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报效家乡：我的辽宁三线建设研究之路

黄巍   

一、幸运与机遇

2023年9月4日，国家社科基金公布了其2023年度一般项目清单。我申报的《新中国东北地区工业布局的规划与调整（1949-2019）》课题榜上有名。回想起这些年的三线建设的研究历程，既是艰辛又是幸运。

至今清楚记得，那是2016年4月，我到北京参加我的博士母校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当代中国与社会（1966-1976）”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我有幸认识了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我知道徐教授在学术界名气很大，特别是近些年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小三线建设研究领域学术成果丰硕，心中非常敬佩。利用学术会议的间歇时间，我向他请教一些学术问题，徐教授非常谦虚且很友善，很耐心的对我进行了学术指导，并说我所在的辽宁省当年是支援三线建设的主要省份之一，也是小三线建设的区域。按照同心圆理论，循序渐进，可以先从辽宁小三线建设研究着手，再做辽宁支援三线建设大三线建设方面的研究，同时拓展到辽宁当代工业史，最后进行辽宁当代史的研究。

我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新中国史，且是1966-1976年，三线建设和我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基本属于同一历史时段。2012年7月，我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毕业后，回到家乡辽宁，到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刚毕业那几年，我感觉同事们基本都在做辽宁地域史的研究，我也想过要做辽宁地域史的研究，但却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研究的选题，曾经尝试做的一些辽宁地域研究也都没有取得重要学术成果，不免迷茫困惑。所以，当徐教授指导我日后可以做三线建设研究时，我想虽然我对三线建设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但三线建设和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时间段基本属于同一历史时段，所以感觉宏观历史背景，基本历史文献可以把握。辽宁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是支援三线建设的主要省份，我想可以先从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研究入手，日后再拓展，做辽宁当代工业史、东北当代工业史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这是辽宁和东北的特色，应该很有研究价值和重大意义。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沈阳，开始阅读三线建设的相关书籍和论文。2016年5月，徐有威教授非常热心的把他研究团队已出版的一系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和相关研究资料邮寄给我。我一方面非常敬佩徐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取得的学术成绩，另一方面感觉他们的研究思路和角度，我很感兴趣，这更进一步坚定了我研究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信心。此后，我进一步大范围的阅读、学习三线建设领域相关专家、学者的书籍、论文，我发现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地域集中于四川、重庆、上海、贵州、湖北、安徽、江西、广东、北京等省市，而作为支援三线建设重要省份的辽宁，却鲜有没有学者关注这个重要问题。我又咨询了辽宁一些党史专家，基本也都不了解如何搜集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相关史料，辽宁学界甚少关注这个问题的状态，这和支援三线建设输出巨大人力、物力、财力重要省份的辽宁是极不相称的，更无法实现上游支援三线建设省份和下游建设三线省份的学术对话。

那几年，我的心情复杂。每当到外省开学术会议的时候，都会有外省同行问我东北是不是经济很差了，工资待遇又低，是否有想法到外省工作等等。此前，我从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当外省同行这么问我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东北在外省人看来已经很落后了，曾经的“共和国长子”的辽宁已经被外界评价的这么低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呼声越来越高。无论是作为一名辽宁人，还是作为一名从事历史研究的辽宁学者，我想外界对东北、对辽宁的过低评价对东北、对辽宁都是不客观不公平的，这样的过低评价只会恶性循环，使东北、辽宁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当时，辽宁学术界探讨的主题基本都围绕东北振兴，全国经济学家也纷纷给东北经济把脉。我想作为一名从事新中国史研究的辽宁学者，虽不能像经济学家那样从经济学角度为东北振兴提出解决方案，但我可以从历史学角度梳理东北特别是辽宁曾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辽宁确实不愧为共和国的长子，希望外界给予东北、辽宁客观、公正的评价；给东北振兴、辽宁振兴以时间和空间；给东北人民、辽宁人民以信心和支持。我想我有责任和义务做好这项研究，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工业布局的调整；了解三线人的不易，辽宁人的长子情怀等等。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无论克服多少困难，我都要搞好辽宁三线建设研究，略尽绵薄之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报效家乡。

