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裂痕生活：当世界倒塌时，寻找自我的复原力

【编者按】创伤会愈合吗？经历了变故，人们如何积极地面对创伤应激？如何适应创伤后的生活？本书作者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乔治·A. 博南诺借助战争亲历者、“9·11”事件幸存者以及遭遇意外事故之人的经历，讨论是什么让人有复原力，为何人有时会失去复原力，以及人如何更好地处理创伤。本文节选自《带着裂痕生活》。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寻找复原力

复原力的概念并非来源于潜在创伤事件。它不是可怕的机动车事故，也不是暴力袭击，更不是血腥的战争。这个概念最初甚至与人无关，而是关于树木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初，环境生态学家克劳福德·斯坦利·霍林（Crawford  Stanley  Holling）首次开始使用“复原力”一词来描述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如何在受到持续威胁的情况下仍能长期存在。霍林强调，具有复原力的系统（如森林）经常受到随机的、不可预测事件的困扰，比如火灾或昆虫数量急剧增加。这些随机事件会对森林的规模和状态产生影响。然而，尽管森林可能看起来不稳定，但这种不稳定性实际上是系统生存方式的一部分。例如，尽管火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比如可能会减少森林的密度和面积，但从长远来看，火灾也会为森林提供大量益处。大火焚烧了地面的灌木层，让更多的阳光和水到达树龄较小的树木，而新植被的繁殖会为动物和益虫提供更多的食物。此外，火还可以滋养土壤，清除老树或弱树，帮助消灭疾病或害虫。一些树木经历了进化之后，火已然成为其繁殖周期的重要参与者。

在霍林撰写有关森林复原力的文献之后不久，这个概念也出现在有关儿童成长的研究中。关注弱势儿童福祉的理论家和研究人员注意到，大量的弱势儿童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似乎能够很好地应对生活的起伏，并最终能够过上正常、健康的生活。

早期，关于人类复原力研究的主要对象往往是那些有可能阻碍长期发展的问题，比如贫困或长期虐待等。例如，经济资源的缺乏往往会导致劣势的自循环。贫困和营养不良催生了儿童提前辍学和产生不良品行，这些又反过来限制了他们能够获得的工作机会，而缺乏工作机会又将再次导致贫穷。同样，虐待和霸凌会摧毁幼儿的世界观， 以及他们的自尊心和信任感。这些问题可能引发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孤立或暴力野蛮行为，并往往在日后导致他们受到侵害或自我伤害。

但研究儿童成长的人员发现，尽管境遇堪忧，可孩子们拥有惊人的复原力。有相当数量的弱势儿童可以持续地达成发展里程碑。例如，在成年后，他们能够获得健康的社会关系，能够胜任工作，能够适应正常成年人生活的多个领域。

这个发现令人震惊，也必然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各类报道层出不穷，“无敌的”“无懈可击的”以及“罕见的超级儿童” 等字眼频现。尽管每一个在艰难环境下生存的人都应当得到赞赏，但这些形容词其实具有很大的误导性。战胜困难的孩子并不是无敌的，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们不是超级儿童，这样的孩子也并非如新闻报道所描述的那样罕见。

这项研究的先驱之一，安·马斯特恩（Ann Masten）总结得最为恰当：“我们对那些从困境中走出的儿童进行研究，其中最大的收获在于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并非罕见。”她还创造了一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短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平凡的魔法”（ordinary magic）。当然，并非所有经历过长期磨难的孩子都有好的表现。但正如马斯特恩和其他人所证实的那样，很多孩子在艰苦的环境中仍能茁壮成长，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 他们一定会出现异常。

预计被击溃

针对弱势儿童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人类有能力走出恶劣环境的影响。但是在日常生活背景下发生的刺激性更大的、独立的、潜在的创伤性事件呢？奇怪的是，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便在长期贫困的环境中，儿童依然可以健康成长，但人们对潜在创伤后的复原力这个问题几乎毫无兴趣。几乎所有人，包括人类发展方面的专家，都将显著威胁生命事件（acute life-threatening events，简称 ALTE）归为单独的一类。专家们认为，当面临“极具威胁的情况或灾难事件的直接后果”时，“没有人能够保持高水平的心理健康或反应能力”，而根据创伤性事件的定义，这类事件会将人“击溃”。

