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观念史中的内战与……未曾治愈的伤痕

作为人类战争的一种主要类型，内战在今天的全球化现实中仍然存在，时代仍然要求人们直面内战，在观念上思考和追问有关内战的重要议题。但是，正如不少人曾经指出的，迄今为止关于内战的专门研究却与内战无论在历史上或今天现实中的重要性远不相配。在这种学术背景中，大卫·阿米蒂奇的《内战：观念中的历史》（Civil War : A History in Idea，邬娟 、伍璇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5月）显得尤为难得。作者认为，“一旦我们了解更多关于内战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楚地看到它与生俱来印记，我们可以分辨出它不断增多的伤疤，我们还可以看到内战的伤口一直以来是多么敏感。我们关于内战的观念中传达了2000年的伤痛，而这种痛苦一直到今天都在继续困扰我们的政治”（157页）。对内战伤口的敏感与痛苦，难道我们不也是同受煎熬、同样继续困扰着我们的政治吗？“我的目标不仅是挖掘、整理出内战的历史，而更在于指出，在塑造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上，内战具有重要意义。”（导言，viii）这是观念史研究中最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某种观念及其历史是如何形塑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内战的历史在观念上的影响会延续多久，取决于人们是否具有反思的意愿和能力，当然也取决于人们的反思以何种价值观为指引。

在开始阅读该书的时候，我力图回忆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最早接触“内战”这个概念，却找不到准确的记忆。唯一能肯定的是，“内战”只能是因为“国共内战”而进入我的概念记忆中。而在世界视野中，第一个“内战”概念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认真看书学习”的运动，知道马克思有一本书叫的《法兰西内战》。以后在大学学到中国现代史的时候，“内战”竟然完全没有引起我的陌生感和关注，似乎这是一个自明的概念。阿米蒂奇在该书中从长时段的研究视角讲述内战观念的起源与演变历史，把“内战”的观念牢牢地焊接在战争与政治、历史与现实、观念与行动的论述框架之中，考察了“内战”概念的广义性、复杂性和多元性。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罗马启航”追溯了自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五世纪中“内战”含义的变化，罗马人关于“内战”的讨论和认识是内战观念的源泉；第二部分“现代早期的岔路口”论述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内战”与“革命”概念上的变化、分歧；第三部分“通往现代之路”梳理了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至当代的内战概念遗产，探寻现代法律观念中的内战性质及其发展趋势。

