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金庸 | 许礼平：“杂说三剑侠”

韩非子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但《史记》有《游侠列传》作为赞颂。唐后则有“剑侠”之称，是把“剑”作为行动的特征了。像鉴湖女侠秋瑾的小照就是拿着小刀的。她把革命精神和“剑侠”精神合一了。而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开始，更流行一种以“剑侠”为题材的“武侠小说”。

但回视建国之初，大陆武侠小说无立足之点。在香港，武侠文化因题材和手法的陈陈相因，亦不太受欢迎。而到1954年，却因发生了陈克夫与吴公仪在澳门擂台比武，当时更由何贤为公证。这事令罗孚灵机一动，立约陈文统以“梁羽生”为笔名撰《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连载，出奇地销量顿升。次年查良镛以“金庸”笔名撰《书剑恩仇录》，也在《新晚报》连载，由此，武侠小说和电影蔚然成风，经六十多年而未见颓势。

这六十年中，金庸是足为武侠文化的代表的。金庸1948 年由上海《大公报》派来香港。1952年筹办《新晚报》并任副刊编辑。1953年为长城电影公司撰《绝代佳人》及歌词。1955年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1956年为《商报》撰《碧血剑》。1957年离《大公报》入长城电影公司。1958年撰《射雕英雄传》。

武侠文化在罗孚的催生之初，香港《大公报》有称“三剑”，是陈凡、梁羽生、金庸。陈凡以《大公报》副总编身份分管副刊，金庸和梁羽生则是他手下的副刊编辑，后来三人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从1956年10月开始，但不足百日便结束，后来曾结集成书。而所谓“三剑”看来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三人均以写剑侠小说而见称于当时。这虽是小事，也足见当时的作者自矜和社会风尚，也可以说是金庸武侠小说事业起点的氛围。

后来金庸自己办《明报》，创刊的第三版就设小说版，该版的第一段通栏就是金庸的《神雕侠侣》，占位一千字。跟着的是宋玉《赤眉女杰》，白祺英《剑马纵横记》，另有图式武侠小说《双雄争霸》。这样更掀起武侠小说的声势。在《明报》出版的第六天，其头版更出现这样的广告：“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每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在丽的呼声银色电台广播。”从小说到电影、电台，这足令香港兴起武侠文化的高潮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武侠文化泯灭于大陆，却兴盛于香港，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武侠文化的始发点在于中共香港工委领导的左派新闻机构。但也悄然出现过危机。是五十年代末，吴南生招待香港电影文化界人士，包括金庸、夏梦、傅奇等。金庸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将武侠小说拍成电影，当时就有人反对，且对金庸的提议有所责难。幸得吴南生发声遏止。是吴南生一锤定音，令香港的武侠文化的高潮再延续多年。

就在吴南生“论剑”之后，李怡兄之尊翁李化便乘势创办峨嵋影片公司，改编制作金庸《射雕英雄传》（上下集，1958、1959）、《碧血剑》（上下集，1958、1959），梁羽生《白发魔女传》（上下集，1959），风行一时。嗣后长城的《云海玉弓缘》，邵氏等相继出品的许多武侠电影，雄霸一方，影响深远。追本溯源，是吴南生一语，带出了六十年的兴旺。

揆诸历史，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四季社”（法国的秘密革命团体，宗旨是以暴力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活跃于1837年至1839年）、“正义者同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流亡法国的德意志工人秘密革命组织）都是富于侠义精神的组织，带有民粹主义的味道，如“均贫富”、“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就很有水泊梁山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意味。其实马克思也认可过民粹党人的纲领。马克思主义之能传入俄国，更是民粹者的功劳。当然，“侠义精神”绝不能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相比，但两者的出发点和基础是相近的。

明乎此，老一辈共产党人热衷武侠小说就可以理解了。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初自延安寄书去苏联，给毛岸英毛岸青，当中就有《峨眉剑侠传》《小五义》《续小五义》《侠义江湖》等。贺龙睡的床做得很大，以便把书摆满半张床，就中即有许多武侠小说。而邓小平更是标准的武侠小说迷，习惯中午和晚上睡前半小时看武侠小说，尤喜《射雕英雄传》，所以1981年邓在北京接见金庸时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年三剑侠最早故去的是陈凡，那是1997年。到2009年梁羽生也故去了。2014年去的是罗孚，半年前逝去了吴南生，昨天，查大侠也大归了。“三剑侠”都已成了历史。

（本文部分内容节取自旧作《吴南生一语护持香港武侠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