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家江青︱回望——比雷尔与我（一）

回望自己最最亲近的人，从前是“回”不去了， 只能遥“望”天涯海角，一切的一切“远”在眼前！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竟然有提笔的勇气写《回望——比雷尔与我》，今年春暖花开时，我们的儿子汉宁（Henning Blombäck）和他相交四年的女友Samira喜得爱女Selma（中文名“礼雅”）。产前我提早来了瑞典，想给初为父母的年轻人定“神”，也一尽祖母之职。在孙女出世前夕，我沉浸在“爱”的喜悦中，感到迎接新生命的不可思议和美妙！今年秋天，比雷尔整整逝去十年了，昨日已经隔世，隔世依然昨日，在一定程度上，我依然生活在昨日中。忽然间，我心头豁然开朗，新生命即将来临，比雷尔可以带着微笑安息了！今年清明时分正好是比雷尔的冥诞，扫墓时我献上他喜欢的花和酒，俯下身去轻轻告诉他：“你要当爷爷了！”又搂着汉宁对他说：“如果爸爸知道你就要当爸爸了，我无法想象他会有多欢喜！”能坦然面对生死写“回望”，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在无意识的偶然之间。

生命中有许许多多偶然，命运常在不经意的偶然中扭转转折。我跟比雷尔在1975年秋天认识就是个偶然。音乐家周文中先生在林肯中心音乐厅发表新作品 《韵》，我很早就答应前去与会。那天下午我才从欧洲独舞巡回演出飞回纽约，几乎是放下行李就赶赴音乐会。

演奏乐团是颇负盛名的纽约现代音乐室内乐团，因为是小众的现代音乐，偌大的场地，听众寥寥无几。中场休息时，周文中太太亦安召集认识的熟人集中坐在一起，好有点“人气”，我就乖乖地移过去。音乐会结束后，一位和周文中夫妇熟识的朋友热情地邀请大家去他家喝酒聊天，说他家离林肯中心极近。音乐会后，文中情绪昂奋，我很了解艺术家新作品首演后的状态，不好扫他兴，就又乖乖地随大伙去了。

途中亦安向我略为介绍了一下主人Al Coply，免得我感到唐突和冒失。主人Al原是德籍犹太人，上世纪四十年代住在法国时就开始赞助周文中的老师、法国作曲家埃德加·瓦雷兹（Edgard Varese），瓦雷兹去世后，周文中被委任为其音乐遗产管理人并买下老师的房子。瓦雷兹太太露薏丝如今健在，仍然住在原址，与周文中一家是楼上楼下邻居，Al常去探望露薏丝，所以他们是非常熟的老朋友，要我不必介意。

Al家的公寓正对着纽约中央公园，公园夜景一览无遗，偌大的客厅墙壁上和走廊中挂满了画，形形色色的艺术品陈列在每个可看见的角落，都是现代派的作品，书堆得满坑满谷，可以看出主人的学养和艺术品味。十几个人自助倒上酒，一杯在手，各找地方坐下，互相介绍和自我介绍， 气氛融洽随意。文中介绍我时说：“我这位舞蹈家朋友青，今天下午才从瑞典回来。”话音刚落，文中马上想起：“哎——我们今天这里有位瑞典朋友。”说着就转头找人，一位男士听到找瑞典朋友，马上走过来，看着席地而坐的我，俯身问：“告诉我，你对瑞典印象如何？”

我们找了一角安静处聊起来，我直率地告诉这位温文尔雅的陌生人：“在斯德哥尔摩演出，前后五天，跟我想象中的瑞典很不同，以前我所理解的瑞典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却不然，瑞典是个阶级等级很明显的资本主义国家，瑞典人给我的印象朴实中有一种低调的奢华，只是高税收高福利，政府电视台没有商业广告而已。”大概他没有想到一位搞舞蹈的人会对社会结构有兴趣，而且如此概括性地表述，就自我介绍：“我叫Birger（比雷尔），发音念Beer（啤酒）Ear（耳朵），两个词中间不要断，连着发音就对了。”他还耐心地示范了好几次。好天真、真有趣！ 我被逗乐了，哈哈大笑起来。比雷尔说，因为Al的关系，他跟露薏丝及文中夫妇相识，所以今晚去了音乐会，他这次在纽约停留时间很短，就在Al家住，便于工作。接着他说，今晚乐团中也有他的朋友，现在也在这儿。说着，他给我介绍了高而瘦长的乐团朋友，开玩笑地问我：“你看，他可像阿尔伯托·贾克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行走的人》？”大厅中的客人被比雷尔的幽默逗得爆出笑声。

