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间到解剖台：生命终结后，他们成为医学生的“老师”

主笔 | 张榕潇   报道 | 张淑凡 赵安琪  编辑 | 方一湾 徐驭尧

从太平间到遗体告别仪式，捐赠者家属王荣多次嚎啕大哭，家人只能不断劝慰。女儿扶起母亲，对遗体接受站的工作人员说，“爸爸就交给你们了，谢谢啊，谢谢。”

 在遗体接受站工作近十年的丁晓明去年接收了286具遗体，有时候会从天没亮的凌晨一直接到天黑。面对家属的情绪，他坦言：“看到这个，你说我难受吗，难受……（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要正常完成。”

“人体科学馆”位于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东九号楼四楼，400平方米的房间陈列着各种人体标本，这些藏品回溯了人类探索自身奥秘、医学不断进步的百年历程。

而人体科学馆的背后，是复旦师生的无私奉献：上海医学院谷镜汧教授“文革”时惨遭迫害，身患重病仍不忘兑现捐献遗体的诺言，靳安庸老师一家15口均办理遗体捐献。馆内，还有老校长谢希德的遗体捐献志愿书，她和丈夫在过世后均选择将遗体捐献用于科学研究。

多年来，像谢希德、谷镜汧这样的遗体捐献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将自己的遗体贡献出来，留给病人、医生和研究人员，用作器官移植、解剖教学、病理研究。他们以此向世人证明：生命的存在不止一种方式。

解剖课上的“大体老师”

4月19日，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东一号楼内，2016级临床医学五年制本科生的局部解剖学课程（以下简称“局解课”）正在进行。实验室里，四个学生一组，两个小组共同解剖一具遗体。学生们围坐在解剖台前，静听讲解。讲台上，授课老师刚刚讲完了腹部脏器解剖，她竖起一根手指，提高了音量：“好的外科医生是什么，是（做手术）血流的少！这个你从韧带切下去，就会减少流血。”

讲解结束之后开始解剖。本节课学生们的任务之一，是寻找并观察老师介绍过的结构。他们拉开裹着尸体的袋子，皮肤略显灰色的遗体露出来。

腹腔在上节课解剖时已被打开。一双手扒开皮肤，用血管钳夹住，防止其合上。其中一个学生找到了肝，六七只手伸上去，几根手指抚摸肝表面。

“这是脏腹膜吧？”

“那这是什么？”

又一根手指挤进来，“哎，不是，那是肝镰状韧带。”

2016级临床医学五年制本科生傅敏杰在游离腹直肌。他左手拿镊子，右手持剪刀，熟练地开合剪刀，将两层组织分离开。此时是四月中旬，解剖课即将结束，随着课程的推进，遗体渐渐变得破碎、干瘪。

每年的第一堂局解课，任课老师都会带领学生们向捐献者默哀一分钟。这些未来的医生们，面向躺在实验台上的“大体老师”，每人手持一支白菊，静默地低下头。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以下简称“解剖系”）教授张红旗已经教了三十多年的局解课，在每届学生的第一堂课上，他都会告诉学生们：“今天给你们授课的，除了我，还有其他几位老师。这些静卧在解剖台上的，也是你们的老师，我与他们的区别就是，我站着，他们躺着；我说话，他们无语。他们是我们的无语良师。”在局解课中，肉眼看到的整体器官是大体形态结构，因此将尸体标本称为“大体”。学生们称遗体为“大体老师”。

在张红旗看来，通过局解课上的亲手解剖，学生能够了解某一区域的层次、器官的形态、位置、毗邻、血液供应等，“只有了解了正常，才能指导什么是异常，学好解剖学是未来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必备条件。”

张红旗举例说：“你当医生，病人告诉你，‘我肚子疼’，那你必须知道疼痛的区域是什么器官，比如是阑尾，是脾，是胃还是肝等。”

为了防止天气炎热导致遗体腐烂发霉，本科生局解课一般在春季学期开课、四月下旬结束。课程开始前，为了保护捐献者隐私，解剖系老师朱克明会将每具遗体的面部用黑色塑料袋遮盖好。最终，遗体会被放入保护袋中，运送到实验室，成为“大体老师”，同学生见面。

对于解剖的学生而言，“大体老师”是学习和了解人体构造的好老师。而对于这些捐献者的家人来说的，从活生生的人到一具人体标本，则意味着一场痛苦的生离死别。

“爸爸就交给你们了”

