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戊戌：戊戌变法120周年札记

文/杨典

谭浏阳虽是湖南人，但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即烂面胡同），此胡同就在菜市口法场北口，故也可以说，谭最后也是死在自己的出生之地。谭整个青少年时代也基本在北京南城长大。按杨廷福《谭嗣同年谱》载，十岁前先后师事毕莼斋、韩荪农、欧阳中鹄等，并因反对八股而在课桌上写下“岂有此理”四字。又引谭《三十自纪》言：十二岁时，即1876年（光绪二年）春季，北京发生了大瘟疫，先生被传染，死去三天，才苏醒过来。谭继洵替先生取一个字叫“复生”。当时谭家上下因瘟疫还死了六个人，最关键是谭的生母徐五缘也染病去世。谭继洵素来宠妾，于是谭常被庶母虐待，心中有大愤怒，乃至常有轻生的绝望感。也许是为了强身健体，谭于当年开始习武，并结识了本来属于他父辈年纪的通臂猿胡七（胡致廷），然后胡七把他引见给王五（王正谊，字子斌）。如年谱所引陶菊隐《新语林·去留肝胆两昆仑》载通臂猿胡七所言：“谭先生居在北京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的时候，我和单刀王五（大刀王五）每天必和他见面，王五比我年轻，是我介绍给他的——介绍的动机因为谭先生向我学锏、太极拳、形意拳和双刀，我认为双刀不及单刀好；第一，单刀易学易精；第二，单刀用处比双刀多；第三，单刀便于取携。谭先生以为然。单刀是王五的绝技，所以我把王五介绍给他，我二人同时教授他武艺”。

若陶菊隐先生的记载属实，那么谭嗣同与王五、胡七的关系，其实是师徒或亦师亦友的关系，而远非后来各类文艺作品里所言的一般“江湖兄弟”。

按，陶菊隐生于1898年，即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的当年。虽曾专攻晚清至民国史闻，但陶只是一个后辈学人、报人。《新语林》的写法也与《世说》相类，是带有半传奇性的，故他的记述也很难求证绝对的真实性。但谭嗣同是十岁前后从烂面胡同搬入南城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的，当属实情。浏阳会馆离王正谊镖局所在的西半壁街非常近，故“每日必和他见”想来也是方便的，无论谁去谁处。至于“去留肝胆两昆仑”之句，据后人考证应为梁启超所篡改（原句为“我执欧刀向天笑，留待公罪后人论”）故并不一定是指本为昆仑派武术家的胡、王二人。

无论如何，二人作为普通武人，却都因谭嗣同事件而留名了。尤其是他们当时欲劫法场的行为。但从谭自《石菊隐庐笔识》到《仁学》的思想（五教合一的思想和一种比较“原始的宪政思想”，以及他对现代物理、地质、数学、几何原本、天文、医理、以太、电学、X光、平等主义、议会政治等西学的关心和研究）来看，他必然是反对劫法场的。因如果劫了，首先他“变法流血请自嗣同始”的愿望就落空了，而且还会导致哲学上的矛盾，即墨家任侠，以武犯禁的传统与维新变法以及对西方新制度、现代性、士大夫理想的诉求会形成某种悖论，并改变其历史成就的性质。

所以我姑且认为，从戊戌变法所追求的秩序之角度而言，胡、王二人的意义是不重要的，甚至只是一种一厢情愿。因以他们的学识与阶层，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谭的政治思想和宇宙观。他们之间只是一种激烈的私谊、肝胆相照的道义和师友之情。谭可能也从未想过要用哲学影响王、胡这样的人。而后者“劫法场”也只是民间对变法人士的一种单纯的同情乃至演绎。有一本前苏联人古柏尔等所著之书名《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其中甚至提到康有为在说服光绪和逮捕慈禧后，曾经“计划委派维新派中最激进的谭嗣同为共和国大总统”。但这应该也是对谭的误读。因谭虽为汉臣，却并未进行任何“革命”，他终其一生都是改良主义或君主立宪（所谓“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的理想始终都是“程婴杵臼、月照西乡”。虽然他在办南学会时已秘密印发了《明夷待访录》和《扬州十日记》等书，但尚未直接表达要“驱逐鞑虏”。而在那之前几年，孙文等已开始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又在广州等地搞武装起义了。