愉快的夜晚结束前，我突然想起今早临上飞机前，在机场买了份瑞典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上面登载着我独舞演出的评论。我看不懂瑞典文，想请刚刚认识的比雷尔帮忙翻译成英文。他欣然同意，要我留下地址，以便译完后寄给我。不料Al对比雷尔说：“你不是不出半个月就又回纽约了吗？从瑞典寄信，可能人先到信后到，不如你下次回纽约交给她。”第二天我就传真了《每日新闻》报纸舞评给这位幽默的BeerEar先生。

半个月后，比雷尔在纽约跟我打电话，他译好的舞评已经传真到我的工作室，问我是否满意，因为他对舞蹈是外行，怕专业用词有偏误。为了答谢，我请他和Al来我的SOHO工作室后面（也就是我的住处）吃晚饭。

我发现他们两位懂吃能喝也健谈，谈话中我知道Al的太太已经往生，是冰岛著名女画家，他本人医学科研之外也嗜好画画；比雷尔是生化、医学专业，做血液凝固研究，与Al是同行。两人都是单身汉，专业和业余旨趣相同，因而合作主编两份学报——《国际血栓形成研究》（International Thrombosis Research）和《艺术与科学》（Art and Sciences），前者月刊，后者季刊。

进餐时，他们不用刀叉而用筷子，让我印象颇深，原来Al是标准犹太“纽约客”，特别喜欢吃中国菜，而比雷尔是左撇子，筷子用得十分娴熟，且拿筷子的手法比我还标准，原来他领导的研究所中长期有日本研究员在。边谈边喝边笑边吃，欢愉的时光总是让时间飞快滑溜过去。

就这样，我和比雷尔在工作之余渐渐开始结伴同行，我们喜欢看有创意的实验剧场，乐此不疲地上博物馆、看电影、听音乐、逛公园、会朋友、下馆子、去超市⋯⋯

我舞团工作繁忙，排练、创作、巡回演出常常不在纽约， 比雷尔有两个全职研究工作——纽约血液中心和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年之中要来回近十次，加上开国际会议、编审两份国际学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我们聚少离多，有机会聚首时，都十分珍惜那份相互依存的恬静安宁。我们同是1970年离婚，我有过几近荒谬的四年痛苦婚姻，匪夷所思的婚变，让我对全人类都再也不敢信赖，痛心疾首发誓要找世界上最“诚实”的人。离婚后我将全副精力放到了我喜爱的舞蹈事业上，现在这个最“诚实”的人似乎静悄悄地出现了，并正缓缓地向我走来。

我有个小故事要在这里跟读者分享：

舞蹈《拔萝卜》是我十一岁在北京舞蹈学校第一次登台就表演的节目，由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表演到纽约市郊的儿童精神病院，由中国农村秋收后的泥地，表演到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艾利士·泰里厅（Alica Tully Hall）。自从1973年成立了江青舞蹈团，舞团在正式演出外，还经常不断地作社区服务性演出，以争取政府补助津贴，增加舞团收入。

1977年某天，要把萝卜搬去纽约中国城，在养老院中“拔”。 因临时接到通知，我只好打电话给正在纽约工作的比雷尔取消约会。我们认识近两年了，每逢我舞团在纽约有公演，他都恰巧在外地，舞团演出一直没机会看。那天在电话中，他主动提出想去养老院看演出，我先犹疑了一下，仍然将演出时间和地点给了他。犹疑的原因是：养老院演出场地简陋，观众又清一色的是风烛残年的中国老人，将会给从未看过我正式演出的比雷尔留下什么印象呢？

最后压轴节目《拔萝卜》，我一出场就看见比雷尔远远地站在大厅一角，也不知他何时进来的。演出结束后，团员照例一哄而散，留下舞团经理、舞台监督和我三人“善后”。出了养老院，经理和监督随着演出“行头”上了出租车回舞团，萝卜太大放不进车。于是比雷尔扛起大萝卜，和我一起从中国城散步回舞团。看见他扛得心满意足乐呵呵的样子，我知道先前的犹疑完全多余。一路上，我没有问他第一次看我演出的印象，就像我们相识很久之后，彼此从未打听对方的背景、事业、年龄、从前……一样。 我想，他和我同样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情的建立，与这些都不相干。两年以来他了解的我，既不是通过作品，也不是舞台上的舞者，更不是银幕上的明星，直至比雷尔2008年往生，他未曾看过我演的电影，他一辈子所认得的我，就和他肩上扛着的大萝卜那样实实在在的普通、家常。回到舞团，他看我又饿又累，倒杯酒递过来要我歇着，自己卷起袖子洗了手，准备做饭。

