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中期选举将会是美国进步派的一场虚假希望吗？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6日，美国中期选举将举行投票。在这场选举中，美国将重新选举国会众议院的所有435个席位、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4个席和39个州的州长。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其他公职与公共政策将被付诸投票决定。在特朗普上任两年掀起的种种政治震荡之后，这场选举可以视为是对其两年执政的某种评估，与未来美国政治的风向标。

围绕选举的动员拉票在美国一早已经展开。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评论人、知识分子都对选举结果、政治走向进行了调查、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围绕投票的预测更是俯拾皆是。在这些预测分析之外，中期选举和美国更长时段政治走向，政经脉络的关系又是如何？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就这些问题与三位长期关注美国政治的研究者聊了聊。

在三位研究者中，卞中佩是德州农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长期关注美国政经关系。赵蒙旸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关注美国右翼政治与社会运动。张跃然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生，关注美国劳工问题和政治。

一、选战之外，什么被忽略了？

澎湃新闻：特朗普上台已经两年了。他的确像当时很多人猜测的那样，极大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现在中期选举临近，很多媒体文章都认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翻盘的可能性很大。你们觉得这种预测会实现吗？

赵蒙旸：目前的预测大多是参议院不可能，众议院看运气。而且所谓“翻盘”，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实际上支持率有多少，二是这次的投票率是多少。后者非常复杂，目前各家调查的数据差异不只是一点点。比如，18-29岁的人中，肯定投票的比例，9月时盖洛普基于固定电话和手机调查的数据是26%，但是哈佛政治研究中心根据网上样本的数据认为是40%。差异非常惊人。但现在一些地区的预先投票数据已经曝光，在田纳西、德州、亚利桑那等竞争激励的州，年轻人的投票比例确实有极大的增长，佐证了一些乐观的预测。而至于支持率，很多对选情激烈难分胜负的地区的预测误差可能性基本都在4%到5%，都超过了两党候选人的预测选票比例差。也就是说不确定性很大。

卞中佩：众议院是民主党占优势，参议院是共和党有赢面。但这又牵涉到选情评估的问题。各家的选情评估，其实都是民调加经验来进行评估，来看一个选区是偏向民主党、拉锯还是偏向共和党，这里面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从选情评估来看，民主党在参议院上要很拼，比方说田纳西州、得克萨斯州这两个要拿到都很有难度，尤其是后者。

澎湃新闻：在2016年的大选中，桑德斯打出民主社会主义旗号，与建制派的希拉里争夺党内提名。特朗普上台后，民主党内出现了许多对桑德斯“继承人”——各种各样的反对建制派，由更加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桑德斯一派“夺权”的运动。主流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美国向左转”的报道。这个趋势未来会怎么发展？

卞中佩：关于进步派与中期选举，我认为进步派其实在中期选举没这么乐观，六月的时候，因为纽约州第14选区的联邦众议员民主党内初选由奥卡西奥-科尔特斯（Ocasio-Cortez）获胜，整个情势好像乐观起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七月做了一个专题，收集了所有初选候选人的资料，然后去看到底进步派是否真的这么强。我其实有点怀疑他们的分类方式，也想要细看他们分类出来的所谓进步派候选人到底是谁、背景特质为何、到底只是喊个口号还是真的有左翼社运组织背景。

但由于原始资料目前还没释出，目前就只能用他们分析出来的结果来看。首先，到七月为止，今年参与民主党初选的人数大增，而里面进步派也增加，高达41%，但初选获胜比例只有28.8%，其实比2014、2016的获胜率低。当然，总的获胜人数增加了，为81人。第二，大部分进步派初选获胜的选区都是在共和党占优势的区域，也就是说，其实当选率可能会颇低。三是，这些进步派要能持续找到资源参政，才会在日后发挥影响力。

