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阿特金森谈跨国史的理论与实际

邢承吉访谈,于梦圆整理,刘雨君翻译,鲁迪秋校对

2018-09-30 09: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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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阿特金森(澎湃新闻 蒋立冬)
作为一个深受美国文化吸引的英国人,普渡大学历史系教授戴维·阿特金森(David Atkinson)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美国研究”学士学位,又在波士顿大学获取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哈佛大学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与入江昭共事,并在《理论和实践》一书中回顾了该中心建立五十年来的历程。现在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跨国史、美国研究等。在这篇访谈中,阿特金森教授全面介绍了跨国史的理论和研究现状。
近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两种跨国史。一种是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等美国历史学家(Americanists)提出的跨国史,另一种则是入江昭(Akira Iriye)和埃雷兹·马尼拉(Erez Manela)这些外交史学家提出的跨国史。如果说跨国史是一门真正的学科,不如说它是一种方法论。我还发现,不仅外交史领域,美洲古代史甚至埃及学等领域都流行 “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您是跨国史专家,我首先想问您的是,跨国转向在外交史和移民史领域的近况,以及它在这些领域之外受关注的程度。
阿特金森:首先,你提到跨国转向不只出现在美国问题或者美国外交史领域,这一点完全正确。它受到各学科学者的关注,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这可不是只有历史学家才研究的现象。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学者们就认识到了全球化现象。随着整个世界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任何人——不管他们从事何种研究——都开始注意到跨国主义的重要性。我们所有的研究都含有跨国因素,所有或至少大部分事物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全球性。我们只是在跨国环境中工作的一小部分人。但我确信,作为外交史家和美国史家,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所发生的若干事件,促成了跨国主义转向。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你不能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考察美国历史,长久以来它已然受到全球力量的影响。如果忽略这一点,就会陷入美国例外论或国家主义的麻烦之中。我们所研究的美国史,并没有公正地解释这段历史的全球化程度有多深。所以,我们必须探索美国历史的全球性和跨国性因素。跨国史提供了一种机会,可以弥补二十世纪初所造成的一些损害,即把历史作为制造美国国家主义的一种手段。
查尔斯·比尔德
萨缪尔·弗拉格·比米斯
学者在研究中开始认识到,他们对国际史和跨国史潮流中其他更广泛的历史问题感兴趣。于是,外交史学家也越来越关注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视角,诸如第一代外交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萨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等。查尔斯·比尔德对美国史与外交史都有研究。他提出了一种利用经济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法,他也用这种视角来解释美国宪法。这些学者使用多国的原始资料进行写作,比如德语和法语材料。当然,后来我们把这些都抛开了,只关注美国本身——这主要源于冷战的爆发,我们无法获取苏联和中国的材料,只能被迫从美国的角度来理解冷战。。
以入江昭为例,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已经使用多国档案材料了。
阿特金森:像入江昭、厄内斯特·梅(Ernest May)这些学者能远赴东亚,比如日本,利用他们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有种说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需要重拾已被我们遗忘的东西——这就是国际视角。我们所要知道的不仅是美国对世界做了什么,同时还包括美国以外的世界对此的回应,否则,我们只讲述了故事的一半内容。对美国外交史家的来说,它们认识到,国家不是唯一的角色,其他力量、团体和机构也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诸如文化使者(cultural ambassadors)、音乐家和电影等。对移民史家来说,他们已经认识到,无法仅仅通过考察移民来理解移民史。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开始,很多移民史著作也关注移民如何作出改变并适应当地文化等。
一些新的研究指出,跨越边界的迁移本身就是一种跨国行为。我们得弄清楚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与母国的关系是怎样的,斩断与过去的联系并不能让他们成为美国人,他们与原来的世界仍维持联系。从移民的角度回顾移民史,你会立刻联想到跨国问题。这些人跨越边境迁移,自然也就参与到跨国行动之中。
移民也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美国外交史。
阿特金森:它们当然是相关的。尽管这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认识,至少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新领域。不仅包括我在内的外交史学家对此深感兴趣,移民史学家也从其他视角对此进行研究,如唐娜·加巴西亚(Donna Gabaccia)、徐元音(Madeline Hsu)、艾明如(Mae Ngai)、吴迪安(Ellen Wu)等人。
艾明如
