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并不带有命运色彩，其中的角色也没有逐步成长的意味

【编者按】

1764年12月一个星期天的午后，在法国西南部城市昂古莱姆，一大群亲戚和邻居相聚一处，共同庆祝、见证玛丽·艾马尔的女儿与女婿的结合。这原本是一场再寻常不过的活动，注定不会被任何历史记载所注意，直到有人发现这场活动留下了一份签有83个人名的婚前协议。

英国历史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结合教区档案、税务记录、报纸、回忆录等材料，对这个不识字的普通女性玛丽·艾马尔及其后五代人的故事进行了全景式观察，并围绕婚前协议的83个签名，发掘出与之相关的4089个人，以及与这4089个人相关的更多人，写成了《无尽沧桑：一纸婚约与一个法国普通家族的浮沉，1700—1900》这本书。澎湃新闻经理想国授权，摘发这本书的引言。

这是一部动荡岁月的历史，有三四千人参与其中。这是一座小镇和一个妇人的故事（也可以说包含了98个故事），妇人叫玛丽·艾马尔（Marie Aymard），她不识字，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终其一生都住在这座小镇上。这也是一个大家族的故事，它跨越广阔的空间、贯穿18-19世纪的历史，涵盖玛丽·艾马尔以降的五代人和他们的多舛命途，随着玛丽·艾马尔的玄孙女于1906年去世而告一段落。这段历史将带领我们探索当代历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以及过去的人们生活的无限边界。

小镇名叫昂古莱姆（Angoulême），位于法国西南。玛丽·艾马尔在世的时候，这镇子充满了“不安”的内斗和无穷无尽的法律金融“事件”，因而远近闻名。两代人后，这座镇子依然像巴尔扎克在其称为一台“三四千位名人参演的戏”的一系列小说中写的那样，是“一潭至死的死水”。巴尔扎克在《幻灭》（Les illusions perdues）一书中说，摆脱乡巴佬的气息就是“洗掉身上的昂古莱姆味”（se désangoulêmer）。

这段历史开始于1764年冬天的两份文件。其一是一份经玛丽·艾马尔证实的代理授权（用她自己的话说，属于她对丈夫之死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的一部分）。她丈夫是个木匠，早先移居到了格林纳达（Grenada）岛，在那儿成了个奴隶主，至少她听人说，“他手下有若干黑人”。其二是一份婚前协议，是几个礼拜后玛丽·艾马尔的女儿和一位裁缝的儿子结婚时所立，昂古莱姆镇上有83人在协议上签了名。这两份法律文件或者说协议由小镇上的一名公证人起草，是本书故事的起点；这个故事从一个人出发，讲到她本人的关系网，再讲到这个关系网所涉人物各自的关系网，最终构成一场大型历史探索、一部邻近性视野下的现代历史。参与这段历史的有巴黎蒙马特（Montmartre）一个穷困的女裁缝（她同玛丽·艾马尔孙子的孙子是同代人），有她的一个当街头小贩的姐妹，有塔希提海军中的一位药剂师，有勒芒（Le Mans）的一位身败名裂的银行家的寡妇，还有迦太基的红衣大主教。

这个家族的命运出现了意外的变故，其熟人和邻居的故事也一样；这部历史与《贼鹊》（La gazza ladra）异曲同工：恰似一只飞来飞去的喜鹊，偷得各色茶匙、碟子和闪闪发光的簇新钱币。这部历史是无限的，或者说开初是如此，因为平凡人的一生中的信息、变动和经历是无穷无尽的。它探索了空间和社会关系中的邻近性，其起点是玛丽·艾马尔一家，是在1764年那份婚前协议上签名的83个人组成的更大的社会网络，是同年在镇上堂区的各种登记簿上留过名的人们——这是一个更大的群体，共有4089人。它还探索了时间中的邻近性，讲述了该家族一代代人相互交叠的人生，一直讲到法国大革命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和19世纪的经济变革。这场探索起源于对他人生活和人生的兴趣——他们经历了什么，其经历意味着什么，起源于对历史研究无限可能性的兴奋而疲惫之感。

