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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吴郡岁华纪丽 | 谁是吴地最懂赏菊的人？

2023-11-14 06:4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作者：半缘君

注意！！！未经收取不得转载！！！

秋天的菊花和什么更配？

清代苏州文人顾禄在《艺菊须知》附载的“菊宜二十有四”中，给出他浪漫的答案：是金风和玉露、月下和灯前，是疏篱和扁舟、粉壁和藓石，是佳名和逸士、新咏和名画，是橘绿橙黄和陶诗陆赋……

在这些以菊花为主角的谱录中，古人用笔写下关于菊花的点点滴滴，其中有感性的描绘，也有理性的观察，有对菊花品种的全面记录，也有对栽培技法的精细介绍。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共诞生过60余部菊谱，保存至今的还有40余部，数量为花卉谱录之最。其中，至少5部菊谱出自苏州，包括宋代史正志的《史氏菊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明代黄省曾的《艺菊书》，清代许兆熊的《东篱中正》和顾禄的《艺菊须知》，足见苏州人对于菊花的偏爱。

《百菊集谱》四库全书本（影印）

“菊花之隐逸也，学圃又小人事也”，亲种菊花，本与士人的为官之道相悖，但苏州的这些爱菊之人，都主动地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纸上得来到躬耕田野，展现出传统博物学的面貌。翻看他们的菊谱，也像在阅读他们的人生，有的抒情缱绻，有的简洁利落；有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一生与菊花相伴，有人踏遍万水千山，仍眷恋这一抹金蕊佳色。

史正志：“独菊花未有为之谱”

“自昔好事者为牡丹、芍药、海棠、竹笋作谱记者多矣，独菊花未有为之谱者。”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史正志完成了菊谱的撰写，颇有几分洋洋自得，认为自己是第一个为菊花作谱的人。实际上，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徐州人刘蒙已经写成了第一本菊花专著，或许因为当时流传不广，70年过去，史正志仍未知道它的存在。

宦海沉浮半生，史正志终因反对张浚北伐被罢免，退居苏州，在带城桥南建起自己的宅院，因藏书万卷，取名“万卷堂”，是网师园的前身。这位年过半百的读书人，在官场没落得太好的名声，转而作诗、著书，写成《清晖阁诗》《建康志》《菊圃集》等书，却都失传，只有《菊谱》收录进南宋左圭编撰的《百川学海》中，得以幸存下来。

网师园

百花中，他最钟爱的或许是牡丹，在名为“渔隐”的花圃里，他种下牡丹五百株。但与篱落畦圃的隐居生活更相衬的，还得是花中的隐逸者：菊花。在温暖的江南，百花的花期常常“造作无时”，而菊花守着自己的选择，如史正志所说，“菊性介烈高洁，不与百卉同其盛衰，必待霜降草木黄落而花始开。”

汉代以前，菊花为野生，只有黄色一种，晋代以后才有园艺栽培品种，也出现了不同的花色和花形。唐代苏州诗人陆龟蒙家中开出白菊，引来多位朋友围观，“白艳轻明带露痕，始知佳色重难群”。不过，唐宋之际，菊花的白色并不稳定，在南京做官时，史正志曾种下过百余株大白菊，到第二年，它们全都变为黄色。

黄色是菊花的“正色”

史正志遍寻苏州的菊花种类，将它们结集成册，按照颜色不同，分为黄色、白色和杂色红紫三类共28种。黄菊有花瓣大如大钱的“大金黄”、无心的“佛头菊”、色如深鹅黄的“深色御袍黄”等13种，白菊有“金盏银台”“楼子佛顶”“添色喜容”等10种，还有黄白相间的“十样菊”、花瓣像桃花的“桃花菊”、红色的“芙蓉菊”、紫萼白心的“孩儿菊”和五六月开、微红的“夏月佛顶菊”。南宋时苏州的菊花种植，已呈相当丰富的面貌。

