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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城到江南：云冈石窟与摄山千佛岩

2023-09-24 07:4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作者：陆帅

注意！！！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永明（483-493），是南朝的黄金时代之一。彼时，与北魏的战线稳定在淮水一带，战争的残酷与多数人无关。自刘宋末年以来的动荡政局，也随着齐武帝萧赜的登基而告一段落。许多年后，南齐皇室萧子显在回忆起永明一朝时，满怀情愫地写道：

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

萧子显出生于永明五年，作为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豫章王之子，他的童年应该很美好。这美好的记忆，又为他的岁月史书加上了一层滤镜。

不管怎么说，时局终究是稳定了。生命有了保障，未来似乎可期，文化随即繁荣起来。定礼乐、修律令、编纂《宋书》，国家主导的学术工程在永明年间纷纷上马。庙堂之外、公退之暇，贵族文人间的酬唱吟咏，催生了永明体的形成。而在当时都城建康东北郊的摄山，数量众多的大小佛像正于山岩间开窟兴造，千佛岩由此创始。然而，与前述见诸纸端的事象不同，摄山千佛岩并非纯粹的江南风物。毋宁说，它与远在平城的云冈石窟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一、皇帝即如来：云冈石窟的诞生

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北魏和平年间（460-465），高僧昙曜上书文成帝拓跋濬，请求在平城西郊的武州山开凿石窟、兴建佛像。提案很快得到了文成帝的首肯。于是，在昙曜的主持下，五座宏伟高大的石窟出现于平城周边，“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著名的云冈石窟就此诞生。

表面上看，开凿云冈石窟是昙曜表达热忱信仰的宗教行为。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云冈石窟兴起的背后，是北魏国家佛教政策的重大转向。史家魏收特意将昙曜开窟一事写入《魏书·释老志》中，原因正在于此。

那么，所谓的转向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二十余年前——即北魏太延四年（438）太武帝拓跋焘所颁布的诏令：

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拓跋焘是文成帝拓跋濬的祖父，也是几乎统一整个华北的一代雄主。随着这道诏令的发出，北魏政权的境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史称“太武灭佛”。

拓跋焘执意清除佛教的原因很复杂，兹不赘述。而当雄主谢世，“灭佛”则很快迎来了终结。北魏兴安元年（452），登基仅两月有余的拓跋濬下诏：

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

拓跋濬此时只是个十二岁的孩童，没有一言九鼎的实力。朝堂上，外戚、宗亲、斗争激烈，也不存在最高话事人。但在叫停“灭佛”这件事上，大家似乎迅速达成了共识。看来，这场方式粗暴的治理，不怎么得人心。

然而，“灭佛”戛然而止，只是在原本高压的氛围上开了一道口子，令信徒们稍稍有所喘息。这条诏令究竟能不能贯彻到底？将来还会不会有反转？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好。在未知的黑幕前，人们不能不有所怀疑，有所保留。魏收在《魏书》中将这条诏令略写为“初复佛法”。一个“初”字，精准描绘了这一时期北魏佛教“复了，但又没完全复”的过渡色彩。尽管在“初复佛法”后，文成帝拓跋濬主导的佛事活动日渐增多。例如为沙门剃发、为“太祖已下五帝”造金像等等。然而，这些活动的场景主要在皇家宫苑、道场之中，大众无缘亲见目睹。北魏国家对佛教的积极态度，尚缺乏一座标志性的、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景观来展现。

云冈石窟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这次活动不仅有皇帝拓跋濬的亲自背书，并且据说五座石窟（今16-20号窟）中的巨大佛像也分别拟似拓跋珪、拓跋焘、拓跋濬等君主的身容。在云冈，北魏皇帝作为“如来”的形象现身世间，以最直观的形式向芸芸众生宣告“灭佛”已往事如烟、“崇佛”的新时代到来了。自此以后，推崇佛教也的确成为了北魏政权一以贯之的国策。无论是见诸实物的永宁大寺、龙门石窟，还是《洛阳伽蓝记》字里行间所描绘的北魏佛寺胜景，可以说都位于云冈石窟的延长线上。

