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离开学术界》：打破边界的指南，还是新自由主义鸡汤

【编者按】据估计，93%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生无法获得终身职位，但许多人仍然将终身教授的职位视为自己博士学位获得成功的唯一结果。在学界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下，是否要离开学术界、如何在学界外获得自己满意的职位已经成为许多人需要思考的问题。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与本书译者何啸风邀请到清华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生胡桃楸，硕士毕业于鲁汶大学文化研究的诡谲子，以及精神分析师、法语译者小柏Boo结合他们的学术经历与对学界的观察与思考，共同讨论学术界的一些现象与问题。

澎湃新闻：今天，就读于美国研究生院的人中只有7%能从抢手的教席中占据一席之地。尽管竞争如此激烈，但大量的研究生、刚毕业的博士生都下定决心，坚持留在学术界。如果反思博士以及各类学术培训项目，我们会发现研究生与博士生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建立了以学术界为主的人脉。作为对比，寻找新职业似乎有着极高的风险，这或许成为了坚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学术研究也常常被视作学者的“天职”，离开学术界似乎又与单纯的转业不尽相同。在几位看来，学术界的竞争为何如此激烈？为什么离开学术界又会成为一个如此困难的决定？

诡谲子：学术界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僧多粥少的情况，我比较熟悉的欧洲学界的情况，欧洲的教职体系不同于英美系统，在后者的系统里主要看某些系所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雇佣一位新的教师。换言之，教授职位的空缺或增加取决于这个系所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招人，因此学术界的职位（position）跟经济因素直接挂钩。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例如学校破产，系所招不到足够的学生，都会面临裁员或院系合并的情况。

但欧洲学界，总体上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样子。比如我有一位教电影理论的老师，他2012年就博士毕业了，但依然在我们学校（KU Leuven）做了将近十年的博士后（post doc），直到去年才在另外一所学校找到了一个助理教授的位置。然而在美国或加拿大，从博士到助理教授似乎并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很多优秀的学者被招进来就已经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但是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需要很长时间，从副教授需要八年再到正教授（full professor）还需要八年。

但另一方面，学术界里的学术热点变换得也很快，我在美国读比较文学的朋友告诉我，前几年后人类和新唯物论很火，一堆人跑去做这个，但是到了这两年，做这方面的博士已经很难找到工作了。因为学界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媒介理论了。大家对于这些欧洲中心的批判理论已经感到了厌倦。所以，尽管追热点确实有机会帮助个人在学术界里找到位置，但这种做法也有着很大的风险，而且学术界的兴趣转向也不好预测。但总体来说，还是跟政治有关。

至于为何决定离开学术界如此困难，其实也很好理解，人都是有惯性的。布尔迪厄说这是惯习（habitus），长期做一件事情久了以后，思维习惯，身体感知，价值判断都会顺应自身的这个习惯。而学者长期以往养成的习惯，习得的知识，实践的方式只有在学术场域内才是有价值的。走出了这个学术参与，他所积累的那些东西很可能就变得一文不值。

小柏Boo：法国的高校也是僧多粥少的情况，职位非常有限，但是研究生、博士生的数量又很多。法国教育部下发的《2023年财政法案》（其中包括对学院的资源分配）规定，从2023学年开始，国立教育机构将削减1500个教职，合同制私立教育机构将削减500个教职，这一决议背后的原因是法国学生人口的减少（这或许也会是将来其他国家要面对的情况）。在法国，公立大学一般只会收很低的学费，这也和老师、研究员的资金挂钩。跟一些经济、理工科项目不一样，因为文科研究缺乏经济相关利益驱动，申请博士有时候需要自己寻找资金支持，而未来的前景却并不光明。另一方面，法国高校老师收入在欧洲排名并不理想，他们要比德国老师一年多工作100小时却只能拿他们一半的年收入，因此从事学术的心理和经济成本都非常高 。

很多学术专业因为资本主义分工结构的原因，都偏向垂直且细化的特征，因此越往上走，课题就越精小，这就是书中所说的“盲点”问题，一是广度的盲点：看不到世界上其他职业可能性的局限；二是深度的盲点：并不了解别的工作细节是怎么样的。陷入到这样的视觉盲点中，再加之有些人会因研究取得的小小成功而目无旁人，不虚心求教于社会各行各业的经验，只好一条路走到黑，因此加重了被困在学术界的困境。