玛丽·艾马尔和家人的这部历史是一趟时空之旅，同时这部历史也是因我本人的一次旅行而起。1980年夏天，我偶然走进佛罗伦萨的一间书店，偶然看到了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和卡洛·波尼（Carlo Poni）登载于《历史笔记》（Quaderni storici）一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则宣言，倡导传记学要从底层做起，换言之就是提倡历史要充满个体和故事，而非一定要围绕伟人和名人书写。这则宣言令我产生了做历史研究的愿望。15年后的昂古莱姆，在紧邻火车站的夏朗德省档案馆这个并不浪漫的地方，我被一份份档案所迷住了，从此深深沉迷于它的魔咒中。

历史研究在1980年以来的40年间发生了巨变，今日的研究方法已经迥异于从前，而这也是本书故事的一部分。我常常流连于昂古莱姆市档案馆网站的虚拟空间中，有时也会分心沉迷于回忆，怀想2012年春天以来这795个不同的日子。我的手抄笔记已经积累了1348页之多，但那种触摸个体人生故事的感觉、那种可能性无穷无尽的感觉依然存在。“e il naufragar m’è dolce in questo mare”——能沉浸于这样一片海洋中是一种快乐。

《无尽沧桑：一纸婚约与一个法国普通家族的浮沉，1700—1900》

这部历史从头到尾都在与小说家和小说发生邂逅。这是一系列未完的故事，如同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小说《多情客游记》（A Sentimental Journey）一般没有结局；98个故事中有一个讲的是一只小斑点狗，小狗原本属于斯特恩的女儿莉迪亚（Lydia），但1769年在昂古莱姆一条寂静的街上被人拐走了。在《幻灭》里，正是在这条街的街角上，发生了一系列极为惨烈的事件；而玛丽·艾马尔的孙女当中有六个1837年时便住在这条街上。19世纪，这个家族里的人以生命书写的历史仿佛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那部媲美《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的《卢贡·马卡尔家族》（Rougon-Macquart）——在这部巨著中，一位女家长的子孙走出一座似乎与世隔绝的乡下小镇，家族五代人遍布法国的各个角落。

不过，《无限的历史》讲述的故事并不带有命运色彩，其中的角色也没有逐步成长的意味。这个故事是“扁平”的，是“实证主义”的，如同左拉笔下的自然主义小说；这是一项“对事实和事物的严谨研究”。这本书开始于对当下的观察和对历史上的个体作出的一种假设：人无一例外，皆是存在于各种关系间或交易、消息和信息的网络间的。不关心当下便“无法理解过去”，这是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1940年写下的话，而对于一个研究中世纪农村的历史学者而言，观察田地形状的重要性不亚于读旧档案。观察街上人们的谈话和沉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十分重要：此刻就环顾一下四周吧，你会看到，每个人都在讲故事、看图片、发信息，几乎无一例外——然后再问问自己：要是生活从来就是如此，世界会是怎样？

真正让我一头扎进这本书和这场历史之旅的，与其说是那份代理授权，不如说是1764年玛丽·艾马尔女儿的婚前协议。那场婚礼和那些名字有一种令人魂牵梦绕的无限魔力。两页的签名用了各种墨水和各种花体字，有“罗丝玛琳”（Rosemarin）这样的小孩的名字，也有“马歇·德·拉沙佩勒”（Marchais de la Chapelle）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有些名字挤成了一团，有些名字难以辨识；纸上的83个名字仿佛83个活生生的人。正如亚当·斯密所谓的“人类社会游戏”：“每个个体都有自身的行动原则。”

因此，要把玛丽·艾马尔的故事扩展成一部更广大的现代历史，第一步便是研究在婚前协议上签名的这些人，研究其各自的社会关系。这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何会在1764年12月那个阴沉的午后齐聚一处？研究签名之人的历史是一项矛盾到令人不安的工作，在研究中得要靠名字来寻找个体，这是一个充满错误、重复和偶然、需要把登记簿读上一遍又一遍的过程。这是一种侦查工作，混杂着对他人生活过分的兴趣、一大堆混乱的身份，还有各种关系，单纯靠往后或往前做更远的探索，是无法理解这些关系的。于是，这又进一步需要对昂古莱姆的社会关系做更大范围的研究，或者说乍看之下绕来绕去又回到了秩序性上。于是这项研究提供了一张清单，将社交网络加以视觉化：所有或是当时在场，或是在昂古莱姆公教堂区1764年的登记簿上留下姓名的人，共同组成了一个虚拟社会，成员共有4089名。这项研究使玛丽·艾马尔和83位签名者的故事所处的人群在一定意义上（或者说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

