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戈尔丁谈性别收入不平等；聚焦无障碍通行

戈尔丁谈性别收入不平等

在出版《事业还是家庭》后，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在与英国《金融时报》的访谈中表示：“我书中的内容其实是我们都知道的，但不想谈论的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那些喜欢说‘我有答案’的人不会提出这个问题。”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9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

克劳迪娅·戈尔丁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在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她的研究聚焦各种各样的主题，从奴隶制和大萧条，到教育和技术。但戈尔丁最著名的是她对美国经济中女性的历史研究。在她撰写《事业还是家庭》时，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学校和托儿中心被迫关闭，迫使许多白领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戈尔丁在前言中写道：“大流行放大了一些问题，加速了另一些问题，并暴露了更多长期以来持续恶化的问题。但在这场全球性灾难发生的几十年前，我们就已经在如何平衡照护和工作之间挣扎。”在2022年与《金融时报》的评论员萨拉·奥康纳（Sarah O'Connor）的采访中，戈尔丁讨论了她认为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不为人知的小秘密”，以及疫情如何影响了这种差距。本文节选了访谈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你认为男女薪酬差距依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戈尔丁：我喜欢“依然存在”这个概念，因为过去性别收入的差距要比现在大得多。我们认为你的薪水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个是你为工作做了多少贡献，另一个是你的贡献折算成多少报酬。如果你的贡献量和别人不同，比别人少，而你们的每个贡献单位所得到的报酬是一样的，那么你得到的薪水会较少。

我们知道，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女性给工作场所带来的贡献增加了。这大大缩小了差距。但差距依旧存在。我们认为这是无法解释的，但其中一些原因是，女性和男性在工作场所的贡献相同，却得到了更少的报酬，这非常令人不安。

这引发了大量关于歧视的研究。美国和英国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美国的机构叫做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该机构花了大量的时间试图弄清楚为什么每个人的工资存在差距。他们也会关注个人 “因为性别、年龄、种族、宗教信仰、性取向等原因而遭到不公平对待“的案例。但是，当我们把问题拆解开来，目前很明显的一点是，工资差距的形成原因并非只有一种。工资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个人在选择不同的道路，以适应他们的其他需求。这些巨大的分歧发生在特定的节点上，通常与伴侣关系或婚姻，迁移，离开学校相关。

很明显，一个接一个的研究表明，男人和女人（尤其是拥有大学学位或更高学历的男女）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女人更倾向于在家里做更多的事情，做一个在家随时待命的人，而男人则不愿如此。

就性别薪酬差距而言，毫无疑问存在歧视，存在有偏见的管理者，存在坏人，我们可以一直谈论他们。这些人到处都是，我们应该把他们赶走。但即使我们做到了；即使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花费了大量的资源去做到这一点）；即使我们做到了，我们仍然会面对另外的问题，这是系统性的问题。

在书中，你谈到了“没有名字的问题”，你给它起了一个名字，那就是“贪婪的工作”。为什么贪婪的工作有助于解释这种差距?

戈尔丁：根据我刚才给你的描述……如果每个人的时薪都是100美元（让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份不错的工作）你可以每周工作30个小时，或者40个小时，或者50个小时，然后我们按小时调整，如果报酬一直保持在每小时100美元，那么男女之间的时薪将没有差别。

但如果工作是我所说的“贪婪的工作”，那意味着你投入的时间越多，你的时薪就越高。或者不一定是工作时间的多少，而是具体到某几小时的工作时间：是在周末工作吗？是在假期工作吗？如果收入因上述条件而不成比例地增长，就会出现凸性关系而不是线性关系，个人就会面临艰难的选择。

书中隐含模型的全部意义在于，如果贪婪的工作能带来如此高的收入，那么夫妻就会被诱使放弃了保持平等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被收买了。

成为随时待命在家父母并不意味着你要一直呆在家里，这只是意味着你可以随时中断其他事情。如果你有一份贪婪的工作，而你一直在中断其他事情，那么这份工作是不会长久的。

你认为减少工作的贪婪性质可能会是疫情的长期影响之一吗?

