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访谈录｜刘正华：我们在埃塞，希望金融也“跟出去”

【编者按】

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员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历时数月，访谈了政、学、产三界数十位“一带一路”相关人士，从这三个领域全面回顾“一带一路”倡议这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当下所面临的挑战，并展望未来的前景。访谈对象中既有思考在政策层面推动“一带一路”落地的政界人士；也有走出书斋、多次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研的学者；更有走出去、在一线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中企高管。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薛力研究员的访谈计划启动时即密切关注，双方达成合作意向，近日即刊出由薛力研究员完成的“‘一带一路’访谈录”系列中的部分篇章。

2023年10月17日，中国结造型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题景观亮相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附近。

访谈对象：刘正华，江苏其元集团副总裁

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访谈时间：2023年8月3日下午

访谈地点：其元集团张家港总部

录音稿整理：张少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录音稿校对：薛力

本文经受访者审定

刘正华（左）与薛力

薛力：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是什么？

刘正华：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企业已经在响应国家“走出去”的战略了。东南亚经济发展对于我们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日韩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先发展国内经济，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将技术、资金、产品逐步转移出去。这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经之路，即一国的资源消耗、技术发展、财富积累到达一个临界点后必须转移到国外市场继续创造财富。即便强如美国，也是如此。现在的美国国内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实体，留下的只有高科技企业的管理团队。

中国大陆在自我积累的过程中承接了很多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这被称为“引进来”。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到了自我发挥的过程，因此需要“走出去”。我国最强优势是基础工业，走出去的也正是这类。另外，中国国内实施机构改革和调整，强调高新科技发展，而多出来的部分必然需要另寻出路。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中国经济优势的同时带动世界经济增长，为世界交流提供重要平台。

然而，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现一些现象，常规产品（靠低廉劳动力、优惠政府政策、概念等创造价值、没有太大技术含量的产品）在海外市场形成了一种恶性竞争，因此我国推出常规产品的意义不大；非洲的水泥等建筑材料等产品比我国高出好几倍价格，但是由于距离遥远和高额关税，我们无法将本国的建筑材料卖给非洲；国外市场对工业发展兴趣很大，但他们金融融入生产的程度不够，经济发展实力薄弱。

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是跟中非基金合作，当时恰逢中国提出中非共同发展基金，东方工业园于2007年11月在商务部第二次境外合作区招投标中成功中标。我们在埃塞俄比亚的矿区做水泥。那时，埃塞俄比亚的领导人对这个项目很重视，埃塞政府将东方工业园作为国家“持续性发展及脱贫计划(SDPRP)”的一部分，列为工业发展计划中重要的优先项目。当时两国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后来，“一带一路”提出之后，作为企业，我们能看到国家对我们走出去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做起来也更有信心。

当时，企业是有国家补贴的，红豆集团拿了三年（海外经贸园区政府）补贴，我们只拿到一年。因为他们通过商务部认定的时间比我们早，话语权更大，与政府间有特定的沟通渠道。我们完全是一种企业行为，话语权很小，与政府沟通的渠道有限。当时规定的认定条件很多，包括面积（达到4平方公里）、具备土地证、拥有一定企业数量。我们企业2007年通过考核，2008年进入投入生产的筹备和规划阶段，2009年开始大规模基础建设，2015年4月通过商务部、财政部确认考核，拿到土地证。通过考核认定后，拿了1亿多补贴（按照投入资金的30%给予补贴）。但之后这个补贴取消了。

薛力：我觉得，补贴海外经贸园区建设的设想很好，为大规模走出去的中小企业在海外落地与发展提供一个合适的小气候，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一带一路”十周年之际，国家有必要重新考虑对海外经贸园区的补贴，并且大力强化对民营企业经营的海外经贸园区的补贴力度，这比在相关国家支持一两个大型企业更有意义。经营海外经贸园区难度大，通常不容易盈利，并且需要有长久经营的思路，政府不妨比照对待海外基础设施项目的思路予以扶持。

刘正华：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能继续这方面的支持。希望你们社科院作为政府智库，多为我们发声、出力。

薛力：客观上说，“一带一路”提出之后，国家对企业的扶持力度是否加大？

刘正华：就我们园区的情况来说，国家的扶持停掉了。按照产业方向来说，商务部的思路是对的，引导企业走出来。没有这个补贴，企业该做的还是会去做，但考虑的事情会更多一些，做事情的方式也会不同。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去赚钱，而不太会考虑后果和影响。接受了国家的补贴，我们企业就要履行一定的义务，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承担社会责任，维护国家良好形象。

