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 | 李静桐：《秋菊打官司》：情与理、说法与面子

乡土中国的困惑和迷惘：情与理、说法与面子

——评《秋菊打官司》

作者：李静桐

《秋菊打官司》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由张艺谋执导，巩俐、雷恪生、刘佩琦等主演的农村题材电影，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该片于1992年8月31日上映，并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斩获11项大奖。影片主要讲述了农村妇女秋菊为了讨个说法，就村长踢伤丈夫的事情提起复议并最终诉讼的故事。本文将以乡土中国与法治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切入点，讨论乡土社会面对法治进程时的迷惘和困惑，追问情、法、理、面子的底层逻辑冲突。

01

引 言

作为“第五代”电影导演的核心人物，张艺谋明白自己的责任，并提出“还原历史真实”的口号。《秋菊打官司》无疑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在它淡淡的叙述和情节发展中隐含的矛盾状态令人回味和深思。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小山村，但并未局限于山村之中，镜头跟随着秋菊走出灰蒙蒙的村庄，向县里、城市里，看见时髦的城里人和热闹的大集，展现了农村与城市的分离与割裂。对比显现，矛盾初生，自有一套运行了百年之久的逻辑的农村社会和受新一套人权逻辑支配影响的法治社会被一场因“犟”而生的官司联结起来，必然带来有尴尬和不适，这便折射出复杂的社会文化变革中迷惘的影子们——我们如何寻找看不见、摸不着的、解构与建构的平衡点？

02

情 · 理

影片首先刻画了秋菊和村长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根源于观念的冲突，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对彼此的行为感到疑惑不解。

（一）他们的困惑

在影片中，秋菊重复了好多次“你是村长，打两下也没啥，不能随便往人要命的地方踢”，

得到村长王善堂的回答是“踢了就踢了”，这也是秋菊争口气的开端，也带来了后续人物的迷惘。显然，困惑的不只秋菊一个人，村长同样很困惑。谁能给个说法？这是秋菊的困惑，她要的其实很简单，仅仅是村长一句诚恳的道歉罢了，而不是把村长钱票扔在地上或者李公安自掏腰包买点心赔礼，秋菊不明白为什么一级级上诉也不能给她一句明明白白的道歉；吃了官司的村长同样困惑，“有啥事乡里解决不了，凭啥到县里臭我的名声”，他不理解秋菊的不依不饶，也不理解李公安和严局长为什么不直接拒绝秋菊，让他赔钱，“丢他面子”，更迷惘的是，为什么最后自己要被抓走。即便影片结束，他们的困惑仍然“在场”。

（二）两种信仰

显然，秋菊和村长是不同秩序信仰的代表，前者表面是试图用现有的法律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所遵循的，是自己内心的“理”，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然法[1]观念；后者则是旧有的实证法[2]的信奉者，不懂新的法律制度，也没能完全与秋菊的自然法观念接轨，他的观念是从中国的乡土社会成长起来的，要靠权威来保障自己在村中的地位，因此村长“死要面子”。村长不仅因为旧法体系中“公家人”的身份获得了权力和责任，也因为乡土社会的滋养习得了实证法以外的维护秩序的方式——扔在地上的钱票就可以让村民灰溜溜地离去——毕竟对村民来说，低个头，这事儿就完了，没必要挑战村里的权威。

但凡涉及相对规范的秩序，就可能与自然法的观念产生冲突。比如乡土社会惯常遵循的是一种听从村长权威的思维，秋菊丈夫就说“他是村长，踢两下就踢了”，但这又与自然观念中“动手打人就是不对的，要道歉”有些许矛盾。这种矛盾在村长王善堂的身上体现的很明显，他的工作处境便是既要作为公家人执行上头的文件，又要作为乡土社会的权威稳定秩序，还要遵循秩序外的自然法观念去救助难产的秋菊母子。由此，片中体现的两种信仰有所矛盾却又联系紧密。

（三）公家的说法

片中公家政府对于村长的说法抱有明确的维护态度。比如李公安理所当然地跟庆来一家说“他是个犟人，又是个村长，你好坏得给些面子”，县级公安局也是如此，这不是因为个人的偏好，而是因为村长是统治秩序最低一级的载体。让公家人道歉，其实并不利于当时环境下村务的正常执行，政府保全“村长”的面子，是村长替政府执行公务所必须乃至应当获得的政治条件。这与苏力老师在《送法下乡》中所述一致，“公家的工作”离不开村长的面子。因此，李公安会代替王善堂买点心赔罪，息事宁人。这是旧实体法对于乡土社会固有秩序习惯的妥协的表现。

但是这同时也体现着乡土中国里“长老”的瓦解。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长老统治”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变化，庆来的父亲年纪大，但远没有村长的影响力，长幼秩序与权力的等号被移除，权威逐渐向公家靠拢。