在徐汇区医学院路138号复旦大学枫林校区内，两层红色小楼旁常年停着一辆三厢汽车，它的使命是运送捐献者遗体。车身全黑，只有侧面有一行红色的字：复旦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1982年，上海市在复旦大学等六个医学院校建立“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复旦大学由此可以接收被捐献的遗体。

后备箱的四个车窗都有黑色遮光膜，多数时候是紧闭的，不过偶尔，透过小窗缝隙可以看到后备箱的情景：跟救护车的车厢差不多大，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一副铁质担架。坐在座位上，可以清楚地听见身后铁担架随着颠簸发出的清脆声响。

3月12日，丁晓明和高晓宏开车去某医院接收遗体。在遗体接受站工作，他们的手机需要24小时保持畅通。高晓宏一天接十几个电话，忙碌时甚至出现幻听，“总听见铃声响。”凌晨被叫起床去接遗体已是家常便饭。丁晓明在遗体接受站工作近十年，他记得很清楚：“刚开始工作时，每年接受的遗体只有100多具，这个数字逐年增长，去年已经达到了286，有时候，从天黑接到天黑。”

四十分钟后，车到达医院，遗体捐献者的女儿和女婿正等在太平间办公室门口，遗体捐献者的老伴王荣站在办公室里，手里拎着一个布包，神色悲戚。高晓宏开口问了一句：“请问死亡证明带来了吗？”然后指导她在捐献遗体接受证明上签字，交代证件办理事宜等。

手续办得差不多，丁晓明走进隔壁太平间，两个三层冰柜并排放着，管理员拉开其中一个柜子，被蓝色保护袋包裹着的遗体露了出来。两人合力将遗体抬到旁边的小车上。冰柜里，大大小小的硬币铺满一层，根据传统，这是用于打点“黑白无常”和“阴间小鬼”的。

丁晓明推着小车走向电梯，轻声说：“家属送一送吧。”王荣突然往前一扑，弯下腰将脸贴近丈夫头部，大声号哭：“老公啊，我以后就不能照顾你了啊！”丁晓明不说话，抿着嘴快步拉着小车走进电梯，王荣保持着弯腰的姿势拽着小车进了电梯。电梯里无人说话，只有王荣拖着哭腔，用上海话低语：“老公啊，老公啊……”

丁晓明和高晓宏熟练地将遗体放入后备箱的担架上。车门关上，女儿忍不住啜泣起来，女婿把她搂在怀里。看着车里的遗体，王荣问：“你们怎么处理我老公啊？”

“解剖教学或者供医学研究。”高晓宏回答。

王荣急急追问，“是不是要分成几块啊，我年轻的时候见过的，一条大腿。”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王荣略一停顿，好像想起了什么，“那是先要把他泡起来吧？”

高晓宏不负责遗体的用途调度，他只能凭经验告诉家属，遗体可能会被浸泡处理。

“可是我老公怕水的呀，他不会水的呀。泡着他会害怕呀。”

“做防腐处理只能泡着。”

王荣皱着眉，望着身着白大褂的高晓宏，顿了顿说：“哎呀有什么办法，捐了，已经捐了，这就没办法的呀。”高晓宏照例询问他们是否要保留骨灰，王荣抬眼看了女儿女婿一眼，女儿表示不要，她也轻轻摇了摇头。

车子开动后，王荣一行三人注视着车子转头，经过身旁时她好像想要追着看一眼后备箱，但黑色的遮光膜遮住了她的目光。她走了几步，停下来，两眼不知道往哪里看。

回到接受站后，丁晓明拉着小推车进了告别厅。他不开灯，快速将推车放在告别厅一端，拉上窗帘，便走出来锁好门。“其实有时候凌晨接了尸体送到这边，黑乎乎的，你说怕不怕，确实是怕。”丁晓明干笑一下，“但是我不信神，不信鬼。”

告别：“让我最后看一眼！”

第二天，遗体接受站循例为捐献者举行了告别仪式。告别厅一片黑暗，墙上LED屏的字体闪着红光：xxx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承载遗体的小推车停在一个高约10厘米的平台，正对着遗体的是一个小置物台，用来放捐献者的遗像，上方的LED屏显示捐献者的名字。一对LED屏挂在两旁：“爱心与天地共存，精神与日月同辉。”

