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家江青︱回望——比雷尔与我(一)

江青

2018-10-02 10:1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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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自己最最亲近的人,从前是“回”不去了, 只能遥“望”天涯海角,一切的一切“远”在眼前!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竟然有提笔的勇气写《回望——比雷尔与我》,今年春暖花开时,我们的儿子汉宁(Henning Blombäck)和他相交四年的女友Samira喜得爱女Selma(中文名“礼雅”)。产前我提早来了瑞典,想给初为父母的年轻人定“神”,也一尽祖母之职。在孙女出世前夕,我沉浸在“爱”的喜悦中,感到迎接新生命的不可思议和美妙!今年秋天,比雷尔整整逝去十年了,昨日已经隔世,隔世依然昨日,在一定程度上,我依然生活在昨日中。忽然间,我心头豁然开朗,新生命即将来临,比雷尔可以带着微笑安息了!今年清明时分正好是比雷尔的冥诞,扫墓时我献上他喜欢的花和酒,俯下身去轻轻告诉他:“你要当爷爷了!”又搂着汉宁对他说:“如果爸爸知道你就要当爸爸了,我无法想象他会有多欢喜!”能坦然面对生死写“回望”,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在无意识的偶然之间。
生命中有许许多多偶然,命运常在不经意的偶然中扭转转折。我跟比雷尔在1975年秋天认识就是个偶然。音乐家周文中先生在林肯中心音乐厅发表新作品 《韵》,我很早就答应前去与会。那天下午我才从欧洲独舞巡回演出飞回纽约,几乎是放下行李就赶赴音乐会。
演奏乐团是颇负盛名的纽约现代音乐室内乐团,因为是小众的现代音乐,偌大的场地,听众寥寥无几。中场休息时,周文中太太亦安召集认识的熟人集中坐在一起,好有点“人气”,我就乖乖地移过去。音乐会结束后,一位和周文中夫妇熟识的朋友热情地邀请大家去他家喝酒聊天,说他家离林肯中心极近。音乐会后,文中情绪昂奋,我很了解艺术家新作品首演后的状态,不好扫他兴,就又乖乖地随大伙去了。
途中亦安向我略为介绍了一下主人Al Coply,免得我感到唐突和冒失。主人Al原是德籍犹太人,上世纪四十年代住在法国时就开始赞助周文中的老师、法国作曲家埃德加·瓦雷兹(Edgard Varese),瓦雷兹去世后,周文中被委任为其音乐遗产管理人并买下老师的房子。瓦雷兹太太露薏丝如今健在,仍然住在原址,与周文中一家是楼上楼下邻居,Al常去探望露薏丝,所以他们是非常熟的老朋友,要我不必介意。
Al家的公寓正对着纽约中央公园,公园夜景一览无遗,偌大的客厅墙壁上和走廊中挂满了画,形形色色的艺术品陈列在每个可看见的角落,都是现代派的作品,书堆得满坑满谷,可以看出主人的学养和艺术品味。十几个人自助倒上酒,一杯在手,各找地方坐下,互相介绍和自我介绍, 气氛融洽随意。文中介绍我时说:“我这位舞蹈家朋友青,今天下午才从瑞典回来。”话音刚落,文中马上想起:“哎——我们今天这里有位瑞典朋友。”说着就转头找人,一位男士听到找瑞典朋友,马上走过来,看着席地而坐的我,俯身问:“告诉我,你对瑞典印象如何?”