薛力：“一带一路”已经推出十年，您觉得有哪些成效或变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正华：当时（埃塞）的政局非常稳定，现在出现了国家风险，包括内战、政变、疫情以及政府改革等。疫情期间，我们国内的人派不出去，国外的人回不来，影响了园区的发展。

这十年来，埃塞俄比亚前几个政党过于激进了些，他们动用各种关系，举债搞建设，因此债务达到高峰期，而（埃塞俄比亚现任总理）阿比的路线较为保守。对于我们而言，它要求我们企业二期再开工业园区，企业出口率达到80%以上，以及回来的美元须70%强制结汇。埃塞货币比尔大幅贬值导致我们企业亏损严重。二期的土地我们交了7年的土地费用，但还没拿到土地证，因为埃塞属于联邦制国家，州一级有一定的自主权，外国与联邦政府签的合作协议，州是不会认的，我们还得慢慢理顺与州的关系。因此，我认为，“一带一路”推出以来，园区企业发展遭遇了挫折。

我们企业位于两大重镇塔博尔赞提镇和杜卡姆镇中间，距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博莱国际机场30公里，距离吉布提港850公里。原来在奥罗米亚州的规划总面积是5平方公里，已取得土地权证4平方公里，现在一期开发了2.33平方公里，二期开发了1.67平方公里。二期在等国家好的政策，机会合适的话还是会继续扩大工业园区。

我们做工业园区赚了一些钱，因为我们当时拿的土地价格比较便宜，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们自己建厂，然后招商引资，并且要满足国家的条件，前期自己的企业入驻进去，后来自己的企业慢慢退出来，引进其他企业。现入园企业有129家，一期已经满了，企业分别从事冶金，建材、制鞋、制药、汽车组装、电力装备、纺织服装等行业。只有入园企业赚钱了，我们工业园区才能赚钱，东方工业园区靠厂房出租和自己的企业赚了一点钱，还有变电站给企业供电的一点溢价收入。靠物业费、管理费、水电费和污水处理费是赚不了钱的。

但二期至今还没有拿到完整的土地证，因为州政府不同意，因此我们无法进行招商。如果招商等于害了人家，我们自己也无法进行大规模投入。

薛力：如果中国政府或者大使馆能帮协调一下园区与州政府的关系，帮你们拿到土地证呢？

刘正华：这当然好。我们努力了7年，也没有拿到，说明光靠我们自己已经有困难。我们园区的一期做得很好，有心扩建二期。现在就卡在土地证上。

当然，疫情的影响也是一个方面。但这个园区是我们公司发展的重点。现在疫情已经过去，希望能尽快开发二期项目。

薛力：请在东方工业园区选三个代表性的企业做一些简单介绍。

刘正华：园区企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英国等。

薛力：我去的时候，重庆力帆汽车在园区有工厂，一个中国小伙子还娶了当地人。他们说，汽车不愁销路，就是外汇问题没法解决，配件进口受到限制。当时一辆汽车卖到15-20万，现在的情况呢？

刘正华：现在还在，但我们园区的汽车企业不算成功，他们当时投资了五百多万人民币（准备大干一场，因为当地还处于汽车普及化的初期）。但他们开始时没搞清楚埃塞的相关政策。埃塞汽车关税很高，并且排量和税收相关，尾气排放1.0以下，1.0-2.0，2.0-3.0的进口税各不相同，2.0以上征收100%的高关税。他们应该先生产小排量的汽车，打开市场再说，不宜一下子追求高利润。但企业有自己的考虑，比如风险大，希望尽快收回投资成本。

我们的东方钢铁厂是合资企业，比较赚钱。“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的钢材，我们有合作伙伴，且资金充足，所有资金投入可以赚钱，这应该是最成功的例子。我们的水泥厂开始比较成功，后来走下坡路了，因为水泥属于国家指导性销售，国家对其销售进行限价。市场有需求，但埃塞货币比尔贬值后我们不能提价，因此影响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生产的产品不赚钱，我们没法多生产。

云南三圣药业也在东方工业园区进行生产，投入也很大，但在生产过程中碰到很多限制性问题。材料是全进口的，但在外汇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外汇管制导致企业无法获得必要的外汇），另外销售渠道也不太顺畅，触及到当地药业集团的利益。他们用药靠进口，美国人在（当地）药品链上有很大的利益。