戈尔丁：我认为有可能。前进的道路上总会有一些小的颠簸，也会有一些大的颠簸。我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最后有一节叫做“展望未来”。我必须说，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未来的看法如此模糊，现在要弄清楚公司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确实有一种感觉，有些人会不成比例地选择在家工作。有些人将不成比例地选择去现场工作。目前我还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但就性别而言，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公司中在家工作的女性比例过高。那么，会不会出现另一块女性聚集地？我们会不会在网上形成一条新的“妈妈轨迹”？

你的新书主要聚焦大学毕业生，能否谈谈低薪女性和未上过大学的女性面对着怎样的情况？

戈尔丁：对她们而言，书中讨论的工作可预测性与她们息息相关。即使是对于那些高层人士来说，弹性工作也是多层面的。事实上，“灵活”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应该是你可以来决定如何安排工作，而不会因此受到太多惩罚。有时，做出工作安排其实很简单。比如，我想要一份可预测的工作。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如果一位母亲需要确保她的孩子准时到达学校，但在前一天晚上被告知她要在早上 6 点值班，那她就很难做得很好。因为这种情况不那么可预测。

一个年轻人想通过在周三下午去上电脑课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如果她在周一被告知，要是她周三下午不来星巴克上班，她就会被解雇，那么她也不会做得很好。这就是工作的可预测性。

我知道你不认为自己是政策专家，而更像是一个诊断师。但你认为哪些政策（如果有的话）可以帮助解决贪婪或不可预测的工作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戈尔丁：我认为这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因素。我总是喜欢将事情分成两部分：如果我们改变相对价格会发生什么，以及如果我们改变社会规范和传统会发生什么。

涉及到我所谈论的主要群体，相对价格的改变通常有两个方面。一个与职位的替代增加有关，另一个与降低照护的相对价格有关。因此，如果照护责任是根本问题（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那么改变这些相对价格将有很大帮助。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瑞典的劳动力参与率与全职劳动力的参与率均高于美国。在我看来，如何创造更多的替代品不完全是政策问题。这更多涉及到私营部门和个体的问题。我不太擅长提出政策。

而改变社会规范是最艰巨和困难的。我曾经想过，公司就像一个小社区，在我的世界里，一个好的公司会告诉它的男女员工，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家庭）对我的公司有好处。这是一家高端公司，你们有福利，我们希望你们利用这些福利。我们希望你抽出一些时间陪伴新生儿。女性应该在孩子出生时休假。男性应该在孩子几个月大时休假。这将非常有益。公司中的一个反对意见是，那些没有孩子的员工和年长的人会因为工作负担增加而感到恼火。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放到世代重叠的世界里，放到社区里，从学校开支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个社区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社区，人们之间的联系很紧密，他们就不会离开。年长的人会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孩子的教育费用是由年长的纳税人支付的；现在我是一名年长的纳税人，我会回馈社会。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重叠代际，或者在口语中称为“提前支付、传递爱心”。

你在书中提到，我们需要男性放慢脚步（“lean out”）。你能解释一下你的意思吗？

戈尔丁：当然。正如我所说，我们可以通过提高灵活工作的生产力来达到更好的平衡。但根据异性恋家庭生活中的社会规范和传统，家庭中的男性通常会感到紧张，他们总是觉得“我想要进步，我不愿意做出牺牲和妥协”。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放慢脚步”。

聚焦无障碍通行

今年3月，视频号“滤镜粉碎机”发起了坐上轮椅走直线距离100米就给500元的挑战，该挑战引发大量网络讨论。在视频中，看似简单的挑战竟然无人能完成。在视频的导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我国，对8500万残疾人来说，“未知”可能是最深的恐惧，“忽略”是最大的障碍。