这一观点联结了草根与精英,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视角联系起来。

阿特金森:它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移民史家很擅长“自下而上”的视角。关于移民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这是外交史家的专长,这不仅仅关乎移民的行动,而且关乎签证政策、疆界、国家行动和外交。我自己主要研究有关移民对外交政策以及移民限制政策的影响。跨国视角让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这些联系。移民原本的历史和文化是无法抛弃的,而是与他们如影随形。移民只能尝试对之加以改造和分享,以适应新的情况。这是一个持续的、始终处在变化之中的过程。
这也改变了那些从未离开过美国的美国人。他们在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变得更加国际化。
阿特金森:的确如此。当然,其中也不乏对国际化的反抗、拒绝和抵制。双方都做出了一系列反应。一些移民宣称:“我不想被同化,只想搬进我熟悉的社区,说熟悉的语言,吃熟悉的食物。”他们群聚在一起,过着更加与世隔绝的生活。自然也有一些移民渴望接纳移入国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有学者提出,美国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部移民史。起先,不同的移民群体来自欧洲某些区域,后来则来自更广阔的世界。
阿特金森:美国历史一直都是移民的历史,这一点无可回避。不从移民国家出发,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的经历。这些移民形塑了美国文化。这是一个定居者社会、殖民者社会,移民构成了美国社会的本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和阿根廷与之相似。这无可避免。
关于“跨国的”、“国际的”和“全球的”等词的定义,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跨国史与外交史实际上并无本质差别,过去的外交史研究者同样使用多国档案从事研究。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阿特金森:跨国史、全球史和国际史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国际史总是着眼于“国家是重要的行动者”这种观念,研究者仍关注国家权力。你说的很对,历史学家并没有就不同概念之间的区别达成真正的共识。我们可以从他们使用的术语、他们思考和写作的方式着眼,尝试总结这些概念,但不存在共识。区别在于,研究国际史的学者通常着眼于不同国家间的关系,关注民族国家和政府这些行动者。不同于以往只涉及一两个国家,我们现在往往考察多个国家,运用多国档案,采纳多国视角。
《书包嘴引爆世界》
跨国史对国家的地位不予重视。像托马斯·本德这样的学者非常清楚,在分析过程中不可能无视国家,因为它是如此重要、强大、无处不在。但是,以前的历史学家未曾关注非国家行动者的影响,例如我前面提到的文化使者,对此,彭尼·冯·埃申(Penny M. Von Eschen)写过一本精彩的《书包嘴引爆世界》(Satchmo Blows Up the World) ,关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美国国务院推行的爵士乐使者项目。经由该项目,美国的爵士乐音乐家被派往世界各地——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一方面,美国政府热衷于向全世界展示,即使我们实行种族隔离,通过了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国内种族关系紧张,我们仍能接受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这是为了掩饰社会种族分裂的事实,并回应苏联的抨击:当你们在南部对非洲裔美国人实行种族隔离的时候,你们怎么可能支持民主和自由?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试图以此回应这样的观点,即美国缺乏本土的精英文化。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gers)就曾谈到,美国人在比较美国本土文化和欧洲精英文化时,会产生文化自卑感。俄国人有芭蕾、古典音乐和柴可夫斯基,这是他们能够带给世界的美好礼物。某种程度上,爵士乐就是美国人对此做出的一种回应。作为美国本土文化的代表,爵士乐被用来对抗俄罗斯文化。这也是冷战动态的一部分。
以前的历史学家可能熟知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外交项目,但他们可能并没有考察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迪兹·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这些真正的爵士乐音乐家的行为。冯·埃申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国务院希望利用这个项目实现的目标,但她也论及爵士乐音乐家的言行,以及他们对这个项目的不同看法。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受到美国政府的利用以回击苏联。而他们对此的响应是到世界各地,如波兰、加纳和泰国等,与当地人交流。这个过程更为丰富多彩。跨国史让我们开始用之前从未想过的方式进行思考。
您能谈谈自身的学术定位吗?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您怎样教授美国史?您认为自己研究的是国际史还是跨国史?
阿特金森:我自己本身也很困惑。一方面,我受训成为一名外交史家,不过我也深知传统外交史学已经行不通了,我们的视角要更具跨国性。当下,我喜欢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研究世界中的美国的历史学家,我为本科生开设的通史课程,就叫“世界中的美国”(US in the world)。这门课主要是对外关系史,我关注冷战、帝国和传统外交的问题,但也想让学生们了解诸如大众文化、经济学、电视和电影——美国和世界接触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经常谈论1924年的日本、1907年日美《绅士协约》(Gentlemen’s Agreement),以及从1882年直到冷战期间的中国移民问题。我力图让学生明白,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美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
您最初是怎么开始对跨国史产生兴趣呢?