二、努力与探索

虽然，我以前研究的是这段时间的历史问题，但三线建设毕竟是一个新的研究专题，大部分相关文献我需要重新收集、梳理。在梳理三线建设文献综述中，我发现只有一篇辽宁三线建设的相关文章发表在2011年的《党史纵横》上，文章给了我很多启发，但属于宏观论述，要想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辽宁三线建设，还得进一步收集文献档案资料。

我首先查阅了辽宁省档案馆指南等书籍，我感觉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史料应该主要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原来的东北局、辽宁省国防工业办公室、辽宁省基本建设委员会等部门的档案资料中。但是，在我收集档案史料的过程中却遇到诸多困难，由于三线建设属于国防事业，所以有关三线建设的信息在上世纪90年代前处于保密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一系列文献资料的出版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出台，三线建设这一新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的研究才开始浮出水面，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是，由于很多地方档案资料还处于封存状态，特别是针对这种散落在各处的文献资料，我应该如何开展史料的收集呢？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我集中精力收集辽宁三线建设的相关文献档案资料，我先到辽宁省档案馆咨询，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说建国后的档案史料基本不开放，东北局的相关史料都已经上交，目前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经过我再三解释、沟通，档案馆工作人员给我调来几份关于辽宁三线建设的相关史料，但只允许我抄写，我如获至宝，快马加鞭赶紧抄写。可是，只有这几份档案史料，我如何开展研究呢，我于是到辽宁省图书馆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资料，我翻阅了辽宁省地方志、辽宁省工业志、沈阳市志、鞍钢志等相关书籍，查阅到一些大三线建设的文献史料，但基本都是一句话，如“某年，鞍钢支援攀枝花多少人，多少设备”等等。这种没有矛盾对立冲突的简单描述，又构不成论文的体系，特别是我的辽宁三线建设研究还要包括小三线建设，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辽宁小三线建设的史料呢？

此时此刻，我想起徐有威教授曾经发给我的全国小三线企事业单位排序表，辽宁在1960-1980年代建有了七个小三线军工厂，但排序表只有这些军工厂的代号和地址，其他的一无所知。根据地址，我发现这七个小三线军工厂都建在辽宁的边远山区，基本不通火车，从沈阳出发，自己开车到那里需要5个小时以上，但此刻我已别无选择，想着只有自己亲自到小三线原厂址去看看，只有找到工厂的职工和当地的群众才能了解情况。

2017年8月初，我利用暑期调研假和我先生休假的机会，决定先到辽宁小三线军工厂最集中的桓仁县看看。根据徐有威教授提供的小三线企事业表，有三个厂在桓仁县，其中有两个厂在桓仁县木盂子公社，有一个厂在桓仁县铧尖子公社。虽然我是辽宁人，但多年来在北京读书，加之我也是比较宅的人，以前从来没有去过桓仁县，对那里的人和事都不熟悉，但我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我们只能靠自己不耻下问了。

记得那天，我和我先生早晨7点从沈阳出发，下午1点左右，我们到达桓仁县木盂子镇，小三线建设的时候还叫木盂子公社，现已改为木盂子镇。看到当地的村民，我们就询问这里有没有小三线厂，厂址在哪里，职工现在都到哪里了。通过咨询当地的村民，我简单了解了情况，这里确实曾经建过小三线厂，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都搬到辽阳县了，职工们的联系方式，这几位村民并不知道，对小三线厂的变迁史，他们更不了解。即便如此，我想既然来了，得有收获，我就利用下午的时间在当地口述采访了多位村民，想从他们的视角看嵌入性小三线工业企业到农村的发展情况，村民们对小三线企业的看法等。

