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中的战火

加沙休战在即。

中东地区的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由暴力、流血和死亡串联起来的。

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然后又牵动另一个，没有尽头，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国际政治力量、宗教文化差异以及复仇的需要在激化情绪、分化派系，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动荡氛围，一次又一次地让这片区域的城市街道爆发战乱。

2023年11月22日，哈马斯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已有14532人死亡，其中包括6000多名儿童，4000余名妇女，医务人员205人，民防人员25人，还有记者64名……

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生入死的记者从前线传回文字和图片越来越详尽。

从少到多，从黑白到彩色，从模糊到清晰，从静态到视频，我们得以在眼前真正的看见残酷，被震动，被惊醒，我们看见历史正在发生。

2023年10月12日，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加沙。

《见证历史：普利策新闻摄影奖1942-2015》收录普利策摄影奖从设立以来到2015年的获奖作品，其中因直接报道战争而获奖作品占有重要比重。

1944年，太平洋战争期间，弗兰克·菲兰从军队借来摄影器材，记录下了异常残酷的战争。美国海军陆战队最终拿下了塔拉瓦的碉堡，他们用喷火器扫荡，从通风口和射击口投入手榴弹。他的照片展示了战斗的最后场景—烧焦的尸体、焚毁的木头以及被爆破部队摧毁变形的金属碎片。

1945年美国国旗插上硫磺岛是二战最著名的照片，鼓舞了海军陆战队的军心。

1951大同江断桥上的这些逃难者记录了朝鲜战争中赶在敌军到来前逃离者的绝望。

1963年，委内瑞拉的内部的革命斗争引发的叛乱中，一位神父在枪林弹雨中为一位奄奄一息的士兵做最后的礼拜仪式。

1965年，获奖作品来自越战。

1966年，越战。泽田教一是“不怕死的摄影师”，而1970年，他那血迹斑斑的记者证被发现，24名记者在柬埔寨的战争中被杀害或失踪记者中，包含他在内。

1968年还是越战。战争“暂停”，士兵躺在雨中休息，远处的战友还在警戒着。

1969年西贡的枪声被人们看见，“枪声没有被全世界听到，但被全世界看到了”。但它不是越战最后的记忆。

1972年，越战！戴夫·肯纳利的普利策获奖照片也不是最后一次获奖的越战照片，但在它捕捉到的画面中，已经显示出了这是一场人人都渴望逃离的年逾十年之久的战争，是一场给这片土地、人民和国家都留下了可怕疤痕的战争，是一场每个人都知道必须尽快结束的战争。

1973年，黄功吾的著名照片成为一个典型的影像图标，是战争惨象的标志。

1974年，在战俘营待了5年的飞行员回家，但战争依然持续了两年。

1981年，获奖作品的题材来自利比里亚政变中的大屠杀。

1983年，获奖作品来自中东。

“我注意到街道上有个地方有一堆看起来像垃圾的东西，但我走近后，发现那竟是一堆死尸。然后我从一间房子的窗户往里面看，看见这家人在吃晚饭时被枪杀了。我再沿着大街走，看到一匹马的尸体，它的喉部都裂开了。”

某一天比尔·福利再次到达在巴勒斯坦的萨布拉难民营的人，发现大门无人看守“平时难民营里很嘈杂，孩子们跑来跑去，驴在街上走，到处都是人。但那天早晨，一切都静悄悄的。

他从幸存者那里得知，以色列雇用来管理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民兵因巴希尔·杰马耶勒遇刺一事，拿营地人民泄愤，屠杀了将近八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福利的照片，作为萨布拉营大屠杀的沉默证词，在国际上引起剧烈反响。

1984年，又是来自中东。

斯坦·格罗斯菲尔德在的黎波里和贝鲁特两地的战火中拍摄照片。然而，他经常把相机从战斗本身转移开去，聚焦在黎巴嫩的儿童身上—那些孩子还对生命一无所知就被战火围困着。

他发现到处都有孩子在玩儿童游戏，就像他们的父母在玩大人的战争游戏一样。有孩子在玩呼啦圈，但也有孩子由于炮弹落在学校附近而处在恐慌中。有孩子在乘坐摩天轮，背景中却是正在驶进港口的军舰。有一次，格罗斯菲尔德看到一群孩子拿着几乎和他们一样大的枪，正接受任务保护年纪更小的孩子。

1985年，安哥拉和萨尔瓦多的叛乱占据了各大报纸的主要版面。

1991，1994，1995，1998年获得普利策摄影奖展示的依旧是革命、冲突、叛乱中的残酷和暴力。

20004年，2005年，在伊拉克进行摄影报道是非常危险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战争方式从原来的大战场遭遇战，转变为小范围叛乱、以汽车炸弹为主的城市战、高速公路突袭、绑架以及逐户搜查城市居民等方式。摄影记者遭遇绑架，有时被谋杀。

勇敢的摄影记者捕捉到了战争的残酷本质，也聚焦在陷于战火的平民身上，以及战争对参战士兵本身带来的影响。

谈到普利策奖时，获奖者大卫·利森说：“普利策奖有一种伟大的作用，它给予了这些照片额外的生命，让我们的后代能看到这些。而照片也会继续诉说真相，关于战争的代价和自由的价值。”

2013叙利亚内战主题获奖。叙利亚内战开始于2011 年年初，最初以街头和平示威的方式进行，意在推翻叙利亚中央政府几十年来的铁腕统治。一些观察员将其看作“阿拉伯之春”的延伸，但到了2012 年春天，冲突已经造成一系列恶劣的死亡和毁灭事件。据联合国统计，死亡人数达六万，其中一半是平民。

战地摄影师在拍摄时会面临子弹和炸药的威胁。然而，在叙利亚出现了高度危险的新问题。

传输照片危险重重！

照片如果通过卫星电话从战场直接发送，就有可能被卫星监控监测到。不管任何一方发现传输信号，摄影师的位置就会被精确地定位到，可能会引来炮兵和迫击炮的袭击。

尽管如此，照片最终还是面世了：在马努·布拉博一张令人心悸的照片中，一场巷战过后，一位悲恸欲绝的父亲抱着惨遭杀害的儿子；纳西索·孔特雷拉斯的一张照片展示了轰炸后满目疮痍的街道场景；孔特雷拉斯拍摄的另一张照片中，一名斗志昂扬的反对派举着庆祝的手势，几乎隐没在战争的纷扬尘土中。摄影师罗德里戈·阿布德、哈利勒·哈姆拉、穆罕默德·穆赫森也为二十幅的照片合集贡献了同样引人注目的照片，这组照片获得普利策突发新闻摄影奖。

2013年的普利策专题摄影奖作品也同样拍摄于阿勒颇战场，这是普利策奖历史上第一次把两大摄影奖颁给记录同一个事件的摄影作品。

2023年，俄乌冲突主题不出所料获奖。

从设立以来到如今，普利策摄影奖获奖作品的主题除了直接报导战乱，更有大量因战乱导致的连锁事件，比如2000年科索和2016年叙利亚的难民们，那些难以忘却的图像将永远刺痛每个人的心。

新闻摄影曾经真切地改变了我们认识和感知世界的方式，甚至改变了世界本身。这些真实的摄影者，常常在心理和生理上付出极高的代价。获得奖项，不是对残忍战争的消费，而是对真实的记录。获得奖项，也是这些出生入死的记者应有的鼓励和赞扬。感谢这些摄影为人类的留下不可被篡改的证据。

原标题：《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中的战火》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