阿特金森:我很小的时候就对美国历史感兴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年纪还小的时候,英国电视上总播放美国的电视节目,我痴迷于此,因为太吸引人了——虽然大家都说英语,感觉却很不一样。我成了美国音乐的忠实粉丝,特别是美国重金属音乐。我的整个童年都沉浸在电视、电影、音乐这些美国大众文化之中,并因此对美国心驰神往。
我来自利兹(Leeds),一个大城市郊区的小镇。它的附近残留着一间狩猎小屋的遗迹,已有千年历史,曾经属于英国的一位显贵。我们镇的教堂建于1300年。这些对我来说都没什么新奇的,而美国历史尽管短暂,却发生了许多事情,尤其令我着迷的是,美国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被美国历史深深吸引住了,因此本科时我申请成为一名交换生,来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美国史。
那段时间,我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外交史的老师。乔治·华盛顿大学是研究外交史的重镇,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致力于获取苏联、波兰、民主德国、中国和古巴的机密文件。他们向公众和学者公开这些收集到的资料,这一点最令我着迷和激动。乔治·华盛顿大学另外一个名为“国家安全档案”(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项目至今还在运作。这个项目向政府提出信息自由的申请,定期解密一些文件。詹姆斯·赫什伯格(James Hershberg)教授是这两个项目的主事者。由此我深受外交史吸引,1997-1998年学年,我返回英国,完成了本科学业。对我来说,“冷战国际史项目”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献,我们开始看到苏联和民主德国的文件,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
您在哈佛结识入江昭教授的经历,与您对外交史的兴趣有无关联?
阿特金森:2000-2001年,我有幸在哈佛工作,上了入江昭、厄内斯特·梅等老师的课。那段经历让我明确了自己想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入江昭的课叫“国际史”,这门课教授的是二十世纪国际史,回避了国家的视角。这种教学法和概念非常引人注目。此外,我也跟着厄内斯特·梅上越南战争的课。他和越南史学家谭可泰(Hue-Tam Ho Tai)合作,轮流授课,前一节是美国史视角,后一节则是越南视角。如此一来,学生就能获得更为丰富的历史观点了。
您还写过一本有关哈佛大学的国际史著作,能请您谈谈吗?
阿特金森:我曾在韦瑟黑德国际事务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工作过。该中心创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叫“国际事务中心”,创始人罗伯特·鲍伊(Robert Bowie)是前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他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继任者,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院下属政策规划部任职。他在哈佛建立这个研究中心,想要将全世界的学者和相关从业者悉数招入麾下,如当时担任中心执行主任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当时的他正在关心国际问题。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是主要成员之一。这些学者在核武器政策、军备控制和发展问题上都起到重要作用。
在纪念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受邀撰写《理论和实践》(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展现中心成立最初二十五年的成就。在我看来,中心的工作人员既是研究者,同时又积极地想要影响政府政策。作为学者,他们试图改进政府的冷战政策、发展政策以及军备控制政策,而其中一部分人确实在不同历史时期进入政府工作。罗伯特·鲍伊一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效力。亨利·基辛格在肯尼迪政府工作的时间非常短暂,之后他成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们力图弥合学术分歧,以一种更易懂的方式为政府提供学术支持。众所周知,这件事情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政府官员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必须迅速、高效地做出决策。他们不想读三百页篇幅的学术著作,只需要两页的备忘录就够了。
二十世纪被称为美国的世纪。不同的群体和观念之间组成相互交织的复杂网络,使我们得以在美国之外发掘被忽略的美国历史。您认为这些新视角给跨国史研究者带来的更多的是机遇还是挑战?