后续的展开（包括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则是历史研究的延伸，不是空间或社会关系空间意义上的延伸，而是时间意义上的延伸。归根结底，要弄明白这都是些什么人，就要搞清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于是，故事就成了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之前数年的昂古莱姆，关于18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法律事务，关于法国大革命时镇上的情景，关于在革命期间和拿破仑治下玛丽·艾马尔的子孙们无常的命运，关于19世纪信用、税收、殖民地和教会如何共生与制衡的历史，这部历史是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小镇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的视角出发写就的。和19世纪的无数历史一样，这也是一个关于革命政治、移民社会变动和经济机遇的故事，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停滞的故事。这是一部借由这些个体以及与之相连的人们的人生演绎而成的现代变革历史。

一个关于信息的故事

“样样事都很严重、很危急、很紧要。”1826年，玛丽·艾马尔的孙子在做民事登记时宣称。这话记在大西洋港口城市巴约讷（Bayonne）的出生登记册的一条页边注记里；“记录中的全部表述都应当与最确切的事实保持一致”。这些通用档案记录的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记载着平凡人的生活，是这项研究的核心。有些档案虽只是一串串名字和日期，其中却藏满故事。这些档案都是可以被当作文献和历史来读的，既可以被简化成数字，也可以用全套的历史研究手段、脚注和史料批判加以装点。

这些登记出生、结婚、离婚和死亡的册子又引出了其他一些甚至更为简陋的档案和经济生活方面的记录：刚刚在昂古莱姆一系列古老的税“岛”上开始普及的缴税登记，记录了谁住在谁的隔壁；1858年夏朗德的一位档案管理员在一间阁楼里发现的“一本本”“一捆捆”“一袋袋”的下层司法（subaltern jurisdiction）报告，上面积了一层“极难清理的灰尘”；各种公证人法律文件、关于权利和继承期望的记录；记录着大革命期间财产状况和谁买了谁的房子的登记簿——还有19世纪的一系列人口普查、地籍、抵押和继承档案。

这一历史从一开始便是一次与主导当代信息社会的手段的邂逅。它关注现代社交网络上的“人脉”或者说“朋友、家庭和群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论是促进亲友欢聚，还是在全球重要时刻实现亲临现场的体验。”18和19世纪人生的各种通用档案也是一种人脉档案，甚至也是关于世界重要时刻的档案。但是档案所能证明的并不是交流的内容，而是交谈或交流的发生；并不是观点和观念本身，而是“个人影响”和“观点”的可能性（或者说是被社交网络社会学视为研究对象的条件）。

本书的一个灵感来源是社交网络经济学；在该学科中，可获取资源的规模之大是历史研究领域难以想象的。最近有一项研究调查了35座村庄的所有成年人，要他们回答自己村中谁最适合把信息传播开来。玛丽·艾马尔和家人的故事中没有这样的调查，这家人处于一种消息和信息的持续交流中——这一交流在时空中延伸开来，而且跨越了大西洋。

镇子的各类档案充满了“信息”，法律意义上的“信息”，即各种关于侮辱、伤害和骇人的毁谤歌谣的记述。然而，虽然昂古莱姆在18世纪中期出现了一批印刷和造纸作坊，却没有公开发行的新闻作为史料，书也相当少。甚至进入19世纪后，玛丽·艾马尔家族留下的印迹也很少，那位红衣主教和一个小他一辈的表亲是例外，后者带着两个儿子在巴黎开了一间廉价餐厅。我找到的私人信件只有不多的几封，是红衣主教的姐妹路易丝·拉维热里（Louise Lavigerie，本书即终结于此人）于19世纪80年代所写，保存在罗马关于红衣主教的档案里。在这种情况下，正是无数极为细小的历史的汇集，才得以趋近于现代无休无止的交流。