云冈第20号窟

能够上达天听的高僧昙曜，当然不是凡人。就官方身份而言，他是北魏佛教界的最高领袖——沙门统。就私人关系而言，他是文成帝拓跋濬之父拓跋晃的旧交好友。于公于私，都是沟通皇帝的最合适人选。至于昙曜为何选择以开窟造像的方式表达信仰，大概与他的凉州渊源有关。《高僧传》记载，在来到平城前，昙曜主要在凉州一带活动。而据史家魏收记载，凉州僧侣是如此热衷于造像，以至于他特意将之称为“象教”：

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

凉州多山，当地僧侣受西域、印度佛教的影响，惯常在山间开窟造像。今天在古凉州区域仍能够看到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大量十六国早期石窟。曾经生活于此的昙曜，耳濡目染，对于这类巨大人工造物的景观震撼力与宗教威严感更深有体会。当平城需要营造“再兴佛法”的文化新地标时，开凿造像很自然就成为了昙曜的选择。

敦煌石窟

那么，云冈石窟又怎会与远在江南的摄山千佛岩产生关联？这就要提到当时居住在平城周边的一个特殊人群——“平齐民”，或者说“青齐土民”。

二、北徙南渡：乱世中的“青齐土民”

青齐，本是南朝刘宋政权的边境疆土，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省泰山以北、黄河以南。在《尚书·禹贡》所载古九州体系中，这片区域属青州。周代分封，这里又成为了齐国的核心领地。故在此后，人们往往将青、齐连称。从太武帝拓跋焘开始，北魏曾多次入侵青齐，均无功而返，至皇兴三年（469），趁着刘宋孝武帝去世后南朝的混乱局势，终于将之收入囊中。而在战事平息后不久，大批青齐本地人士——即“青齐土民”随即被迁往平城，亦即所谓的“平齐民”。

伴随军事征服的强制徙民，是北魏前期历史中的惯常景象。规模最大的一次徙民发生于天兴三年（398），道武帝拓跋珪将新占领地的“民吏”“百工”“巧伎”数十万人加以迁徙，“以充京师”。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拓跋焘在平定凉州后，“徙三万余家于京师”。上文提及的昙曜，应就是在这次徙民中从凉州来到平城。宿白先生将云冈石窟的诞生背景总结为“平城实力的集聚”。这里的“实力”，就是因徙民政策而聚集于平城的僧侣、工匠与财富。

见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远在雁门关外的平城，风土粗粝、物产贫瘠。“平齐民”的生活，自是颇为困顿。不过，他们好歹能书善写，算是有一技之长。在复兴佛法的大背景下，平城周边聚集起不少佛寺、僧侣，写经、译经的需求旺盛。于是，“平齐民”纷纷做起了抄、译佛经的兼职，补贴家用。在这胡风炽盛的苦寒之地，文化人是如此难得，不免惺惺相惜。一来二去间，他们就与平城的僧侣们、尤其是高僧昙曜熟络了起来。典型者如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刘孝标在昙曜所译《杂宝藏经》中承担“笔受”之职。对于这群南方来客，昙曜也颇为看重，曾专门上书文成帝，请求将部分“平齐民”转为“僧祗户”，纳入佛教体制来管理。集中安置“平齐民”的“平齐郡”，距离武州山并不遥远，再加上与昙曜的密切关联，他们对云冈石窟的熟悉程度，不难想见。

时光流转，“青齐土民”被迁往平城的数年后，孝文帝拓跋宏继位，著名的“孝文帝改革”逐渐拉开序幕。这场改革核心，一言以蔽之，是“汉化”，或者说“华夏化”。原本来自南朝，熟悉“华夏礼乐”的“青齐土民”们，也就顺势成了稀缺人才，迎来了命运的巨大转折。上文提及的刘芳，正是在此期间被孝文帝选为“侍坐讲读”的贴身近臣，类似者还有崔光、蒋少游等人。青齐人士，在北魏宫廷中一时炙手可热。