阿特金森:我认为更多的是机遇。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些新视角很重要,因而相关研究者能够获得资金支持。事实上,任何遵循这些视角的研究者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资金——去不同国家访问,在当地档案馆里进行研究,这些都需要资金。另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于语言。美国的研究者往往不会花太多心思去学习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为了真正把握其他国家和地区看待美国的观点和视角,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影响,你必须具备在国外档案馆工作的能力。
还有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可以拿我刚完成的一篇关于美国移民政策的文章举一个例子。 我对1924年美国《国家起源法案》(National Origins Act)很感兴趣。这是1924年移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欧洲移民的配额,对东欧和南欧的移民(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捷克人等)的配额尤其苛刻。美国的学者很清楚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做,国会试图做什么,以及美国思想界对此的想法,但是大家几乎从未尝试以全球视角来分析这项立法,我们并不知道该立法如何改变或影响其他国家,然而,它确实起了作用。
比如波兰。在1919年重建之前,波兰已消失了半个世纪,到1924年美国试图限制波兰移民的时候,波兰仅存在了五年,它不得不根据国内的经济情况及时作出反应,针对性地制定外交政策。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美国的移民政策的影响有多大?又如意大利。如何看待意大利移民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给意大利汇款的事实?十九世纪曾有成百上千的意大利人移民美国,所有机会一夕之间消失了,这对墨索里尼的上台意味着什么,是否影响了法西斯的兴起,又如何影响了意大利与世界的关系?再如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样的新兴国家,十九世纪的时候,这些国家同样也有大量人口移民美国,突然受到的移民限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有何影响?
学者只有前往上述这些国家搜集档案,才能写出真正国际史和跨国史视角的《国家起源法案》。因为我曾经在澳大利亚工作过,所以才会写1924年法案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影响。然而,没有哪个学者能凭一己之力研究所有的国家,除非不同学者之间展开合作。因此,跨国史最大的挑战和机遇是与其他学者合作研究,特别是和具备外语技能、也了解相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史学史的外国学者。我的意思不是把关于不同国家的论文汇编在一起,而是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学者组成团队,一起合作研究,最终写成一部关于1924年移民法案的综合性专著。过去历史学家都是独狼,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学习如何一起工作、写作、研究,需要的是将不同的历史叙述整合起来,否则的话,最终也还是仅仅给美国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美国政策如何影响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车轮的中心依旧是美国,所有的东西都指向它,我们要看辐条和车轮发生了什么,因而也就需要一个更加真实的全球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不是历史学家所习惯的工作方式,也不是大学期待历史系教师从事的工作。
入江昭对跨国主义持有的乐观看法,招致许多人的批判。跨国主义的确可以带来许多正面的结果,然而负面的问题也不少。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本·拉登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的头目,这些都使我们思考跨国现象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您是否认同入江昭提出的全球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框架?
阿特金森:我们过于盲目追求跨国主义了。我们常常将它视为一种积极的、追求善的力量,我们也经常把跨国行为主体崇高化。我认为,认识到跨国主义并非总是善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在跨国的渠道、网络和流通中,有负面的东西,正如你提到的恐怖主义、假货、武器和毒品等等。
我们有时要缓和对跨国主义的狂热情绪。例如,我将要出版的著作关注的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界。这是一个全球互相依赖的时期,人员、货物、思想、资本相互联系、连接、流动、中转和巡回。整个世界就像在一张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但是有多股势力试图打断这种中转、关闭这张网络、遏制这种流动性。其中一种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限制移民活动。这是我的书的主题。在很多人看来,跨国主义是一种负面力量,它带来人们不喜欢的东西。而我试图讨论的是,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跨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这在跨国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影响内政,移民活动还影响到政策制定层面。
阿特金森:的确如此,我在书中根据不同语言的文献,研究英帝国内外不同地区和国家与英帝国的互动、交流,这些互动与交流极其深远地影响到了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正是这种跨国主义浪潮,在对抗那种关闭全球网络的强大阻碍。如果你夸大跨国主义的作用和重要性,就会忽略这一点。你看到了人员的迁移、移民的流动、货物的流通,你也需要关注它们的对立面。杰出的跨国史学家都知道,很难完全抛弃民族国家。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国家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是的,应该把跨国主义叙事和国家叙事结合起来。反对跨国主义的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阿特金森:的确如此,他们对跨国主义以及跨国的移民做出了回应。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不能盲目迷信这个概念,不能把它视作突然无处不在的东西。现实并不乐观,充满了各种障碍、挑战和对立的观点。
您怎么看待跨国转向给外国学者带来的机遇?他们该如何利用国家档案,参与到美国的学术讨论之中?
阿特金森:正如我前面所说,如果我们想要进入跨国史写作的下一个阶段,想要真正融合各种观点,各国学者必须展开合作。实际上,美国外交关系历史学家协会(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正在积极尝试推进这项工作,将全世界的学者整合在一起。国际学者确实应该加入与美国学者的对话之中。我们不能成为一个“黑洞”(death star tractor beam),仅仅是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来为我们的学术世界增添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跨国史,移民,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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