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威：我是这样指导学生研究小三线建设的

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2年第1期（总第93辑）。

我在21岁那年(1985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成为大学老师，1999年开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2005年招收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2009年，我开始有计划组织和指导上海大学校内外、从本科生到博士后到青年教师做小三线建设研究。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很值得回味的。

一

正如我在《小三线大格局：小三线建设研究八载忆述》(载《经济学家茶座》2021年第3期)中描述的，我第一次知道小三线，是在2008年12月29日。从这时开始，我和我上海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小三线建设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把小三线建设研究作为中国当代史一个学科分支进行全方位建设的理念，在我的脑海中逐渐形成。

从2009年开始，我就有计划地安排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做有关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截至2022年6月，这13年持续不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口述史采访，进行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我们这个团队收集到的小三线档案资料和其他资料，折算为文字量约3亿字，口述史资料约500万字。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现在还在不间断增加，它们已经成为小三线建设研究王国的坚实基石。其中已出版的包括《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一至七辑)和《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整理汇编(第一辑)》(8册)等。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完成各自的学位论文，包括23篇硕博士论文、1篇博士后出站报告。往后两年，我会继续指导有关小三线建设的4篇硕士论文。同时，用目前各种可以想象到的方式将研究成果予以出版和传播。

在上海大学历史系做好分内工作之余，我还完成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偶然发现，我的一位同事的硕士研究生陈和丰同学的爷爷奶奶都是上海皖南小三线建设在安徽泾县一家企业的员工。

我帮助联系了永源公益基金会，得到他们的资助，在2014年协助和丰拍摄了以他的爷爷奶奶小三线故事为内容的文献纪录片《凡人歌》，此片荣获第一届“‘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的最佳人气奖。我也以此荣获最佳导师奖。《中国青年报》记者宣金学曾经在2015年4月8日以“90后书写的彩色历史”为题报道此事。

2021年，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李泰同学对小三线有兴趣。我就让他用旅行拖箱，拖回去了一箱子未刊资料，帮助他完成了毕业论文《从分化到统一：上海小三线工人的集体记忆研究》。这应属于“搂草打兔子”吧。

研究工作虽然辛苦，但也不乏温情难忘的时刻。记得在2010年，我们在上海采访参与皖南小三线建设的一对年过九旬的老同志夫妇，提前一天电话约定好第二天上午九点去他们的寓所会面。

第二天一早，我和我的第一位做小三线建设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吴静同学，七拐八拐找到了老同志的住所，但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按楼下的门铃，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们马上到小区的物业和活动室寻找，但也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最后我们进入他们的大楼，在门口直接敲门，也没有反应。我估计他们大概因故走开，于是问他们热情的邻居借来两个板凳，我们二人就坐在大门口等着。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因为有事不得不走了。

我嘱咐吴静同学继续等着，看看有没有机会。下午吴静同学结束采访回到大学，她告诉我，老同志夫妇知道我们要去采访，激动万分，晚上睡不着吃了安眠药，上午一直在酣睡，所以没有听到电话铃声和门铃声。直到中午十二点药力退去，醒来开门办事，才看到吴静同学坐在那里。我告诉吴静同学，宋代有个程门立雪的故事，我们自然不敢和千年古贤比肩，但是我们已具备了这样的精神。

我平时千叮咛万嘱咐各位同学，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写好日记和笔记，把自己的研究过程尽可能完整地记录，相当于田野调查报告。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一直记得我的嘱咐，一些同学把他们的工作日记和笔记整理出来，其中的部分内容被我收入由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研究员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中，还有部分已上线“澎湃新闻”，以后有机会再结集出版。

2021年7月17日于北京，徐有威教授座谈北京大学汉中分校亲历者。

《我所经历的上海小三线田野调查》《触摸鲜活的历史：我亲历的小三线研究》《那些上海小三线女职工》《江苏淮安小三线口述采访日记》《为小三线治安工作研究打底色：我的上海大学保卫处实习日记》《暑假四川小三线寻访记》，看看各位同学小三线研究回忆录文章的题目，大概就知道他们的研究经历和人生感悟了。

由于小三线研究前无古人，没有任何线索和路径可以参考，我们师徒只能通过两个途径寻找研究课题的具体线索，第一是口述史，第二是档案。例如，在口述史采访中，我们经常听老同志提及企业中的军代表，于是我们相继采访了上海、安徽和北京一些健在军代表，结合档案完成了这个研究。

我和我的博士生周升起的论文《小三线建设时期驻厂军事代表制度实践及其困境》在《史林》刊登后，还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栏目转载。在阅读档案时，我们也会发现问题。记得我的硕士研究生杨帅同学在一家小三线企业埋头拍一屋子档案的照片时，颇有灵气的他边拍边头也不抬地告诉我：老师，这里可以写一篇，那里也可以写一篇。灵感往往来自汗水，但肯定是在一定量的背景知识储备的基础上产生的。

我经常和我的研究生聊天，做小三线研究，我们师生绝对是互相成就。你们毕业后如果不在高等院校工作，大概率不会再研究小三线。几十年后，如果偶记起大学期间做小三线研究的趣事残片，把它们作为人生经历告诉儿女，我这位老师也就深感欣慰了。

二

如果说在上海大学历史系指导学生是我的职业本分，那么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上海大学历史系以外的学生，则是我的小三线研究整体规划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是我这些年来坚持不懈努力的目标。

凡是知道小三线建设情况的朋友都清楚，1960—1990年代的小三线企事业单位分布在全国所有的省、区、市，我要对小三线进行完整的研究，仅仅依靠上海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尽可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组织动员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学生，把他们的特长发挥到极致，全国的小三线研究才有可能得到可持续的稳步发展。