《世说新语》书影，可见刘孝标注

政治地位的提升，带来了管理政策的松动，“平齐民”不再被要求强制定居平城。趁此东风，一些“平齐民”回到了青齐故土。但还有一些人——如上文提及的刘孝标——既没有登朝入仕，也没有按例返乡，而是选择了逃奔南朝。捎带一提，刘孝标是文采出众的大学问家，他为《世说新语》所作的注释至今仍在使用。

此时的南朝，刚刚经历过改朝换代。刘宋政权灭亡，萧道成新建立了南齐政权。从“齐”这个国号来看，萧氏新朝与青齐地区似乎颇有渊源，事实也正是如此：十数年前北魏攻占青齐的戎马倥偬间，部分“青齐土民”留守当地，随后沦为“平齐民”，北迁平城。另一部分“青齐土民”则南渡过淮，以避兵乱。而彼时驻扎于淮阴，负责接应这些南下“青齐土民”的前线主将，就是萧道成。

南渡的“青齐土民”背井离乡，无依无靠，渴求政治上的引路人。此时的萧道成，野心渐起，也需要一支心腹力量应对日趋混乱的时局。双方一拍即合，相互扶持，在刘宋末年的权力游戏中笑到了最后。在京畿江南、在都城建康，这些来自青齐的政治新贵是如此显眼，以致于《南齐书》专辟一卷为之立传，撰写史论曰：

太祖[萧道成]作牧淮、兖，始基霸业，恩成北被，感动三齐。青、冀豪右，崔、刘望族，先睹人雄，希风结义。

上文中提到的“平齐民”，有崔光、刘芳、刘孝标。这条史料又说“崔、刘”两个望族，是协助萧道成建立霸业的结义亲信。可以看到，在战争的阴影下，以崔氏、刘氏代表的“青齐土民”北迁南渡，天各一方。却又因缘际会，各自活跃于南北朝的政治前台。

不过，对于身在北土的“平齐民”而言，南朝毕竟是华夏正统，是令人魂牵梦绕的故国。因此，随着北魏太和年间管控措施的放开，也就出现了不少如刘孝标这般的脱北南奔者。平城云冈开窟造像的新风尚，正是藉由这一人群，从平城来到江南，促成了摄山千佛岩的出现。

三、江南新居地：摄山千佛岩及其周边

摄山，位于南朝都城建康的东北郊。南齐时，山上多了一座栖霞寺，自此以后，就又有了栖霞山的名字。千佛岩，就是栖霞寺的佛教景观之一。

栖霞寺的建寺历史很清晰，它源于高士明僧绍的舍宅为寺。好巧不巧，这位明僧绍也来自青齐地区，《南齐书》记载：

[明僧绍]隐[居]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淮北没虏，乃南渡江。

长广郡位于青齐东部，崂山即今天山东青岛的崂山。北魏攻陷齐地，“淮北没虏”，于是明僧绍便从崂山一带“南渡江”，居住于摄山，后舍宅为栖霞寺。

栖霞寺

居住在摄山周边的明氏，其实不止明僧绍一人。1972年，在摄山西侧的另一座山坡，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明氏家族墓地，并出土了《明昙憘墓志》一方。明僧绍、明昙憘、以及那些名字无考的墓主，都属于明氏一族。推想起来，摄山周边应当是明氏的产业所在，故而他们聚居、族葬于此。

摄山的周边

京城居，大不易。能够在寸土寸金的建康周边置产生业，多是非富即贵。前面说到，南渡的“青齐土民”是萧道成完成禅代大业的核心力量，而明氏一族就在其中。史料记载，在萧道成的身边，最受其信任、委以宿卫要职者，有中兵参军明惠照。前面提到的明昙憘则是萧道成的麾下将领，死于刘宋末年萧道成平定桂阳王刘休范的战事中。至于明僧绍，在南齐建立前后的舆论造势中以知名隐士的身份屡屡出场，与萧道成更是关系至深。开国勋贵的显赫地位，显然为明氏在摄山周边立足提供了极大助力。