1978年初，上海生化研究所发出邀请，邀请比雷尔访问讲学，那时我们已经相识近三年，他也知道中国的清规戒律，不是合法夫妻不能作为家属与被邀请人同行。多煞风景的一件事，去中国而不和我结伴同行，少个现成的翻译和好向导不说，重要的是，“文革”后我是那么急切地盼望着回“家”，偏偏因为我与毛泽东夫人同名同姓，每次申请中国入境签证都因名字敏感而被拒发签证。

我和比雷尔都已不再年轻，结婚与否与彼此的关系无关，也从来没有讨论过婚姻问题，我和他都没时间去张罗这种费时又费力的事，但此时基于现实所需，决定尽快办理结婚手续。

1978年8月4日江青、比雷尔在葡萄牙登记结婚，于浪漫之都Sintra山顶上的Pena皇宫度蜜月（柯锡杰摄影）

没有下跪、求婚、发誓，一切就这样顺理成章的，1978年，趁比雷尔夏天在巴黎开会、我去巴黎度假之便，两人飞到依据瑞典法律可接受结婚登记的最近地点——葡萄牙首都里斯本，8月4日在瑞典驻葡萄牙大使馆办理了结婚登记。葡萄牙的海水和天空，竟是那样深沉的蓝绿，就像那天比雷尔的眼睛。登记后我多了个姓，彭贝克（Blombäck）。我以随行家属身份，又填了一份申请去中国的签证表格，中文姓名一栏中我填：青·彭贝克。虽属荒唐，可灵验得很，果然一切在我们的计算之中——我第一次领到了中国入境签证。

结婚当年秋天，在纽约西边中城的新家中开了酒会庆祝，老友陈幼石帮忙张罗不说，还送了四箱法国香槟，我们两人都不习惯发请帖之类的事，只是口头邀约了亲朋好友，结果来的人太多，连走廊里都人满为患。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买了件香槟色的法国真丝鸡尾酒服，2008年8月4日是我们结婚三十年纪念日，比雷尔那段时间已经出入医院多次，但那天他回家来，我特意穿了那件香槟色裙子，居然身材没变。冥冥之中我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庆祝我们的结婚周年，请了他最亲近的几位好友，强颜欢笑然不能自已，没有多久比雷尔需要入房休息，我与汉宁相对无语，只剩下唉声叹气。现在，这件裙子依然完好地挂在衣柜中，至今没有再穿过，我实在没有勇气。

写到这里，忽然在想，也许今年8月庆祝礼雅百日诞辰时，我可以试一试？如果比雷尔尚在，那该是我们四十周年了啊！

婚后数月，比雷尔赴日本讲学，之后我们打算途经香港再往上海，比雷尔要在上海生化研究所讲学。董浩云先生看我单身八年如今有了归宿，委实替我高兴，但觉得没有盛大的婚宴太“委屈”我了，他知道我们会途经香港，马上提议在香港为我们补办喜宴，我表示结婚是我和比雷尔两人之间的事，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劳师动众，执意不允。结果，董浩云先生只要求那天我们人到，其他一切他自有安排，还要我们在香港时住在他的“香岛小筑”别墅，婚宴也设在那里。他的隆情盛意已到了却之不恭的地步，只好遵照他的意思。一直到了东京登机时，我才赫然发现，在日本办的香港入境签证上日期弄错，年份一栏提早了十年。明显是笔误，但日本海关无论如何不肯放行。当天是周五，已过办公时间，第二天又是个不上班的周六，而董浩云先生为我们举办的婚宴就在周日。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让比雷尔先行。

结果，董浩云先生亲自去机场接机时，发现只有新郎一人，感到意外自不在话下，但事出突然，只好照原日程举行别开生面的“没有新娘的婚宴”。我们喜欢当“故事”讲给朋友们听，比雷尔说:“这是我一生中永志难忘且最尴尬的一次经验，但我更同情 Mr.C.Y.Tung（董浩云英文名字），他太好心了，大概把全香港的瑞典人全都请来了，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向宾客解释的？”后来跟董浩云先生见面，他并没有怪罪我，反倒笑着说：“这个‘玩笑’你们跟我开得实在是太大了点儿！”