有的村民很热心，说这里曾经建过三个小三线军工厂，即新风机械厂、新华机械厂、新兴机械厂，简称三新厂，说他自己就是当年小三线军工厂职工子弟的同学，他们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搬走了，但现在每当采蘑菇、采山野菜的季节，有的同学还会回来，还给我提供了他认识的小三线军工厂职工的联系方式，让我日后有机会去采访他们了解情况，我表示感谢。通过对当地村民的口述采访，我了解到当地村民和日后采访的小三线军工厂职工对很多问题因立场不同，看法也不同，由此可见，不同立场的群体对同一事件的看法是不尽一致的，这种多维的视角对我日后撰写三线建设论文提供了很大帮助。

笔者（左一）在辽宁桓仁县小三线原新兴机械厂附近采访当地村民

辽宁桓仁县小三线原新华机械厂旧厂址

当天下午，辽宁科技学院的几位老师听说我来桓仁了，说他们恰好第二天要去当地木盂子镇老秃顶子山采访东北抗联情况，问我们是否愿意一同前往，我想索性也来了，虽然不研究东北抗联，但去学习学习也有收获。

这样，第二天上午，我和我先生按照约定时间来到老秃顶子山，老秃顶子山被誉为辽宁屋脊，海拔约1367米，属于长白山龙岗支脉，被称为东北小长白山，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曾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此地建立过老秃顶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在辽宁坚持抗战长达四年之久。东北抗联在老秃顶子山中建立起十余处能吃能住能藏东西的秘密营地，其中包括军部、师部、连部、联络处、哨所、兵工厂、练兵厂、大会堂、枪械所、被服厂、卫生所、粮食仓库、地下交通站、伙房等。老秃子山自然风光优美，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植物带分布明显，野生动植物种源丰富。当地旅游资源丰富，融山、水、石、泉、洞、林于一体，如有冰壶沟的云天瀑布、百瀑川、靖宇潭；古树参天，暖流潺潺；天桥河的蟾蜍石、盘龙腾等自然景观，春季野花烂漫，百鸟争鸣，金秋枫叶红遍，层林尽染，呈现出一幅幅迷人的山水图画。最近几年，当地政府引进民营企业，利用老秃顶子山的自然环境和东北抗联曾经在此地建立过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优势，在当地大力打造开发东北抗联红色文化旅游景区，并准备恢复、开发多处东北抗联遗址。

当地东北抗联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负责人非常热情友好的接待了我们。经他介绍，原来老秃子山不但曾经是东北抗联的根据地，也是小三线军工厂原新风机械厂的所在地，现在仍然有部分厂房旧址尚存，他说经常会看到原新风机械厂的职工们回来看老厂旧址，并给我推荐了原新风机械厂工会部长冯伟，让我有机会采访他，这又给我带来新的希望。

那天上午，我们采访了几位当地东北抗联的后代，然后又一起上山查看了东北抗联的军部、师部、连部等旧址。我当时想新风机械厂的建设确实遵循了“靠山、隐蔽、分散”的原则，这地方四周群山环绕，又是东北抗联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便于隐蔽。

当天下午，我和我先生又到附近的小三线军工厂原新华机械厂和新兴机械厂考察了旧厂址。第三天，我和我先生开车到桓仁县城，我想到桓仁县档案馆看看是否能查阅到三新厂的相关档案史料，经过努力，查到一些桓仁县木盂子公社、铧尖子公社当时和三新厂关于土地占地等问题的相关档案史料。

笔者（右二）、笔者先生和辽宁科技学院老师在辽宁桓仁县小三线原新风机械厂旧址合影

这次桓仁之行，应该说我收获很大，不但查到一些档案资料，找到了三个小三线厂的旧厂址，还获得了很多小三线军工厂职工的联系方式，我日后可以采访他们。我决定先采访原新风机械厂工会部长冯伟，听东北抗联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负责人的介绍，冯伟同志多年来坚持义务做厂史，收集史料。

