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启示｜从滩涂中“种”出临港科创中心，在战略枢纽上逐浪创新

“项目能够更加便利地落地，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去创业和成长，只有在临港创业变得更便利、更容易了，创业者才会愿意来这里创业。”临港何以成为“创业之城”？上海临港科技创业中心（下称“临科创”）总经理屈林就着一杯咖啡、用着略快的语速谈论了近2个小时。

观点可以浓缩，时间亦可以浓缩，空间却在过去的多年里日益宽广、承载丰厚。屈林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描绘起十几年前的一个画面：我们今天所在之地，那时候还是一片滩涂，车子开过来把野兔和海鸟惊着了，慌慌张张地逃跑、飞走。

“谁会跑来这里搞科创？当时的老团队过来一看，其实基本上心就凉了半截，美好的设想和预期一下子浇灭了。”如今，临港新片区已成为上海创新创业的新高地，“离上海很远”后面也可以骄傲地喊出“离世界很近”。

临科创成立于2009年，系杨浦创业成员，由上海市科委决定、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发起成立。在屈林看来，临科创成立的背后是被动因素和主动因素并存。从被动角度来看，当时的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希望在临港地区导入一些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的平台；从主动角度来看，则是杨浦创业在科创服务领域积累了一定成果和经验后的进一步拓展。

尤其自2019年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成立以来的4年多时间里，这里创下了无数奇迹。即使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以及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之下，屈林认为临港依然是一个让创业者不断涌来的独特存在。

透过在临港扎根14年的临科创，或得以触到这片热土从滩涂中改变而来的密码。

临港滩涂。

移植成熟孵化体系？发现完全不一样

“企业孵化器这个概念，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引入至今已经有近40年时间了。”临科创副总经理饶应福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表示，在过去的近40年时间里，孵化器的概念和功能都在不断地完善和迭代中。

时间拨回1956年，美国纽约州贝特维亚最大的工厂破产，空留85万平方英尺的多层综合办公大楼。曼库索家族随后收购了这幢大楼，辗转探索之下该大楼被分割成若干单元，分租给了多个彼此独立经营的企业。公司管理人约瑟夫·曼库索也将业务重新进行定位，即为这些企业提供共享性的办公环境、融资和企业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首批租赁办公楼的客户中有一家养鸡公司，导致大楼里常常有小鸡出没，因此大楼被戏称为“孵化器”（incubator）。这一比喻被一直沿用下来，成为当今全球孵化器的开山鼻祖。

至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企业孵化器已逐步形成一大产业，并开始走向繁荣。中国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引入这一概念，1988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旨在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性计划——火炬计划，该计划将孵化器建设纳入，成为高新技术产业支撑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在1988年，经国家科技部批准，上海首家科技创业孵化器——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系上海市科委直属机构。其中，在复旦大学等周边兴起的杨浦科技创业中心（下称“杨浦创业”）等大学科技创新中心在2000年前后陆续成立。

“当时我们希望把我们市科委体系、杨浦创业等原来的一套成熟的孵化体系移植到临港来，到临港之后发现完全不一样。”屈林谈到，原有团队在杨浦创业积累的经验和运作模式在临港近乎失效。“以前我们在市区、在要素功能比较集聚的区域的孵化体系，我们觉得其实已经很成功了，并且向全国推广，当时认为由我们自己再来做一次应该并不难。”

“这里整个创新的氛围、创新的元素，包括服务机构在内，都非常薄弱，来了之后两眼一抹黑，整个临港物理空间也没有，创新服务体系根本谈不上。”回到孵化器的内涵，物理载体就是所谓的“器”，而临科创在来到临港后的数年内都没有“器”。

从零开始，临科创的第一步是“边建设边服务”。得益于本部杨浦科创做孵化器的经验，即依托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周边高校去帮助学校进行成果转移转化，“这套服务模式还是搬了过来，我们就从临港四所高校的师生创新创业工作和学校成果转化工作做起。”

屈林感慨，当时得到了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电机学院、上海建桥学院四所学校的大力支持，学校不仅愿意把科研成果和人才资源拿出来，还提供了宝贵的物理空间。“我们分别在四所学校建立了应该说是临港第一批创新的空间和苗圃，依托学校做起来了，这是第一步。”