学术在广义上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praxis，即实践、行动、达成某种内在理论的完善，更是一种poiesis，即诗意的创造，从无到有的生产。这两个语义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了解学者的天职到底是什么。

胡桃楸：今天在美国，只有约1.2%的艺术类和人文类博士项目的学生可以在顶尖院校获得终身教席，在各类学术院校中，73%的教职工是兼职。国内没有这么具体的统计数据，但肯定也是人多岗少。从2017年开始，国内博士招生每年的增幅都在10%左右，而另一个趋势却是，近10年来高校事业编正在逐步收回。从美国引进的预聘制度被大家形象地称为“非升即走”。除了就业市场持续走低，项目削减、任期审查、教学任务……都是博士毕业需要考量的现实，有的人厌倦了“不发表就出局”的竞争，选择了离开，有的人已经接受这就是学术机制的一部分。困难的是在这两种选择之间举棋不定，《离开学术界》的作者卡特林认为，待业博士生首先要克服的是从事其他工作的恐惧（或许还有脱离学生身份的恐惧）。

不管是哪种心理原因，一旦选择了离开，就无需顾虑学术界内的标准话语，也没必要轻信社交媒体上唱衰高学历者的说法。根据卡特林的调查，学术界以外的博士生对工作满意度更高。学术训练所培养的好奇心和批判性，有助于获得工作所需的其他特质，在掌握了特定主题或工作环境的知识后，学术界以外的博士生往往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澎湃新闻：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博士群体面临着身心健康问题。《Nature》期刊2019年发表的文章指出，研究表明博士们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是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两倍以上，三分之一的博士有出现精神疾病的风险，其中抑郁症的风险格外高。许多博士生表示，读博的压力来自各个方面：包括研究的压力；经济的压力；上课、做助教的压力等。据哈佛的一项研究表明，博士生也很难定期接受精神问题治疗，许多人表示每周的工作安排甚至让自己挤不出时间去参加免费的心理咨询。但即使读博带来如此大的压力，但仍有大量的博士生选择坚持，几位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在各位看来，学校应该给予博士生怎样的援助？博士生又应该如何应对学术工作的压力？

小柏Boo：首先，博士群体确实面临身心脆弱且不被社会认可价值的问题，许多看似是formation（当助教、参加讲座论坛等等）的安排实际上是在做免费劳动力，为学院的期待完成超额工作。

作为一名兼职学者的精神分析师，我提议从成瘾性享乐的角度重新梳理一遍“关注心理健康和工作安排的冲突”问题：因为读博是我们付出代价（金钱、论文、各项指标）的选择，尤其对于收到微薄工资或资助进行研究的人来说，我们像是把身体抵押给了一个跟我们相比更高的机构，而许诺之后自己会给学术界回报。古法语将个人在欠债不还时受到的人身限制称为“瘾”（就是我们现在说的addiction），债权人有权扣押债务人（l'addictus）的人身，并将其视为自己的财产，债权人征服并奴役债务人，而“成瘾”意味着负债人就只能提供他的存在来作为抵押。如今，博士所感受到的负担究竟在多少程度上与这一意义上的成瘾相似呢？

面对这一问题，利用（学校能提供的）医疗保险或其他资源进行专业的心理或精神求助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心理咨询的重要出发点是宣泄，那么多找朋友抱怨、聊天，甚至发泄情绪都非常重要。其次，我上文所陈述的成瘾概念并不是一个铁定如此的悲剧性命运，有许多可以破局的点，有些甚至不涉及改变现状，而只涉及观看角度的改变：比如，我们能否想象自己并不欠别人任何东西？

胡桃楸：如果感受到心理压力过载，可以先停下手头的活儿，寻求他人的帮助。我不太清楚国内外提供的免费心理咨询有多大差异，我自己会通过和朋友交流、运动，来缓解学习和工作的压力。