玛丽·艾马尔一家的故事同样是与另一种主导手段的一次邂逅，这便是系谱学：人们会寻求一条能从当下的个体回溯至旧时先祖的脉络，或者一段“由婚姻史连成的锁链”。这在现代同样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数十亿”档案和“几百万族谱”“将科学和自我发现结合在一起”，让“世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根”。现代系谱学是1990年以来的产物，是一张图表或者一份档案，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变。

这一探索的每一步都有系谱学技术的身影，虽然大体上是个循母系展开的故事，因而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婚姻史。事实证明，这家人在19世纪经济生活历史中的核心人物是婚前协议双方的长女让娜·阿勒芒·拉维热里（Jeanne Allemand Lavigerie），她同四个姐妹一道生活，没有嫁过人，1860年过世，享年91岁，过世的地方离她出生的地方走路只需几分钟。这家人的故事是一个时间的故事，因为故事追随着（至少是尽力在追随）家中的子子孙孙在历史中前行的脚步，走过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一步步迈向一个想象的、未知的未来。这个故事至少部分是从这些人自己的视角或从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的视角讲述的。但这会与过去十代甚至更多代以后家族的后人最终形成的看法相当不同。这个故事是横向讲述的，是一个历史故事，不是垂直讲述的，不是系谱学式的脉络；这个故事关注的是事实究竟如何，而非“我究竟是谁”（从未想象过的未来中未曾探索过的“自我”）。

不过在另一些方面，历史学和家族历史学的研究并非总是泾渭分明。两者使用的原始资料是相似甚至相同的；玛丽·艾马尔及其儿女的故事，对于其他人便属于祖先的历史。家族历史学者会问：“我究竟是谁？”（或者“我是怎么来的？”）同时也会问：生活于那个遥远而迥异的世界的那些遥远的先祖，“他们究竟是谁？”这同样是一种历史式的理解。这是一种想象过去的方法，发现见证先祖成长的街道，发现与之共同生活的那些个体。决定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不仅有血统，也有历史环境和选择性的亲和。1839年在塞纳河与约讷河（Yonne）汇流处的一座工业小镇，玛丽·艾马尔最小的孙子娶了一个柠檬水小贩，结婚时他宣称自己的祖辈都已经过世，并称不知道他们生前住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是何时死的。本书也将表明，那没有嫁人的五姐妹在故事中相当重要，既是因为她们本身所处的经济环境，也是因为她们同侄（甥）女和孙侄（甥）女的联系。

本书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的过程：这里的寻找是指一种三心二意、反反复复、不着边际的寻觅（或者找到）的过程，与看图片或发消息一样，这也是现代世界图景的一部分。这部家族历史是一个关于小地方（不仅是昂古莱姆，也包括别处）档案的故事，一个浪漫的故事，其中充满了对各种发黄褪色、没有相片的档案的描述。不过也存在其他一些原始资料，尤其是涉及19世纪历史的部分：报纸上的各种火车站惨案报道、美索不达米亚历史和对植物显色特性的研究、商务地址簿和对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的批评——这些都是可以在网上读到、搜到的原始资料或文本。许多堂区档案和大部分民事登记簿也可以在线阅读，其中一些（这一比例正逐年增大）已经被编入索引或加以转录。

这类寻常资料提出了一系列不寻常的问题。18世纪90年代，玛丽·艾马尔活下来的儿子当中最年长的加布里埃尔·费朗（Gabriel Ferrand）在夏朗德做过一段时间的档案管理员。网上的堂区登记簿图片中没有记录他受洗的那页。1763年，他在昂古莱姆结婚，但一大团墨渍模糊了新妇的名字。1793年，在动荡不安的革命期间，他于教产市场上购得了“先前属于教会”的一块土地的租权，而网上的租权登记簿却没有记录该交易的那页。曾有过一张他的画像（也可能是原画像翻画的），但画像从1910年起便不见了。