我到了香港后就和比雷尔一起去了上海，比雷尔是去讲学，也兼顾女婿探亲家；而我纯粹是回家，回到阔别了十六年的娘家！在上海见到了“文革”后幸存的所有亲友，亲耳听到每个人在“文革”中经历的闻所未闻、惨绝人寰的遭遇，两个星期后我们回到瑞典，我像被抽去了筋骨般，软弱无力地瘫在床上。归前的激动、期盼、欣喜，为归后的颓唐、倦乏、忧伤所取代。以后整整一个月中，我混混沌沌地瘫在床上，脑中呆滞，书也看不进去，连日常家务也完全无法应付，比雷尔敏感地以为我患了不治之症，非要我去医院彻底做身体检查，结果和我猜测的一样，没有病痛，只是莫名的压抑和悲恸所造成的精神麻痹。

回到瑞典后不久，就收到瑞典移民局通知，要我们一同去移民局谈话。我们准时前往，在接待室坐定后，一位办事人员要求我跟他先进去，让比雷尔在接待室等候。我进去后，在一个小房间里，是一场一对一的审问：“你和比雷尔是怎么认识的？时间地点还记得清吗？”我一五一十如实相告。接下来他问：“都有谁在现场？”我绞尽脑汁，将当年参加Al家酒会的人名一一数来。他忽然板起面孔问：“难道你们不是在酒吧间遇见的？” 问题荒唐，我不禁失笑。他接着说：“我这是严肃地在问你，你们是不是第一次见面就上床了？”我咯咯地笑起来，心想怎么会问这种难以启齿的问题？而问话的语气变得更严厉了：“我是在这里跟你严肃谈话，你必须要诚实地回答我每个问题！”我急得摇头分辩 ：“哎呀，我们中国人比较保守，哪里会跟人初次见面就……”我连“上床”两个字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就这样，这位办事员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连珠炮似的问题越来越荒谬，跟我打拉锯战。近一个小时审问结束，当我走向接待室的同时，看见比雷尔正在向里走。我刚刚倒上一杯水，还没喝，比雷尔已经回到接待室，“咦——你怎么这么快？”比雷尔明显不快，用命令的语气说：“我们走罢！”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将被“审”的奇怪经验告诉比雷尔，他边听边摇头说我“傻”，我反过来问他如何应对，比雷尔说：“听了第一个问题我就知道，移民局怀疑我们是假结婚，要对口供。我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侵犯国际人权法，说完我就走出来，办事员哑口无言。”

当晚我们一起在烛光下晚饭时，谈起白天的事，比雷尔分析：“我猜想可能你成长的环境一直习惯于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温顺‘听话’，没有成熟的法律、人权、尊重、平等、责任、社会意识，才会去回答那些岂有此理侮辱人的问题，在证明你犯罪前你无罪，下次再碰到此类事你可以说要反告他。” 这是我上的公民权利第一课，此后，比雷尔总是用他的方法给我灌输民主社会的公民思想。记得一次他在看电视，听到竞选候选人演说时问我：“你参加过投票选举吗？”我摇头。“你看，这就是说民主制度给了你权利你没有行使，没有对社会尽责。”“中国哪有选举？我最恨政治也搞不清党派，根本不知道该投谁！”我理直气壮地说。“你即使投空票也应当投，那也是一种表达，行使公民权是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我细细咀嚼他这番话，后来，在比雷尔的潜移默化之中，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浅薄和“幼稚”。

回想起来，在瑞典跟汉学家马悦然、陈宁祖伉俪认识也是个偶然，在瑞典前后十来年，因为职业关系，居然没有机会认识一个中国人。每次回到瑞典的家，几乎都在“修心养性”，能够足不出户最好。八十年代中某日，比雷尔要去学术演讲，之后有饭局，我就落得轻松，不必张罗晚饭，可以在家看书。刚躺下，一阵门铃，楼下对讲机传来比雷尔急促的声音：“主人知道我的太太是中国人，特意请了住在同楼的汉学家夫妇做陪客，你无论如何要来。”“可是我已经换了睡衣在床上，下次再找机会罢。”说完我就倒下继续看书，不料比雷尔已经上楼来，无论如何要拉我去赴宴，车就停在楼下。我急急忙忙更衣随比雷尔赴宴，那晚在主人精心安排下，结识了我在瑞典认识的第一位中国人——陈宁祖，和她的中国通夫婿——马悦然。悦然抽着烟斗，风度翩翩；宁祖伶牙俐齿，十足四川麻辣风格，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们从此开始了交往。