尽管我同意卡特林的出发点，譬如要正视心理上的“恐惧期”，但也对他的提议形式抱有疑虑：从150多人那里学到的道理，有多少可以经过书面化，然后以指南的形式传达出来？他的建议在哪些方面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卡特林说，自己的出发点是提供个人层面的实际帮助，但另一方面，教育系统不是个人就业数据可以覆盖的，它的运作模式本身也值得反思，对此，布尔迪厄做过杰出的社会学研究。像他这种通过高等教育完成身份迁徙的知识分子，写作中往往透露着更加复杂的情感，他/她们对学术压力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继承人》《再生产》《国家精英》等研究法国教育系统的著作中，布尔迪厄经常会有几笔精准得有些刻薄的分析，像是在批判社会，又像是在剖析自己。

诡谲子：精神压力大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我对于上述研究所指出的原因有一些不同看法。作为一个离散身份的学者，我首先看到的更多是族裔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一种普遍性的研究压力。很明显，像《nature》这种期刊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可能并不是少数族裔的博士生，而少数族裔在学院内的压力与主流白人相比是多重且复杂的。

首先，亚裔本身在学术界内部就存在被区域化对待的问题，这牵扯到学术界内部的认可机制的问题。史书美，周蕾等人都批判过美国学界内将亚裔学者限制在区域研究的知识范围内，而不允许非西方学者进入更加主流和普遍性的知识领域。后殖民理论家算是突围比较成功的一批，但我们亚裔目前还是面临着相同的情况。你做自己区域和民族的研究会稍有认可度；但你要做西方的知识，就很难有机会找到教职的。这是学术体制内的知识与权力问题。

其次，我所接触的学习比较文学和东亚研究的学生，有精神压力的实际上不在少数。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还是学术生活过于孤独，单调和闭塞。这类学科的研究过于鼓励一种关起门来读书的状态，社交活动的机会相对较少。对于海外留学生群体来说，这种个人的原子化状态也很常见，生活的范围也不外乎学院内外的一亩三分地，这种长期孤独的状态就很容易导致抑郁症，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另外，地理原因也会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我之所以不喜欢在北美待着就是因为这里出行太不方便了，出行基本离不开驾车，公共交通远不如欧洲方便。另外就是地理面积过大导致交通不便，从美西飞美东都要好几个小时，而在欧洲出门坐火车想去哪就去了。此外，例如巴黎等城市其实并不大，地铁出行也很方便到达，朋友都住在周围，约起来很方便。

然后，除了环境因素外，我这几年跟朋友们思考的新结论是，作者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知识史与艺术史的书写观念也会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从而忽略了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团体，社群，以及共同体的关键作用。如果我们把个人放到历史和社会脉络之中，我们会看到观念都是在相互交流和影响之中的，而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独一性。但是作者中心和个人主义的书写观念，会仅仅强调知识与个人之间的绑定关系。这就会导致许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愿意跟他人进行观念的交流和分享，藏着掖着的情况也很常见，这最终导致他们放弃和忽略团体的重要性。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报告显示，73%的大学教授是兼职，这些教授按学期签合同、工作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医保等福利。另一方面，许多美国学生背负着学生贷款，而博士项目所提供的工资金额也不尽如人意。2022年，加州大学就曾爆发大罢工，要求提高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工资；增加儿童保育福利；增加更多的公共交通报销额度，扩大员工家属的医疗保健等福利范围等等。在长期从事低收入、缺乏保障的学术工作背后，许多人仍然憧憬着争取到终身教职之后的生活。在几位看来，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愿意忍受学术界艰难的工作条件？

胡桃楸：卡特林在书中给出了一些解释，譬如受困于天职陷阱、其他工作经验不足、家庭负担较大等等。如果是为了谋生，“愿意忍受”也可以理解，如果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愿意忍受”就有些荒诞感了。有一本叫做《倦怠社会》的书现在很流行，作者韩炳哲指出，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功绩社会，人们都不想被否定，都渴望肯定，为此甚至会对自己进行剥削，会在一种病态的倦怠感中“积极生活”。结果就是，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边缘性人格障碍、疲劳综合征越来越多。《倦怠社会》推演出了一系列理论，虽然也可以解释当代的某些现象，但作者并没有分析，工作如何从被赋予意义，演变为赋予我们意义？一味追求绩效的工作会不会其实毫无意义？