即便是在（日新月异的）印刷资料领域，对一个家族、对一座外省小镇所能做的调查的界限也是难以捉摸的。故而，周围的历史本身就是现代的一幅全景或者说画像。今天我们可能面对的历史之旅数不胜数，其中既有虚拟的，也有真实的；同时，我们也很有可能分心或者走上漫长曲折的歧路。这部历史是地方性的，就尺度论是微观的，又借着邻近性——沿着个体研究其家人、朋友、邻居，并关注这些人的时空之旅——不断扩展。我之所以说这是一部扁平的、实证主义的历史，是因为它有许多（也许太多）脚注文献（许多来自昂古莱姆市档案馆）。但它也是机缘巧合之下的产物，它的故事关乎的个体都是以余光瞟到的，游离于历史视野的边缘。和在网络世界中一样，这是一部孤独的（“只身一人在思想的陌生海域做永恒的航行”）、恐惧人群的历史。

历史故事

玛丽·艾马尔及其家人的历史是一个体量庞大的故事，它涉及漫长的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经济革命。和20世纪的许多历史研究一样，本书也深受“从底层”看历史——尤其是尝试通过一人、一地、一家或一业的历史来讲述某个宏大或重要的故事——的精神的影响。这是一个根基稳固、潜力巨大的研究类型，按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划分领域；在影响本书的研究当中，有一项是关于早期近代意大利的微观历史的，还有一项是关于“圣何塞世界的历史”的，后者将视线“投往各个方向”，包罗了各种登记簿和“细枝末节”。“底层”历史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的影响甚至更广，从上海到蒙马特无所不包。获取信息（包括个体人生的信息）渠道的诸多变化不仅令本书的探索成为可能，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变化是全球性的。

这个故事具有鲜明的法国特色，是法国数量惊人的档案和登记簿催生了这一研究。1764年，在昂古莱姆镇上执业的（或者照国王翌年的一份布告里的说法：磨洋工的）公证人有19名，这些人一年要产生至少1000份经公证的法律文件；正如1829年内政部部长在发给夏朗德省档案馆的一份公告中所言：“档案是无价的。”催生这一故事的还包括近30年间涌现的对法国外省普通人的人生——对“以确定可证的事实”写就的田园诗——进行的各种历史研究：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确信，只要针对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个体写上1000页，最终便能抵达整个现代历史。本书继承了微观历史——这类研究不论在尺度上、典型性上还是代表性上都千差万别——的衣钵，并且尝试通过一项介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中观”（meso-）调查从“数千人的人生轨迹”中理出脉络。这是一部“个体的社会史”，也是一部由巨量的家庭生活资料构成的历史。它尝试借助朋友圈子、地方联系和家族网络等个体的关系，将微观和宏观历史连接起来。

同时，书中的98个故事也受到了另外一些历史研究的影响，这些研究属于经济生活史领域，更为分散。这些故事始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不识字的）个体，结束于19世纪的金融和教会，是一个全然始料未及的结局。其灵感来源于马克·布洛赫曾展望过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历史，其间“政治”“经济”和“宗教”相互交融，与“没有个体的世界”的（“贫血”）历史形成鲜明对比。布洛赫提出这种新的历史应该采用“迥异到惊人的各种研究材料”，如今它已经成为一门蓬勃发展、兼收并蓄、遍及全球的分支学科，研究方向多种多样，有使用“许多种……证据”的经济学方向，使用“非经济学”资料的经济史学方向，以及使用各种法律、视觉和经济资料的经济生活史方向。

邻近性历史（包罗了三四千人故事的本书即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一项试验）尝试将个体和集体、经济和政治、底层历史和关于现代最大尺度事件的历史结合起来。这种研究探索个体人生的环境、经济变革和政治事件（既包括“如何”，也包括“为何”）。因果历史否定了历史研究最丰饶的土壤，即尽力理解历史上的个体的人生，且认识到历史始终是“人的意识”（human consciousnesses）的历史。但我们不仅会思考如何，也会思考为何。因而，本书尝试将许多极细微的历史汇集起来，探索是否有可能以极小的步伐（就像孩子们玩“一二三木头人”那样）逐渐理解和解释历史。