在我的中国朋友当中，比雷尔与王浩相交相知最深。王浩是享誉国际的数理逻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他发明的一个数理逻辑的命题，被国际上称为“王氏悖论”。我与王浩太太陈幼石是“死党”，自然而然地想介绍比雷尔给他们认识。这些年来，我的亲朋好友习惯我做“独行侠”。王浩一听说我开始约会外国人，紧张得忙给我泼冷水，怕我吃亏上当。他认真劝我：“你来美国没几年，对美国人的生活作风不了解，外国人这方面很随便，你受得了吗？人与人相处最复杂困难，他还是个老外，文化背景生活习惯距离太大……”他还好心地想动员高友工来劝说我。结果1976年下半年，我请了幼石、王浩和友工同来我SOHO家中，第一次介绍比雷尔给他们认识。比雷尔知道我请来的都是好友，很起劲地帮忙。厨房我们分工：餐前喝酒开胃菜和餐后甜点由他负责，我负责正餐的冷盘和热菜。整个晚上大家相见欢，幼石一如既往地喜欢故意“气”王浩，王浩不会下厨房，所以她故意用中文说：“会给女人做饭的男人一定是好男人！”王浩被幼石“损”惯了，只当耳边风，友工忙打“圆场”，比雷尔当然急切地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在讲他的坏话。

王浩在洛克斐勒大学任数理逻辑学教授，主持该校的逻辑研究室，校门在纽约东七十街和七十一街之间；而比雷尔在纽约血液中心工作，大门在东六十八街。他们在我家有了愉快的开始，以后就有了无数次相聚。下班后，比雷尔五分钟就能逛过去，到洛克斐勒大学酒吧间，每次王浩已经点好开胃菜恭候了，他们都喜欢喝马提尼鸡尾酒，在一起话题不断，酒也不断。我们也经常两对聚在一起，王浩是山东人，饭局也常常会设在山东饺子馆中。

1983年7月3日至9日，第九届国际血栓和止血学会会议（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比雷尔任大会主席。他觉得请本行演讲太一般，在预料之中，而且视野会比较狭窄，见树不见林，所以希望请一位不属于本行的学者，不但有启发作用，视角也会宽广许多。他特邀王浩致开幕演讲，两人探讨近一年，最终定下演讲题目《在生物科学中的正式形式与直觉》（The Formal and The intuitive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两千五百多人与会的国际会议，不但邀请外行，而且还是华裔作开幕演讲，众说纷纭，都以为比雷尔被我灌了“迷魂汤”，一切中国第一。然而，比雷尔对闲言杂语一笑置之，自始至终坚持己见。

开幕式演讲上，王浩一嘴山东口音英文，台下听众几乎听不懂，加上谈的也是大家生疏的冷门题目，可以明显感到听众席上不耐烦的骚动，我在台下捏了把冷汗。开幕酒会在诺贝尔奖宴会的市政厅举行，比雷尔胸有成竹，淡定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不会觉得这个演讲重要，可是以后你们会明白，欢迎将来索取演讲发言文字看。

果不其然，很多年后，陆陆续续地有人来索取这篇演讲稿，而且愈来愈多，可惜王浩已经于1995年作古，令人扼腕！当然并不是比雷尔料事如神，而是他有前瞻性——相信并且证明了，人生和科研同样无需受到偏见和武断的社会或理论框架所限制。他和王浩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把科研工作当成最基本的需要，使之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要支柱，可以享受一种清淡的幸福！幼石打比方：王浩喜欢吃青菜豆腐，然而必须是高汤熬出来的。我看比雷尔基本上也如是——他们都是生性恬淡，却又讲究品质的人。

会议结束后，比雷尔邀请王浩和幼石到他心目中的天堂——猞猁岛度假，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这对欢喜冤家如此和谐共处过，大概在大自然的安详宁静之中容易陶冶性情罢。一天，王浩抱歉地对我说：“我看人看走了眼，当年还想尽方法阻扰你和比雷尔交往”， 还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比雷尔如此坦荡诚实、永远实话实说又不失机智的人，他有这么多的人生经验怎么做得到？” 我告诉王浩：“诚实和老实不是一回事，比雷尔并不‘老实’，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他的年龄，当然也怪我一直没有问过，交往很久之后才知道他比我大近二十岁，但我们已经如胶似漆，我也就不在乎年龄差距，一切都太晚啦！”王浩听我这么一说，禁不住笑了：“这就是比雷尔的聪明过人处！”我告诉王浩：“当年我就是要找到世间上最‘诚实’的人才考虑嫁给他，由于对比雷尔的绝对信任，我可以完全放松放心。我们约会时我可以在饭桌上倒头入睡，比雷尔绝对不会把我叫醒，也不会感到是他自己无趣我才如此表现。我想一个内心有自信的人才能做到坦荡诚实罢。”“那是一种诚实又成熟的男女关系，我很羡慕你们。”王浩感叹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