《明昙憘墓志》

在上文中，反复提及的“青齐土民”是崔氏与刘氏。那么，他们与明氏的关系如何？从《明昙憘墓志》来看，明、崔、刘这三个“土民”家族保持着长期而频繁的婚姻网络。明昙憘的母亲、妻子皆为刘姓；祖母、伯母、婶婶以及四位嫂子则都是崔姓。实际上，南奔的“平齐民”刘孝标与明昙憘一家的亲缘就极为紧密。明昙憘的母亲乃刘孝标的伯父刘奉伯之女，明昙憘的岳丈刘乘民也是刘孝标的亲族。按辈分论，刘孝标算是明昙憘的堂舅。

由上可知，摄山周边聚居着明僧绍、明昙憘等南渡而来的明氏一族，而明氏一族又与崔氏、刘氏同样，都属于典型的“青齐土民”。所以，当“平齐民”来到江南，投奔亲友，摄山周边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落脚点。关于平城的种种奇观见闻，通过这些北来人士在“青齐土民”中口耳相传，交流汇聚。恰好隐居摄山的明僧绍舍宅为寺，发愿兴建大佛。云冈开窟造像的新风尚，就由此被栖霞寺所吸纳。实际上，除明僧绍外，法度、僧朗、法朗、保恭等寺内住持也与青齐地方关系密切——他们或来自青齐周边，或本就是“青齐土民”。明乎此，千佛岩石窟造像群出现于摄山，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在此稍稍梳理相关时间线索：皇兴三年（469），北魏攻占原属南朝的青齐地区，大量“青齐土民”北徙平城，沦为“平齐民”。另一批“青齐土民”则南渡过淮，在避难途中结识萧道成，随之前往江南，协助其完成篡宋建齐的霸业。随着建元元年（479）南齐王朝的建立，当年南渡的“青齐土民”在江南扎下根来。而在不久后的北魏太和六年（482），孝文帝展开改革，放松对“平齐民”的管控，刘孝标等青齐人士得以南奔故国。于是，在南齐永明时代（483-493），经过了十余、乃至于二十余年的生离死别，当年青齐沦陷之际或南渡、或北徙的“土民”们，最终在江南得以团聚。

实际上，除了“平齐民”南奔这类私人性质的往来，永明时代也是南北朝之间关系相对缓和、官方交流比较密切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双方多次互派使节，并尤其注重利用“青齐土民”的南北人脉周旋外交、获取情报。如永明元年（483），南齐使臣刘瓒访问平城，北魏朝廷特意派遣其族弟、上文提及的“平齐民”刘芳负责接待。再如永明九年（491），曾经的“平齐民”蒋少游以北魏副使的身份访问建康，拜会其舅崔元祖，并“模写宫掖，画图而归”，作为新都洛阳的建设蓝本。因此，云冈石窟作为平城首屈一指的宗教奇观，相关见闻与消息传入江南，大概不局限于某一人或某几人，而是存在多条公、私渠道。当然，曾与昙曜合作译经、又与明氏关系至深的大学问家刘孝标，必定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

以南齐永明年间开凿的无量寿大龛为始，此后的整个南朝时期，居住在摄山周边的“青齐土民”们、都城中的官僚权贵们，纷纷斥资供养，千佛岩的规模日趋扩大。在陈朝江总所撰《摄山栖霞寺碑》中，不仅详细记载了明僧绍次子明仲璋、齐文惠太子萧长懋、梁临川王萧宏等贵族、皇室赞助千佛岩的史实，还写道“王公搢绅之辈、郎吏胥史之属，步林壑、陟皋壤、升精舍、拜道场”，可见当时盛况。

无量寿大佛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受信仰特征、政教关系、艺术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摄山千佛岩的兴盛，并未带动起建康乃至于整个江南社会的石窟营建风潮。可见，对于石窟造像这一新事物，江南人虽有雅量容纳，但兴趣终究有限。在中原北方，云冈石窟之后，先后出现了龙门、响堂山、云门山等多处规模可观、形制宏伟的石窟群。而在江南，摄山千佛岩却极其孤单，是目前所知唯一成规模的南朝石窟造像群。就此点而言，摄山千佛岩更接近于北方佛教在江南的一块飞地，在当时的南朝社会文化中是极为特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