我们找了一角安静处聊起来,我直率地告诉这位温文尔雅的陌生人:“在斯德哥尔摩演出,前后五天,跟我想象中的瑞典很不同,以前我所理解的瑞典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却不然,瑞典是个阶级等级很明显的资本主义国家,瑞典人给我的印象朴实中有一种低调的奢华,只是高税收高福利,政府电视台没有商业广告而已。”大概他没有想到一位搞舞蹈的人会对社会结构有兴趣,而且如此概括性地表述,就自我介绍:“我叫Birger(比雷尔),发音念Beer(啤酒)Ear(耳朵),两个词中间不要断,连着发音就对了。”他还耐心地示范了好几次。好天真、真有趣! 我被逗乐了,哈哈大笑起来。比雷尔说,因为Al的关系,他跟露薏丝及文中夫妇相识,所以今晚去了音乐会,他这次在纽约停留时间很短,就在Al家住,便于工作。接着他说,今晚乐团中也有他的朋友,现在也在这儿。说着,他给我介绍了高而瘦长的乐团朋友,开玩笑地问我:“你看,他可像阿尔伯托·贾克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行走的人》?”大厅中的客人被比雷尔的幽默逗得爆出笑声。
愉快的夜晚结束前,我突然想起今早临上飞机前,在机场买了份瑞典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上面登载着我独舞演出的评论。我看不懂瑞典文,想请刚刚认识的比雷尔帮忙翻译成英文。他欣然同意,要我留下地址,以便译完后寄给我。不料Al对比雷尔说:“你不是不出半个月就又回纽约了吗?从瑞典寄信,可能人先到信后到,不如你下次回纽约交给她。”第二天我就传真了《每日新闻》报纸舞评给这位幽默的BeerEar先生。
半个月后,比雷尔在纽约跟我打电话,他译好的舞评已经传真到我的工作室,问我是否满意,因为他对舞蹈是外行,怕专业用词有偏误。为了答谢,我请他和Al来我的SOHO工作室后面(也就是我的住处)吃晚饭。
我发现他们两位懂吃能喝也健谈,谈话中我知道Al的太太已经往生,是冰岛著名女画家,他本人医学科研之外也嗜好画画;比雷尔是生化、医学专业,做血液凝固研究,与Al是同行。两人都是单身汉,专业和业余旨趣相同,因而合作主编两份学报——《国际血栓形成研究》(International Thrombosis Research)和《艺术与科学》(Art and Sciences),前者月刊,后者季刊。
进餐时,他们不用刀叉而用筷子,让我印象颇深,原来Al是标准犹太“纽约客”,特别喜欢吃中国菜,而比雷尔是左撇子,筷子用得十分娴熟,且拿筷子的手法比我还标准,原来他领导的研究所中长期有日本研究员在。边谈边喝边笑边吃,欢愉的时光总是让时间飞快滑溜过去。
就这样,我和比雷尔在工作之余渐渐开始结伴同行,我们喜欢看有创意的实验剧场,乐此不疲地上博物馆、看电影、听音乐、逛公园、会朋友、下馆子、去超市⋯⋯
我舞团工作繁忙,排练、创作、巡回演出常常不在纽约, 比雷尔有两个全职研究工作——纽约血液中心和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一年之中要来回近十次,加上开国际会议、编审两份国际学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我们聚少离多,有机会聚首时,都十分珍惜那份相互依存的恬静安宁。我们同是1970年离婚,我有过几近荒谬的四年痛苦婚姻,匪夷所思的婚变,让我对全人类都再也不敢信赖,痛心疾首发誓要找世界上最“诚实”的人。离婚后我将全副精力放到了我喜爱的舞蹈事业上,现在这个最“诚实”的人似乎静悄悄地出现了,并正缓缓地向我走来。
我有个小故事要在这里跟读者分享:
舞蹈《拔萝卜》是我十一岁在北京舞蹈学校第一次登台就表演的节目,由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表演到纽约市郊的儿童精神病院,由中国农村秋收后的泥地,表演到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艾利士·泰里厅(Alica Tully Hall)。自从1973年成立了江青舞蹈团,舞团在正式演出外,还经常不断地作社区服务性演出,以争取政府补助津贴,增加舞团收入。
1977年某天,要把萝卜搬去纽约中国城,在养老院中“拔”。 因临时接到通知,我只好打电话给正在纽约工作的比雷尔取消约会。我们认识近两年了,每逢我舞团在纽约有公演,他都恰巧在外地,舞团演出一直没机会看。那天在电话中,他主动提出想去养老院看演出,我先犹疑了一下,仍然将演出时间和地点给了他。犹疑的原因是:养老院演出场地简陋,观众又清一色的是风烛残年的中国老人,将会给从未看过我正式演出的比雷尔留下什么印象呢?