小柏Boo：人的意志有自己的部分，但个人意志不尽然是自由选择（显然已经有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存在），也有被家人和周遭环境影响的一部分。如此多的人忍受艰难条件，不一定是全然自愿，而是无法选择的选择。在我国有些人把学术圈和教学教职工作已经想象成像公务员一样“稳定”的职位。很少有人能够有力量不去追求稳定——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让存在的虚无不频繁出现、使得身体可以成形而立、感官与情动不错乱的一种状态——人的脆弱需要借助固定的追求来稳定，但问题在于什么因素使得稳定只能从目的导向的工作中获得？以及频率固定的朋友关系、咨询关系是不是稳定？坚持的兴趣爱好是不是稳定？

澎湃新闻：作者对于离开学术界探寻一份新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评估自己是否具备该职位所需的技能；观察担任这一职位的人们有着怎样的职业发展。这两条建议似乎能帮助打算离开学术圈的人们，更清晰地了解社会上工作的职位要求和发展前景。在几位看来，学术界内外的工作是否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社会上为什么会存在“学术界内”对其他工作“知之甚少”的观点？

小柏Boo：我并不认为学术界内外的工作差异非常大，在很多我朋友的职业里，我看到了和我工作类似的技能点：信息搜寻能力、口才、文献综述能力、调研精神等等，甚至通俗地说，写一句漂亮的话、想到一个创造性的问题意识，嗅到当下流行的气息，这难道在我们的论文中不需要吗？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名垂直结构的学者，而是从事横向延展、跨学科工作（我主要从事法国理论研究工作，在巴黎圣-安娜医院做精神分析临床，而我又关注酷儿理论、美学哲学和影像）的学者，因此不同“界”之间的差异并不能成为排斥的理由，反而可以像德乐兹在《千高原》中所述的胡蜂和兰花之间解域、又界域的偶然性契机。我和我的艺术指导朋友Dou一起完成过一个法国时尚杂志的封面拍摄，在我看来，他的工作和我的区别在于他是用视觉化的方式表达他的调研，我则是用文字和理念，而我们都关注如今精神病人的特异性创造和精神病理场域医生和病人的权力颠覆问题，因此达成了一个小的短暂共同体。在我看来，虚心求教别的职业的思路和创造方式，不畏惧未知、不排异，对于非学术界和学术界的人都很重要。

胡桃楸：在《离开学术界》中，卡特林把“研究”分成了两类，一类指实验、田野调查、查阅图书文献等具体的研究方式，另一类指“写作”，写作是一名研究者应该具备的最基础的技能。写出清晰而准确的文字，也是学术训练的一部分，卡特林强调，这项技能在许多工作中都非常重要。

我是一名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研究中，会摄入并输出大量的“文科黑话”，这对书面和口语表达都有恶劣的影响。语言和写作，不仅会制造学术界内外的壁垒，也是学术内部进行知识交流和传播的壁垒。为了改善这一点，我会参与一些新媒体的制作与运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自我训练。有一些前辈老师在求学时也这么做过，譬如把自己的笔记、译作、评论等文稿直接传到豆瓣上。如果按照常规流程，公开发表一篇文稿会耗费大量不必要的精力（这也间接导致了对其他工作“知之甚少”），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往往还会忽视写作能力的培养。

诡谲子：我认为这本书里讲的东西不太符合中国语境……

澎湃新闻：作者在书中提到自己的一段求职经历：招聘者预设了作者想做的工作类型（学术工作：在图书馆读书，独自工作，不受截止日期限制地工作），最终招聘者表示作者不合适这份工作。各位如何看待这种雇主的预设？在应聘中，如何让学术界所培养的经历和技能具备竞争力？

