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境下的中国公共外交需要行动型智库

韩方明：《公共外交季刊》执行总编辑，察哈尔学会会长。

中国总体外交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严峻的国际环境：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沿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美国化”的道路前行，还是世界各国探索各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实力和地位的上升所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新战略给中国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就要求中国总体外交战略和能力与之相适应。

积极进取的外交战略需要强大的外交能力支撑。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表明中国已经在采取积极进取的外交战略来应对这种挑战。从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中国总体外交的能力水平与积极进取外交战略所要求的能力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推动各类行为主体在外交实践中不断缩小这些能力差距，将是我们今天和未来的重要任务。

中国总体外交是由官方外交和公共外交两大重要部分所构成。发挥官方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协同作用，是提升中国总体外交能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当今的官方外交行为主体已经是传统政府外交与新兴公共外交的一体化，而且公共外交的成分和含量在不断地上升。另一方面，官方外交需要引领和支持公共外交，公共外交需要配合和协助官方外交，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各类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官方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协同作用越大，形成的合力就越大。

公共外交能力的提升需要发挥中国新型智库的研究与倡导作用。一般认为，公共外交是中国新型智库的五项功能之一（其他四项分别是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和社会服务）。这表明，中国新型智库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行为主体。智库不仅自身需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而且要引领其他类型的行为主体开展公共外交活动。这种引领作用是由智库自身的特点和公共外交的目标和任务共同决定的。如果说“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那么，“中国故事”的“剧本”、“讲”的方式方法、“讲好”的效果评估等，都需要中国新型智库来提供和不断改进。这种基于研究和倡导的引领作用，不仅有助于提升智库公共外交的能力，而且将大大有助于其他行为主体公共外交能力的提升，进而提升中国总体的公共外交能力。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在公共外交中拥有的引领和行动双重作用对中国公共外交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专门研究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其研究成果对其他类型智库而言都是一种智力支持和方法协助。后者如果有意识地借鉴和运用这些研究成果，必将有效提升自身的公共外交能力。不仅如此，相比其他类型的智库，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更有条件和能力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中发挥行动型智库的作用。行动型智库既是公共外交的直接行为主体，又是公共外交能力的核心载体，在智库及其它行为主体公共外交能力提供过程中具有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行动型智库是相对于倡导型智库而言的。倡导型智库的主要任务是向其目标受众传播、推广、倡议、引导某种思想或理念，以及方式或方法，主要目标是使其目标受众了解、理解、接受、认同这些思想或理念、方式或方法，并运用到受众自身的具体工作实践中。而行动型智库则是直接地将这些思想或理念、方式或方法运用到智库自身开展公共外交的具体工作实践中。

我所创办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一直处在努力发挥倡导和行动双重作用的过程中。自2009年成立至今，我们一直致力于中国公共外交与和平事业的发展。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9年至2013年，以公共外交研究与倡导为主要任务。我们通过出版物（《公共外交概论》《公共外交季刊》《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等）、会议（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公共外交地—校论坛、察哈尔圆桌会等）和培训（公共外交研修班、察哈尔大讲堂等）多种方式向国内公共外交行为主体（中央部委、地方外事部门、高校、企业等）传播公共外交思想和理念，推广公共外交的方式和方法，倡议“人人都是公共外交官”，并引导其提升各自的能力；

第二个阶段是2013年至2022年，以和平学倡导与公共外交行动为主要任务。在巩固国内公共外交引领者的基础上，我们于2013年年初启动了国际化发展，国际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公共外交行动，2012年至2015年连续四年在中国和欧洲主办的“公共外交国际论坛”本身就是重要的公共外交行动。不仅如此，我们还加大了国际交流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这些国际交流活动正是公共外交行动的主要形式。我们还于2014年初开启了和平学倡导工作，主要方式是召开研讨会（中日和平学者对话会等）和主办各类研修班，向特定受众传播和平学理论和方法；

第三个阶段自2023年开始，开始以和平行动和建设为主要任务，以国际交流为公共外交的主要方式。

察哈尔学会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中已发挥了较大的倡导和引领作用，正在转型为一家以世界和平建设为主要目标、以国际交流公共外交为主要方式的行动型智库。我们将把多年来基于研究的公共外交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自身的国际交流活动中，并用和平学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指导公共外交活动。前者是国际交流的“公共外交化”，后者是公共外交的“和平建设导向”。

通常的国际交流活动主要是围绕行为主体的目标和业务范围而开展的。如果行为主体有意识地将自身目标与国家战略联系起来，自觉地运用公共外交理论和方法来设计、组织和实施其国际交流活动，那么这类国际交流活动就实现了“公共外交化”，或者说这类国际交流活动就成为公共外交的一种形式。

作为公共外交形式的国际交流活动，一般可分为以下类型或层次：一、进行礼节性访问。交流双方第一次见面，介绍各自的基本情况，并提出进一步交流的意愿和想法。这是国际交流的起点，其公共外交功能主要体现在个人形象和组织形象的展示上。二、举办业务或主题性座谈。交流双方围绕某项业务或某个研究主题提出各自的看法并共同探讨。其公共外交功能主要体现在寻找共同利益交汇点并开展合作上。三、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针对某个特定的冲突问题，交流双方在陈述各自立场和利益的基础上，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经过讨论和协商，最后形成双方认同的解决方案。其公共外交功能主要体现在冲突化解与和平建设上。

在中国总体外交面临严峻挑战的新环境中，我们认为，公共外交不仅要为塑造国家形象和增强软实力作出贡献，而且要为世界和平建设做出贡献；和平建设需要和平方式和手段，公共外交就是其中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公共外交的“和平建设导向”应提到议事日程上，对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而言更是这样。我们将继续探索国际交流的“公共外交化”和公共外交的“和平建设导向”，成为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和平行动型智库，为中国公共外交能力提升贡献力量。

（作者：韩方明，《公共外交季刊》执行总编辑，察哈尔学会会长。本文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23年夏季号，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