王荣、女儿和女婿三个人一袭黑衣，系白腰带。王荣头上戴着一朵小白花，站在最前面，时不时看看遗体，神情依然有些悲切。包裹遗体的蓝布已经拆掉了，遗体脸上盖着一层薄布。丁晓明说，化妆的时候发现，遗体的脸上已经“蜕皮”了，不想让家属看到。女婿不时揽住女儿的肩膀，让她靠在怀里。

下午两点，告别会正式开始。丁晓明主持，宣布仪式开始之后打开了音响，哀乐声在告别厅里响起，“全体鞠躬！”他对着成排的人们宣布，接着，跟着人们缓缓向遗体鞠躬。在家属致谢环节，女儿打开一张纸，转过身面对人们，深鞠一躬，开始朗读，她不停抽噎，甚至连不成句。王荣听着，微微颤抖。

最后，伴随着哀乐，家属和朋友对着老先生三鞠躬，做最后的告别。刚刚还克制着没有哭出声的王荣，突然爆发，她冲到推车旁，扶在丈夫头边，头靠在手上，放声大哭：“老公啊老公，你以后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旁边的亲戚挽着王荣的手臂，不住地掉眼泪。告别厅里，哭声和喊声交织在一起。丁晓明站在她们身后，双手下垂放在身前，面容平静，一动也不动。

所有人都围着遗体走完了，王荣还在恸哭，亲戚们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将她拉走。女婿取出毛巾和糖果分发给参加者，“这是上海的一种习俗，我觉得，毛巾的意思是让你擦干眼泪，糖果则是让人感到甜蜜，忘记这苦涩。”高晓宏解释。

“让我最后看一眼！”王荣又来到了遗体旁，她想拉开盖在遗体脸上的白布，但是被女婿拉住了。王荣慢慢跪下，朝遗体磕了三个头，又慢又沉重，白发几乎挨在地板砖上。女儿和女婿同母亲并排跪下，一起磕头，然后迅速起身，拉走了母亲。红着眼圈的女儿边走边转过头朝着丁晓明，“爸爸就交给你们了，谢谢啊，谢谢。”

丁晓明回到楼上的办公室坐下：“看到这个，你说我难受吗，难受。”他低下头，“但是看得多了，泪点也高了。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要正常完成。”

老先生的遗体被专人接走并送入冰柜冷冻，供不久之后的培训班医生解剖学习，不需要防腐处理。根据工作要求，接受站人员不得将遗体处理具体情况告诉家属。王荣不会知道，她那怕水的丈夫将永远不被浸泡。

从无到有，医学解剖在中国的百年历程

来到复旦，遗体除了供培训班医生解剖学习，还要用于日常教学和科研。遗体一般有两个去向：送到解剖系，或者在病理系进行病理解剖。

在解剖系，除了在临床医生培训班中使用的近20具遗体，每年大概需要100多具遗体供修读局解课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局解课的遗体需要经过处理，一般浸泡一年以上才可以使用。

病理解剖需在捐献者死亡后的48小时至7天内完成。病理学系副教授吴慧娟介绍，全系每年要解剖近40多具遗体，修读病理解剖的本科生、病理系的研究生和住院医师均需要观摩或进行具体的操作病理解剖。

解剖系主任周国民认为，“没有解剖就没有医学，没有遗体就没有解剖。”

一百年前，中国人还完全不能接受通过切割遗体进行医学研究的方式，更别说将自己的遗体捐赠出来用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在中国首创此项工作的，是清末著名的医学家、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伍连德。

1910年11月，死神的阴影笼罩在哈尔滨上空——一种由西伯利亚地区传入东北的鼠疫在哈尔滨城内爆发，数以千计的人感染，平均每天死亡五十余人，最多的一天死亡高达183人。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甫到东北，伍连德就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对部分遇难者遗体进行解剖。清末民初，解剖遗体被认为是“侮辱尸体”，不被政府允许。但为了东北千万居民的生命，伍连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1910年12月27日，伍连德带着助手对一位死者进行解剖，这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

 通过解剖积攒的第一手资料，结合自己本身具有的公共卫生等知识，伍连德在四个月内成功扑灭了为祸一时的肺鼠疫。1911年4月，在沈阳召开了有英美日等11个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