03

秋菊的官司 · 孝公的难题

在秋菊与村长的冲突之外，从天而降的法律的解决方式又与双方都不相容，由此产生了三角式的观念分歧，也让新法的推行面临重重阻力。

（一）法律的逻辑

影片中法院和吴律师代表的是法律的逻辑，是一种新实证法[3]秩序。他们是置身事外的，强调程序、注重证据，在习惯了自然法、人情社会和乡土关系的民众看来有些冷漠无情。尽管影片中没有明确地说当时的制度下法律究竟怎么说（这也巧妙地回避了法律专业的问题），但是可以从影片中人物的形式逻辑一窥究竟。比如，《行政诉讼法》解决行政人员与民众的冲突，要求村长执行法律文件时客气、有规矩，文件没说允许打人就不能打人，但这样的话，村长就没有理由去管谁家媳妇难产了——这是职责以外的事情。

（二）新时代孝公难题

《秋菊打官司》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期间，城市化进程对传统农耕文化产生了不可逆的影响，农耕文化乡约制度产生断层，传统观念与现代政策产生冲突，靠不能低头建立和维持的村权威，在法治推行下受到毁灭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推行新式的法律制度，潜移默化地传达法治思想，显然阻力重重。

《商君书•画策》中言：“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孝公难题的核心便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新法推行的时间过于紧迫，需要达成内容有效传达（区别于旧实证法）和权威快速确立（凌驾于自然法）的双重效果；更重要的是，司法的专业性会带来与大众的鸿沟，在执法的过程中可能忽视原有的习惯得到事与愿违的效果。《秋菊打官司》中，一直到县级公安局的上诉都还只是以秋菊和村长为代表的两种观念的冲突，可是当法院和律师介入进来，孝公难题便显现出来了——作为老百姓的秋菊不理解，只是要个说法，谁叫你抓人了？作为旧秩序下公家人的村长也不理解，打人赔钱不是说好了吗，抓我做什么，不是按照文件办事吗？此时法治的推行面临着双重困境，秋菊希望有不打人还愿意无私救人的公家人，村长心中的公家人愿意无私帮助村民，但是也要偶尔依赖暴力手段维护权威，可是法治新秩序给予他们的是客客气气的、却也不会无私救人的公家人——一切都是分明的、客观的。这不仅仅是法与民的冲突，而是三方力量的博弈。

（三）破碎的人情

“面、命、恩”的伦理观念和现代文明的法治观念本来就是相背反的两件事情，那时候的法律不会在乎秋菊要的是一句道歉，不会在乎村长要能让他保持权威继续扎根的面子，更意识不到这两者的隐晦的冲突，不懂讲究个排场礼数的农村社会的结构。翻山越岭走出山外的秋菊，和同样翻山越岭驶进村内的警车，还没有汇合就已经拉远了距离了。

村长动用自己的面子救了秋菊的命，反过来也给足了秋菊一家面子，这其实归功于农村社会中人的关系的自我调节能力，遇到事儿，不假外力，互相给个面子，就结束了，“一笑泯恩仇”。大抵秋菊也这样想，村长救了我的命，他不计前嫌，其实就是用实际行动道了个歉，两家都有面子，不是正好？可叹的是世事洞察如旅社老板，“你这事情在你来说是天大地大，在人家来说是芝麻大”。确实如此，不过一点小纠纷，法院轻轻松松就可以宣判，可是，这让本来已经相安无事的秋菊和村长都又一次失了面子，在热热闹闹满月酒席中无声恢复的人情轰然破碎了。

04

新城市 · 老村庄

（一）不容的辛酸

影片在崭新的、发展着的城市和旧时的、自有秩序的村庄之间，通过一个农村妇女的困惑和艰难的上诉，展现了一种城与村不相容的辛酸。秋菊是犟的，认死理的，为了心中想要的“说法”可以拖着沉重的身子不停地上路；可是到了城里又孤立无援，城里人看起来精明的很，知道理儿不是死的，话说好听点总有人信，就专挑乡下人骗，拉着秋菊和妹子一路兜风要了六倍的车钱。秋菊和妹子和城市格格不入，不懂城市的构造、生活方式、说话方式。

缓慢移转的镜头里，农村是偏向暖色调的，可城市却运用了冷色调来处理。灰蒙蒙的村庄里挂着一串串鲜红的辣子、金黄的玉米，昭示着生活气息，也是农村人朴素的观念和相处模式的体现；可城市对于秋菊和妹子来说是复杂的、不可捉摸的，大街上走着时髦的青年和外国游客，整洁而现代化的家，没人再挂辣子和玉米，连热烈的红衣都少见人穿，她俩站在街头的扎眼和局促让人莫名心酸。

清洁工阿姨善意地提醒秋菊，换一身衣服，不然一下子还被看出来是“农村来的人”，这急急忙忙地消抹出身痕迹的行为，何尝不是一整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所共通的心境。随后镜头一转，秋菊和妹子走出服装店，套着正经得过头、不合时宜的外套，并不能盖住里头红红绿绿的衣服，也不能盖住她们与他人气质不相容的尴尬，恰如农村面见城市时的无措，一举一动都昭示着城市甩下农村的距离，这也是时代变迁所必须面对的事情。