2017年9月6日，我和我先生开车到辽阳县找到冯伟，他非常真诚、热心，现已退休，在当地开了一家复印社，生意很红火。经过采访得知，冯伟历任原新风机械厂钳工、工会放映员、工会干事、工会部长、退休办主任。三新厂自1985年从桓仁县搬迁至辽阳县后，已于1999年破产。出于对三线建设的情怀，他多年坚持义务做厂史，他还把保存多年他父亲冯贵芳同志从1967年至1999年的日记拿给我看，这是研究三线建设的重要史料，我非常感谢，冯伟的父亲冯贵芳同志历任原新风机械厂党办秘书、劳资科长、党办主任、纪委书记。冯伟和我说，三新厂破产后，企业档案保留在辽宁省辽阳市档案馆，让我日后有机会去查阅。这次采访带给我很大的帮助，冯伟的真诚、热心、友善让我体会到了三线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日后我还多次采访了冯伟，每次他都非常耐心，有问必答，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辽宁桓仁县小三线原新风机械厂办公室老照片

原新风机械厂纪委书记冯贵芳同志日记

原新风机械厂二车间旧址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辽宁小三线建设，2018年3月初，我在单位开了介绍信，到辽阳市档案馆开始了为期三个多月的查档工作。

辽阳市档案馆馆藏三新厂的档案中，新风机械厂档案资料最全、最完整，为19151卷，新风机械厂是辽宁建立最早、发展最快、影响力最大的小三线军工厂，被誉为辽宁小三线的排头兵；新兴机械厂7340卷；新华机械厂6013卷。其中可供查阅的三新厂的文书档案共计2295卷，新风机械厂1342卷，新兴机械厂522卷，新华机械厂431卷。这些文书档案记载了三新厂从1965年建厂到1999年破产的兴衰历史，档案内容涵盖办公综合类、组织工作类、武装保卫类、纪检工作类、劳动工资类、生产计划类、技术工作类、财务工作类、基建机动工作类、供应工作类、总务工作类、团委工作类、工会工作类、医疗卫生福利工作类等十几类。

那几个月，我除每周四去单位上班外，其余时间都去辽阳查阅档案，风雨无阻，因为我需要每周四到单位上班，这样我每周三晚上回沈阳，每周一早晨再去辽阳，恰好辽阳当地有亲属，我在辽阳查档案期间就住在亲属家。尽管非常辛苦，但能查到档案就感觉很有价值和意义。

时间长了，我和辽阳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也熟悉起来。档案馆的同志说，我是他们档案馆建馆以来查档时间最长的人。每天，档案馆工作人员根据我要查阅的目录提前先审核，可以查阅的内容，他们就非常认真的给我调来卷宗，我可以抄写，也可以复印。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终于把辽宁小三线三新厂可供查阅的档案基本查到了。辽阳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工作认真负责，我非常感谢他们。临别时，我真诚的给辽阳市档案馆送了一面锦旗，用“热情服务、真诚待人”，感恩于他们对我收集史料工作的支持。

对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文献档案史料的收集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这次对三新厂企业档案史料的收集工作，对辽宁小三线建设研究是个巨大的突破，因为如果不掌握三线企业档案，是无法对辽宁小三线建设进行深入研究的。

