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富矿《企业、人群与社会》序

三线建设，是1964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作出的以备战为中心的工业交通、国防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经济战略决策。到1980年，三线建设跨越三个五年计划，覆盖当时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投资2052亿元，动员上千万人，建成了2000多家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之后又经20多年的调整改造，到2006年调整改造结束，前后共42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重大事件。

三线建设，也是新中国史上涉及学科范围最广泛的宏大建设战略，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外交学、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学科。然而，虽然三线建设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总体上来说仍然不尽如人意。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他方面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还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三线建设以军工为主（包括电子工业及军工配套，军工投资占总投资的68%）的保密性，及其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三线建设决策和企业的档案资料的公开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制约了三线建设研究的全面开展。因此，我总是对想要选择三线建设为方向的研究生和年轻学者说，要谨慎考虑，充分估计资料收集的艰巨性。那么，今后拓展三线建设研究的突破口应该在哪里？政治、经济方面继续深入与拓展研究是必需的，外交、军事方面因受到限制而难以有新的拓展。近年来，我欣喜地看到，以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和四川外国语大学张勇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在三线建设研究上取得了许多丰硕新成果，回答了这个问题。

徐有威教授的三线建设研究起步较早，在21世纪之初即组织了全国性质的三线建设研讨会。他的研究以小三线建设为主，从资料收集整理入手，拿下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后和我一起主编了9辑《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和其他重要档案及口述史资料，成为三线建设研究的主力军。张勇教授的三线建设研究，他自己说，是从2012年开始的，至今已有十余年了。他和他的团队以全国三线建设为对象，以西南大三线建设为重点，针对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企业、社会进行深入观察和理论解析，编写出版了《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一书，发表了数十篇研究文章，成为三线建设研究的后起之秀。就社会史角度的三线建设研究而言，这两位学者可称为“东徐西张”。

陈东林（中）与张勇（右一）、王春才（右二）、徐有威（左二）、晁丽华（左一）会议期间合影（2013年12月）

现在，我又看到了张勇教授的新作《企业、人群与社会：三线建设的多维书写》。他邀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老实说，研究三线建设30多年，也负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出版）中1956～1978年22年的撰写工作，但我对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手段没有多少发言权，更没有资格评论张勇教授这部以理论见长的著作，只能从大作的题目中的“企业、人群与社会”入手，谈些自己的认识和感想。

一、三线企业，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宏大社会组合

三线建设不同于以前的东部沿海建设，也不同于围绕城市的工业建设，更不同于依靠苏联援助的156个对外引进项目的建设。它在企业布局、结构方面，具有符合中国农业大国、幅员辽阔、东西部差别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特殊价值。

据1984年三线企业普查统计，西部“八省一市”共建成1945家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其中，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展现，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仅占7%。由此可见，三线企业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基本上是发挥了作用的。

这些企业在建设过程中，有不占用大城市用地和宝贵耕地、减少城市污染的现代分散工业布局；有搬迁、新建、改建成攀枝花、绵阳、六盘水、金昌等地60多个新兴中小工业城镇，带动西部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有通过成昆、湘黔、焦枝等十几条铁路干线缓解西部地区交通阻滞、运输困难的交通线路大建设；有因地制宜，将钢铁、煤炭基地就近建在资源产地的“两基一线”布局；有在西部地区优先发展能源和原材料生产，为以后东部地区发展提供充足动力的超前能源优先战略思考；有与当地农村相结合，振兴乡村经济的广安“厂社挂钩”经验……

                                                           攀枝花市

毋庸讳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存在着布局过分强调政治和备战需要，摊子铺得过大过急，造成严重浪费的教训。近2000家企业的设计、建设、生产，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十分宝贵的。如果得到挖掘、整理、研究，必定会对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战略产生重要的影响。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西部布局了一大批重要产业和企业。三线建设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的宝贵财富。“一大批”“顶尖”“宝贵财富”，代表着党中央对三线建设的高度肯定和对三线地区的再度关注。

二、三线企业与社会，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城乡接合的特例

三线企业是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特殊单位社会，它是在备战背景下由国家主导形成的“嵌入式”单位组织。三线企业的选址和搬迁，则经历了三线企业与中央部门、地方政府长期的博弈过程。三线企业与地方社会虽时有互动，但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与对立，加之军工特殊单位组织的社会特性交织作用，导致它与周边社会区隔明显。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区隔才逐渐消失，三线企业和“三线人”更多融入地方社会中。通过研究三线企业的人事和单位来往，可以窥探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与土客关系的演变。