这些假设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质疑的余地。当出现急性创伤时， 我们期待的最佳情况是受害者在忍受痛苦后逐渐恢复， 就像在经历极端贫困之后慢慢恢复健康。而 20 世纪 80 年代至90 年代，专家们在描述潜在创伤事件发生后可能出现的最理想结果时，常会说“复原力即康复”。从某种程度上说，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常常说这句话。

如果急性创伤真的无可避免地造成急性痛苦（几乎所有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在人们经历了潜在创伤事件后寻找复原力呢？研究这类事件的人，无论其研究对象是儿童还是成人，多数都对复原力兴趣淡然，基本上只关注长期影响。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首个有关潜在创伤事件之后的复原力论据，并不是来自对这类事件本身的研究；相反，是来自对悲伤（grief）和丧失（loss）的研究，或者说是来自我自己对悲伤和丧失的研究。

悲伤的模式

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研究丧亲（bereavement）， 那时我还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博士后研究员。当时，关于丧亲的主导思想与关于创伤的主导思想非常相似。似乎所有的人、所有的研究都在关注精神病理学。正如创伤理论家已经开始研究PTSD 一样，研究丧亲的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所爱之人的离世必将导致长期的痛苦和悲伤。和创伤理论家一样，丧亲研究专家也认为逐步恢复是最好的结果，但过程仍然是极其痛苦的。

那时的我对丧亲还较为陌生。我在之前出版的《悲伤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adness ）一书中讲述了我的研究过程，但我依然深表怀疑，怎么会有如此悲伤的情景？毫无疑问，失去亲人的痛苦不言而喻，一部分丧亲者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受打击。但假定大多数人都会因为亲人的死亡而崩溃， 这个想法是没有意义的。如若果真如此，人类怎么可能长存于地球呢？

更令人困惑的是，当时极少有关于丧亲的广泛且可靠的研究，基本上所有已经完成的研究都聚焦于那些在丧亲之痛中苦苦挣扎多年的案例。正是由于这些研究都专注于长期的悲伤反应，所以我们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情况，比如那些或许很快就从丧亲中调整过来的人。但如果我们不了解人们如何能够高效地应对丧失，又如何能了解痛苦的极端情况？

当时我刚刚开始研究丧亲问题。我还很年轻，名不见经传， 我的意见也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其他一些更知名的心理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我认为是时候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实验了。我和我的同事花了数年时间才完成第一项研究，但研究结果与传统的丧失观点完全相悖。很明显，我们的多位研究对象即丧亲者是具备复原力的。一些研究对象的症状持续时间较长，在丧亲的最初几年间，他们的悲伤和抑郁之程度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准。而与此同时， 我们并不意外地发现，其他研究对象则表现出不同形式的、循序渐进的康复模式。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我们跟踪观察的丧亲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几乎没有表现出悲伤或抑郁，即便在丧亲的最初数月里也没有类似表现，且他们在研究的后续阶段中始终保持着这种健康的状态。

这并非发展心理学家所描述的“复原力即康复”的模式。 这是直接的复原力作用，清晰而简单。当然，其过程中也有痛苦和悲伤，以及一些挣扎。当很重要的人去世时，我们总会感到痛苦。但是具备复原力的丧亲者似乎能够处理这种痛苦，并继续迎接他们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挑战，甚至在丧亲发生后不久他们就能够做到。我们在采访他们时，从他们的生理反应、面部表情以及他们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中观察到了这一点。

由于“悲伤的复原力”（resilience  to  grief）是一个全新的观点，我们非常想要确定它是否正确。我们安排了一些研究对象在他们的私人办公室里接受资深悲伤治疗师的独立评估，治疗师可以使用任何一种常用评估模式。这些治疗师无法接触到我们的数据，所以对我们的发现一无所知，但他们的评估结果与我们的一致，这便再次明确证实了复原力的存在。