首先，我利用去各地收集整理材料和口述史采访，以及参加各类学术会议的机会，在各地同行朋友的帮助下，在全国各高校历史系举办小三线讲座，挖掘潜在的有兴趣的研究者(包括老师和学生)。

2021年7月17日，徐有威(左一)采访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左二)。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我已经在北京等地与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在内的三十多家高校和广大师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在有的大学已经做讲座不止一次。从西宁到南京，从海口到长春，无论是双一流院校、各级党校还是地方高职院校，只要是曾经有过小三线项目的地方，就是我讲座的目的地。

其次，近年来线上会议和讲座日益频繁，我也借此结交了不少青年朋友。2022年6月15日，我应江西南昌的“新芝学术”的邀请，首次尝试了举行线上讲座。300多位听众踊跃参与，我结交了其中几位有研究兴趣的青年朋友。通过网络世界，一些海外学生也和我取得联系。记得我在青海西北部靠近新疆的一个小镇出差的晚上，我意外接到瑞士日内瓦大学经济系一位中国博士留学生的微信电话，他有意建模研究三线建设。日本京都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陈小姐，通过电邮联系上我，最后她完成了全世界第一篇研究小三线建设的英文硕士学位文章。海内存“网络”，天涯若比邻。此所谓也。

再次，我通过组织三线建设学术会议结交新锐朋友。2012年以来，在各位学术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我已经组织了五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争先恐后报名参加这类会议，而我特别欢迎在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参加。

徐有威教授采访原上海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余琳
(上海华东医院 2011年4月1日)

结识这些有志才俊后，我就具体介绍已有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同时把已有的各类研究资料赠送给他们，尽可能向他们介绍获取资料的各种路径，推荐有价值、可操作的研究课题，最后尽可能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推荐出版。他们中的不少人都非常优秀，我就请他们把各自的成长经历写下来，以此激励遇到同样困难、困惑的同龄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本科生朱焘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的小三线研究回忆文章《蹒跚学步：我的江西小三线建设学习与研究》讲述了他小三线研究过程中的辛苦，非常精彩。

上海大学徐有威小三线研究团队采访五洲电机厂亲历者

2019年4月29日，我有机会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做小三线建设研究的讲座，受到毛锐院长的热情款待，同时也认识了刘本森教授和他的高足刘世彬同学。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目睹的山东省档案馆小三线的馆藏情况，建议世彬对山东小三线早期建设中的民工问题着手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校园距离山东省档案馆单程需要近两个小时，我鼓励世彬每天一早去等着档案馆开门，下午和工作人员一起下班，争取充分利用每次去的时间。

冬去春来，兢兢业业的世彬顺利完成了他近十万字的硕士论文，同时他们师徒合作的文章《山东小三线建设中的民工动员》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5期刊登了。据悉这篇文章从投稿到出版，只有7个月时间。这样的出版速度，在历史学界实属罕见。我由衷地祝贺他们。不久世彬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生，师从中国当代史著名的学者韩钢老师攻读博士学位，继续走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

《孟子·尽心上》说君子有三乐，其中第三乐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近年来，我接触过的全国各地青年才俊的数量，远多于我在上海大学历史系那些有“名分”的学生。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也是属于年轻一代的。有机会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在春暖花开的时节里，面朝大海，开疆拓土，目睹他们逐步成为小三线建设和三线建设的研究生力军，何其幸哉！

除了培养学生，我的儿子也被我有计划带入小三线研究培养体系中。我曾经特意带着当年才读高二的儿子一起深入安徽泾县和山东蒙阴的深山沟，考察小三线旧址。记得那个晚上，在安徽泾县我们居住的农舍床板上，布满了一种我们父子从未见过的暗红色小虫子，请教房东后才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臭虫。

吕建昌老师、张童心老师、徐有威考察安徽霍山小三线工业遗产，图中机器为小三企业遗留当地的设备
(2018年11月·安徽霍山县东西溪乡)

儿子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跟着爸爸走小三线》，他眼中的小三线和我们这些小三线研究者是这样的：

在山东蒙阴小三线，我们住的地方属于岱崮地貌，四周的丛山就像一座座高山城堡，戴着平顶帽子，构成一幅奇异的景色。旧时的军工厂工人宿舍经过精心修复，成了古朴典雅的招待所。当地人别具匠心地在这些房间的墙上糊着1978年的旧报纸——《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即使岁月已逝，但旧址的重建与装饰，也能激起我们对小三线建设的认同之意。接待我们的叔叔伯伯们都很热情，他们和爸爸沟通有关小三线的各种问题。我虽然没有全部听明白，但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坚定的：不要让这段往事烟消云散，要让更多的人铭记、缅怀这段艰辛又光荣的岁月。

“95后”儿子的文字虽然稚嫩，但这是他的心声。他是我现在这些“00后”学生的同龄人，也是40多年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获益者。在深入小三线乡间旧址的同时，我也带着儿子去北京采访一位当年亲历上海小三线调整的领导，让他有机会旁听上海小三线调整的高层决策经过。借助小三线这个切入点，我带着他游历中国的东西南北，目睹中国的方方面面。

胡庆澧与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前左)合影

1954年12月27日，傅雷在给已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的家书中说：“你浑身都是青春的火花，青春的鲜艳，青春的生命、才华……是你一生之中的黄金时代。”傅雷希望儿子好好享受、体验，给一辈子做个最精彩的回忆的底子！我由衷希望，安徽泾县农舍密密麻麻的臭虫，山东蒙阴深夜凄厉的沂蒙山风，成为儿子和作为同龄人的我这些学生最精彩回忆的底子，陪伴着、激励着他们摒弃“冷气”，昂首阔步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