张跃然：我有个比较跑题的观察。中期选举虽然叫“选举”，但其实它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职位的“选举”，另外一部分是对于特定政策事项的“公投”。中期选举的选票是这两部分组成的。这两部分的意涵其实挺不一样，如果说“选举”本质是间接民主，那“公投”就有比较强的直接民主色彩了，某种程度上来讲意义更大。但媒体对公投的关注明显比对选举少。今年中期选举里其实有不少挺激动人心的公投提案的，比如加利福尼亚州会公投决定是否允许政府控制房租上涨（Proposition 10），然后佛罗里达州会公投决定是否废除终身剥夺有重罪记录的人投票权的法律（Amendment 4）。推动这些公投提案的往往是各种社运组织、左翼、工会的联盟。其实很多社会主义组织是拒绝在两党政治框架下参与“选举”的部分、拒绝为哪怕是民主党进步派的候选人拉票的，但这些组织会很积极地参加公投动员。所以观察公投的动员情况和结果，也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很遗憾的是，主流媒体对中期选举里“公投”的部分关注实在太少了，铺天盖地都是民主党重夺议会的概率如何如何、某某人选情怎么样。比如著名的选情民调数据分析网站FiveThirtyEight，几乎没有关于公投民调的报道。一个是选代理人，一个是选民投票直接决定重大政策，我会觉得后者其实更能直接体现选民参与政治的力量，但当这种力量不被媒体强调、不受关注的时候，其实民主的活力也被削弱了。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工会目前也在动员大家积极支持允许政府控制房租上涨的公投提案，但我们在跟人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公投提案的存在，而是觉得中期选举无非就是选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政客，根本没兴趣去投票。公投提案的存在感过低，应该也是中期选举一直以来投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另外，就我的观察看，中期选举对社会运动的反动员效果还挺明显的，好多重要的社运组织最近一两个月基本都在全部精力搞选举了。比如移民权利方面的组织“United We Dream”，一贯是特别积极于直接行动的，动不动就带人去占领国会议员办公室，但现在全在搞中期选举拉票了。“黑人的命也是命”那一波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代表性社运组织“Movement for Black Lives”也是如此。还有之前这一波公立学校教师罢工，虽然逼政府妥协了很多，但还是有很多诉求没有满足，但最后教师工会也是说“十一月份票站见”，而不是着眼于直接行动的策略了。

二、进步派为何无法乐观？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直接民主的路线和进步派在民主党内夺权参选的路线是矛盾的？

张跃然：我个人根本不看好进步派在民主党内“夺权”的前景。事实上之前就有过失败的经验，1980年代的“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不就是这么想的吗？结果最后特别讽刺的是，民主党内反倒是比尔·克林顿这种新自由主义者崛起了。

“彩虹联盟”是1984和198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提出的设想，借用的是黑豹党人弗雷德·汉普顿（Fred Hampton）的说法，但汉普顿提的东西可比政党政治激进多了。杰克逊这个设想就是用一种广泛的多元联盟来对抗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新自由主义，而且是把反对种族压迫等诉求和反新自由主义相结合，杰西·杰克逊本人也是黑人。反过来看，最近两年大家越来越多地说身份政治和政经、阶级议题要结合，把这当成一种独到的洞见，但其实这话三十年前就有人说了。杰克逊1984年宣布参选的时候是一个没有任何知名度的“小透明”，但最后是党内初选第三。1988年的时候他一度是党内初选的领军人物，最后党内初选第二。当时党内竞选规则对他也是各种限制。但他的草根动员力不比现在的桑德斯弱，甚至比桑德斯现在还强。

赵蒙旸：是的，但因为杰克逊在党内受到的阻力比桑德斯更大，所以抵消之后最终结果和桑德斯差不多。

张跃然：当时民主党内对杰克逊的反扑很厉害。我是觉得，克林顿这种新自由主义民主党人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彩虹联盟”反扑的结果，形成一种“我们不能容许再出这种乱子了”的共识，然后着力培养一波新人。当然也有一个关键原因是1988年之后，“彩虹联盟”那一批活动家留在民主党内继续活动的很少。

这里面的悖论在于，进步派想要“夺权”的话，是需要草根动员的。但围绕选举政治的草根动员恰恰是不可能持久的，尤其是在“夺权”出现大的挫折的时候，草根动员的这部分能量很容易散掉。1988年，“彩虹联盟”的活动者都觉得，1984年他们从小透明开始进入主流，积蓄了四年力量，1988年选举应该志在必得吧，结果没成功。

