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与挑战：华人物理学家冯达旋眼中的“一带一路”

8月19日，周日下午两点半，73岁的华人物理学家冯达旋在新加坡最著名的中学之一华侨中学的大礼堂内开始演讲前，台下几乎座无虚席。

“这次我再来新加坡，是要把自己这两年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心得向大家汇报一下。”对着台下数百名新加坡各界华人、学者和学生组成的观众，这位从美国千里迢迢而来演讲者开门见山。

这个和中国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海外华人科学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或许是中国千年以来未曾有过的“走向世界，为人类做出贡献”的机会，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千年思维转变的大挑战”。他曾提出一个“超级大洲”的概念，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完全有可能使得欧、亚的人们在思维上转变为，他们并非生活在欧洲或亚洲，而是生活在一个“超级大洲”，进而很可能会有一场“新文艺复兴”，来克服21世纪及以后人类面临的更大挑战，比如环境污染、地球暖化等。

作为一名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冯达旋曾担任过全球多所著名大学的领导人，包括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副校长。冯达旋虽然不是中国人，却十分关注中国。过去40年里，他访问中国超过300次，频繁访问中国各地，为中国和世界在科学和文化的沟通上尽力搭建更多的桥梁。

2013年，在他退休之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再次成为吸引他关注中国的议题。冯达旋于是开始对“一带一路”进行研究，并出任中国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顾问。

正是出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浓厚兴趣，2016年开始，冯达旋与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梁海明一道，通过田野调查的形式，实地考察了阿联酋、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澳大利亚、日本、泰国和美国等国的华人华侨，并通过问卷调查、即时通讯工具沟通及各国媒体报道内容分析等方式，了解了新西兰、英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华人华侨们如何参与“一带一路”。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作为一名知名物理学家，冯达旋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介绍，引起了更多人的兴趣和理解。

与中国结缘

冯达旋和中国的最初“接触”要追溯到1979年。当时，正在物理学研究圣地——丹麦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访问的冯达旋，认识了一批从中国远道而来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校长的著名物理学家杨福家、中科院院士冼鼎昌等人，大家后来成为了毕生的好友。

1981年，已经在美国成为知名物理学者的冯达旋应邀前往中国科学院高等物理所进行学术交流。这是他第一次前往中国，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那晚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经停时的场景。

“我从飞机上看下去，一千多万人的城市几乎是一片漆黑，后来我去机场上厕所的时候里面也是黑的，门卫说灯泡坏了。”冯达旋回忆道。

经过转机，飞机在凌晨时分抵达北京，出乎他的意料，来接他的中国同行居然就守在飞机的舷梯门口。冯达旋还记得接他的车开了三个多小时，在天快亮的时候，和赶着驴的农民一起进了城。

“那时的中国给我的印象是：和外界的差距非常大。后来十多年，每次进出中国我都会在日本经停转机，从中国到日本，会让人感觉到清楚的对比，而这种差距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才感觉逐渐接近了。”他说道。

自从第一次来华之后，冯达旋就和中国联系到了一起。几乎每一年，他都会频繁地受邀前往国内多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所访问，与中国科学家交流。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等支持下，积极联络在中国主办国际物理学术交流大会，推动中美科学和人文交流。

2007年到2014年，冯达旋受友人邀请，前往台湾先后担任成功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资深副校长。这是他第一次到亚洲工作，2008年，海峡两岸实现了全面直航，两岸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交流往来让他对中国有了更多的认识。

“他一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回忆起几十年的老友冯达旋，新中友好协会会长、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潘国驹直言。

1945年出生在印度，成长于新加坡，而后求学于欧美的冯达旋，父亲来自中国广东，母亲来自上海，除了英语、马来语，他从小精通普通话，还熟悉广东话、上海话等多种中国方言。

1946年，冯达旋出生后不久，担任“中央社”驻印度记者的父亲冯国桢，在那年采访了即将成为印度首席总理的尼赫鲁。就中印关系和亚洲的未来，尼赫鲁当时说了一句至今仍影响深远的话：“假如中国与印度能够保持友好关系，亚洲的将来就有保证。”