三、收获与展望

经过七年的努力和探索，在三线建设研究的学术道路上，我有很多收获。承蒙各位三线建设研究资深专家的提携，我不但参与了三线建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的相关研究工作，还作为课题负责人成功申报国家、省级、市级课题多项，如“辽宁支援三线建设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辽宁小三线建设文献收集整理研究”、“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历史阐释研究：以辽宁支援三线建设为中心”、“新中国沈阳工业发展历程与当代价值研究”、《新中国70年来辽宁工业发展历程与当代价值研究》、《“三线”建设的主力军》、《沈阳支援国家三线建设的贡献研究》、《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工业的恢复与布局建设研究（1945-1957）》等，并于2023年9月成功申报《新中国东北地区工业布局的规划与调整（1949-2019）》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近五年，出版学术专著1部，《东北工业布局发展变迁与实践探索（1949-1999）》，辽宁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并相继在《开放时代》、《江西社会科学》、《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史林》、《当代中国史研究》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如《突破与回归：辽宁三线建设述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三线调整——以辽宁新风机械厂（1965-1999）为例》、《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认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1921-1949）——基于东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小三线职工日常食品供应研究——以辽宁桓仁县三新厂为例》、《东北亚局势视域下新中国三次工业布局的规划与调整》等多篇论文，《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各转载1篇，其中，发表于2019年第8期《炎黄春秋》的《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重任》一文被2019年第21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获得省级、市级科研规范奖励近10项，其中，获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省政府奖）二等奖1项，如《突破与回归：辽宁三线建设述论》（《开放时代》（CSSCI），2018年第2期）一文于2021年6月荣获第八届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果奖二等奖，此文又于2018年11月荣获2016-2018年度沈阳市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笔者部分三线建设研究成果

近三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推动，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研究也日益得到辽宁官方、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我本人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受到关注，并和辽宁省档案馆、沈阳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展开学术交流和合作，使我受益匪浅，更进一步坚定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

学术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术界前辈对我的帮助指导，作为全国三线建设研究的权威专家，徐有威教授一直非常关心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研究，辽宁小三线建设研究的进展情况亦是他非常关注的。

2018年9月初，徐教授到吉林参加学术会议。在此之前，他已考察全国各地200多个小三线建设企事业单位旧址。此次他难得到东北来，他说想在去吉林参加学术会议之前，提前两天专门到辽宁来，想考察一下我已找到的辽宁桓仁县小三线军工厂三新厂的工业遗址。徐教授能在百忙之中专门到辽宁考察小三线工业遗址，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对我们三线建设研究后辈的巨大鼓舞。2018年9月6日早晨6点，我和我先生开车，先带徐教授到辽阳县，邀请冯伟做向导，在冯伟的指引下，我们先考察了三新厂在辽阳县的厂址，然后驱车前往桓仁县考察小三线三新厂旧厂址。中午，我们到达桓仁县，徐教授非常认真地考察了桓仁县三新厂的旧厂址，并和当地东北抗联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负责人亲切交谈，同时指导我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辽宁三线建设，有幸得到徐教授的赐教指导，我是非常感谢的。

徐有威教授（右）和原新风机械厂工会部长冯伟考察辽宁桓仁县小三线工业遗址时合影

徐有威教授(中)、笔者（右）采访辽宁桓仁县东北抗联文化旅游景区负责人

近几年，我多次参加三线建设学术会议，并提交相关学术论文。2018年10月，参加上海大学举办的“当代工业遗产：价值及保护与利用”国际学术论坛；2019年1月，参加四川大学举办的2018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暨学术研讨会；2019年6月，参加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三线建设史研究工作坊”学术会议；2019年11月，参加三峡大学举办的“记忆与遗产：三线建设研究”高峰论坛学术会议等等。通过学术研讨会，我有幸认识了上海、北京、四川、重庆、贵州、湖北、广东、广西等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知名专家学者，进一步拓展了我的研究思路，开阔了我的研究视野。

通过学术会议，终于实现了上游支援三线建设省份和下游建设三线省份的学术对话，在开会的时候，有四川学者和我说，我们这么多年研究三线建设，遗憾的是，很少见到你们东北作为上游支援三线建设省份的学者，你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做了好事不留名啊。多年来你们东北鲜有学者关注这个重要问题，现在你来参会了，可以学术对话了。我想这位四川学者说的是真话，也是实话，可对于作为东北学者的我来说，内心却很惭愧。