关于历史的规模或体量的选择事关重大，且涉及意识形态，因为大量的已逝之人将在选择过程中被分为两个群体：重要的群体（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体）和不重要的群体（记录稀少或干脆没有记录的个体，可用于计数，但无法被理解）。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如果选择研究个体的历史（也就是小的历史），就是选择理解不重要的小变化（除非被研究的个体本身是重要人物，例如玛丽·艾马尔那位当上红衣主教的玄孙）；如果选择研究社会经济史，就是选择以研究没有思想、没有希望也没有友情的历史为业，选择以理解重要的变化（比如研究革命的诱因或现代经济的产生）为业。但选择并非只有这两种，在某些时候（比如我们所处的时代），从个体和家庭的视角、通过平凡生活来理解政治和经济变革也会成为一项重要甚至紧急的工作。

这个故事——这部经济生活史——中的个体，生活在一个变革时期，也就是漫长的法国大革命，它虽是个政治事件，却有着经济上的影响和根源；他们也生活在一个经济革命时期，它贯穿整个19世纪，有着政治上的影响和发生条件。但是采用底层视角，采用一个特定的（无名）家族的视角，是令人不安的，因为这挑战了大规模历史的某些既定特征。个体的生命难以简单划分为经济生活、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三块。每个人的内心生活都混杂着诸多思想，这些思想有高有低。宗教是一种信仰、一种实践，也是一种经济制度。经济交换有逐利的也有非逐利的，有公共的、私人的、私密的。个体不仅在生活中有时流动、有时静止，在想象中——在关于远方和久未联络的朋友的各种信息或谣言中——也一样。

法国大革命期间，昂古莱姆这地方没有发生过太多事，至少在大革命相关的历史中没有多少记录；至于玛丽·艾马尔一家，除了一个一笔带过的例外，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历史研究中出现过。但本书将表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和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的视角出发写就的革命年代的历史，本身便是一个庞大的故事。这个家族中（勉强算是）出过一名革命英雄，还出过一名反对革命的女性人物。玛丽·艾马尔的孙辈们的旅行经历构成了一部历史，以其独有的方式讲述了革命期间生活环境的变迁。

本书所讲述的历史之所以令人不安，也在于它挑战了关于现代的一些重大假设。19世纪的玛丽·艾马尔家族，或者说她家族中的一些人是勤奋进取的，但这些人的活动不是发生在市场中，而是发生在国家和教会的巨大经济体中，发生在各种界限模糊、说不清究竟属于市场还是属于国家的经济关系中。这些人是“非经济性”的，因为他们的成就是通过公共和私人的营生获得的，这些营生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在经济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决定他们的财富的，是那些精明、勤劳却哪儿也没去过的女人所做的选择。例如玛丽·艾马尔的几个孙女，她们的人生（和积蓄）是这个19世纪的故事的核心。他们家中唯一一个在法国经济走向繁荣的历史中成了重要人物的是玛丽·艾马尔的玄孙，迦太基的夏尔·马夏尔·阿勒芒·拉维热里（Charles Martial Allemand Lavigerie），此人心怀人道主义的远见卓识，反对跨撒哈拉的奴隶贸易，而在批评他的人看来，他是个“精明透顶的商人，一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玛丽·艾马尔和家人的故事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时间的非对称性，换句话说，他们消除了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带来的苦恼。除了最普通的档案之外几乎不存在别的证据，这意味着不得不跟着平凡生活的节奏来，不得不活在（往昔这些个体的）当下、活在这些人（多少能）记得的过去，不得不对这些人的未来、对他们身处其中的大革命一无所知。这意味着，除了这些人所知道的、盼望的以及与他们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之外，几乎一无所知。但这本身便是一部关于信息、关于演变的历史。

玛丽·艾马尔和家人的这部历史是一次（在一个被信息淹没的世界中）以数字进行思考的试验，也是一次（在一个有无穷无尽的故事要讲的世界中）以故事进行思考的试验。这部历史自始至终为一种对历史资料之不完整、数量之巨大的深刻感受所推动：每个人——孙子的孙子一辈也好，1764年昂古莱姆堂区档案里的人也罢——都有可能找到记录，但甚至最常见的证据也可能存在诸多局限。在这一意义上这也是一部无限的历史。在这条路上唯一的安慰便是尽可能将资料和数据摆明，盼望其他人能找到更多的联系、更多的资料，以及更多可探索的假设。在当下，我们很需要一个关于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故事。这是从一个大而不均的家族的视角出发讲述的变革年代的故事，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部关于人如何在自己无法控制的事件中生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