最后压轴节目《拔萝卜》,我一出场就看见比雷尔远远地站在大厅一角,也不知他何时进来的。演出结束后,团员照例一哄而散,留下舞团经理、舞台监督和我三人“善后”。出了养老院,经理和监督随着演出“行头”上了出租车回舞团,萝卜太大放不进车。于是比雷尔扛起大萝卜,和我一起从中国城散步回舞团。看见他扛得心满意足乐呵呵的样子,我知道先前的犹疑完全多余。一路上,我没有问他第一次看我演出的印象,就像我们相识很久之后,彼此从未打听对方的背景、事业、年龄、从前……一样。 我想,他和我同样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情的建立,与这些都不相干。两年以来他了解的我,既不是通过作品,也不是舞台上的舞者,更不是银幕上的明星,直至比雷尔2008年往生,他未曾看过我演的电影,他一辈子所认得的我,就和他肩上扛着的大萝卜那样实实在在的普通、家常。回到舞团,他看我又饿又累,倒杯酒递过来要我歇着,自己卷起袖子洗了手,准备做饭。
上世纪七十年代江青和比雷尔(画家韩湘宁摄影,并以之为新婚礼品,赠送给江青、比雷尔夫妇)
1978年初,上海生化研究所发出邀请,邀请比雷尔访问讲学,那时我们已经相识近三年,他也知道中国的清规戒律,不是合法夫妻不能作为家属与被邀请人同行。多煞风景的一件事,去中国而不和我结伴同行,少个现成的翻译和好向导不说,重要的是,“文革”后我是那么急切地盼望着回“家”,偏偏因为我与毛泽东夫人同名同姓,每次申请中国入境签证都因名字敏感而被拒发签证。
我和比雷尔都已不再年轻,结婚与否与彼此的关系无关,也从来没有讨论过婚姻问题,我和他都没时间去张罗这种费时又费力的事,但此时基于现实所需,决定尽快办理结婚手续。
七十年代末江青与比雷尔在宴会上
1978年8月4日江青、比雷尔在葡萄牙登记结婚,于浪漫之都Sintra山顶上的Pena皇宫度蜜月(柯锡杰摄影)
没有下跪、求婚、发誓,一切就这样顺理成章的,1978年,趁比雷尔夏天在巴黎开会、我去巴黎度假之便,两人飞到依据瑞典法律可接受结婚登记的最近地点——葡萄牙首都里斯本,8月4日在瑞典驻葡萄牙大使馆办理了结婚登记。葡萄牙的海水和天空,竟是那样深沉的蓝绿,就像那天比雷尔的眼睛。登记后我多了个姓,彭贝克(Blombäck)。我以随行家属身份,又填了一份申请去中国的签证表格,中文姓名一栏中我填:青·彭贝克。虽属荒唐,可灵验得很,果然一切在我们的计算之中——我第一次领到了中国入境签证。
结婚当年秋天,在纽约西边中城的新家中开了酒会庆祝,老友陈幼石帮忙张罗不说,还送了四箱法国香槟,我们两人都不习惯发请帖之类的事,只是口头邀约了亲朋好友,结果来的人太多,连走廊里都人满为患。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买了件香槟色的法国真丝鸡尾酒服,2008年8月4日是我们结婚三十年纪念日,比雷尔那段时间已经出入医院多次,但那天他回家来,我特意穿了那件香槟色裙子,居然身材没变。冥冥之中我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庆祝我们的结婚周年,请了他最亲近的几位好友,强颜欢笑然不能自已,没有多久比雷尔需要入房休息,我与汉宁相对无语,只剩下唉声叹气。现在,这件裙子依然完好地挂在衣柜中,至今没有再穿过,我实在没有勇气。
写到这里,忽然在想,也许今年8月庆祝礼雅百日诞辰时,我可以试一试?如果比雷尔尚在,那该是我们四十周年了啊!
