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浮梦录︱躲在角落里的美国

现代中国人都知道，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遭到了英法联军的焚烧和洗劫，历经沧桑，如今只剩大水法等处的断壁残垣横卧园内，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叙事上的一个惨痛的注脚。（上图为笔者2003年摄于大水法遗迹。）

在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诸多历史叙述中，英国和法国一直担当着侵华殖民主义的主角，被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以一篇《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钉在了耻辱柱上；俄国因为趁火打劫攫取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其侵略者的身份也不遑多让。唯独美国这个英法俄的合伙人，一直静悄悄地躲在角落里，一般的叙事中都难以窥见其踪影，但实际上，美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源起有着比其他三国都更密切的关系。

《望厦条约》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起源于中外有关修改条约内容而起的纠纷，而此种纠纷的源头恰是1844年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全文34款，第34款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这虽然是赋予美国的修约权利，但英法等国通过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内的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也和美国一样自动获得了十二年后同中国修约的权利。因此，英国于1854年提出了针对《南京条约》的修约要求，法国和美国则于1856年提出修约，彼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转而向东扩展，也插进三国来一同要求同中国修约。

这场中外交涉，最终在英法俄等国的殖民主义开始向亚洲地区高歌猛进的时代大背景下，通过1856年10月广州河上的“亚罗号”事件，以及驻扎广州的两广总督叶名琛（1807-1859）等人强硬的对抗“外夷”的外交对策及对方的反弹，演化成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重要，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也是清代中国第一次面对西方联合起来的殖民主义。

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后被英军送往加尔各答，于1859年4月客死彼处。清代薛福成（1838-1894）评论当时叶名琛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这一评论可谓十分苛刻，对后人去客观地认识叶名琛形成了很大的误导。

这场战争的西方一侧，以英法联军为主力，他们是登陆广州、天津等地同清军作战的前线部队；美国和俄国属于助阵，冀得渔翁之利。英法联军于1857年12月28日攻陷广州城，翌年1月5日俘虏了总督叶名琛和其属下以及几十箱中方档案，并很快把叶总督送往印度的加尔各答。随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乘坐军舰一路北上至天津大沽口，在同清廷谈条件失败后，英法联军于5月20日攻陷了大沽口，迫使北京朝廷派遣大学士桂良（1785-1862）和吏部尚书花沙纳（1806-1859）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于6月13日到27日两个周之内，同美、俄、英、法分别签署了和平条约。

在中英、中法、中俄条约内，最后一条均规定在本国批准条约后于第二年即1859年到“大清京师”即北京换约，但中美条约的最后一条内只说明两国次年换约，却没有明确换约地点。

1858年6月18日签署的中美天津条约最后一款即第30款，除了赋予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之外，只规定了次年换约，但未指明在何地换约。美国并未就此提出异议。

美国的中立政策与自由贸易

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是列卫廉（William B. Reed,1806-1876）,于1857年刚刚赴任。此前五年，他一直在费城担任地区检察官，对中国情形并不熟悉，但对美国对华政策以贸易为中心这一点，他把握得很好。上任后，列卫廉在外交上坚持走中立道路，和当时的俄国一样扮演着英法与中国之间的调和人的角色。

美国的这种立场，在列卫廉于1858年2月10日致北京朝廷的一封长篇照会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彼时广州城已经被英法联军攻占，对中国而言形势不可谓不危急，列卫廉起草照会的目的就是敦促北京政府及早派钦差大臣到上海，同英法以及美俄四国讨论修约事宜。

在这封照会中，列卫廉首先强调说原两广总督叶名琛办事不周，英法迫不得已诉诸武力占领广州，但美国并没有和他们站在一起来与中国为敌，“美国追求和平与中立，此系建国之父们的箴言，亦是美国之传统，故而美国拒绝参与到任何与中国为敌的队伍之中，不管这种敌对是针对中国的哪一部分”。

列卫廉建议北京朝廷及早与西方各国修约，换取和平。他强调说：“这一和平的首要的成果，就是中华帝国的所有部分的完整，包括从中央到边疆，这也是美国及其代表们内心素所追求的。外国的荼毒与[中国]社会的混乱，将同样不被我们所接受……贸易自由是对那些实现自由贸易的人们的最佳保护措施。”列卫廉的根本目的，说到底是要清廷开放市场，达成对华自由贸易。至于这样做是否可以称得上是爱好和平，或者受基督教的影响仁而爱人，我们可能要问问当时正在广州热火朝天地做鸦片烟生意的美国商人们了。

41年后，即1899年9月到1900年3月之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1838-1905）等人在对华政策上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Open Door）政策，试图使获取在华“势力范围”的列强彼此之间达成利益各持、机会均等、互惠均沾的态势，以期避免中国局势失控，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国利益。揆诸历史，“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一夜之间偶然产生的，其理路至少可以追溯到1858年列卫廉时期的对华政策。

美国卡通漫画家J.S.Pughe 1899年8月23日发表于漫画杂志Punk （意即顽皮的小妖怪）上的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漫画，题为“Putting His Foot Down”（“必须要做”）。

无论是列卫廉在1858年，还是海约翰在1899和190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寻求自由贸易，确保其在华商业利益。而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之一是在远东地区没有像英法那样的军事力量，亚太地区也不是当时美国国际外交舞台的重点，虽然这种局势在美国于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抢占了菲律宾群岛之后，开始逐渐发生改变。