三圣药业现在不错，在当地有两个药厂，但（前期）摸索了很长时间，走了很多弯路。

薛力：您认为埃塞俄比亚对于东方工业园的整体评价如何？

刘正华：就工业园说，商务部对我们工作表示肯定。当时的商务部长来视察工作时说，东方工业园是走出去的企业中建设得最像工业园的，是“一带一路”的纽带。我们工业园的口碑和影响一直不错，经常出现一个企业带着另外一个企业进来。他们肯定是尝到了甜头才会这么做。

埃塞（联邦）政府对我们高度期待，称赞我们是标杆性工业园区，表示要以我们为样板。李克强总理还去我们工业园区进行访问。我们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良好的。国内没有太多宣传，都是企业自己进行宣传。

薛力：这我听说了，埃塞政府以你们为样本，推出了十几个工业园区，要求中国企业认领开发，以便推动埃塞的制造业等。这可以理解。当时亚吉铁路已经建成，存在的问题是埃塞可供出口的东西不多，主要是农牧产品，如芝麻、各种皮革原材料。而进口各种各样的商品，因此存在很大的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的失业人口。对人口达1.23亿的国家来说，就业是大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

刘正华：是的。我们园区共创造就业岗位两万五千多个，为很多当地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周边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街道，当地居民确确实实享受到了实在的好处。因此当地民间对我们工业园的印象不错。

我们对园区实现的是一卡子管理，每个员工佩戴一卡，凭借此卡进入园区工作、生活。我们不允许员工跳槽，特别是技术人员，以防止企业之间恶性竞争。

薛力：我对园区也有一些直观感受。一方面是工厂里大量当地工人与数量不多的中国外派人员。这也与从中国外派员工成本比较高有关系。另一方面，工厂方面当时给了我一个生动的细节。当地人原来吃不饱，许多人每天只吃一餐。他们的传统食物是一种发酵饼，叫英吉拉（injera），闻起来有点酸味，口感一开始也不好适应。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一种健康食品。饼不厚，但直径大约有我的手臂那么长，食堂里厚厚的好多摞，我还拿起一张拍照合影。他们告诉我，刚入园区的工人一餐可以吃两三块。可过了一段时间，就吃不动了那么多了，半块到一块就够了。

埃塞工业园区食堂的英吉拉面饼。 作者供图

薛力与英吉拉的合影。 作者供图

刘正华：是的。另外，我们根据中国企业的需求，帮助埃塞俄比亚进行改革，制定和改革相关的法律，比如园区内的土地分割问题，他们原先说土地都是你们园区管委会的，你们自己分割给入园企业就行了。我们说不行，我们做分割没有法律效力，企业不放心，不敢大规模投资、建厂房什么。我们坚持必须政府出台相关法律。在我们的建议与帮助下，他们制定了《工业园法》，允许对园区内的土地进行分割。为此我们前后努力了四年。还有关于企业退税的制度，我们也给了埃塞政府一些建议与帮助。中国在这方面有的经验，对于他们会有帮助。

薛力：从企业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特别是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

刘正华：政策变化对我们的影响挺大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口行”）给我们投资公司贷款，是以商务部给我们的补贴作为担保，补贴是我们的第一还款来源。现在补贴的钱不给了，我们就没钱还口行贷款了。我们在海外市场赚的钱，第一需要滚动发展，第二拿不回国，因为埃塞俄比亚缺外汇并实行外汇管制。如果一开始就没有那个补贴的许诺，我们做事情就会更谨慎一点。现在我们有点被动。

中国缺少对走出去的企业进行国家级的布局，包括前期的筹备工作与后期的跟进工作，这方面动作很慢，鼓励企业走出去，但配套服务没跟上。也许在富裕的地方能够（做一些）跟进工作，而贫穷的地方就做不到。而企业都是带着商业目的行事，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政府与金融服务没跟上，对中国企业发展不利。

薛力：这十年来，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及你们公司的形象在埃塞有何变化？

刘正华：没太大变化。但有不少事情可以做，比如，资金链方面，中国能不能主动和非洲或其他地区的国签订资金池协议，帮助解决中国在海外企业的资金问题。

薛力：那年就听东方工业园的焦经理说，企业在海外的沉淀资产不能用于做抵押贷款。我的想法是，企业投入的是真金白银，形成的资产却不能用于抵押贷款，这似乎不太合理。

刘正华：是的。当然，沉淀资产不能贷款有许多原因。

我认为，中国在支持企业海外发展方面出现这些不足，一大原因是在经济与金融领域还没有真正的高级人才，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去设计解决问题的思路，提交给政府落实。这是不是因为做这些研究不赚钱呢？我不知道。