婚后数月,比雷尔赴日本讲学,之后我们打算途经香港再往上海,比雷尔要在上海生化研究所讲学。董浩云先生看我单身八年如今有了归宿,委实替我高兴,但觉得没有盛大的婚宴太“委屈”我了,他知道我们会途经香港,马上提议在香港为我们补办喜宴,我表示结婚是我和比雷尔两人之间的事,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劳师动众,执意不允。结果,董浩云先生只要求那天我们人到,其他一切他自有安排,还要我们在香港时住在他的“香岛小筑”别墅,婚宴也设在那里。他的隆情盛意已到了却之不恭的地步,只好遵照他的意思。一直到了东京登机时,我才赫然发现,在日本办的香港入境签证上日期弄错,年份一栏提早了十年。明显是笔误,但日本海关无论如何不肯放行。当天是周五,已过办公时间,第二天又是个不上班的周六,而董浩云先生为我们举办的婚宴就在周日。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让比雷尔先行。
结果,董浩云先生亲自去机场接机时,发现只有新郎一人,感到意外自不在话下,但事出突然,只好照原日程举行别开生面的“没有新娘的婚宴”。我们喜欢当“故事”讲给朋友们听,比雷尔说:“这是我一生中永志难忘且最尴尬的一次经验,但我更同情 Mr.C.Y.Tung(董浩云英文名字),他太好心了,大概把全香港的瑞典人全都请来了,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向宾客解释的?”后来跟董浩云先生见面,他并没有怪罪我,反倒笑着说:“这个‘玩笑’你们跟我开得实在是太大了点儿!”
我到了香港后就和比雷尔一起去了上海,比雷尔是去讲学,也兼顾女婿探亲家;而我纯粹是回家,回到阔别了十六年的娘家!在上海见到了“文革”后幸存的所有亲友,亲耳听到每个人在“文革”中经历的闻所未闻、惨绝人寰的遭遇,两个星期后我们回到瑞典,我像被抽去了筋骨般,软弱无力地瘫在床上。归前的激动、期盼、欣喜,为归后的颓唐、倦乏、忧伤所取代。以后整整一个月中,我混混沌沌地瘫在床上,脑中呆滞,书也看不进去,连日常家务也完全无法应付,比雷尔敏感地以为我患了不治之症,非要我去医院彻底做身体检查,结果和我猜测的一样,没有病痛,只是莫名的压抑和悲恸所造成的精神麻痹。
回到瑞典后不久,就收到瑞典移民局通知,要我们一同去移民局谈话。我们准时前往,在接待室坐定后,一位办事人员要求我跟他先进去,让比雷尔在接待室等候。我进去后,在一个小房间里,是一场一对一的审问:“你和比雷尔是怎么认识的?时间地点还记得清吗?”我一五一十如实相告。接下来他问:“都有谁在现场?”我绞尽脑汁,将当年参加Al家酒会的人名一一数来。他忽然板起面孔问:“难道你们不是在酒吧间遇见的?” 问题荒唐,我不禁失笑。他接着说:“我这是严肃地在问你,你们是不是第一次见面就上床了?”我咯咯地笑起来,心想怎么会问这种难以启齿的问题?而问话的语气变得更严厉了:“我是在这里跟你严肃谈话,你必须要诚实地回答我每个问题!”我急得摇头分辩 :“哎呀,我们中国人比较保守,哪里会跟人初次见面就……”我连“上床”两个字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就这样,这位办事员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连珠炮似的问题越来越荒谬,跟我打拉锯战。近一个小时审问结束,当我走向接待室的同时,看见比雷尔正在向里走。我刚刚倒上一杯水,还没喝,比雷尔已经回到接待室,“咦——你怎么这么快?”比雷尔明显不快,用命令的语气说:“我们走罢!”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将被“审”的奇怪经验告诉比雷尔,他边听边摇头说我“傻”,我反过来问他如何应对,比雷尔说:“听了第一个问题我就知道,移民局怀疑我们是假结婚,要对口供。我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侵犯国际人权法,说完我就走出来,办事员哑口无言。”