起初，许多丧亲方面的专家都持怀疑态度，我们的一些同事也认为我们的发现不过是侥幸。但随着我继续进行这项研究（有时我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慢慢地我发现了一些类似的模式：长期症状、逐步恢复和复原力。我们的观点随之越发清晰。

之后，我的工作发生变动，来到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担任教职。虽然我继续研究丧亲之痛，但我长期以来对创伤反应的兴趣亦重新浮现。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临床实习，这也是我博士学业的一个部分。当时， 我与表现出PTSD的退伍军人一起工作。在那次轮流实习中，我注意到在这些退伍军人中，有一些虽然被诊断出PTSD，但实际上他们看上去并不像患有PTSD。当时我不确定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现象。由于我的博士阶段刚刚开始，我只是把这些信息储存起来，放在我脑中的某个地方，然后继续我的实习。但当我来到纽约，即近乎十年之后，我又回想起那时候的观察。此时， 我已经积累了很多有关丧亲者复原力的记录。如果我把目光投向更容易引起创伤的事件，如自然灾害或暴力袭击，我是否会发现同样的恢复模式？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告诉我：我会的。

但是我应该从何入手呢？那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关于不同种类的潜在创伤的研究， 但都是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我需要自己的数据。那么又该从哪里获取数据呢？在哪里能够找到创伤？正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创伤找到了我。

当世界倒塌的时候

“9 · 11”恐怖袭击事件给全球带来了冲击。几乎所有人都预料到了最坏的情况。袭击的规模之大，加上各种图像和故事占据着媒体头条，人们预测PTSD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纽约市卫生专员预计会出现“公共心理健康危机”。危机热线确信 会有大量的咨询电话，因此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市政府官员咨询了全国各地的创伤专家，并“着手建立和培训一支志愿治 疗师队伍”。不可否认，纽约市做了充足的准备，正如《纽约时报》所说，当时纽约“每平方英里（1 平方英里 =2.589988 平方千米） 的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健康机构数量居于全美首位”。国际知名的创伤专家就在纽约当地的大学授课。市政府官员从“1993 年世贸中心爆炸案”和环球航空公司 800 号班机空难中汲取了教训， 有能力在巨大的动荡时期进行迅速动员，并构思出富有创造力的预案。然而，官员们也想知道他们该如何照顾“一个受到创伤的群体”，并满足“必定会出现的需求”。

袭击发生后不久，非学术性刊物《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发表了一篇文章，预测全国范围内与焦虑有关的患者数量将激增，尤其是受到事件直接影响的纽约市民。据推测，“9 · 11”恐怖袭击这种令人痛心的创伤性事件，将大大增加PTSD高风险人群数量。事实上，由于“袭击带来的情感冲击”过于强大，“许多官员怀疑，即使是习惯于自力更生的人也可能会寻求专业帮助”。联邦应急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简称 FEMA）想必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袭击发生后，联邦应急管理局为纽约市分配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健康援助资源，总额达数亿美元，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的危机咨询。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预测，原因之一在于“9 · 11”事件是一次异常残酷且蓄谋已久的暴力事件。一位创伤专家指出：“如果一架飞机在纽约的大雾中不慎偏航，撞倒了世贸大楼的其中一座塔楼，这同样也是巨大的创伤性事件，但相比之下，‘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蓄意谋杀大楼里的每一个人’这个事实带来的创伤要大得多。”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受到事件直接影响的人们还将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从一场暴力事件中侥幸逃生，但这一事件并非意外，而是一次蓄谋已久、冷酷到令人震惊的恐怖主义行为。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很难想象有人不会出现PTSD。

但是，是否每个遭遇了袭击的人都注定要遭受痛苦？PTSD是无从躲避的吗？对此，当时大多数心理健康专家一定会给出肯定答案。即使是那些相对谨慎的人，也认为发展出PTSD的概率非常高。

《带着裂痕生活》；作者：[美]乔治·A. 博南诺；出品方: 理想国；2023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