“内战”这个概念有久远的历史和复杂多变的涵义，作者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罗马时代，但是在现实中“内战”这个标签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常常超出常人的认知。“决定我们所看到的是否确实是一场内战，既可以为战争国家内部也为其外部的人们带来政治、军事、法律以及经济上的影响”（159页）；“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确定内战的定义，并据此对每一个个案尽可能严格地予以定性。为内战下定义的压力通常与提供这一定义的政治风险成反比：要求精确的压力越高，精确性本身成为政治争议源头的概率就越大”（160页）。作者认为十八世纪瑞士学者艾莫尔·德·瓦特尔为内战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定义：“当一个党派在君主制国家内部形成，并不再服从君权的统治，而且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去反对它，——又或者，当一个共和国内部出现两股对立的势力，以武力相向，那么这就是一场内战。”（80页）在今天看起来，这个定义已经是常识，但是瓦特尔继续研讨了外部力量对内战干预的合法性问题，这在今天的内战史研究中仍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阿米蒂奇说，“所有关于内战的定义都必然具有情境性和冲突性。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发现一个更好的定义，让所有人都同意，而是去探索这些互相矛盾的定义来自何处，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从亲历者的经历中升起，那些在过去试图理解其含义的人又经历了什么”。（162页）谁来定义和如何定义“内战”，这本身就包含有争议和冲突，因此它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同时更是政治家面对现实与未来无法回避的任务。“内战必须被放在那些被传承和争议的观念里来理解。就其含义进行的争论，将会使它的未来必定和它的过去一样，富有争议性和变革性。”（162页）这就是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第四章“革命时代的内战”涉及的是近现代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究竟是革命，还是内战？或者说，革命与内战的根本行区别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是远比单纯谈“内战”要更有意义的议题。阿米蒂奇认为，“区分内战和革命，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础前提。传统的观点认为，革命有着崇高的理想，抱有变革的希望，而内战却是带着卑鄙动机的无意义暴力”（72页）。但对我们而言，“革命”与“内战”的概念却没有如此对立，这个起源于十八世纪晚期的观念并不符合我们的历史经验和观念接受史。比如，“国共内战”与“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的概念一直在使用，从小就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革命与内战有什么区别，战争性质的正义与非正义性在我们的头脑中一直与革命和反革命的性质划着等号，凡是革命的就是正义的，就如“暴力”与“革命”一直被认为是必须连结在一起，“必须以革命暴力推翻万恶的旧社会”，就这么简单、这么明确。阿米蒂奇说，在1989年之后，对于高尚革命的研究急剧下降，而关于野蛮内战的研究却呈现繁荣之势。这揭开了一个被掩盖的真相：伟大的现代革命的核心是内战（73页）。但是这对我们而言却早已是一种被灌输的常识。至于“至少从共产主义事业在东欧和苏联受挫之后开始，当我们看待革命的时候，越头越来越无法忽视与之相随的巨大暴力和灾难”（同上），这个“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有巨大差异的——有些人很早就认识，有些人至今尚未认识或拒绝认识。这些概念与认识的反差不应看作是阿米蒂奇研究中的忽略，我们无法要求一个研究者通晓所有国家历史中的内战话语，而是应该思考在各种复杂的历史语境中的话语权力如何在观念上使战争、暴力、残酷、牺牲等概念合法化和崇高化。阿米蒂奇知道得很清楚，以“革命”改写“内战”的新脚本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从十七世纪晚期以来历史学家重新建构的“革命”力图抹去内战的阴影，强调革命的现代身份；到十八世纪末期才出现反拨，“欧洲人不再把亚洲的动乱称为‘革命’。他们小心翼翼地保留这个词，因为他们要把‘革命’一词用在自己的政治变革上”（75页）。那么，在当代欧洲思想家提出的三种内战形式中，与我们传统的“国内革命战争”概念比较匹配的是“超分裂主义”的内战，“是指对立的党派争夺同一片领地的主权。这正如罗马隐喻中所描绘的，同一个国家分裂成两派，而他们都试图取代对方。……内战中的双方——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下国家统治者和反抗者——‘至少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两套分裂的体系，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76页）。而“革命”可以为这种内战披上神圣的光环。“在1789年之后几年中，革命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权威，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暴力就是合法的。”（92页）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革命的反对者通常通过批评它的暴力性和破坏性，以此否认革命的合法性”（93 页）。从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内战也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是革命的必由之路。列宁曾经说，“无产阶级在1917年获得政权的方式，是内战”（100页）。这就讲得很清楚了。

在政治观念上回归到“内战”的本意，在历史论述上回归到人民的苦难史，这也是内战史研究的任务。内战带给人民的苦难，不仅仅是直接源自军事战争炮火，更有源自人性堕落后的嗜血与残暴。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掩盖下，“杀人如草不闻声”，“古来白骨无人收”。对于内战来说，通常讲的“受难”有着特别的涵义。因为是同胞相残，原本的一家人突然变得你死我活，在原来生活世界中的相互熟悉和了解，突然成为消灭对方的知识资源；但是，士兵脱下军装之后，大家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百姓子弟。所有这些都使最后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均蒙上深重的苦难体验。作者在罗马时代找到的“内战”观念的核心就是同胞之间的战争，战争的双方是将彼此视作同胞的人之间的战争，从这里展开的是内战最深刻的悖论：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关于参与内战的心理体验，雨果在他的《悲惨世界》通过马吕斯·彭眉胥这个人物形象（表达了他对内战的反思。 当马吕斯走向巴黎的防御工事，准备和波旁王朝的军队作战时，他知道：“他将参与战争，步人战场，这个他将要步入的战场，是街道，而他将参与的战争，是内战！”这个想法让他不禁颤抖，他的怀疑与反思是：“内战？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还有什么外战吗？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不都是兄弟之间的战争吗？……内战或外战，都可以是不义的，都可以称为犯罪。”（108页）这与雨果关于革命与人道主义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他强调的是必须以人性、人道主义作为衡量内战性质的标准。