《南方人物周刊》今年9月发表的文章《赵红程：无障碍通行，不只有轮椅人士需要》在开头这样写道：无障碍通行似乎只能以剑走偏锋的方式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此前社交媒体上出现多地年轻人“开电动轮椅上下班”的视频，引发热议。忽然之间，无障碍通行成为了公众关注、亟待“管理”的问题。

对此，无障碍测评视频博主赵红程表示：“我真的不明白‘年轻人盯上电动轮椅’这种话题是怎么炒起来的。你能坐电动轮椅出门100米吗？人能开到这里来吗？睁眼看看这里的无障碍设施吧，先让该出门的人都能出门了，再想着怎么‘管理’。”

北京社区的居民坐电动轮椅回公寓。

作为一名从2019年开始发布城市无障碍测评视频的全职视频博主，赵红程发布了百余条有关城市无障碍设施的测评视频，呈现残障人士的日常生活和所遇的出行障碍。《南方人物周刊》今年6月的文章《轮椅女孩赵红程的“无障碍”话剧：我让你感到紧张吗？》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期视频中，赵红程和丈夫去看脱口秀时询问剧场无障碍厕所的位置，工作人员建议，你可以使用纸尿裤。

赵红程指出：“好像作为残障人，你在地铁这样的出行刚需中是可以理直气壮提要求的，但是文化享受这方面，底气会弱很多。”赵红程认为，画展剧场这类营利性文艺场所是无障碍“重灾区”，“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来这儿？他可以理解你要坐地铁坐公交，因为你要上班，你有刚需，但如果你坐轮椅还要出来玩，这个是他们不能理解的，所以他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出于好心而建议，要不你就用尿布。”只是，除了“刚需”性质的工作或就医出行，其他日常生活都是“非必要”吗？

赵红程依然尝试去游泳、去迪士尼、去环球影城，并用视频记录，一方面希望推动国内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让残障人士这一长期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进入聚光灯下，让公众看到他们的“日常”。她表示：“有时出门走在大街上，我能从很多人的表情和问话里发现，我是他们长这么大看到的第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中国的残疾人总数达到8500多万，占人口总数比例超过6%。然而公共场所中鲜少他们的身影。2023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这部法律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2023年3月1日，《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开始施行。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性，然而城市的配套体系要跟上绝非易事。

公众号“结绳志”在文章《拒绝无障碍》中写道：2023年夏，《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人大草案二次审议稿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深圳、北京、上海、珠海等地的无障碍建设条例近年纷纷落地，结合政府信息公开、智慧城市、文明城市建设等工程展开。然而，在这一片繁花似锦的机会窗口中，残障者对于生活便利的追求还是充斥着愤怒、沮丧和无奈：能够过电动车、却会让轮椅倾倒的陡峭坡道；地铁无障碍卫生间堆放杂物；混乱叠加的广播噪音让人无法定位电梯；无法被看懂的“手语数字人”；明眼专家发明改造的“通用盲文”……规划和决策者以“包容”和“无障碍”为名投入大量预算和技术成本，却收效甚微，甚至起到了反效果。这背后折射出残障社群与非残障专家的权力关系值得玩味。

2023年5月，以赵红程为原型的独角戏话剧《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这是国内第一部由残障者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话剧。舞台上，赵红程用戏剧表演的方式呈现自己的出行困难，她的日常出行有时像一场城市冒险。赵红程向《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表示：“我对这个话剧项目的所有期盼中，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需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我想要一个残障人的故事在剧场里面上演。”

文章《拒绝无障碍》的作者，盲聋诗人约翰·李·克拉克（John Lee Clark）表示：“我们搅乱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重新布局，来让这些地方更适应我们，而不是让我们更适应它们。”正如赵红程所说的那样：残障并非自己个体的错和罪责，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参考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twyTiwV3FL74Vr5ngdL8nQ

https://mp.weixin.qq.com/s/uopq40WVY7Za2-qkGVZXmw

https://mp.weixin.qq.com/s/VXyUtkOrZN7vzXEolYRI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