北宋时，对于菊花的落与不落，有过几个回合的争论。王安石描摹秋雨中的黄昏，“残菊飘零满地金”，遭到欧阳修的讥笑，因为“秋花不比春花落”，王安石反击说欧阳修不读书，明明《楚辞》中也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句子。与故事中人物引经据典不同，自号“吴门老圃”的史正志从书本中走出，尝试着做一名身体力行的花农，观察不同形态菊花的开落枯荣。花瓣结合紧密的那些，在盛开之后，浅黄的变为白色，常常抱枝而死；花瓣扶疏的则会在风吹雨打中飘散满地，为“菊落之争”提供了公允的依据。

范成大：“寂寥荒寒，不改其乐”

南宋时期，退休后的范成大回到故乡苏州，结庐石湖，又买下王宅七十多间房子，建起范村，“梅曰凌寒，海棠曰花仙，酴醾洞中曰方壶，众芳杂植曰云露”，这里芬芳满园，三分之一的地方种了梅花，范成大在《范村梅谱》中记录下当时苏州的11种梅花，同时，他也在范村收集了36种菊花，于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写成《范村菊谱》。梅与菊，皆是花中君子，范成大在菊谱开篇就写，“岁华晼晚，草木变衰，乃独烨然秀发，傲睨风露，此幽人逸士之操，虽寂寥荒寒，而味道之腴，不改其乐者也。”

《范村菊谱》的成书时间与《史氏菊谱》相隔不远，记录范围也都是苏州，品类却有不小的出入，清代《四库全书》在收录时补充说明道：“今以此谱与史正志谱相核，其异同已十之五六，则菊之不能以谱尽，大概可睹”。《范村菊谱》同样以颜色作区分，和前作相比，范成大寥寥几笔的描绘更加生动，比如垂丝菊“茎极柔细，随风动摇，如垂丝海棠”，藤菊“种之坡上，则垂下袅数尺如璎珞”。他也调用了嗅觉，捕捉到白色的万铃菊“香尤清烈”，木香菊“芳气最烈”，则紫色的孩儿菊“有微香”。史正志写到的桃花菊，似红粉佳人，已十分新奇，范成大说近年来有了新品种“燕脂菊”，深红浅紫，“此品既出，桃花菊遂无颜色，盖奇品也”。另一个新品种“麝香黄”是一种托桂型菊花，花心丰腴，其白色品种与白佛顶类似，美丽程度又远胜于它。

菊花颜色丰富

范成大一生，游历过许多城市。他知道“色深如赤金”的棣棠菊也是奇品，金陵最多。江东人则喜欢种金铃菊，这种菊花“枝条长茂，可以揽结”，人们就把它编织盘结成亭台楼阁的形状，高一丈有余，出使金国时途经栾城，他发现家家户户都种菊花，有的盆景高到挡住了门楣，用的也是这种金铃菊。在眼花缭乱的菊花面前，范成大还有更大的目标，他曾在东阳看到其他人的菊圃中品类多至七十种，想要“访求他品为后谱云”。

池边的“悬崖菊”

同时，《范村菊谱》还介绍了苏州人先进的种植方法：“摘心打顶法”。“吴下老圃，伺青苗尺许时，掇去其颠，数日则歧出两枝，又掇之，每掇益歧”，新苗不断分枝，能让菊花生得繁盛，开出成百上千朵。

在《范村菊谱》成书的这一年，范成大还写下了名为《重阳后菊花》的两首诗。重阳赏菊是一直以来的传统，佳节过后菊花仍然鲜嫩可爱，却已无人欣赏，“世情儿女无高韵，只看重阳一日花”，联想到辞官之后的门庭冷落，范成大认清人情冷暖，发出了“恰如退士垂车后，势利交亲不到门”的感叹。范成大曾出使金国，主政地方时颇有政绩，是偏安的南宋朝廷所倚重的高官，多次请辞才获准告老还乡。退休后的范成大种花写书，忙于农事，尽享田园之乐，应当不会为宾客的减少感到落寞吧。