当晚我们一起在烛光下晚饭时,谈起白天的事,比雷尔分析:“我猜想可能你成长的环境一直习惯于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温顺‘听话’,没有成熟的法律、人权、尊重、平等、责任、社会意识,才会去回答那些岂有此理侮辱人的问题,在证明你犯罪前你无罪,下次再碰到此类事你可以说要反告他。” 这是我上的公民权利第一课,此后,比雷尔总是用他的方法给我灌输民主社会的公民思想。记得一次他在看电视,听到竞选候选人演说时问我:“你参加过投票选举吗?”我摇头。“你看,这就是说民主制度给了你权利你没有行使,没有对社会尽责。”“中国哪有选举?我最恨政治也搞不清党派,根本不知道该投谁!”我理直气壮地说。“你即使投空票也应当投,那也是一种表达,行使公民权是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我细细咀嚼他这番话,后来,在比雷尔的潜移默化之中,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浅薄和“幼稚”。
回想起来,在瑞典跟汉学家马悦然、陈宁祖伉俪认识也是个偶然,在瑞典前后十来年,因为职业关系,居然没有机会认识一个中国人。每次回到瑞典的家,几乎都在“修心养性”,能够足不出户最好。八十年代中某日,比雷尔要去学术演讲,之后有饭局,我就落得轻松,不必张罗晚饭,可以在家看书。刚躺下,一阵门铃,楼下对讲机传来比雷尔急促的声音:“主人知道我的太太是中国人,特意请了住在同楼的汉学家夫妇做陪客,你无论如何要来。”“可是我已经换了睡衣在床上,下次再找机会罢。”说完我就倒下继续看书,不料比雷尔已经上楼来,无论如何要拉我去赴宴,车就停在楼下。我急急忙忙更衣随比雷尔赴宴,那晚在主人精心安排下,结识了我在瑞典认识的第一位中国人——陈宁祖,和她的中国通夫婿——马悦然。悦然抽着烟斗,风度翩翩;宁祖伶牙俐齿,十足四川麻辣风格,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们从此开始了交往。
比雷尔与王浩
在我的中国朋友当中,比雷尔与王浩相交相知最深。王浩是享誉国际的数理逻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他发明的一个数理逻辑的命题,被国际上称为“王氏悖论”。我与王浩太太陈幼石是“死党”,自然而然地想介绍比雷尔给他们认识。这些年来,我的亲朋好友习惯我做“独行侠”。王浩一听说我开始约会外国人,紧张得忙给我泼冷水,怕我吃亏上当。他认真劝我:“你来美国没几年,对美国人的生活作风不了解,外国人这方面很随便,你受得了吗?人与人相处最复杂困难,他还是个老外,文化背景生活习惯距离太大……”他还好心地想动员高友工来劝说我。结果1976年下半年,我请了幼石、王浩和友工同来我SOHO家中,第一次介绍比雷尔给他们认识。比雷尔知道我请来的都是好友,很起劲地帮忙。厨房我们分工:餐前喝酒开胃菜和餐后甜点由他负责,我负责正餐的冷盘和热菜。整个晚上大家相见欢,幼石一如既往地喜欢故意“气”王浩,王浩不会下厨房,所以她故意用中文说:“会给女人做饭的男人一定是好男人!”王浩被幼石“损”惯了,只当耳边风,友工忙打“圆场”,比雷尔当然急切地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在讲他的坏话。
王浩在洛克斐勒大学任数理逻辑学教授,主持该校的逻辑研究室,校门在纽约东七十街和七十一街之间;而比雷尔在纽约血液中心工作,大门在东六十八街。他们在我家有了愉快的开始,以后就有了无数次相聚。下班后,比雷尔五分钟就能逛过去,到洛克斐勒大学酒吧间,每次王浩已经点好开胃菜恭候了,他们都喜欢喝马提尼鸡尾酒,在一起话题不断,酒也不断。我们也经常两对聚在一起,王浩是山东人,饭局也常常会设在山东饺子馆中。