美国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孙宏哲、张聚国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 专门探讨了美国内战期间人民所经历的苦难，探讨了战争和死亡对美国历史发展的持久影响。作者将目光聚焦在战争中的普通人的命运上，探究北方与南方的民众如何应对这场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他们如何面对杀戮和死亡，如何埋葬死难者，如何哀悼与纪念，如何帮助死难者的家人？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了那些从中幸存的人？”接着要追问的是：“这场大屠杀意义何在？”要解释“我们对死者的的责任”，要为处理内战死亡确立一种符合人性关怀的政治伦理，要强调一个核心问题：内战的死亡与一个因内战而最终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政权有着什么样的实质性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国家政权究竟负有何种职责。

历史学家高华教授曾经说，应该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把现代史研究与人性关切紧密地联系起来，“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参见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龙著以内战“失败者”的话语切入，对“胜利者”的强势话语而言更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启示。在内战中呼吁和平，应该说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个非常微妙而又很重要的问题是，对在内战中已经占了上风、正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的一方而言，呼吁和平会变得很不受欢迎。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转见高华上引文）。

内战的正义和非正义性质究竟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战争的起因、双方的目标、战争中采用的手段等当然都是要考量的要素。张奚若在1946年1月1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痛骂国民党：“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 ——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在事实上就以武力枪杆子来维持自己的政权。” 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内战前夕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掌权者所持的基本态度，也可以成为历史学家对国共内战性质的一种政治理解。但是在双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中这些都容易使当时人和后世人产生误判，如果把视野放开一点，把内战结束后胜利者的行为、所治理社会的真实状况、为战争胜利作出巨大牺牲的群体的真实命运等等都考虑在内，这样的判断才是更为接近准确的。内战胜利后建立的新政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会承受战争的影响，比如对待暴力的价值观，如何看待仇恨与宽恕，是否平等对待战争受难者及其遗属的创伤与痛苦，原有社会结构的崩塌，军人集团与新生的权力机器的关系，在艺文创作中的美化与丑化，等等。无论是在历史叙事还是文学书写中，内战所激发的权力欲望、暴力行为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和伤痕迫使有良知的研究者无法回避人民的苦难史。

作为战争的内战结束之后，以政治的方式进行的内战有可能继续进行，其残暴的方式和程度甚至远比军事战争更为惨烈，因为已经不存在任何对抗的可能，被视为敌人一方只能引颈受戮。如何让历史上内战的伤口愈合，如何让所有曾经被内战践踏、污辱、伤害的人的灵魂得到安宁，如何让所有值得报恩的行为在阳光下被人们传颂，这是古往今来所有人类的内战在结束后必须直面的问题。拖欠越久，历史的深渊不会消失，只会使伤痛越来越难以治愈。

在史学史上，专制政治对历史研究及写作自由的钳制常常首先针对内战史的研究，例如在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突然出现的专制高压政治气候使历史学家不敢触碰重大议题，“为了逃避检查甚至死亡，最安全的办法是根本不写罗马的历史，特别是关于内战和帝国早期的历史”（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115～116页，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这种钳制与禁忌当然与内战的政治性与残暴性紧密相关。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参战双方各自关于内战的正当性、正义性论述必须接受历史的拷问，尽管在现实中战胜方有可能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纪念庆典等文化形态建构和强化自己的内战论述，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反对讴歌内战的胜利，因为人们意识到对自相残杀的内战胜利的庆祝是羞耻的、令人痛苦的。关于内战的残暴性，美国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认为，“一般而言，诸种内战总是比国家对国家的那些战争更为残暴，而且具有更为持久的种种后果，它们日益成为当代冲突的特征”（雅各比《杀戮欲：西方文化中的暴力根源》前言，第2页，姚建彬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他分析了西方历史上许多暴力冲突的历史案例，从被称为“第一谋杀案”的“该隐杀亚伯”的圣经故事到罗马建城史，从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日之夜”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的攻击，从法国大革命中的旺岱叛乱到纳粹反犹屠杀，证明国家内部的自相残杀比外部战争更普遍、更残酷、更暴戾。

在韩国首尔战争纪念馆外面的中心广场的右侧角上有一座“兄弟雕像”，它表现的是“各自作为韩国军和朝鲜人民军参战的两兄弟在战场上戏剧般相逢的真实故事”（战争纪念馆说明书）。这座雕塑很自然让我想起由姜帝圭执导、张东健和元斌联袂主演的韩战影片《太极旗飘扬》，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种内战史观及悲情美学是否也应该对我们固化的内战史叙事有所触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