许多年后，当冯达旋从美国回到亚洲之际，父亲当年报道中的这句话，对他仍有着巨大的影响。

“我相信，中印相互深入了解是中国走向世界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包括印度在内，今天中国仍对许多国家缺乏足够深入的认识，‘一带一路’正是能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相互了解的绝佳机会。”冯达旋说。

不过，即使到了2016年，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之后，虽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许多地方的华人对于这一倡议的具体内容仍不甚了解。

那年年初，潘国驹给当时正在澳门大学担任校长特别顾问的老同学冯达旋打了一个电话，请他来新加坡讲讲“一带一路”倡议到底是怎么回事。

作为核子与核天文物理、量子光学与数学物理领域的专家，冯达旋“半专家”的身份，倒反而令他对“一带一路”的解读更通俗易懂，贴近普通民众的思维。

2016年7月，冯达旋第一次来新加坡举办公开演讲，以“一带一路：亚洲高等学府的机遇与挑战”为题，向东南亚华人介绍“一带一路”倡议背后与海外华人的联系。

认识“一带一路”

冯达旋对于“一带一路”的理解源于他对中国的亲身经历。

多年来，冯达旋在中国亲身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巨大变化和不断自我修正的能力，在外界始终有“唱衰”中国、质疑中国的论调时，他一直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也始终看好中国的发展。

自2014年开始，在澳门大学工作的冯达旋有了更近距离观察了解中国的机会。不同于一些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学者，冯达旋始终与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一个海外华人学者的独立视角，结合几十年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近距离观察，在不同场合对中国提出善意的建议。

2013年12月，就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三个月，时任台湾清华大学资深副校长的冯达旋牵头举办了首届由16所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EARU)的大学和8所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的大学联合举行的校长论坛，分享欧亚大学在高等教育的创新与合作的经验。

“当时各个大学校长热烈互动，希望透过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不仅能学习他校的优点，也能更了解彼此间的发展重点，进而促成跨国、跨洲的合作。”冯达旋回忆道。

“一带一路”倡议的出现，更是成为冯达旋对于中国认识的一个转折点。

“我一直在思考‘一带一路’对中国的意义、对全球的意义、对人类发展的意义。越思考，我越觉得其中有着巨大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他说道。

2016年底，中国研究“一带一路”的重要智库之一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梁海明突然收到了冯达旋的微信。此前两人虽然同在一个关注“一带一路”的微信群中，却并不熟悉。

“冯老师突然给我打了电话，说看了我之前写的一些文章，想和我讨论一下和‘一带一路’相关的话题。”梁海明回忆道，“他问我，你觉得中国和美国在‘一带一路’中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呢？”

当时梁海明刚看了美国电影《功夫熊猫》，他说，“中国有熊猫和中国功夫，不过美国有《功夫熊猫》，中国有很多有特色的东西，但是美国却说好了中国的故事，而且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如果未来中美能有类似的合作，双方都将获益。”

此后，经济学家梁海明和物理学家冯达旋成为了亦师亦友的合作伙伴，一起探讨研究“一带一路”中的一些重要话题。两人合作在国内外知名媒体上发表了多篇有关“一带一路”的分析文章，引发广泛关注，此外，还在各地华人群体中积极举办介绍“一带一路”的公开讲座，回应各方质疑。

“我们经常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的不同思维也会时常碰撞出火花，从冯老师身上，我了解到原来（国外）是这样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梁海明说。

自从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5年间，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积极关注和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

从2016年开始，冯达旋和梁海明一起就“一带一路”做了许多调研。在对“一带一路”沿线5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商界领袖、意见领袖进行了深度访谈后，他们发现，尽管这些人群对于“一带一路”的认识较深入，态度也更积极和正面，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信息的严重不足，甚至香港亦有此感受。

与此同时，受到文化冲突、现实利益冲突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不少外国媒体、官员和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也提出了一些质疑，甚至曲解的情况。