黄省曾：“吾欲餐落英，携壶一攀摘”

与大部分菊谱着墨于花卉品类不同，《艺菊书》关注的重点是种菊之法。翻开明人刊刻的《艺菊书》，既无个人抒情，又无引经据典，开门见山地讲解了种花的第一步：贮土，即准备花盆中的土，“凡艺菊、择肥地一方，冬至之后以纯粪攘之，候冻而干，取其土之浮松者，置之场地之上，再粪之……”

从冬初菊残留种，到春分之后分秧，再到立夏之后登盆，这本小书进行了手把手的教学，后来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对其全文搬运。分辨菊芽能否移栽，要看根部发育的程度，“根多须，而土中之茎黄白色者，谓之老，须少而纯白者谓之嫩。老可分，嫩不可分。”将菊花从园中移出前，停止浇灌几天，使苗坚固，移入盆中时要把握菊花根在土里的深浅度数，“其种也，根深则不耐水，浅不耐日，随土而稍深焉。”整枝删蕊时，根据品种大小的不同，大花保留四五朵，次者保留七八朵，又次十余朵，小花二十余朵，“惟甘菊寒菊，独梗而有千花，不可去也。”这些可操作性极强的经验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艺菊书》出自一位真正的园艺师，实际上，它的作者黄省曾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苏州文人，一生著作等身，涉及不同的领域。

此刻的黄氏家族已经开始衰落，黄省曾又将积蓄都用来买书，但终归还有些经济基础，能够畅快恣意地遨游山水，“小棹浮群象，澄波映客衣”。他读万卷书，自小好学，“《古文解读》、《尔雅今编》、古赋千首为诵”；他也行万里路，“性好山水，每一登涉，必旬月乃返”，成了一名旅行达人，自号“五岳山人”，又带着粮食、穿着草鞋，去往偏远的边疆采访写作，历时七年写下地理志《西洋朝贡典录》，一一介绍郑和下西洋所到的23个国家。

《山海经》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黄省曾刊本深圳博物馆藏

20岁出头时，黄省曾就投入吴门文坛领袖王鏊门下，同门的江南才子也常描绘苏州的菊花，那是文徵明自得其乐的悠然，“寒英剪剪弄轻黄，百卉凋零见此芳”，也是唐寅历经千帆的淡泊，“多少天涯未归客，尽借篱落看秋风”。黄省曾的著作科学性更强，他从书斋走向了农田，《艺菊书》分贮土、留种、分秧、登盆、理缉、护养六目，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在《中国古农书考》中评价说，“较之以论述花品为主的宋代菊谱，确为园艺学上更进一步的著作。”

明沈周《盆菊幽赏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黄省曾种菊，也种稻、养鱼、养蚕。他的农学著作相当高产，《稻品》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水稻品种志，《种鱼经》是现存最早的渔业资源著作，《养蚕经》是第一本记录江南地区的种桑养蚕经验的书籍，《芋经》甚至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唯一关于种芋的著作。饭稻羹鱼的江南，在他的笔下不是泛泛而谈的小资情调，而是辛勤耕作的劳动成果。

许兆熊：“焚香修菊谱，滴露著茶经”

清代嘉庆年间，苏州人许兆熊生活在山温水软的光福，尽享鱼米之乡的盛大丰收，用他的好友沈钦韩的话来说，“有田自耕,有书自读,清风朗月，夷然物表。”许兆熊写过32首《光福竹枝词》，遍访光福的名胜古迹。初夏，沈钦韩收到许兆熊送来的窑上枇杷，“小尝知其佳”，写下“佳士无双称此名，南村难与此村争”的诗句；金秋，许兆熊又邀请沈钦韩到山中赏桂，“黄金何香满氟量，挑出山前一路香”，十分醉人。