1983年7月3日至9日,第九届国际血栓和止血学会会议(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比雷尔任大会主席。他觉得请本行演讲太一般,在预料之中,而且视野会比较狭窄,见树不见林,所以希望请一位不属于本行的学者,不但有启发作用,视角也会宽广许多。他特邀王浩致开幕演讲,两人探讨近一年,最终定下演讲题目《在生物科学中的正式形式与直觉》(The Formal and The intuitive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两千五百多人与会的国际会议,不但邀请外行,而且还是华裔作开幕演讲,众说纷纭,都以为比雷尔被我灌了“迷魂汤”,一切中国第一。然而,比雷尔对闲言杂语一笑置之,自始至终坚持己见。
1983年第九届国际血栓和止血学会会议开幕式中。左起:第二人Al Coply、Birgit Akesson、江青、瑞典总理Ingvar Carlsson、比雷尔、王浩、陈幼石
开幕式演讲上,王浩一嘴山东口音英文,台下听众几乎听不懂,加上谈的也是大家生疏的冷门题目,可以明显感到听众席上不耐烦的骚动,我在台下捏了把冷汗。开幕酒会在诺贝尔奖宴会的市政厅举行,比雷尔胸有成竹,淡定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不会觉得这个演讲重要,可是以后你们会明白,欢迎将来索取演讲发言文字看。
果不其然,很多年后,陆陆续续地有人来索取这篇演讲稿,而且愈来愈多,可惜王浩已经于1995年作古,令人扼腕!当然并不是比雷尔料事如神,而是他有前瞻性——相信并且证明了,人生和科研同样无需受到偏见和武断的社会或理论框架所限制。他和王浩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把科研工作当成最基本的需要,使之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要支柱,可以享受一种清淡的幸福!幼石打比方:王浩喜欢吃青菜豆腐,然而必须是高汤熬出来的。我看比雷尔基本上也如是——他们都是生性恬淡,却又讲究品质的人。
会议结束后,比雷尔邀请王浩和幼石到他心目中的天堂——猞猁岛度假,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这对欢喜冤家如此和谐共处过,大概在大自然的安详宁静之中容易陶冶性情罢。一天,王浩抱歉地对我说:“我看人看走了眼,当年还想尽方法阻扰你和比雷尔交往”, 还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比雷尔如此坦荡诚实、永远实话实说又不失机智的人,他有这么多的人生经验怎么做得到?” 我告诉王浩:“诚实和老实不是一回事,比雷尔并不‘老实’,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他的年龄,当然也怪我一直没有问过,交往很久之后才知道他比我大近二十岁,但我们已经如胶似漆,我也就不在乎年龄差距,一切都太晚啦!”王浩听我这么一说,禁不住笑了:“这就是比雷尔的聪明过人处!”我告诉王浩:“当年我就是要找到世间上最‘诚实’的人才考虑嫁给他,由于对比雷尔的绝对信任,我可以完全放松放心。我们约会时我可以在饭桌上倒头入睡,比雷尔绝对不会把我叫醒,也不会感到是他自己无趣我才如此表现。我想一个内心有自信的人才能做到坦荡诚实罢。”“那是一种诚实又成熟的男女关系,我很羡慕你们。”王浩感叹地说。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比雷尔,王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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