临科创早期创业夏令营。

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很多，临科创的服务触角首先要向更基础的工作延伸。“以前在市区通常需要帮助企业去解决人才的问题、资本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到了临港首先要解决的是员工在这里落下来的问题，也就是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问题。”

一个可参考的时间节点是，2014年之前，临港还没有地铁抵达。一幕普遍的场景是，来到这里的人像“候鸟”一样，早上来傍晚离开，“几十辆大巴浩浩荡荡开回市区。”

“我们一开始其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帮助企业构建生活圈，解决生活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创业生态体系，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临科创成立近6年之后，53000平方米的一期物理载体在2015年的上半年正式建成，“迎接了第一批就从苗圃孵化成功的，以及我们从外省市、上海市区引进的科技项目落地到临港，真正的孵化器物理形态形成，同时把我们整个的孵化体系开始结合起来。”

“器”有了并不意味着科创孵化可以水到渠成了，这只是临科创发展第二阶段的开始。如何在一个新生的产业区域里让一个新生的孵化器“活起来”，行使其完备的功能？这是接下来三年的探索重点。

2012年9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在临港地区建立特别机制和实行特殊政策的意见》(简称“双特”政策)。“双特”政策的出台旨在为临港加快集聚高端制造业、集聚创新创业人才、强化产城融合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在随后的2016年8月，进一步深化完善的“双特”政策2.0版继续推出。

“基于当时临港地区有很多支持创新创业的政策，包括房租减免、人才公寓补贴、落户政策、初创企业研发支持等，大量的企业慕名而来。”

屈林认为，再好的政策也离不开科创服务平台，“当时那个阶段，作为孵化器，就是要把政策传递给企业，让真正落地到临港的中小微企业能够很好地整合利用这些政策。”这是临科创的第二阶段工作。

在这个阶段，企业能够引进来，同时也留得住。屈林回忆道，尽管有一批不太适合在临港生存的企业当时离开了，但陆陆续续也有适合的企业慢慢成长起来，“一个初级的创新创业的生态正在形成。”

新片区揭牌：科创服务契合到新的发展浪潮中

2018年年底，临港迎来新的历史转折点。当年召开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2019年8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

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之后，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发布会上曾表示，和上海自贸试验区其他片区相比，临港新片区在制度设计方面有不少创新和提升。临港新片区强调要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定位更高更明确。

屈林表示，临港新片区更高层级的战略定位之下，从企业孵化器的角度来看，也迎来了新的春天，“我们也正好完全契合到这个新的发展浪潮中去。”作为临港首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临科创健全孵化体系的作用也得到充分发挥。

自新片区成立之后，临科创围绕临港新一轮发展产业，重点布局了集成电路主导产业方向，借助其成熟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按照项目孵化——企业发展——产业培育的生命周期，构建以大企业为引领、中型企业为支撑、小微企业为基础、产业资源贯通汇聚的产业培育生态链，为企业开展产业对接、人才培养、创新创业指导、产业资源对接等孵化和加速服务。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就集成电路产业领域而言，截至目前，临科创已集聚了40多家集成电路研发设计、设备类公司，企业产业规模从几亿元到几千万元不等，年产值合计达40亿元，初步建成了以聪链、捷捷微电、物骐等亿元产值规模的龙头企业为引领，一大批中小型芯片设计企业聚拢，芯片检测、良品率优化、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等产业链发展要素集聚地。

过去的2022年，临港科创中心还荣获临港新片区首批四星级特色楼宇认定，名为“科创芯谷”，主要根植于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围绕着产业集聚和落地培育，汇聚产业上下游资源，形成产业集聚。2022年年底，工信部认定的浦东新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汽车电子芯片也由临港科创中心建设。

上海物骐微电子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物骐”）就是2019年之后入驻临港的企业之一。其母公司为重庆物奇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系前美国高通科技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拥有30年国际芯片大厂工作经验。

上海物骐行政经理梅园园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2019年发布的《总体方案》明确提到，要建立以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的前沿产业集群。其中在集成电路领域，要建设集成电路综合性产业基地，优化进口料件全程保税监管模式，支持跨国公司设立离岸研发和制造中心，推动核心芯片、特色工艺、关键装备和基础材料等重点领域发展。