光福窑上村桂花

如此富饶的土地，总要种些心爱的花木。康乾盛世之后，吴中民物殷阜，家家户户争相种植奇花异卉，“邓尉之梅，天平山之桂，拙政园之山茶”，都盛名在外，而许兆熊选择了菊花。菊谱虽多，他依然觉得，没有凸显菊花审美的精髓，“方伎以供药饵，穷士以当蔬材，而词人歌咏但曰黄华，或云丛菊，未有发其光华振奇耀艳，继桃杏之夭韶，亚兰芷之芬烈，岂非种树之书尚有缺遗？”

为此，许兆熊在所居住的西崦湖畔池上村筑起三楹草堂，专门种菊。他多方购募，选购佳品，遇到不舍得的卖家就软磨硬泡、势必拿下，如此春去秋来，昼夜侦伺，精心养护，经过整整十四年的时间，拥有了数百亩菊花。转念一想，“赢兵数万不如畴骑二千”，便又精挑细选、披沙拣金，从中选拣细叶菊二十七种，异域种十三种，一一加以品评。这本成书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菊谱，由沈钦韩定名为《东篱中正》。

许兆熊《东篱中正》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七年许玉瑑刻本（影印本）

许兆熊是一位严谨挑剔的赏菊者，他介绍说，旧时的细叶菊只有两种，即为“西施”和“剪茸”，后来这两个品种皆不可得，但只有它们变异得到的新种，才是上等。由西施变种而来的“幢”，“初放蛤蜊口，瓣短而狭，团而瓦，匀齐层叠，上下如一”，许兆熊“刻薄”地表示，假冒的品种混杂其中，像是暴发户冒充贵族，不能纵容，考证下来，正宗的只有金幢、玉幢、菉豆幢、水菉豆幢四种。由剪茸而来的“毯”，则只有金丝毯、桂毯、椒毯为正宗。今天的我们，已经难以将目之所及的菊花品种一一对应，却仍能品出古谱中名字的想象力，“金鹤翎”“银红飞雁”，有蓬勃的生机；“文君面”“月下西施”，是美人的姿容。

原产于中国的菊花传入日本、欧洲，又回传到中国，有了许多新品种，被称为“洋菊”。许兆熊觉得这些“出口转内销”的洋菊名字过于迎合买家“市瓜取大”的心理，有些浮夸，便根据颜色和性状为它们重新命名，比如本名“阆苑琼楼”的菊花，茎干极细，临风摇曳，颜色鲜艳，就唤作“霓裳”；本名“广寒雪素”的菊花在白色中微有红晕，改名为更贴切的“绛雪”。

十余年的莳花生涯，给过许兆熊许多惊喜。1813年，他在池上村种下的“松花甲”忽然变异，开出金色，光焰耀目，他便将其命名为“池上金甲”。“旧谱虽列种艺之法，推循物理”，经许兆熊“严选”的菊花，独一无二，有其新意。

顾禄：“年来闭关，抱瓮躬事畦圃”

到了清代，爱菊之人的参考书已眼花缭乱，顾禄看的是明代屠尔星的《渡花居东篱集》，分为“择地”“贮土”“分植”等十个方面。亲身实践下来，虽然完整，却太过简略，还是自己的朋友李瑞清与韦光黻的经验更有参考价值。

顾禄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最著名的作品是《清嘉录》，他用242个条目完整记述了吴地12个月的风物人情，似是无所不晓。但他也有自己的偏爱。最爱的地点是虎丘，他在《桐桥倚棹录》里写尽虎丘山塘一带的山水、名胜、寺院、古迹。最爱的花，大约还是菊花，“予年来闭关，抱瓮躬事畦圃，亦能量雨课晴，莳红种碧”。