在具体操作上，美国每次都会联合其他国家，奉行一种建立在口头好人（即lip service）和利己主义基础上的联合外交：列卫廉的照会并不是单独递交的，而是和英、法、俄三国的长篇照会一起递交的；“门户开放”更是联合了所有在华有“势力范围”的殖民主义势力。虽然每每将中国的领土完整挂在嘴上，事实上列卫廉的政策丝毫未能阻止英法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和蚕食，而海约翰的政策也不曾成功维护在华列强之间的均势以及改变中国主权风雨飘摇的状态。

在列卫廉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整整160年之后，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在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做了一次题为“当前政府对华政策”（“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的发言，综述了当前以特朗普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中，彭斯回顾历史，说当中国在那“一个世纪的羞辱”（指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年之间）中备受侵凌压迫之时，美国拒绝加入[压迫者的队伍]，而是推行了“门户开放”政策，“这样我们就得以同中国保持更自由的贸易，并且维护了他们的主权”。对美中历史的这一骄傲解释，可谓列卫廉1858年与海约翰1899年的政策的合一与重复，而美国对在华“自由贸易”的追求，百余年来从未改变。彭斯先生还回顾了美国成立初期和中国做的人参和皮毛贸易，但并未提到鸦片贸易——或许他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先生在华府哈德逊研究所做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讲，阐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行的强硬策略。 

回到1858年。列卫廉的照会，通过两江总督何桂清和江苏巡抚赵德辙，连同英国、法国、俄国的长篇照会一起，于1858年3月10日以致大学士裕诚的名义递到了北京。中间，何桂清和赵德辙收到照会以后，先行拆阅，认为叶名琛办事不善的确不容否认，但“该夷之猖狂，亦已自认不讳，深堪发指”。在这种情形下，北京并没有对列卫廉照会中表示的美中要“和睦为贵、不分彼此”的一套说辞，产生任何的好感；至于列卫廉要维护中国完整的那一部分内容，中文本里根本没有翻译。在北京看来，“米夷”与“英夷”、“法夷”、“俄夷”一样，并无区别，都是闯到天朝家门口的猖狂之徒。

战事复起与美国角色的隐退

1858年6月天津条约签订后，四国公使陆续南撤，美使列卫廉也回到了美国。

一年以后的1859年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携带本国批准的条约，抵达天津大沽口，要求进京换约。清廷要求三国公使由北塘登陆，在清军保护下前往北京换约。对此提议，新任美国公使华约翰（John Elliott Ward，1814-1902）表示接受，愿意遵从北京的指示前往换约，但英法两国公使拒绝接受北京的方案。6月25日，英法两国执意要进入天津北河口，但在大沽口外海面遭到了亲王僧格林沁所部的炮击，死伤惨重，狼狈逃回上海。

美国公使华约翰

英法的惨败激怒了伦敦和巴黎，年底两国再次派遣以额尔金伯爵（Earl Elgin，系第八代伯爵，本名詹姆斯•卜鲁斯,1811-1863年）为统帅的联军，于1860年7月攻陷北塘和大沽口炮台，并于10月13日占领北京，十天后签订了新的条约，完全确认了《天津条约》有效，并附带一系列新条文，形成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

圆明园就是在其中的18日、19日两天被联军焚烧的。下达命令的是领军的额尔金伯爵，直接原因则是清廷虐待英法俘虏，据说在中国方面送回的俘虏尸体中，有人面目全非、死状凄惨。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亨利•洛克（Henry Brougham Loch），也是幸存的被俘人员之一，虽然他本人在北京监牢内并没有遭到虐待，但他在1869年于伦敦出版的陪同额尔金伯爵使华的自述中，记载了北京虐囚与英军焚园之间的关系。

咸丰皇帝在户部尚书宝鋆所奏的圆明园遭英法联军焚毁的奏折上写的长篇朱批，气急败坏地说宝鋆没有前往救护，说宝鋆“不知具何肺肠，实我满洲中之弃物也”。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在圆明园遮天蔽日的浓烟之中，大清国投降了。咸丰皇帝早早跑去了热河行宫，留下他的六弟和硕恭亲王奕䜣（1833-1898）在北京对付外夷。不到一年的光景，咸丰帝就死在了热河，留下了偌大一个烂摊子。起来收拾这个摊子的，恰恰是被他抛在北京的六弟恭亲王，连同七弟奕譞（1840-1891；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以及两个新晋为皇太后的嫂子——慈安和慈禧。这几个人旋即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政变，处理了八个咸丰帝遗诏任命的辅政大臣，共同扶植慈禧5岁的儿子登基，即同治皇帝。

随后，大清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广设兵工厂，建设新海关，学习西式外交，接触国际法，成立同文馆，并镇压下去了太平天国，等等，史称“同治中兴”。在这场“中兴”之中，美国人也和英国人、法国人等一样，积极参与了很多。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半截，美国没有与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实际上也没有参与天津以后的军事行动，原因正在于美国当时的新任公使华约翰于1859年7月份，遵照了北京的指示，从天津北塘登陆，顺利进京与中方做了交涉。倘若这个过程进行的不顺利，北京条约的谈判桌上就要增加美国席位的，即便是美国已经身处本国内战的前夜。

但是，顺利进京的华约翰却没有能够亲自觐见咸丰皇帝，也没有能够在北京换约，只是把国书由中国的钦差大臣转交给了皇帝，回到天津北塘之后在北塘驿站和直隶总督恒福举行了简单的换约。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出在了觐见在中国皇帝的礼仪上，即三跪九叩头，这一点我们下章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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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