王正谊于1900年死于义和团之乱，具体细节无记载。他的源顺镖局旧址，就在西半壁街内。碰巧的是，我的户口于1990年夏天从西城的音乐学院迁入了属于崇文区西半壁街胡同，成了“大刀王五”的一个穿越历史的街坊。最初，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故事。我迁居时，此处只有一家北京剧装厂，以及华北光学仪器厂，生产各类京剧行头等。残存的西半边街紧靠珠市口十字路口，相距仅二三十米。路口很多剧装店、杂货铺与苍蝇馆子，但马路对面也还保存着1904年建的哥特式基督教堂和1914年的开明戏院（梅兰芳《洛神》最初的舞台，也是孟小冬等人常演出之地，后来改建叫珠市口电影院，现已拆毁无存）这样的老建筑。直到九十年代，这条街上还都常走进城贩物的农民马车，也常能见到新鲜的马粪。西半壁街胡同自明代时便叫“半边街”，后来分成东西两个，再后来东西被隔断，成了一截死胡同。而珠市口离菜市口法场只有一两站之遥。

源顺镖局最初有三四十间房，后来产业还延伸到了广安大街。所以，料想胡、王二人，当年必然是觉得劫法场就像是“自己家门口的事”一般，是完全可为的。且据梁任公《饮冰室诗话》和《清史纪事本末》等相似记载，当初王五与谭还曾一度想把因传递光绪密诏而被囚的载湉劫出来，“但西苑墙外荣禄已派了武卫军扎营，很难下手，没有成功。王五又苦劝先生出奔，愿以己身保护同行，先生予以拒绝”。胡、王二人还多次计划过暗杀荣禄等。直到谭嗣同斩首后，他们也是参与收尸的。胡七后来活到大约1926年，似乎还写有口述回忆录《谭嗣同就义目击记》（存疑），描述亲眼目睹谭被捕前，在浏阳会馆假冒其父谭继洵，给自己写了书数封家信训子（撰写伪家书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事不要连坐父亲），以及最后菜市口斩首情况。但此文难定真假。莫非胡一直在谭身边看着？似不太可信。

珠市口东大街过去是非常狭窄的。源顺镖局在西半边街13号，我在X号。当时胡同内已是一家家草民混居的大杂院。13号早已全然不见任何过去镖局的气息。整个珠市口东西地带，其实有很多历史人物故居，如纪晓岚等，距离路口只有二百米。我在那里从九十年代初一直住到九十年代末，也就是戊戌变法整整一百周年之后的十年左右。

那时珠市口东大街上只能并排两辆车。一拐进西半壁街，则见两边民房顶上荒草萋萋，墙壁旧门斑驳脱落，夜晚漆黑无路灯，让我第一次入住时，倍感阴森可怖。白天，胡同里常见二三老人坐在杂院门口晒太阳。一个白痴儿，没事便摸着墙来回地走。我的邻居是一个缠过足的白发老妪，每日站在院子里发牢骚，状若“九斤老太”。

胡同中间是公共厕所，通坑无遮挡，男女只隔一面墙，且屋顶相通，对面说话方便之声充耳可闻——据说原来的源顺镖局旧址，一部分就被变成了这个公共厕所。胡同内也能见到有人为鸡毛蒜皮之事争吵或打架，其野性“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还有两家卖烟酒杂货的小卖部、一个公用电话摊。在没有手机，只有寻呼机的年代，如果在此接电话，收话费的老人可走好几分钟，一直到胡同最深处去叫你。

冬日大风一刮，整条胡同便尘土飞扬。带着厕所氨气的大风会穿过堆积在两侧的杂物、晾晒的衣服、自行车、白菜和蜂窝煤，发出一阵阵呼啸声。一切群氓的蒙昧，补丁般密集的门窗、下水道之脏乱、语言之粗鄙、片警、街道居委会、结冰的水龙头与深夜屋顶黄鼠狼的咬啮声，都让我这个刚从音乐学院搬过来的人感到很不适应。好像这里还是晚清的一角。

仅举一例题外话，也是亲历真事：我的居所是院中的小院，小院本身还有一扇独立的小门。有一年冬天，我坐在窗前读书，忽然余光恍惚见到从小门外慌张地跑进来一个影子。我也没在意。那影子似乎躲在了院落深处。过了大约几分钟，小门外又闯进来了一群人，应该是找那影子的吧。院子的门终日开着，院子总共只有巴掌大小，一览无遗，并无可藏身之处。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瘦黑的人影。他就蹲在“九斤老太”家的蜂窝煤后面。几人把影子从角落里拽出来，就当着街坊们的面，群殴了一顿。我们只能看见那影子捂着脸在地上翻滚，最后被带走。整条胡同里并无人敢上去质问一下：影子是谁，为什么抓到了还要一群人打一个人？大家本能地就知道打人的人都是惹不起的。当然，我也不敢。

