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化180年｜熊月之：上海开埠、华洋混处与利益共同体

近代上海之所以能够超常发展，原因可以举出很多，但关键在于她是中外利益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不是按照什么国际法实践的结果，也不是什么国家、什么团体、什么人主观设计的结果，而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作用的结果，是一种自发秩序的产物。上海开埠、华洋混处，是其中最原初也是最关键的因素。

上海开埠之后，清政府开设了海关。

一、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英租界设立时，中英两方面的设计与遵循的原则，都是华洋分处。

这表现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租界与华人集聚地有一定距离；二是租界内华人不得建房、租房；三是外商单户租地面积不能太大；四是外商不得囤积土地，不得租而不用。这就从制度上对华洋分处做了规定与限制。

华洋分处的原则，在租界初期是得到切实遵守的。分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关节点为小刀会起义。1853年9月至1855年2月，上海县城被小刀会占领，大批华人涌入租界。对此，英国领事、租界当局都持反对态度。但是，外国商人欢迎这样的局面，而外国商人的态度，对于租界事务起决定性作用。1854年7月，租界修改了土地章程，认可了华洋混处的事实。

华洋混处局面出现以后，中英两方面官方都曾表示反对态度。中外官方都曾想重新回到分处状态，还是未能改变华洋混处的局面。

华洋混处与华洋分处，一字之差，但是就租界影响而言，则有天壤之别。混处，使得日后租界的人口97%以上是华人，让租界外国人不断提出扩界要求有了借口，进而使租界面积大为扩展。混处，使得华洋各种利益具体而微地混杂、夹缠、融合在一起，势必促成中外利益共同体形成，而分处则不然。

近代中国有26个租界，有些租界一直是华洋分处的，如广州沙面租界，在珠江中的一个半岛上，与外界区隔得很清楚，禁止华人居住；九江英租界则在四周修筑了围墙，设四座大栅门，朝启夜闭，禁止界外华人入内居住。这两个租界在近代的影响，就远不能与上海租界相提并论。

上海中外利益共同体的程度是逐渐加强的，特点也是逐渐显现出来的。

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第一次突显在世人面前，是1860年6月至1862年6月，太平军进攻上海，上海中外力量联手抵抗太平军。太平军先后三次进攻上海，均被击退。外国殖民主义者与华人官僚绅商，联合成立中外会防局，共同对付太平军，英法等国驻沪领事、驻沪军队司令、上海道台、著名绅商，均参与其事，乃至合署议事。正是在中外力量联手抗击下，太平军进攻上海才最终遭致失败。否则，在太平军强大攻势下，上海无法避免苏州、杭州那些城市的命运。

自太平军战事以后，每遇战争，无论是中国国内战争，中外战争，还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与外国的战争，上海租界都无一例外地宣布中立。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上海都保持中立。

二、共同体在持续增强上海城市安全方面的作用

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最大的影响，是持续增强上海城市安全方面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预防、救治传染病，减轻传染病对城市造成的危害，二是防止、抗击外力对上海城市的侵扰。

传染病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受政治制度限制。上海租界设立以后，很快便将西方预防、救治传染病的措施引进。近代大部分时间里，上海三家均设有预防、救治传染病的机构。三家防疫机构，工作区域虽各有侧重，但也互通信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这使得近代上海，在传染病防治方面，较内地很多地方，有效得多。

自太平天国战争以后，上海在各色战争中皆处于中立地位。这使得上海在战乱频仍的近代中国，成为一个地位特殊的和平岛、安全岛。随着中外在上海各种利益的加大，这种安全岛功能越发增强。最令人震撼的一次表现，是1900年东南互保的实施。

东南互保的结果，既阻止了英国等帝国主义对长江流域的占领，也抗拒了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命令，使上海城市避免了一场兵灾。

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力主东南互保，事后得到清政府的肯定与嘉奖。这不啻向世人宣布，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是不受任何国际、国内局势变动影响的，哪怕在中外交战的极端情况下，这一共同体也稳如泰山。

此后，清末两次战争，即1904年日俄战争，与1911年的辛亥革命战争；民国多次战争，包括1924年至1925年的江浙军阀战争、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与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租界均保持中立。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这些战时中立，都是得到中外共同认可的。

正是在中外利益共同体影响下，1937年淞沪战争进行时，苏州河两岸才呈现截然不同的景观：“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正因为有此奇异格局，才会有四行仓库孤军的顽强存在，才会出现外国记者在外滩阳台上一边喝咖啡、一边了解战况的戏剧性场景。这在惊天动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无论欧洲还是亚洲，绝对找不出第二例。

