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蜂、侦察蜂、大黄蜂，勇于挑刺的书评人总是像其中一种

毛姆为何逃离英国并且拒绝出版自己的传记？伍尔芙居然是著名“狗迷”？普鲁斯特的书信中写了多少琐碎的日常？

从毛姆、伍尔夫等作家，到梵高、高更、香奈儿等画家、文艺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书评人马凌在最新作品《多年爱书已成精》中，选取了18位作家、画家、文艺家，以一个“书虫”的阅读妙趣和“学院派”的学养视野，让读者更透彻的走近这些文艺名家。

在近日于上图东馆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马凌表示为大众读者写书评，就是要设法解决“敬而远之”的问题。虽然她是纳博科夫的忠实粉丝和资深研究者，但她依然认为，纳博科夫、布鲁姆这样的文学理论家，对大众读者来说是太过“高山仰止”了。大部头名著容易让读者觉得存在阅读困难，“怎么样灵活地运用一些策略、一些金句，用书中很精华的部分，能够牵引读者到跟前来，不要止步远处，最好能够翻开这本书，就很好了。”

“书评也属于‘与草木同朽’的东西，我们回想看，也只有少数的大书评家，有金句可以被人们记住。”马凌认为，书评人就是“摆渡人”，帮助读者进入到书里面。而关于读书方法，她也分享了一些个人经验，比如为了辅助记忆，她建议大家在读书时要做笔记，否则“你可能很难回忆起上个月刚读过的书主题是什么，更别提里面的人物名字和细节了”。系统地把读过的书固定下来，将来再输出就会很方便，避免做无用功。

三天读两本书，每天约2.5小时，是马凌现在习惯的阅读节奏，效率可谓惊人。她告诉读者，要避免接触手机等导致阅读中断。“一本书分三次读完，不如直接读完。一口气读下来是最快的。”

今天夜读里，作者从文学花海里拈出三只有趣的名牌蜜蜂，以区别书虫的不同种类——“工蜂”马丁·普克纳、“侦察蜂”哈罗德·布鲁姆、“大黄蜂”詹姆斯·伍德。

马凌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书虫指南：三只名牌蜜蜂（节选）

一只飞了很远的工蜂

01

18世纪，歌德意识到文学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展，更多人可以读到来自更多时代和更多地方的更多文学作品，原本局限于特定地方和特定传统的文学，正在变成一个融合的整体，于是他庄重宣布：“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时代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必须为推进它做出贡献”。

马丁·普克纳

哈佛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马丁·普克纳（Martin Puchner）开设了哈佛慕课“世界文学经典”，他主编过厚重达6000页的《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第三版和第四版），要从中挑拣出16次课、32学时的材料，就像硬要从一大片花田里挑选出16朵花，那种挣扎、不舍和不安，难以尽述。

凭借高明的技巧，普克纳出版了用作通识课教材的《文字的力量》，以“讲故事”和“文字技术”一明一暗两条线索，高度概括了世界文学的历史：“这一进程得益于从字母和莎草纸到纸和印刷术等技术手段的帮助，这些技术降低了文字世界的门槛，让它向更多的人开放，而这些人接着又发明了新的形式，即小说、报纸和宣言，同时也确立了古老经典文本的重要地位。”文学的历史，必然包含文字的历史、媒介的历史、作者的历史、读者的历史、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历史。普克纳展现的，是文字共和国日益自由民主的过程。所以，一本21世纪的“世界文学导读”，始于航天飞船上的宇航员朗读《创世纪》，终于《哈利·波特》的中世纪传奇大杂烩，不会令人惊讶。

如果普克纳是一只蜜蜂，他是那种超级工蜂，其勤劳、眼界和技巧，学院派蜜蜂们都是首肯的。唯一的问题在于，西方教师们一定会质疑：莎士比亚安在？

一只负责的侦察蜂

02

普克纳的《文字的力量》首版在2019年，同年10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去世。

哈罗德·布鲁姆

布鲁姆应该没有看过此书，不然定会攥紧拳头做狮子吼：怎么可以少了莎士比亚！？只因在布鲁姆这里，莎士比亚就是“经典”的代名词。深深不屑于当代的批评模式和教育风气，他自嘲说：“我是一只恐龙，欢乐地自称：‘布鲁姆·崇拜莎士比亚·雷龙’”。“莎士比亚可以代表最高文学造诣的最良善效用：倘若真正的理解了，它能够治愈每个社会所固有的一些暴力。”布鲁姆俨然一位“莎翁原教旨主义者”，没有一部莎士比亚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就再来一部。

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将莎士比亚置于经典的“正中心”，在他看来，莎翁将“影响”的阴影投向殿堂的四面八方，而在对此“影响”的“焦虑”中，一些作家在抵抗和变异中确立了个人风格，从而在殿堂里获得一席之地。这批经典作家，包括歌德、华兹华斯、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聂鲁达、佩索阿、贝克特，一共25位。