澎湃新闻：所以，1988年被民主党建制派阻击，对整个“彩虹联盟”的路线伤害特别大？

张跃然：正是这样。1984到1988年间发生的事情，和当下形成了非常好的对照：越来越多的人在2016大选之后，抱着一种2020年民主党进步派志在必得的强烈憧憬。但过往的历史让我们可以预见，2020年民主党建制派对进步派的抵制和反扑肯定是异常凶猛的，进步派能挺住吗？一旦2020年不成功——不管是被建制派打压还是进步派自己“叛变”，基层的动员能量会不会像1988年一样很快散掉？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进步派把宝押在“夺权”上，其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种策略。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好的迹象了，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不就在逐渐主流化吗。她拿到初选提名之后不是陆续表态支持以色列，澄清自己支持废除移民局不等于自己不支持遣返无证移民，并且发推怀念麦凯恩吗？而且她是为了选举才加入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的。

赵蒙旸：讽刺的是，当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内部因为种族歧视没有支持杰克逊。DSA成立于八十年代初期，在那个年代是个相当保守的民主社会主义组织，主要借着其他激进组织的衰落和分裂吸引新会员。早期因为成员以白人男性为主，他们内部有严重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现在这个组织内部，激进派势力因为年轻人的涌入确实壮大了很多，但上层决策投票都被老人控制着，和任何公司一样官僚。今年纽约DSA在讨论是否支持民主党辛西娅·尼克松（Cynthia Nixon）竞选的时候，各分部严重分裂，最后也是上层定夺决定支持。

回到“彩虹联盟”的问题，其实那时候很多草根运动家已经觉得联盟被杰克逊一个人垄断了，成了他个人的宣传平台。所以不完全是民主党建制派的阻击导致了失败，激进派的内讧也早就在发酵。现在回眸，80年代激进派唯一的一点选举成就，就是在芝加哥推选出了第一个非裔美国人市长哈罗德·华盛顿 （Harold Washington），可惜他第二任刚开始时突然去世了。

张跃然：是的，这一点也很重要，“进步派”这个形象往往到最后聚焦在一个人身上，这也是非常危险的。现在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桑德斯基本代言了整个民主党反建制派运动。

三、奥巴马时代为特朗普铺平了道路

澎湃新闻：在特朗普当选时，许多人都在讨论“被遗忘”的白人无产阶级、锈带工人和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现在两年多过去了。美国的整个经济大背景有什么变化？

卞中佩：现在美国的经济情况呈现经济增长率高、股市飙高及失业率新低。特朗普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经济最好的时期，虽然其实比起二次战后的黄金时代还是差了不少，但的确是黄金时代后经济成长最强的时期。

这样的情况有几种原因，第一，奥巴马时代对2008年的救市政策有效，失业率在2010年左右约10%高峰后就一直在降低；第二，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的持续加息，加上许多新兴市场不稳，大批资金回流美国，推升美国股市；第三，减税政策有短期刺激效果。

这样的情况在政治上明显的效果是，包括贸易战的影响都被经济走强稀释，这波失业率下降，是白人、黑人、拉美裔都受益，民主党无法以经济问题攻击特朗普，民主党会集中在“metoo”运动、移民议题、大法官议题上，一定程度也是因为这个背景。

不过目前整体的欣欣向荣背后仍有很大的危机，其实薪资成长率仍然不强，尽管制造业虽然有复苏，但主要还是低薪服务业在增加工作，更严重的是，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贫富差距这个造成特朗普上台的一个因素，之后或许也会以别种民粹的形式爆发政治效应，这部分，左翼进步派正在累积能量。

