的国民转化成无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但当1917年革命爆发时，在地球的另一端爆发了一场十分不同的、混乱而失控的文化革命，爵士乐走出了新奥尔良，并席卷了全世界。这两场革命对文化的不同认识——克里姆林……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将在接下来的七十年里主导苏联音乐家与他们的国家的无数斗争。”（37—38页）这是“武器”与“自由”、改造与放任、一元与多元的斗争，“但事实证明，音乐家和他们的音乐总是不服从管制的；当领导人的想法有所变化从而引导政策有所放松的时候，苏联的流行音乐随之产生的故事一直是无法预估的，而且总是超越了克里姆林的政治大佬们的官方预估”。（38页）正是在管制与不服管制之间，流行音乐艰难地力图坚守阵地，音乐人在铁幕后面艰难地力图多呼吸一些外面的新鲜空气。在批判西方流行音乐的运动中，甚至连乐器也成为被批判、被禁止的对象——以各种乐器的稀缺来扼杀了任何音乐上的反叛，萨克首当其冲，“在整个苏联几乎都无法找到萨克斯，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近乎绝种的萨克斯成了苏联流行音乐狂乱不定的气候里的风向标”。（39页）那么，为什么是萨克斯？“萨克斯的性感音色所表达的放纵的激情，使它一直成为革命清教徒的眼中钉。在漫长的几十年中，在苏联一直都很难找到这件乐器，它不再被生产，也不被进口。”（45页）还有，“莫斯科所有的萨克斯被勒令上交，集中销毁。萨克斯乐手被迫改行，吹双簧管或者大管”。（61页）在乐器史上，恐怕还有一些乐器的背后有着类似的故事，虽然不一定会像萨克斯在苏联所遭受命运那么残酷。比如，在我的青春记忆中，乐器中背上坏名声的应该是吉他，它总是与长头发、喇叭裤、蛤蟆镜凑在一起，成为流里流气的坏青年的形象道具。但也正是在“文革”后期吉他的生产、销售和传播大行其道，在我当知青的时候几乎成为每个知青点都有的标配。

无论是宽松还是严禁，摇滚乐在苏联的命运都是掌握在“部门”的手里，关于这些“部门”的存在、性质、权力运作和形象等等就必然构成了这部摇滚乐奋斗史中很有意思的叙事。陀伊茨基称国家官方通讯社是“苏联文化精英的舒适的泥沼”，关于从那里产生出来的文化压抑和恐怖，陀伊茨基说“因为那一切都是呆板的，一切都毫无魅力。那些歌唱家发型一塌糊涂，……一切都完全没有吸引力，完全僵化。”“那一切都毫无光明、自由、时髦、愉悦可言……”（29页）更糟糕的是，在历史大趋势中常常出现走回头路的惊天逆流。例如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很快就发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运动，契尔年科特别重视对摇滚乐的批判。“在这种似乎重返斯大林风格的严峻局势带来的恐怖气氛里，苏联的文化官员争先恐后地调转方向服从于新的强硬政策。”（140页）

作者在前面提出的困惑是：“为什么这看上去没什么艺术含量，不带有任何明显的政治信息，用带有地方口音的外语演唱的歌曲，能够成为改变一代人的催化剂？（33页）到全书的最后，看来作者终于找到了答案：“归根结底，披头士狂热最重要的影响是他们改变了那一代人头脑和精神中的某种东西。通过我的探索我也能理解到那种改变是多么刻骨铭心。人们一次次向我提到他们‘不再恐惧’。提到披头士‘消除了他们内心的奴性’。”波茨纳“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支撑这个体制的是恐惧和信念，披头士帮助人们战胜了恐惧’”。（306页）其实波茨纳说的也并非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