这是一条早已毫无维新变法豪气或侠气的南城旧胡同。你很难将那段晚清历史的壮怀激烈感与之相联系。如当初义和团大火不烧到自己家，便都是麻木的旁观者。

作为大历史下的尘土，我们甚至连崇拜谭嗣同都不够资格，遑论治其学，法其人。我在毫无“侠气”的西半壁街住了前后将近八年，期间也从未在此见过任何一个习武之人，当然也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侠士”。胡同里的生活比较清苦，好在我还是靠寒窗苦读与按谱鼓琴，靠黑暗中不间断的写作、书信、诗与锻炼坚持下来了。我猜我大概是那胡同几十上百户人家里唯一一个读书人罢，也未可知。而古琴有时也会让我想起谭，因他算是帝制时期最后一个与古琴有关的烈士级人物（如其写崩霆、残雷、停云、文信国公蕉雨琴记等文献可证。而如今恶俗与欺凌笼罩时代，古琴似乎也成了一桩可耻的事。只是我们不得已，只能以一种耻辱的方式活着，舍庙堂与山林而为“艺术工具”，用美学自欺欺人。）

你也很难相信西半壁街是王五与谭嗣同这样的人经常出没之地。尽管此地乃北京城正中，是圆形之圆心，中轴线的中点。广场上每有炮声，此处便能震得天花板掉灰。虽然我早已不住在那里，但户籍制仍把我过去的阴影、恋爱、追忆和写作《花与反骨》的时光留在那个巷道深处。直到前几年，我还看着那胡同因广安大街扩建，而被拆得真的只剩下了靠南的一排破房子。从明代的“半边”，到后来的“半壁”一词，简直是它在时间简史中的神秘谶语。现在靠大街的一半已被商业吞没，剩下的一半是残垣断壁。

王五死后，源顺镖局据说1904年就已不复存在了，民国已很难找到它的痕迹，后来只有一块由天坛街道办事处立的镖局牌子（据说现在那牌子也拆了，又换成了“民族团结院”的牌子）。王五的大刀（一说还有一把象征镖局威武的“青龙偃月刀”等），听说在大炼钢铁时候，给扔进了火炉里。说来惭愧，我在那里住了多年，也早知道镖局遗址，常去公共厕所，但一次也没进13号院去看过。

时光如电，谭君诗云：“小时不识死，谓是远行游”；又云：“青山终不改，人事费兴亡”。戊戌变法至今年，也正好已两个甲子了。一百二十年来，中国并未沿着谭君希望的那样改变。一百二十年来，慢说举国变法，就连一条胡同里的人也始终处于“民智未开”的状态，毫无改变，只是没有机会去菜市口再看杀头了（据《谭嗣同年谱》载当年围观者有上万人之多。甚至还曾有网文说谭被斩细节，传闻为晚清民国某老者的回忆：因慈禧传话要“好好用刑”，于是揣摩圣意的刽子手斩首时竟然用的是锯刀，这“哪里是砍头，简直是在锯头，可怜的谭嗣同临终前头总也不断，挨了三十来刀，痛楚不堪”云云。不过这些都很难求证真伪。）我更关心的是，两个甲子，谭嗣同之死到底起了一点作用没有？两个甲子，惟剩饮茶乎？有时我竟会想，若谭君预知晚清亡后，中国社会会变成后来那样昏聩、慌乱、残暴和荒唐，他或许未必会选择留下来。最起码，他可能会期待胡、王等带人从西半壁街冲出来劫他的法场，救他一命。或许他若活到晚年，也会像王船山、康有为或陈独秀等人那样，重新选择自己的思维方式。但慈禧与哲学都没有给他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谭君不仅为晚清试图以兵谏清君侧，单纯地想灭了“西宫老妖”的“奇男子”，本身乃中国清代思想史第一人（有学者论有清一代，经学家与文学家多有，而真正以身体力行做到与先秦元典、魏晋士大夫、宗教圣徒或僧侣精神看齐的思想家，则仅谭一人），也堪称近代哲学行动派第一人。师船山、演华严、并儒墨、参西学、办学堂、倡维新、服膺公羊、荡迹江山、博览群籍、单刀直入，可以说，没有谭嗣同，后来中国发生的一切未必如此惨烈，或起码会推迟数年，也未可知。古今中外，哲学自古至近现代始终都靠战争、宗教或革命才能推广，影响社会思潮，最终化为个人的动力及准则。但现在实际上很难再产生晚清民国到冷战以前那种哲学家。或如三岛由纪夫所言，因“世界观政治”已逐渐被“技术化政治”和“科学方式”所取代。即便强大如美国，也并没有产生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当代哲学家，只有某种“实用价值观”输出。欧洲和当代中国也是如此。分析哲学与后现代哲学过度文本化以后，似乎只有东方中世纪的“自了汉”式哲学（各种修身主义）能继续行走于思想与行动的平行线上，但真有建树者也微乎其微。其余皆蜕变为一般知识系统，遑论“影响”二字。