道光十八年（1838年）写成的《艺菊须知》中，上卷引用了《渡花居东篱集》的“艺菊细叶十要”，下卷新增十二目，分为培子、接木、护脚、区种、置盆、选竹、浸草、剔泥、采花、乞种、觅伴、辨性，极尽详细。利用种子繁殖进行育种的栽培方法，在清代才得到全面推广，明代菊谱未见，《艺菊须知》在“培子”一节专门提到了菊花有性繁殖的改良方法：“选花足叶肥之种，候花将枯，即剪去花瓣之半，置廊檐下，见日不见霜，令阳光透入，精气抽蕴，结子自足。”顾禄还给出了一些实用的“省钱小妙招”，比如盆栽菊花最好用宜兴丁蜀二山窑所烧的粗沙钵，这种花盆渗水性好，又很便宜。只是粗沙钵不够好看，可以在菊花开花时，将原盆花放到精致的花盆中。

顾禄《艺菊须知》，收录于赵诒琛编《艺海一勺》

在一代代文人墨客的歌咏中，菊花成为了代表秋天的至雅意象。清末，菊花早已从文人的典雅诗文中走下，融入寻常百姓家，虎丘的花农担着菊花进城叫卖，普普通通的居民也可买下几朵，插瓶赏玩。苏州人还有特别的赏花技巧，《清嘉录》这样写道，“或五器七器为一台，梗中置熟铁线，偃仰如人意。或于广庭大厦，堆叠千百盆为玩者。绉纸为山，号为菊花山，而茶肆尤盛。”蔡云诗写：“堆得菊山高复高，铜瓶瓷碗供周遭。酒边灯下花成厄，笑倒柴桑处士陶。”千百盆菊花堆叠成山，失了旷然天真，文人看了嗤之以鼻，可“菊花山”里，恰是一份属于老百姓的、热闹的、世俗的美。

菊花造景

在回答“谁是吴地最懂赏菊的人”之前，还有一个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谁是苏州人。前文提供的五个选项中，范成大、黄省曾、许兆熊和顾禄生平可考，也常吟咏姑苏，史正志是丹阳人，归老姑苏，自号“吴门老圃”，是得到本人认证的“新苏州人”。然而还有两个人，仍存在争议。

一位是南宋的沈兢（一说沈竞），字庄可，号菊山，相较于其他兴趣广博的菊谱作者，他更加纯粹和专情，淡泊名利，唯爱菊花，被他的朋友戴复古调侃说“无山可种菊，强号菊山人”，本是有力的竞争者。沈兢的《菊名篇》没能流传下来，散见于南宋史铸的集大成之作《百菊集谱》中。关于他的籍贯，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苏州人，史铸在《百菊集谱》的序言中提到，“嘉定癸酉，吴中沈公兢乃摭取诸州之菊，及上至于禁苑所有者，总九十余品”，并保存下“沈庄可谱云：吴门菊自有七十二种”之类的吉光片羽。杨波老师在2014年注释《菊谱》时认为，史铸与沈兢生活的年代较近，且《百菊集谱》中转录的其他内容较为准确，因此赞同史铸的吴中说。另一种则说他是分宜（今属江西）人，刻于明代的江西地方志《正德袁州府志》将沈庄可归入了“分宜杰出学子”。从沈兢与友人的诗歌唱和来看，他并没有留下过在苏州生活的痕迹，还在长诗《题分宜上松晚香堂》中写下“葺圃承祖志，构堂先庐傍”的句子，分宜更像他真正的故乡。

另一位是清代的闵廷楷，园艺专家蔡曾煜引述王毓瑚在《中国农学书录》（1964）中的注释：“廷楷字贡甫，江苏吴县人。”但清代的《两淮盐法志》记录其为浙江乌程（今湖州）人。闵廷楷最重要的一份工作，是角斜盐场的“一把手”，活跃在今天的盐城一带，同样没有留下过和苏州相关的诗文，他的《海天秋色谱》完成于角斜场官舍的养菊轩，作序题跋的一众书生墨客中，有乌程孙燮，歙县汪均、丹徒蒋永富、仪征程祖德等人、难觅“吴县”的踪影，实在无法与苏州建立起可信的联系。因此，只能暂时将沈兢和闵廷楷排除在答案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