这些质疑声包括：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实力和能力的质疑；一些中国企业和资金的进入被认为是对当地经济的威胁，对本土企业的排挤；甚至还质疑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背后政治和意识形态，认为中国希望利用“一带一路”令亚太地区力量平衡再洗牌，或是类似美国当年推动“马歇尔计划”一样，以经济援助达到政治控制。

就在这次演讲之前，马来西亚多个“一带一路”重要项目被喊停，使得外界又兴起了一波对于“一带一路”的疑问声。演讲中，一些新加坡读者也提出了有关上述疑问的问题，对此，冯达旋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1950年代成长于新加坡（当时新加坡仍未从马来西亚独立）的冯达旋，2010年被马来西亚国油大学任命为学术咨询委员，因此与彼时该委员会的主席马哈蒂尔（马来西亚现任总理）结识，每年都会会面以交流经济、政治和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事宜。

冯达旋认为，首先并不是所有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项目都是“一带一路”项目，而外界往往将其一概而论；其次，“一带一路”项目中早有不少西方跨国企业参与，而且获利颇丰；而更重要的是，人们没有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所反映的经济规律：即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国际资本、产业的又一次必然转移。

“部分舆论认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是为向沿线国家倾销过剩产能、污染项目。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中国去国外这么做是不可能有出路的，也不可能被接受，中国只有用最先进的技术（例如高铁、核电）去海外才有竞争力，才能抢到市场。”冯达旋进一步分析道。

作为长期关注并亲身了解中国科技发展的科学家，冯达旋在演讲中以亲身经历指出中国在高铁、核能发电、航天科技、超级计算机和直径达500米的“天眼”射电望远镜等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长足进步。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曾有郑和七次下西洋，却没有对当地有任何殖民侵犯。“强大了就要去抢别人，这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文化思维，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他们不理解这样的思维并不在中国文化的DNA里面。”他说。

中国海外传播的误区

长久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存在着“刻板印象”。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2017年在五大洲19个国家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从2014年的43%下降到了41%。

“中国的传播界过去倾向于将国家的形象视为一个已经写作完成，只需要在海外传播中讲清楚的‘故事’，然而单向对外传达的信息并不能够成功地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事实上，国家之间只有互动交往越频密，共识越丰富，其身份和形象也就越鲜明和正面。”冯达旋说。

作为一个常年生活、游历于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冯达旋认为，中国的海外传播必须要作出调整。

在许多海外华人看来，以往中国媒体往往倾向于报道中国在经济、社会、外交甚至是军事等领域的成绩和实力，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中国的强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反复强调只会产生抵触情绪。冯达旋认为，中国的海外传播，不仅要发出世界需要中国，更需要发出中国需要世界的声音，对海外才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

冯达旋表示，古代的丝绸之路，既非中国所建立的，亦没有要求中国深入了解他人的文化，但今天的世界已经全面改观，“一带一路”是中国所提倡的，对中国也提出了从未有过的严峻要求。

“一带一路”的意义，不能只是经济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改变14亿人的思维模式。”冯达旋说道，“古代的丝绸之路是走进来，很少有中国人走出去，而今天的‘一带一路’需要更多中国人走出去。改变自古以来‘以我为中心’的心态，如果做好，中国就可以为21世纪负责任的大国提供一个新的定义。”

因此，冯达旋建议，未来五年，中国需要做大量的田野研究了解外界。“比如说，中国的众多亚洲邻国们，他们是不会搬家的，但是中国人对他们的了解和认识是如此之少。”

他举例说，中国有超过3000所大学，但是有专门研究南亚机构的不到5所。“中国人要改变留学就等于去欧美的观念。中国也需要有大批了解印度、了解东南亚、了解中东穆斯林国家的人才。今天，中国需百万，甚至千万、万万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 ”

“‘一带一路’的成功，不能只是中国的成功，而必须是全人类的成功。”在演讲的最后，冯达旋如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