按照另一位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对《西方正典》的解读，“莎士比亚永远大于我们，永远藏在我们背后，永远高于我们头顶。莎士比亚是生活‘强大的先驱’，他的作品在我们还没开始对其做任何评价之前就已经改变了我们。”布鲁姆认为是莎士比亚“发明”了现代的读者、乃至作者，因为莎士比亚的影响早已成为传统，无远弗届、无处不在。例如，弗洛伊德大量阅读、引用、“误引”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成为弗洛伊德隐秘的、精神上的“父亲”，正是在此意义上，布鲁姆抛出掷地有声的名言：“你可以用莎士比亚去解读弗洛伊德，但不能用弗洛依德来解释莎士比亚。”

布鲁姆的确像雷龙一样庞大，一生写了五十多部著作，一千余篇导论，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在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身份，使得他牢牢掌握话语权，从极端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视角，勉力维护着文学经典的地位与声誉。如果说普克纳小心翼翼地平衡着“阶级、性别、族裔”这“左翼的神圣三位一体”，布鲁姆简直就是“精英保守白人男性”的代名词，对于“政治正确”不屑一顾，他感慨说，由于被女性主义者指责，劳伦斯被彻底驱逐出英语国家的高等教育，“学生从而不再阅读20世纪的一位大作家、一个独特的小说家、讲故事的人、诗人、批评家、先知。”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布鲁姆的著作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16部，特别是译林出版社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煌煌巨著，略略让人敬而远之。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还是他古稀之年的性情小书《如何读、为什么读》较为“趁手”，不妨视作他个人的文学公开课。

整部《如何读、为什么读》满腔热忱、如数家珍，只有看到阅读之中的这种痴迷，才会恍然大悟：布鲁姆是蜜蜂中的侦察蜂啊，虽然略有聒噪，他长于发现、他指路、他手舞足蹈，他也有点甜。

一只蜇人的大黄蜂

03

詹姆斯·伍德

当前炙手可热的批评家非詹姆斯·伍德莫属。他比布鲁姆小三十五岁，从《卫报》首席文学评论员到哈佛大学文学批评实践教授，从第一部书《破格》（1999）到最近一部精选集《严肃注意》（2020），二十年间他活跃于《伦敦书评》、《新共和》和《纽约客》这样的顶级期刊，受邀于牛津、剑桥和哈佛这样的顶级名校，用英国人的机灵、幽默、毒舌，把文学蜜蜂的事业提升到新的高度。伍德曾经同时使用两个笔名，James Wood和Douglas Graham，前者有学院派的智性、精致和犀利，后者则更加鲁莽、任性、刻薄。如果说早年文章更多学院派炫技，是“伍德教授风”，随着年齿渐增，越发随心所欲，是“格拉汉姆媒体风”。

对于“哈佛前辈”布鲁姆，伍德评价说，这是一个“莎士比亚化的布鲁姆”，有缺陷，但这缺陷是创造性的缺陷，“是自成一格的口吃”。受势不可挡的天赋大能驱动，“有时候看上去好像他绑架了整个英语文学，再用一生时间释放人质，一个接一个，全凭自己喜好。”实际上，伍德的野心更大，他不仅绑架英语文学，他绑架西方文学，他不释放人质，他肢解了他们。

在第一部批评集《破格》里，他纵论文学与信仰，从艺术角度抨击了品钦、德里罗、厄普代克、罗斯、莫里森、巴恩斯，对长者布鲁姆颇有微词，对敌手乔治·斯坦纳极尽挖苦之能事——“乔治·斯坦纳的文章非同小可，那是一座汗水的丰碑。读他文章的人会很熟悉其不精确和夸张；其成群结队的形容词；其以教堂般的宁静包围着的那些伟大作品。”第二部《不负责任的自我》里有更多“受害者”，弗兰岑、拉什迪、库切、托马斯·沃尔夫、以及被称为“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这个名单不断延伸，当红作家很难逃脱，比如奈保尔、麦克尤恩和保罗·奥斯特……

如果说普克纳的历史是恢弘的，布鲁姆的经典是中观的，伍德的批评则是具体而微的。如果说普克纳的关键词是“政治正确”，布鲁姆的关键词是“影响的焦虑”，伍德的关键词则是“自由”。他“发明”了术语“自由间接文体”（Free Indirect Style），这是一种徘徊于叙事主体和虚构人物之间的视角，在一些时候，作者的全知全能视角与人物的限制视角之间出现了“走神”，比如“泰德透过愚蠢的泪水看管弦乐队演奏”，“愚蠢”就是这个自由间接体，这个词来自泰德自己还是作者？抑或两者皆可？伍德说：“多亏了自由间接体，我们可以通过人物的眼睛和语言来看世界，同时也用上了作者的眼睛和语言。我们同时占据着全知和偏见。作者和角色之间打开了一道间隙——而自由间接体本身就是一座桥，它在贯通间隔的同时，又引我们注意两者之间存在的距离。”

在伍德看来，自由间接体和文学本身一样古老，在庸人中规中矩地写作之时，大师们已经用这样的魔法间接获得自由。与此类似，在莎士比亚、福楼拜等大师笔下，常现有趣而冗余的细节，它们旁逸斜出，意识与思想也跟着浪游，“不负责任的自我”所带来的意外和惊喜，是文学神髓所在。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出版资料

原标题：《工蜂、侦察蜂、大黄蜂，勇于挑刺的书评人总是像其中一种｜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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