（二）要命的地方

影片纠葛的开端就是万庆来骂一句“下辈子断子绝孙，还抱一窝母鸡”，戳了老汉村长的心窝子，于是老汉一生气，抬脚踢了庆来的命根子，然后秋菊口口声声说“不能踢要命的地方”。这要命的地方不仅在乎一个人的，同时也展现着农村的或者说乡土中国生活图景。

秋菊跟躺在板车上的庆来说，肚子里这个不知是男是女，万一踢出个什么毛病可不行，可是法律重视的是庆来肋骨的伤，骨折了气短，不能劳力，普遍劳动力的损失很要命，这与秋菊眼中的“要命”就产生了错位，秋菊所说的要命，是要万家血脉传承中断的命，这是最传统和原始的观念。就像村长跟媳妇说，你看人家，想生儿子就生儿子。你看你，一撇腿一个女子，一撇腿一个女子，一撇腿还两女子，你真把我气死了。在村长看来，秋菊一次次上访不算本事，生出儿子才是大本事。这种观念，强调的是原始的生命力，强调的是生儿育女的基本本能。所以我们明白了，秋菊也不是什么自我意识的急先锋，她上访的动力并非部分观者歌颂的“维权反父权”，而恰恰基于对于传宗接代续香火、万家不能绝后的坚持。

此外，“要命的地方”不仅是观念，还是农村的稳态结构。如费孝通先生所述，乡土社会是阿渡罗式的文化观，男女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是男女有别的。秋菊没有自己的姓氏，或者说也不需要有自己的姓氏，生出儿子就是她在西沟子村的分工。女性作为传宗接代的角色存在，不能动她们的肚子、不能动男人的命根子，这种不能断别人家的香火的共识又保障了农村社会的安定团结，外来强硬的法律逻辑实际破坏了农村稳态结构中“要命的地方”。

（三）温情的悲怆

影片颇有设计地在同一位置拍摄秋菊每次出门的背影：一条黄土蜿蜒路，两个上访庄稼人，一车自种红辣子，一次又一次缓慢又坚定地远去。伴随着秋菊每次蹒跚着脚步和妹子出门，背景音的地方戏碗碗腔都要一唱三叠，有一种民间戏曲的古老余韵。秋菊推着架子车出门，乘坐手扶拖拉机、三轮电动车、公共客车、人力三轮车和公安局长的小汽车走到远方又回到乡村。我们跟着她看到了城市与乡村的隔膜，看到了法律与人情的疏离，看到了山川、风俗和童年，那是历经的过往，也是我们记忆中的来处。摄影机静静地只是记录，我们静静地只是观看，却好像回到了从前，于是此时、此地、此人、此境忽有一种温情的悲怆。

从前的日子过得慢，车马都慢，人与人的相处也慢慢的。两家人有了矛盾，该吵架吵架，也不会忘记世世代代的感情基础和最淳朴善良的礼性；表面上骂爹骂娘，内心里却也还保留着乡亲间的联结。“进来烤火吧”，把身体烤暖和了，我们再掰扯掰扯到底谁在理；小孩降生了，大家伙还是可以坐在一起掰馍圈吃。襁褓中新生的婴儿可以消弭一切仇恨，安定团结都与生命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乡土社会保留着我们民族人情味最浓的部分。

可是现代社会的法律曾把理性的推理演化到了一种极致，带着自己的一套逻辑飞奔来、疾驰去，为自己口中的正义奔走，却未真正关注到秋菊们的诉求，苦心经营的一套程式会让那个乡土里的中国人去楼空，一去不返。或许法律要放下一些高高的、理性的架子，听一听秋菊们要的究竟是什么，不要以一种家长式的姿态打破民众固有的人情联系，至少要先听懂她们——别让乡土中国在陌生的秩序下四散而了无踪迹。

05

无 言

影片终结，画面定格，落寞却不散。失焦的眼睛，不解的神情，从微张的嘴唇缓缓吐露迷惘的气。不返的乡土中国，解构的乡邻社会，都好像在无所适从中轻轻唱着古老的西北歌谣：“唉，走咧。”

【注释】

[1] 自然法通常指的是关于正义的基本的、终极的原则的集合，比如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影片中秋菊坚持的“认错要道歉”的想法是自然法观念之一，可以说秋菊是本片中自然法的代表。

[2] 此处的旧实证法指的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所有的秩序。公家人的权威来自上级，但维护权威又依赖在村中的地位，同时要求公家人有“雷锋式”的行为方式，不管上班下班都要为人民服务。

[3] 改革开放后新实证法逐渐代替旧实证法，也即，新的完整的、更理性的法律秩序要代替乡土社会留存的、不够严谨但充满人情的秩序。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 苏力：《送法下乡》，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3] 凌斌：《村长的困惑：<秋菊打官司>再思考》，《政治与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第184-210页。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孙雁南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锐评 | 李静桐：《秋菊打官司》：情与理、说法与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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