胡桃楸：卡特林是弗吉尼亚大学古典学博士，曾经的职业目标是成为某个冷门罗马诗人的专家。在《离开学术界》中，他分享了许多求职案例，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博士生不得不克服预期不符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早在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的《文凭社会》就研究了这些现象。柯林斯指出，大部分工作技能都是雇员在相应的岗位上，通过非正式训练获取的，对于职业的实际需求而言，学校提供的大多是“过剩教育”。最后，他得出结论，高等院校的功能已经转向生产文凭而不是知识。

柯林斯给出的建议非常激进，要么公开承认教育系统制造了学历的通货膨胀，要么干脆禁止在雇佣过程中要求正式学历。有意思的是，在出版了《文凭社会》后，柯林斯从大学里辞职了，但出于经济原因，几年后他还是回到了校园。就人文社科专业而言，出版一本有影响力的书，也是具备竞争力的体现吧。

诡谲子：我觉得这可能是个误解，如果说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工作是大卫·格雷柏认为的“狗屁工作”，那其实学术界里面的工作很大情况下也是“狗屁工作”，只不过可能是稍微有点思想性的“狗屁工作”。

小柏Boo：我觉得雇主的预设特别有道理，哪怕谈恋爱都这样吧：幻想对方需要的条件，自照时觉得双方需求并不相通，所以第一步就断了。我仅有的几次求职的经历（实习）都是在我还呈现“不完备”状态的时候，对方幻想这段实习可以各取所需互相补足才雇我的。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海一对夫妻同时在几十个公司入职的事情，单单从他们面试的成功经验来看，我觉得对于学术界的人还是非学术界的人来说都一样，就是得学会搜集信息、匹配岗位、明确自己能给这个岗位提供什么。但说句实话，我的梦想里不包括当员工，所以我不是很想应聘。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完成实际任务的重要性，似乎实际的项目落地和抽象的学术研究之间存在着距离。在各位看来，学术界是否存在动脑过多，动手不足的情况？未来的学术趋势，是否会更加强调实践与理论的结合？

胡桃楸：有的学术研究非常抽象，譬如哲学、理论数学、理论物理等等，然而，有的研究可以不那么“抽象”。之前看过一条推送说：国内的专家学者研发了一个叫做Diviner的甲骨文校重助手，在输入了18万幅数字化拓本后，Diviner不仅复现了数万组重片，还发现了三百多组未被前人发现的校重新成果。即便是在人文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础工作正在被技术替代。

未来在人工智能面前，很难说谁是动脑过多、怎样才算动脑过多。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来说，无法规避的问题又回到了什么是“思考”，如果没有新的答案，学术研究迟早会变成一项与脑力无关的体力活。有时候我在电脑面前码一天字，会感觉写论文成了一项肌肉运动，看到一些能写小说、诗歌、音乐的同学，也会觉得自己挺没劲的。就我这个专业而言，希望未来可以更好地结合文化理论与创作实践吧。

诡谲子：这点我确实同意，学术界里面动嘴不动手的人太多了，也就是没有实践和行动能力的人太多了。反倒不如做点实实在在具体的事情来得有成就感。至于未来的学术趋势，我不好判断。

小柏Boo：这个距离是肯定有的，毕竟理论是在塑造一个理想型（idéal），而现实世界是歪瓜裂枣。康吉莱姆和福柯都认为，人文科学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实践有关，诸如生物统计学、心理统计学之类的学科，也要从非科学性的实践出发，转化并提供与数学同质的材料才能进行观察、研究，并且我们的解读也会被政治和社会的实践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两者并不是泾渭分明或者对立的关系，而是无法解绑的。好的学者对这两者的混杂关系应该有足够的嗅觉，而不是困在玻璃温室里。

至于未来的学术趋势，我觉得重点倒不是这个二元论的问题，而是打破学科壁垒的问题。我直觉性地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带来的附加性结果是，未来的研究会走出垂直的菲勒斯秩序，更加跨学科、横向发展，而且不得不借助视觉和声音的个人媒介去传播自己的研究模型和成果。当然，这也是基于研究者想让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可以打破学科偏见的前提。

澎湃新闻：在各位看来，离开学术界是否意味着离开学术研究？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离开学术界能带来更宽广的视野，以及更多的可能性？

