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或许真实存在过，远古时期还曾被豢养

编者按：你是否想过，或许龙真的曾经存在过。并且在远古的某一时期，或许龙曾经是可以豢养的，还出现过以豢龙为专业的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古代豢龙师的经验，难道真的就灰飞烟灭、不存片鳞了吗？本书是颇为奇特的一家之言，不仅立论新颖，而且举证丰富。作者从古代史书、笔记、地方志中搜集了大量罕为人知的记载，并联系多位目击者所提供的证词，反复比照，论断独到。它的身影，在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几千年历史中若隐若现。不管添上了多么奇异的色彩，它的基本形象及生态特征，依然没有脱离隐藏在背后的那个生物原型。作者旁征博引，探幽抉秘，对这种古代动物的外形、习性、潜居的区域、出没的规律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记载的蔡墨同魏献子的一段对话：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考虑到《左传》的文辞比较古奥，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将这段对话的现代语译文同时抄录于下：

秋天，龙出现在绛都郊外。魏献子问蔡墨道：“我听说，虫类没有比龙再聪明的了，因为它不能被人活捉。认为它聪明，是这样吗？”蔡墨说：“实在是人不聪明，不是龙聪明。古代养龙，所以域内有豢龙氏、御龙氏。”献子说：“这两家，我也听说过，但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是说的什么呢？”蔡墨回答说：“过去飂国的叔安，有一个后代叫董父，实在很喜欢龙，能够了解龙的嗜好欲求来喂养它们，龙多到他那里去，于是就加以驯服，以此来伺候帝舜。帝舜赐他姓叫作董，氏叫作豢龙，封他在鬷川，鬷夷氏就是他的后代。所以帝舜氏世代有养龙的。到了夏代的孔甲，顺服天帝，天帝赐给他乘龙，黄河和汉水各两条，各有一雌一雄。孔甲不能饲养，而又没有找到豢龙氏。陶唐氏已经衰替，其后代有刘累，向豢龙氏学习驯龙，以此进奉孔甲，能够喂养这几条龙。孔甲嘉奖他，赐氏叫作御龙，以代替豕韦氏的后代。龙中间一条雌的死了，刘累偷偷地做成肉酱给孔甲吃。孔甲吃了，后来又让刘累再去找这种美味。刘累害怕而迁居到鲁县，范氏就是他的后代。”……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龙出现在晋国绛都（今山西侯马市）郊外，前去围观的人大概不少，于是引出了“能不能活捉它”的问题。根据秦汉以后的记载，尽管一再发生堕龙事件，可是围观者要么眼看它凌空飞走，要么听任它就地死去，确实极少有人将龙捕捉回来。除了对龙的敬畏之心外，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豢龙技术早已失传。龙到底吃些什么？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看到的只是“龙食乎清而游乎清”之类的空话。由于不了解龙的生活习性，即使把它抬回来，也无法喂养它。贞元末年韦皋在四川捕获又送往长安的那条龙，不是就没有活下来吗？“人实不知，非龙实知。”蔡墨此言可谓精当之论。

蔡墨是晋国的太史，当时以博学多知见称。他所介绍的豢龙氏、御龙氏的来历，是否可信呢？对此，我还是赞同那句流传了很多年的俗语：“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历史记录是从口耳相传开始的。《说文》：“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十口相传，便是“古”字结构的本义，也是古史最初的传播手段。早期的史官，不同于后代的史学家，对于什么是传说故事、什么是历史真实，并不加以严格区分。历史中有传说的成分，传说中亦有事实的依据，本是那个时代的通例。上一章所引录的《拾遗记》中，也曾提到虞舜时设有“豢龙之官”，并称“夏代养龙不绝”。《拾遗记》所言，多为虚辞浮文，“豢龙”一节却是虚中有实，隐含着若干史实在内；而《左传》是一部可以信赖的史书，其中关于豢龙、御龙二氏的缘起，虽然也带有传说化的倾向，但基本上仍属于七实三虚。综合这两段叙述，我们至少能够获得下列几点可供参考的信息：

第一，龙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一种稀有动物，平时很不容易找到，因而既不能定期捕捉，也不能大批饲养。

第二，从传说中的帝舜时代起，直到夏王朝的孔甲为止，即大约从公元前 22 世纪到公元前 18 世纪，曾出现过一批以豢龙为业的专门人才。

第三，豢龙术的要点仍不外是针对龙的嗜好欲求，但由于龙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繁衍下来的稀有动物，因而豢龙术在当时即是一门难度颇高的技艺，其传授方式主要是在一定的血统关系内部进行的。

一向对那些光怪陆离的上古传说持审慎态度的司马迁，也没有否定“孔甲畜龙”一事的历史真实性。将他的记载同《左传》相对照，仅在个别细节上稍有差异：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史记·夏本纪》）

《左传》说“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仿佛那几条龙是天帝特意赏给孔甲的。这种夸诞性的描述，来之于传说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增饰成分。对比之下，司马迁的记载就显得实在多了：“天降龙二”。天降者，天堕之龙也。如第二章所述，秦汉以来的史籍记载反复显示，这种神秘的动物有时候会从半空中坠落下来，乃是屡经目击者证明的事实。至于“天赐”“天谪”云云，则不过是面对这种奇异的自然现象而生发出来的主观联想罢了。