三线企业的兴建，给地方社会带来了交通、邮电方面的大规模发展。比如成昆铁路，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20世纪80年代在大小凉山的考察，其使得川西地区的丰富农产品能够外运，从奴隶制转变而来的落后社会形态随着大批现代工业技术人员的到来，有了显著的改变，实现了50年的飞跃。攀枝花、六盘水，过去是不毛之地，攀钢、水钢的建立，使得百万人以上的新兴工业城市拔地而起。总的来说，三线企业中，资源型、公共服务型的工程，如铁路、矿山、水电站、油气田带来的地方社会变化显著。但是制造型工程，特别是军工制造企业，由于其保密性、产品与社会的不兼容性，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有限。如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在80年代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但对周边地区严格保密，被称为“卫星上天，刀耕火种”。大小凉山的农业仍然普遍使用牛耕人拉的落后方式。许多三线地区的社队和人群，不仅难以借助三线企业的先进生产力，甚至直到企业搬迁后人们都不知道其是生产什么产品的企业。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于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下由国家根据备战需要进行的“钉钉子”式的定点投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能够更多考虑辐射、带动周围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如果能够采取“种树”方式，生根发芽，共享“阴凉”，融合地方社会和经济，则会好得多。当然，在四川广安，创造了“厂社挂钩”的经验，但推广不多。

                                                    贵州某三线企业住宅区

三、三线移民，是新中国史上的重大社会议题

三线建设产生了数百万的内迁移民，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有组织移民活动。移民经历了迁入初期的困难之后，在饮食、语言、风俗习惯、文化娱乐、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文化适应，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线移民文化和厂矿文化。改革开放后，三线移民及其后代面临着离去、留守及返回家乡等多种选择。虽然三线移民自身的地域身份认同存在差异，但他们的群体身份认同却较为一致，并通过一系列行动来强化“三线人”的身份认同。

                                  一位由上海迁入并留在重庆生活的三线移民

三线地区又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交织和重合。如贵州黔南、黔东南、乌蒙山、六盘水地区，四川攀枝花、凉山地区，少数民族种类多达几个到几十个。三线移民在民族融合、共同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这方面的大量政策和互动，可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融合方面遇到的坎坷和发挥的特殊作用，是新中国社会史上最有价值的资料源泉之一。

三线建设布局选址、三线企业改造自然的生存发展及三线企业调整改造与脱险搬迁的档案反映了当时对中国社会结合地理环境的认识探索和改造努力。这是中国生产力布局中最有价值的结合地理环境的实践资料，十分珍贵。这里仅以对“胡焕庸线”的再认识研究来说明。

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6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绝大多数在西南地区，如“钒钛之都”攀枝花、“科技城”绵阳、“航天城”西昌、“江南煤城”六盘水、“汽车城”十堰、“重装城”德阳等。而西北地区成功的中小城市则较少。“胡焕庸线”的自然地理划分，是一个重要视角。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线”，其结论是：这条线的东南地区适于移民和生活生产，绝大多数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条线的西北地区，绝大多数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适于大量移民和生活生产。三线建设的工业建设和移民情况，证明这个结论仍然有效。

                                                           三线建设迁徙图

其实，在三线建设之初，1965年邓小平视察陕西、甘肃三线布局地区时就提出：西北地区农业十分落后，还没有解决养活自己的问题，不宜大量建设工业和搬迁人口。这也是三线建设元老宋平同志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提到过的：西北甘肃由于缺水，不仅三线企业生产用水困难，人的饮水也成问题，甚至有时连建筑用的和泥水问题都无法解决。在调整改造、脱险搬迁时期的档案则反映，许多西北三线企业搬到城市、河流附近，甚至搬迁到南方，才解决了自然灾害的困扰问题，取得了飞速发展。而西北地区在改革开放时期采取了退耕还林、保护生态的战略，沙漠变绿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方面，三线企业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差异，可以作为社会学、地理学研究的典型比较范例。

四、对“三线人”群体和三线英雄劳模的研究亟待加强

全国到三线地区参加建设的职工、干部、技术人员、解放军官兵，加上当地民工，将近上千万人，涌现出大批英雄模范和可歌可泣的事迹，凸显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家国情怀，铸就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其中，为三线建设牺牲的英雄烈士，有成昆铁路沿线30多座陵园中的1000多名铁道兵烈士，有重庆涪陵816地下核工程一碗水陵园中的76名烈士，有酒泉航天中心“东风英名墙”上的2483名东风革命烈士，有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马兰烈士陵园中长眠着的400多名有名或者无名的革命英雄……据估算，三线建设中牺牲的烈士多达上万人，限于历史条件，尚未整理出他们的事迹和生平。如果通过挖掘文献档案和口述史资料，将这些鲜为人知的事例与学习“四史”结合起来，将是当前最有创新价值的爱国主义教材，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取之不尽的鲜活源泉，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张勇教授带学生考察816地下核工程

2023年1月，经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有关部门的同意，在攀枝花市新建了“三线建设英雄纪念碑”。这是国家对三线建设和“三线人”的重要肯定，也给社会学研究三线建设提出了更为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上面几点，是我拜读了张勇教授的新作后，从企业、人群与社会对三线建设再思考后得到的一些感想。我希望，张勇教授和他的团队，以及全国三线建设研究者，都从三线建设社会的研究入手，开辟出一条新路，为2024年三线建设决策60周年纪念活动，献上一份厚礼。

谨以为序。

（本文原载张勇著：《企业、人群与社会：三线建设的多维书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序第1—7页。）

作者简介：

陈东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