胡桃楸：今天的“学术研究”不再像以前那么罕见了，在去年，国内的博士招生人数已经超过了13万，在读博士生有55万左右。对我们而言，离开学术界当然会开启另一种可能，正如进入学术界也曾意味着一种可能。但是，宽广的视野不是任何一个界域能提供的，接触了150多人的卡特林肯定知道，这种视野也不是一本书可以提供的。

诡谲子：这是一定的，学术研究是自己的事情，跟在不在学院或学术界没关系。反过来说，就算在学术界，那些研究也不一定就是学术研究。离开学术界之后，我认为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以拓宽视野的，但是对于眼界狭窄的人来说，在哪里可能都无法拓宽。

小柏Boo：就像上面二位所说，在学术界也不意味着在进行学术研究。我不认为离开学术界就等于离开学术研究，如果在这里学术界指的是由一系列学院、杂志、论坛等元件所组成的一个话语机制的话。

在第17本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反面》中，拉康区分了不同的知识的类型，在大学话语中，S2占据支配的位置，意味着这一话语发声的时候，总是声称自己在传播着客观的、中立的、抽象概念化的知识。这一话语总是谎称自己具有完美的中立性，但是却无视了能述的地位，即话语的发声方式、风格、说话者的真实欲望。大学话语的他者——学生（以后要成为老师的人），他的身体就受制于这种追求知识的铁腕要求，处于被动接受地位，他的主体性被抹去，弃绝。

而真正对知识的渴望是从“离开”这种话语的动作开始的——注意：这里的离开是一种比喻性质的，而不是教义性质的。我自己很欣赏别人追求知识的状态（当然，我也是这么自我要求的）就是以自己症状的混乱为出发点，去寻找让它稳定的一些幻想。人文学科理论学者总是胆怯地想要在硬科学面前自证学术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仿佛默认了这样的等级秩序，但殊不知，知识的尽头是未知（如同赫尔墨斯、托特神所寓意的那样），也就是不确定性，学术研究的开始便是应对这一未知的焦虑的幻想式。

澎湃新闻：纵观全书，作者给出了许多在学术界外求职的实际建议，但这些建议颇有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努力的意味。几位如何评价本书作者的建议？对本书的“实用指南”性质又有何看法？

胡桃楸：我们在网络上很早就讨论过类似的话题，譬如“躺平”、“佛系”……这些姿态大概也类似于“离开”。对我来说，卡特林的建议并没有很实用，可能是地域差异，也可能是个人性格的原因。相较而言，这本书的译者对我帮助更大一些，他是学术界的编外人员，日常工作之余，一直在进行西方文化理论的译介（大概累计有四五百万字），他这种无用的爱好给很多“圈内人”提供过实用的帮助。

诡谲子：整本书读下来，作者的语气颇有成功学鸡汤的味道，好似一个美国中产阶级产品推销员，推销自己退圈的理念和方法，最后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帮助别人找工作的咨询师，倒也颇为符合这本书的写作意图，“把自己作为方法”推销出去。

小柏Boo：我觉得这本书是面向高校体制内“青椒”或未来“青椒”的实用建议，对于不满现状但是又对学院外部世界了解甚少的人来说，甚至是对这个环境（书中作者待在古典学圈的一些感受值得玩味）恶性竞争和人心惶惶受够了的人来说，有些建议还是值得采纳的。我觉得这本书有两种读法，第一种就是把它当作求职的一份描述性手册，它的任务并不是为了反思学术界结构性的毛病，而是教你适应社畜世界的规则。第二种就是，你把它当作“以不一样的方式留在学术界”的指南：就像作者做的那样，创建自己的个人网站、分享自己对很多内容的创造性见解、译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理论（就像这本书译者何啸风的热情一样）都会在锻炼你整合信息能力的同时，带来一定的影响力，说不定会让你在学术界的生命更加丰富。

总的来说作者的态度还是谦卑的，虽然忽略了社会批判的视角。对我个人而言，重要的还是找到留在学术界的动力，当然在整个环境的系统性阻碍面前，推动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事情，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离开学术界》；作者： [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出品方: 薄荷实验；译者：何啸风；2023年9月版。图片摄影by尾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