孔甲畜龙做什么？鉴于龙是一种数量很少的稀有动物，因而无论是作为畜力，抑或是作为食源，都是不现实的。依据古代文献中有关夏文化的资料来推断，龙应当是夏人所崇拜的一种吉祥动物。夏人自命为龙族，视龙的出现为本族兴旺的标志：

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史记·封禅书》）

夏人的器物，亦多以龙形为饰：

夏后氏以龙勺。

夏后氏之龙簨虡。（《礼记·明堂位》）

而在神话传说中，常可见夏族的首领乘龙出游：

夏德之盛，二龙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张华《博物志·外国》）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山海经·海外西经》）

由于我们尚未弄清那些已经逝去的现实，因此很难将这类传说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然而，神话毕竟是远古人类经验的升华物。以龙为御迹近浪漫，诚非事实，但也不至于无中生有，至少说明夏族跟龙曾经有过较多的接触。善于饲养龙的家族之所以受到推崇，正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下逮孔甲执政，豢龙事业似乎已近尾声，以至当孔甲偶然获得了两条堕龙之后，想要再找一个豢龙高手都深感不易了。

众所周知，历代帝王几乎都拥有供享乐之用的私人动物园，多以罗致珍禽异兽为炫耀。据《史记·殷本纪》，殷纣王时期就辟有规模庞大的皇家动物园：“帝纣……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夏代的情形如何，因文献不足，尚难以论定。不过，在一般认为与夏文化晚期有密切关系的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废墟中，发掘出占地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基址，由此可以推想当时的贵族生活已经相当奢靡。《竹书纪年》称“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当非虚拟之辞。若说夏代后期已出现贵族的私人动物园，恐怕也在情理之中。孔甲是夏王朝第十三代君主。《国语·周语下》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史记·夏本纪》亦言： 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可知孔甲也是一个耽于享乐的昏君。《左传》和《史记》都写得很明白，刘累是为夏王孔甲个人服务的，说得透彻一些，刘累不过是夏王动物园中一个有点身份的饲养官罢了。

刘累原本也是名门之后，祖先是大名鼎鼎的帝尧，不过到了他这一代，其家族的地位早已衰落。刘累凭着从豢龙氏那里学来的一技之长，尚能在孔甲的手下讨个一官半职。论技艺，刘累远逊于前辈董父之流；论胆量，他倒是真有点“后生可畏”了。“潜醢以食夏后”，从这一细节来看，当时对于这种动物仍存在禁忌，龙肉是不能吃的，即便是已死之龙，也不能随意下箸。不然的话，刘累烹制龙肉酱何必要偷偷摸摸的？孔甲可能并不知道他吃下去的是什么东西，只是觉得味道还不错，以前似乎从未尝过，于是后来又吩咐刘累再去寻找此种“野味”。刘累哪有这等本事？眼见得夏王动物园的差事是混不下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刘累不知找了个什么借口，举家迁移到鲁县，豢龙一业从此也就没有了下文。

这里所说的“鲁县”，据史家考证，应当是在今河南鲁山县一带。当地民间一直流传着有关刘累的种种故事，甚至还直接影响到某些山川的命名：

尧之末孙刘累以龙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惧而迁于鲁县，立尧祠于西山，谓之尧山。故张衡《南都赋》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尧山。”（郦道元《水经注·滍水》）

如果有人认为上述关于豢龙的记载仅停留在传说的阶段，不足以作为立论的依据，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在河南、甘肃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若干彩陶纹饰吧。图1是甘肃武山县石下岭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瓶人首蜥蜴纹；图2是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残陶片蜥蜴纹塑像；图3是甘肃临洮县辛店文化遗址出土的双耳罐蜥蜴纹。这些古朴而又逼真的蜥蜴状纹饰，究竟代表着什么呢？有研究者据此推测，夏族的龙崇拜可能起源于蜥蜴图腾崇拜：

夏人的中心活动区域在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属中原地区偏西一侧。新石器时代彩陶上蜥蜴形象的发现地点也基本上都在河南西部至甘肃东部一带，也在中原地区偏西一侧。二者在地域上也是吻合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可能比较盛行蜥蜴图腾崇拜。

现在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彝族中，仍有以蜥蜴为龙的，如云南峨山、新平等地区，每年耍龙灯时的龙或十二生肖中的龙，都是蜥蜴形象。显然这是一种关于龙的较原始意象。彝族从族源上讲，与古代分布在中原地区西侧的氐、羌族有密切的关系，而彝族的这种龙的观念，可能也是源于这一地区的。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纵览现存的先秦文献，只发现龙的崇拜起源甚古，却找不到历史上曾经有过大范围的蜥蜴崇拜的痕迹。其实，外观上像蜥蜴，并不等于就是蜥蜴。彩陶蜥蜴纹饰的出土地点与夏人的中心活动区域基本一致，西南地区的彝族至今仍将他们所崇拜的龙绘制成蜥蜴形状，这类现象的背后确有可能隐藏着重要的线索。

本文摘选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新书《龙：一种未明的动物（增订本）》第五章：千古悠悠说“豢龙”，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