“孤岛”时期，上海租界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继续存在，与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

一方面，上海是欧美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商品交易中心。当时，德国对英国海上运输线处处加以破坏，对中立国船只进入英国进行封锁。英国等国，也对德国进行贸易封锁或限制。在这种博弈中，英国将上海当成原材料的市场来源，德国也通过各种渠道，将多种商品运送到沪，以换取其急需物资。这样，敌对的双方对上海都有巨大的利益需求。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也需要上海“孤岛”的支援。日本是战争资源基本不能自给的国家，其重工业所需的石油、铁砂、铜等全数依赖进口，棉花、硫酸等工业原料，也大多需要进口。上海是日本获取、转运战略物资，以及套取外汇的中转市场。日军对租界实行的是“和平封锁”，只禁止中国船舶的海上交通运输，对第三国船只虽时有阻拦，但并不是完全禁止进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进出上海港的轮船，有将近六成属于中日以外的第三国。

上海安全岛功能的加强，还得力于中外共同疏浚黄浦江。

1870年代以后，长江、沿海轮船逐步大型化，对河道要求便较前为高，船舶吃水深度与上海河道淤浅的矛盾日益突出。经多次交涉，中外达成必须疏浚黄浦江的一致意见。从1889年到1891年，上海港口管理当局，试用挖泥机对吴淞口水道进行挖深。

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第十一款第二条，特别规定设立黄浦河道局，费用由中外平摊。自1906年至1936年，中外联合对黄浦江水道，持续进行三十多年的疏浚，确保了上海航道的畅通，确保了上海港良港的地位。

三、共同体的自我增强功能

上海中外利益共同体形成以后，特别是庚子事变以后，具有明显的自我增强功能。

这突出表现在，安全系数与要素集聚互为因果。因为战时中立、安全，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中外企业集聚这里，致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这里，而要素的集聚，又加大了这里的安全系数。庚子事变以后，上海作为和平岛、安全岛的名声传遍天下，所以，每遇战争，上海人口必然快速增加。

与此相一致，中外各类投资，也集中到上海。据统计，1930年，列强在华投资额中，英国的76.0%、美国的64.9%、法国的40.9%、日本的66.1%（东北除外），都集中在上海。中资方面，1932年-1933年，全中国现代棉纺织厂、面粉厂，均近一半在上海；烟草制品厂近八成在上海；全国各种现代工厂，也是近一半设在上海；中国现代制造业工人，有43％在上海；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

上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的自我增强功能，对于各色有权、有财、有才的人，吸引力特大，包括政要、遗老、政客与众多文化人。

辛亥革命以后，晚清遗老或对民国政权心怀不满的名人郑孝胥、缪荃孙、沈曾植等，均以上海为安身之地。

上海租界是众多达官贵人的居留地，也是众多失势政客的藏身所。这方面的例子极多极多。同时，上海租界对于流动性较强的专门人才有磁石般的引力，包括教授、文学家、艺术家、编辑、记者、律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等。特别是1926年，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以后，北京陷入恐慌时代，大学教授及新闻记者等纷纷离京。一大批文化人，都在这段时间陆续到达上海。

需要强调的是，在以上海租界为核心区域的中外利益共同体中，中外并非平分秋色，而是明显地呈现西强中弱、西主中辅的特点。

当然，中国在这个共同体中也获得了巨大利益。中国近代化事业能够持续前进，上海能够成为中国多功能经济中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上海能够取得相当可观的发展，上海能够为从晚清到民国历代政府主要财税来源地；上海能够吸纳那么多的人口，成为中国多种人才高地，成为中国多方面文化中心，都与这个共同体密不可分。

中外双方在这个共同体中，也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租界提供的安全与法治，上海就不可能那么繁荣。同样，没有那么多中国人居住在租界，租界也不可能发展到那么大体量，外国人也不可能从中获得那么大利益，也就不可能有上海租界的繁荣。

近代以来，人类形成性质各异、大小不一的各类共同体，有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其中有些是自觉建立的，有些是自发形成的。以租界为核心区域的上海中外利益共同体，是在中外关系矛盾、冲突的磨合中、经多种力量博弈而自发、逐渐形成的。这一共同体在其运行过程中，也含有自觉的成分，其中有一条主线相当明显，即对中外双方共同有利，而不是单方有利。这是东南互保得以实施、共同治理黄浦江得以进行、上海繁荣得以持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