还有人民币双边互换问题，以及贸易上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既能解决东道国外汇不足的问题，还能解决中国在当地企业的外汇需求问题，也避免了汇率风险。

薛力：这是与人民币国际化有关的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在研究。他们发现有一些困难，如东道国对中国的出口有限，人民币又不能用于东道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双边互换协定下的人民币的动用，需要中国方面的同意，这是另一个问题。归根到底，主要是因为人民币资本项目还没有开放。

刘正华：其实埃塞并不是（因为）资本管制，而是埃塞政府本身就没什么钱。埃塞不如中国经济体量大，因此政府可动用的资金有限。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外汇管制比埃塞现在还严，但政府可以动用的资金比较多，因此在进出口管制上没那么严。

薛力：国企与民企如何在“一带一路”共建中更好发挥互补作用？

刘正华：这个我倒有一个想法。两者可以合作，但国企应该为民企做个榜样。目前由于国企做的不够，民企只能做国企该做的工作。例如，我们花钱请了二十多个埃塞的部级干部来园区考察，了解、学习我们的管理、运营模式等。等于我们民企做了国企的事情。这些事情如果由国企来做，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更能表现中国的良好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可以为民企的发展树立标杆作用，民营企业依据国企确定的模式去做，加上自己的一些特点与优势，就可以了。

国企经营的海外园区成功的案例不多，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前期的资金如何使用？国企可能会先修建办公楼，而民营企业就不会。我们园区的办公楼，是五年后才修建。前期一亿多投入，都用于园区的发展。

薛力：东方工业园在埃塞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刘正华：第一，话语权较小。第二，缺乏沟通机制。既然我们是国家级工业园，（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在）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希望国家帮我们建立起和埃塞的定期沟通机制，比如中国部级单位与埃塞州级单位的沟通机制。这样，我们很多问题可以与国内人讲，比较容易沟通。外国人不一定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而官方出面说话，分量明显不同于我们企业。

第三，资金池、资金链问题。希望国家可以与东道国建立完善的资金池、资金链，解决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即“金融跟出去”。

第四，我有一个建议。中国政府可以在各个国家选定特定企业，代表本国政府使用一些政府资金（如中非基金），来为当地提供一些便民服务项目，并让地方政府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样对于我们改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肯定有帮助。而且，由企业出面使用资金，无论从形式还是效果，可能都优于中国政府出面，因为这些企业长期在当地，对当地的需求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中国政府的重心则放在建立与当地政府的沟通机制，以帮助企业解决靠其本身无法解决的困难。

就我们东方工业园而论，目前面临的（困难）有两个：

第一，二期项目方面，完善的土地证拿不到。联邦一级的土地证手续已经办妥，但州一级手续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给我们办。我们需要有完善的土地证才能进行园区建设与招商引资。

这个事情靠我们自己很难解决，需要中国政府提供帮助，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州一级希望我们给更多的好处，包括一些地方在野党派给我们提的要求，还有各种官方机构的各种检查。这些让我们很为难。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的国家体制是联邦制，联邦政府无法干涉州的经济管理活动。

我们已经在二期的土地上做了框架，修了基础路，建了围墙，但不具备合法性，不能对外招商。

第二，埃塞俄比亚国家招商引资的政策一直在变。国家层面的招商引资政策要求工业园内两期要实行不同的政策，具体而言，一期的企业是完全自由的生产、销售，可以内销，可以适当出口，政策在这方面没有太大限制，二期的企业要求80%的产品强制出口和70%外汇的强制结汇。对于我们来说这难以管理，无法说服企业入驻。

薛力：顺便问一下，阿比政府与提格雷人之间的冲突现在怎么样了？

刘正华：阿比和提格雷人的矛盾在美国的强制干预下和解了。双方各让一步，提格雷方交出武器和部队，阿比不追究其责任，并且可能允许提格雷成员进入内阁。

薛力：你觉得中国也能发挥类似的调解作用么？

刘正华：我觉得，（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以后有可能，目前还有困难。不得不承认，（基于综合国力与二战后几十年的经营，）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影响都高（其他国家）一等，（在调解各国安全冲突方面）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别的国家能比得上。

薛力：你与一般的企业经营者不大一样，除了企业经营，还关注当地的政局变化与内在原因分析。你对埃塞政治的解读，对我有启发。我去埃塞是好几年前，对其国内政局新变化不大了解。埃塞这个地方值得再去。谢谢了！

刘正华：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