     笔者参加上海大学“当代工业遗产：价值及保护与利用”学术会议

笔者参加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首届中国三线建设史研究工作坊”学术会议

 笔者参加湖北三峡大学“记忆与遗产：三线建设研究”高峰论坛

三线建设在当代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就其未来发展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投入其中，三线建设已日益成为当代史研究中新的聚焦点与生长点。就我个人而言，尽管近几年，我在三线建设研究上有一些收获，但感觉目前存在的问题仍然较多。

首先是从事三线建设研究的东北学者比较少，每次参加全国三线建设学术会议，四川、重庆、贵州、湖北、上海等地学者较多，东北学者仅寥寥几人，无法形成学术团队形成合力。虽然实现了上游支援三线建设省份和下游建设三线省份的学术对话，但学术力量仍很不均衡。其次是史料的收集工作仍然较为困难，由于地方上的很多档案资料目前还处于封存状态，这给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日后我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文献收集工作。再次是收集渠道的局限性，三线建设文献的遗存并不十分完善，许多企业因为合并、搬迁、转制、转产、倒闭、破产等原因，导致相关文献并未得到系统保存，或遗失，或分散。三线建设文献的原始资料多以非正式出版物为主，包括汇编资料、图片、文件、企业史志资料、地方志等，但三线建设由于历史原因，其相关文献的缺失仍然较多。

在这几年对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研究中，我也有很多心得体会。我除了到辽宁的沈阳、桓仁、辽阳等地档案馆、图书馆收集史料外，又到北京、四川、湖北等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收集相关史料。我觉得要想搞好三线建设研究，不仅需要档案史料，还需要口述史料作为有益的补充。口述史作为史学研究重要的方式和手段，近年来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三线建设作为当代史、新中国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大量的三线亲历者至今仍能对三线建设情况有深刻的记忆。

我在辽阳市档案馆查阅档案的几个月时间里，经常会遇到小三线原三新厂职工到辽阳市档案馆查阅他们当年的工资、保险等情况，我就和他们聊天，并采访他们，收集了一些口述史料。我又多次深入基层收集口述史料，如到鞍钢、本钢、沈飞、沈阳黎明等企业采访当年辽宁支援大三线建设的职工，又到桓仁、辽阳、朝阳等地采访当年辽宁腹地的小三线建设职工、当地村民等。口述史料往往是更鲜活，更具体的史料，这些“自下而上”民间话语往往和“自上而下”的官方话语形成互补与对应，研究者如果能对两者有效结合，将会使三线建设研究更全面、更客观、更立体，往往会给研究者带来意外收获，更可以进一步推动三线建设的研究。可以说，档案史料和口述史料的收集与整理都为我的三线建设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通过一次次采访三线职工，我被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他们身上生动诠释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助、勇于创新”的三线建设精神。我想无论是三线建设研究者，还是三线建设亲历者，都对三线建设有着深深的情怀，正如三线职工冯伟所说的，他这些年之所以义务收集原新风机械厂的厂史资料，编写厂史，制作厂史视频，都是出于对三线建设的情怀。我知道他们是想重温一下当年的三线岁月，感怀一下当年的军工情，他们忘不了的还是自己投入其中的那段历史。曾经，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刚刚大学毕业，正值青春年少，芳华似锦，为了国家的三线建设，他们扎根深山建设三线，默默工作，无私奉献，一干就是几十年。可以说，三线建设不仅见证了国家发展建设的历史轨迹，更饱含了三线人献身国防，建设三线的革命热情，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

七年研究下来，我对三线建设研究充满了信心和感情，在学术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正如当初徐有威教授指导我的那样，我这些年从辽宁小三线建设研究做起，进而拓展至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大三线建设研究，并于近三年拓展至新中国东北工业布局的相关研究，并于今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2023年度一般项目。

回首一路走来，即艰辛又幸运。虽然前期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感觉差距还很大，还需继续努力，进一步深化、拓展新中国辽宁乃至东北工业史，辽宁乃至东北当代史的研究。此项研究，对于深化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术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由衷希望为笔者所在单位辽宁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和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发挥作用。

作者：黄巍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