 在伍连德和当时中国医学界的连年呼吁下，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解剖条例》，明确人体解剖的目的为研究病源和医学实验——当时的遗体多来源于死刑犯；辛亥革命后医学院迅速增加，遗体数量难以满足它们的教学和科研要求，医学院校只好另觅尸源。上海医学院曾向政府申请使用无名无主尸体。在此之前，一名中学生物老师因捡拾无名死婴做标本而被冠以“侮辱尸体”的罪名，进了监狱。

 七十年前，上海医学院王有琪教授在《申报》上发表文章《解剖学会争取尸体》，表示学校缺乏用来解剖的尸体，呼吁政府给医学院提供尸源。当时年仅35岁的上海市民徐益勤看到文章后，立即致函上医，表示愿意死后捐献遗体，并预立遗嘱：“本人不论在何时何地逝世，均请将经过通知上海医学院领尸，供解剖之用。”半个多世纪之后，102岁的徐老先生于2015年辞世，家人遵循其生前的意愿，捐献了他的遗体。

并不顺利的“另一趟旅程”

根据人民网报道，截止2017年底，上海市遗体捐献累计登记达47737人次，其中9987名捐献者实现了捐献意愿。登记数与实现数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吴慧娟和朱克明分别表示，目前复旦大学医学院病理系和解剖系的遗体，基本能满足教学需要。

这有赖于接受站的工作。1982年至2015年，一共有3321位捐献者被接往复旦大学，开始了“另一趟旅程”，数量居全国各遗体捐献接受站首位。

然而，在遗体捐献工作中，捐献者的“另一趟旅程”依然会遇到不少阻碍。高晓宏介绍，某些医院太平间由专人承包，主要靠推荐殡葬服务、卖墓地挣钱。而被捐赠的遗体火化入土都由红十字会负责，太平间无法从中赚取利润。因此，一些管理员会催家属把遗体拉走，无奈之下，家属可能选择直接火化。高晓宏曾在凌晨一点接到家属的电话，被告知去接遗体。在太平间管理员不停的催促下，家属每隔一小时打电话来催，他只好在三点起床，打车到学校，再开车去医院。

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生前的捐献愿望。有些上世纪八十年代登记过的志愿者，按照年龄计算，如今已一百一十多岁了。接受站推测老人可能已经去世，但出于对捐献者的尊重，他们不能打电话询问。高晓宏还曾把已经拉回接受站的遗体重新送回殡仪馆，因为死者的丈夫不同意，“我儿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怎么就把人拉走了，谁允许你这么做的！我要投诉你！”而他那“不懂事”的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

实际上，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的行列，上海市红十字会和复旦大学做了不少工作。高晓宏介绍，区红十字会会打电话或者上门慰问捐献者家属，复旦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会给每一位捐献者送上捐献证书和纪念品。以前，工作人员会用捐献者头发盘成卒年数字，放在玻璃盒中。现在，新的纪念品是一个琥珀色的小纪念碑，上面可以镶上捐献者的照片，以供追思。

每年的遗体捐献者纪念日，红十字会组织都会开展宣传纪念活动，医学生们来到福寿园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处祭奠。在那片草地上，一块块石碑围绕纪念碑排开，刻着从1989年以来遗体捐献者的姓名，谢希德校长的名字也在其中。

每次局解课结束之后，医学生们都会给这些“大体老师”亲手写一封信，集结成册。在信中，他们用文字和图画表达感谢。基础医学院2014级本科生努尔米拉写道：“您把自己的躯体献给医疗事业，依然延续着您生命的价值……是您让我们懂得了‘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 ”。

捐献者老先生的告别会结束，他的老伴在亲戚的搀扶下离开，脸上的泪还未擦净。

约一个小时后，一位老太太来到小楼前，她理了理橘色大衣，将一丝白发撩到头后，有些兴奋：“请问这里可以捐遗体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她舒了一口气，“终于找到了，我从中山医院一路找过来的!”谈起捐献遗体的原因，她笑起来：

“我女婿的父母都捐了遗体，我也想捐献。”

“您知道您的遗体，会用来做什么吗？”

“不就是解剖嘛，我不怕！”

一位志愿者的遗体捐献志愿书上，有这样一段誓言：“我愿死后将自己的遗体贡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不论供器官捐献、病理解剖，还是医学教学使用，都是心甘情愿，（毫无保留地）义务贡献。”

高晓宏，丁晓明，王荣为化名

感谢周国民教授提供资料

文中图片除注明署名外，均为张榕潇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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