“我们也了解集成电路领域内一些比较知名的公司前期已经落地到了临港，通过引荐我们也来到了这里，总体来说非常看好临港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发展的。”其进一步提到，临港对集成电路企业有着很好的扶持政策，这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此外更关键的是，“临港的落户、人才公寓等政策对稳定新加入公司的人才起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集成电路领域人才非常紧缺，对公司来说，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非常关键。”目前，物奇微电子研发人员基本布局在上海，这里也是其研发总部。梅园园强调，临港优于其他地区的政策条件吸引公司进驻，临科创“一对一”的一站式科创服务更是提供了企业扎根下来的保障。

2022年上海物骐获得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以及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正式进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自2020年成立以来，依托母公司的技术底蕴，上海物骐深耕无线通信芯片技术领域，持续引进高端技术人才上百人，申请各类专利超过70余项，已在超低功耗设计、高集成度以及通信性能方面构建起核心竞争优势。

目前，上海物骐在蓝牙音频、高速率WiFi 6以及边缘计算领域推出多款高性能芯片产品，并成功导入华为、OPPO、荣耀、哈曼、TP-Link、安克创新、奥比中光、吉利汽车等众多知名品牌客户。

上海物骐微电子有限公司是2019年之后入驻临港的企业之一。

从累计数量来看，临科创现有注册类企业2800余家，累计入孵企业500家，累计毕业企业70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120余家，专精特新企业40余家，营收过亿元企业10余家，园区培育上市企业1家，拟上市企业2-3家，园区年度税收贡献超2亿元，企业培育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22年，临科创在国家火炬中心、上海市科委、临港新片区针对国家级孵化器绩效考核中，均取得优秀等级。

在临港深耕十四年，屈林认为，临科创的首要优势即在于健全的孵化体系。这一健全可从横向、纵向两大维度来审视，“横向来看，我们专业领域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广，一家企业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的发展，需要全面发展，不能缺胳膊少腿。”相较之下，未经长期积累的初期的孵化器或很难去真正了解企业创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也就很难及时去帮助企业弥补短板。

而从纵向维度来看，所有的企业都要经历从小变大、或漫长或迅疾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企业对服务的诉求、对政策诉求、对产业生态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我们能不能去真正理解企业，伴随它一块成长？”屈林认为，如何从企业发展全周期角度去助力企业“踩坑”、最大程度节约创业成本、整个创业过程都更加便利，“这是至关重要的。”

饶应福也类似谈到，尽管外界通常将孵化器比作是企业的“保姆”，但其认为更准确来说，应是“陪伴者”。“我们会持续地研究一家企业，它每个发展阶段中的需求以及能够匹配的政策我们都应该如数家珍，在它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能做到精准对接。”

从“陪伴者”的视角观察，饶应福认为科创服务的结果应该是让创始人、企业家们心无旁骛地去开发迭代新产品、去拓展他们的市场。“小微企业开始的时候非常艰难，创始人通常身兼数职，我们要去理解他们，并且帮助他们从很多外部事情中解放出来，这样才能让企业在初期阶段快速发展。”

“现在临港的科技创新和创新创业的氛围，我觉得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屈林表示，一个区域的创业生态80%以上由小企业营造起来，而时至今日，一批早期来到临港的小企业已经在代表临港发声了，“它们或是独角兽企业，或成为细分领域内的龙头企业，它们的示范引领作用特别大。”

这批企业发出的声音则是临港“最好的招商”。“外界慢慢地听到了临港的声音，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上海聪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聪链”）总监周莉红对此深有感触，早在2017年就注册在临港的上海聪链，其实质控股公司聪链集团已于今年3月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经常有人会来咨询，我也会去极力引荐”，这是周莉红近两年额外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未来：科技创新元素的国内外战略枢纽

如何结合国家战略在临港新片区发挥更大的助推作用？这是临科创又一次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新机会。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3月，上海技术交易所国际交易中心（下称“上技国际”）在临港正式揭牌成立。上海技术交易所成立于1993年，是由国家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组建的我国首家国家级常设技术市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2019年12月，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复函上海市政府，同意上海技术交易所联席会议备案。

2020年10月，上海技术交易所正式开市。作为一家年轻的机构，上海技术交易所是中国技术市场当中三所国家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之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的中国技术交易所三家一起共同承担了全国统一、互联互通的技术交易网络的建设任务。