谭嗣同的思想本认为帝制、宗教、洋务与西学是能共存的，但他的遭遇却断绝了改良主义、循序渐进与君主立宪的可能性。他并不认同激进革命，又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激进革命。他被历史无情地分成了两个。他的存在始终像拓扑空间一样，被摆在了每一代试图改变中国，期望保留传统，又能旁逸斜出地走向远方，最后却仍如“鬼打墙”绕圈子般地回到祖宅，在原地踏步中挣扎的中国学人面前。其作为世家公子、湖南名士、少年诗人等特有的勇猛性格与学术思想并进之锋利，或可争议之处太多。即便在湘学与创办南学会时期群子间，当初也都是大学者们才敢置喙（如陈宝箴父子、黄遵宪、皮锡瑞等支持参与，而叶德辉等乡绅则上书反对）。明治维新之月照、西乡隆盛或吉田松阴等，其实皆全不足以与其媲美。因谭的思想是已进入了现代性的，只是这一百年来我们并未认识到这种“帝制下的现代性”。

尽管如此，晚清以后，每一代造反者都会利用谭嗣同的思想来作为诠释自己合法性的标本。而真实的谭嗣同思想在世俗里却无人问津。每读谭君全集，从寥天一阁、莽苍苍斋、石菊隐庐、秋雨年华到仁学，从每一封与亲人、夫人或友人的书简，到他的诗、他的联、他的铭乃至报章杂文，其浩然气始终一以贯之，“冲决网罗”而又“芬芳悱恻”之大丈夫心，常令吾辈在展卷时默然良久，感慨良多。奈何即便如《谭嗣同全集》这样伟大的书，也始终只有普通排印本，从未有学者为之作详尽的注释与校订（只有《仁学》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过一册带评注的单行本，评注者为印永清）。而自1899年到1990年间，从蒋维乔、冯契、杨荣国到陈伯达等人，历代研究谭学的文章与书籍多达二百余种，谭学在日本学界也不孤寂，多有文献钩沉。可惜在大陆，从蔡尚思先生于1954年呕心沥血整理出的区区不过一册的三联版《谭嗣同全集》到1980年方行先生修订的中华书局版《谭嗣同全集》，却至今无人进行深度注释、解析与历史研究，诚为学界百年憾事）。

昔梁启超先生曾夸大了康有为对谭的影响，还说谭是“佞西学太甚”，其实谭嗣同只是慕康梁之变法精神而已，论纯粹哲学则完全自成体系，与康梁基本无关；而章太炎先生在《自订年谱》中曾说谭的《仁学》思想“怪其杂糅，不堪许也”，我倒也不以为然。天下真思想者，皆自心性而出，心性纯则思想纯，学识上的东西杂糅，并无大碍。况且时逢国故式微，文明的冲突与巨变下之世界性思维，以宇宙灵魂而反证修齐治平，又以修齐治平而献身宇宙灵魂，此种伟大哲学，微谭君一流人物，谁敢当之？可惜，心雄万夫的天才总是与历史的荒谬性并行。按谭君《三十自纪》所载，虽阅尽华夏山川，心思透彻寰宇，其所到的地方之多，可“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最后甚至还献上了一颗年轻的人头，却终于连从自己出生之地烂面胡同到菜市口、珠市口和西半边街，总共方圆不到二三平方公里的现实也未能改变得了，悲夫！众皆无觉，我独感受颇深。

除读史与对谭学的景仰之外，盖因此历史原点与我个人之生活与往事有这么一点“地缘关系”罢。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戊戌。

（“历史拼图”公众号供稿，经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杨典，70后代表作家、诗人、古琴家、画家。1972年生于重庆，1985年后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