上海技术交易所也是临科创的大股东，屈林同时也是上技国际的总经理。“临科创作为孵化器，我们从苗圃做起，随后变成加速器，但是当企业成长为中大型企业或者独角兽企业的时候，它需要参与整个市场的竞争，甚至要跨出国门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在产业布局中承担更多作用的时候，我们依然认为它需要一个平台的助推。”屈林表示，这也是上技国际在临港落地的初衷之一。

其提到，尤其对发展前沿产业的临港而言，其科技创新的元素、人才、资本等都需要全球化配置，“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临港建立一个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平台，把临港打造成一个打通国内外科技创新元素的战略枢纽。”

实际上，早在临港新片区揭牌的2019年，全球跨境技术贸易中心就于当年年底在临港揭牌，此举即旨在融入全球技术转移工作网络。然而紧跟而至的汹涌疫情使得该中心工作搁浅，“这三年实际上也给了我们更多时间去思索，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去重新做这件事情。”

上技国际的成立则意味着跨境的技术贸易和技术交易两个功能合并。屈林介绍，上技国际未来将做好四个维度的事：G（Global，国际）-C（China，中国），成为国外创新研发主体落户长三角的首选地，解决海外企业“水土不服”的问题，方便企业通过新片区孵化后，快速进入国内市场；C-G，成为长三角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跳板，助力企业快速达到出海要求；G-G，成为国际间跨境技术贸易的重要枢纽，打造符合国际标准的跨境技术交易体系，促进技术贸易；C-C，成为国内创新主体开展产学研合作的重要载体，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促使长三角地区的政府和战略新兴产业企业主动对接临港，协同发展。

目前，上技国际线上的数字化平台已于今年9月正式启动。屈林透露，就线下功能，上技国际正力争在2024年春节之前在临港完成国际技术交易和服务大厅。“这里面其实需要很多的服务，比如说交易的服务、结算的服务、税收的服务、中介的服务，法律和知识产权的服务等等，我们需要一个所有服务的集成平台，到时候完成的这个大厅可以实现一站式服务。”简而言之，无论是跨境技术的买还是卖，这里都可以完成。

不过，屈林同时提及，相比于上述线上、线下两大平台的建设，促成跨境技术交易背后的制度创新则需耗费更多的心血。其举例提到，相比汽车等实物，技术是无形产品，在技术交易过程中确权和确价目前就是难题，“特别是确价，在国内就很难，跨境更难，还牵涉到跨境的结算。”

国家层面鼓励真实的技术交易，而上技国际眼下需要做的是联合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在临港建立跨境技术贸易的服务标准，从而可认定交易的真实性，确保确权确价的真实合理的、合法合规。“制度层面的突破是最难的，我们不能只提出问题，也要共同去解决问题。”

屈林同时谈到，除了在中国以外，上技国际也将在美国、英国、欧洲进行开拓，“上海技术交易所今年已经在中国香港设立了办事处，明年上半年在新加坡的合作机构也会诞生。”其补充道，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上技国际连接东西方的两块重要跳板。

值得一提的是，上技国际同时也是临科创进行更好科创服务的独有优势，“我们既有一个孵化的平台，同时上段还有上技国际的技术要素平台。”尽管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屈林也强调，技术购买方和临科创之间始终会秉持“双向选择”的原则。

此外，就在不久前的10月初，临港推出了科创驿站管理办法。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高科处处长陆瑜当时介绍，科技企业孵化能力是衡量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临港新片区滴水·科创驿站定位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前置培育器，是有效提升科技企业孵化能力、助力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抓手。

临科创则将以子公司上海科继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运营方，设立“STIS科创驿站”，离岸孵化也将是该科创驿站的亮点和特色之一。屈林表示，科创驿站不宜“臃肿”，他们结合自身底蕴提出“两聚、两全”。所谓的两聚为聚焦汽车电子芯片等前沿产业和聚焦跨境（国际化）、离岸项目引进孵化；两全则是科创技术、人才、资本、数据等全要素导入和政策、服务、孵化体产业生态的全功能孵化服务平台。

深耕十四年，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屈林笑称，作为临港孵化平台的“带头大哥”，临科创起步早，但也交了很多“学费”，他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者未来在这片热土上共同搭建起更完备的科创生态。

“临港可以成为一个创新创业的新样板，它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它是一次全新的启航。”屈林坚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