澎湃新闻：但是奥巴马时代的经济状况其实已经在好转，为何反而促成了特朗普的崛起？

张跃然：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虽然奥巴马在2008年上台之后的救市政策维护了美国现行经济制度的稳定，但这些政策的再分配力度很弱。换句话说，奥巴马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干预，背后的意图是为资本进一步积累创造条件，而不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下的普通人，这和1929年的大萧条形成鲜明反差。那一场大萧条最终带来罗斯福的新政，直接重塑了美国资本主义，开启了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时代。而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奥巴马的作为依然延续了新自由主义框架，他的经济总顾问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是彻头彻尾的新自由主义者。

很多人都已经指出，面对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奥巴马上台之后迅速出台了大手笔的救市政策为大型金融机构输血，却没有对那些因为付不起房贷而不得不将房产抵押的普通人提出什么救助措施。这样强烈的对比之下，普通人的被剥夺感是相当强的，这也是2010年茶党运动崛起的重要原因，当时茶党运动在动员基层时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坚决反对大政府，因为政府干预是为了掠夺普通人补贴华尔街。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也是源自这个背景。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一个是右翼运动一个是左翼运动，但同样都是对奥巴马“过分照顾”华尔街的反应和挑战。

另外，虽然2010年美国出台了新的金融监管法案，但联邦政府没有对2008年这一波金融危机中从事违规交易的任何金融从业者提起诉讼，这也让很多人诟病。奥巴马倾向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的另一个表现是，2009年美国的各大工会曾经联合起来努力推动一项让工人更容易成立工会、进一步限制资方反工会举措的法律提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这项法案也获得了民主党内的一些支持，但奥巴马不仅没有努力推动这项法案进入国会的立法议程，而且甚至都没有站出来公开表示支持这些法案，导致最终这项法案不了了之。

卞中佩：奥巴马一开始也走贸易保护，但后来也向自由贸易派妥协，而他的社会福利政策，其实就是上面说的细节比重问题而已，而这个其实也受到共和党右翼动员的挑战。另外更深层的问题是，民主党的社会福利政策能抵挡全球化的冲击吗？我觉得要好好处理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政治。阿巴拉契亚山区就是美国最穷白人居住的区域，也是从肯尼迪时代就设专区重点扶持，民主党的工会过去在这里势力强，但被大环境冲击后，工会崩解、失业率居高不下，整个就变成特朗普的选区。我算了一下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投票，在许多州都变成扭转选情的关键。这个区域和铁锈带有重叠，但面对的问题不同。

澎湃新闻：传媒似乎仍然对这些地区的特朗普支持者有一种景观化的想象。

赵蒙旸：嗯，阿巴拉契亚山区很多是当年的爱尔兰移民，万斯的《垃圾白人的挽歌》那本书说的就是他们。但历史学者Elizabeth Catte今年出版了一本书《你理解错了阿巴拉契亚》，专门反击万斯那本书强化的刻板印象。她指出其实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人口构成很多元，也有很多激进的社会运动。

至于锈带，是另外的问题。比如宾夕法尼亚西北部是重要的马塞勒斯页岩区（Marcellus Shale），过去几年都在进行水利压裂采页岩气。所以那里现在环境污染很严重，地下水不能喝。能源开采公司和拆迁补贴一样给当地居民钱，换来在他们后院开凿的权利，开采到的页岩气会被进一步精加工用于化工和塑料行业。这些传媒几乎都没有报道。

其实我很喜欢作家潘卡伊·米什拉的一篇文章，叫做《被高估的奥巴马时代》，虽然他不是一直靠谱，但把脉还行。现在回望奥巴马时代，就拿移民来说，被遣返的人也没少多少。其实，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实从历史上到现在都是非常排外的。

四、特朗普时代的民主党与美国工人

澎湃新闻：在这次中期选举中，特朗普政府和支持他们的美国工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卞中佩：我觉得田纳西州的参议员选举很反映当下美国政治尤其是工会的情况。这次田纳西州由民主党前州长菲尔·布雷德森（Bredesen）与共和党的玛莎·布莱克本（Blackburn）竞争。除了布雷德森有政治实力挑战田纳西这个长期由共和党占据的州之外，田纳西州本身也是农业区的边缘，整个东部是阿巴拉契亚山区，又刚好是阳光带（Sunshine Belt）的最北，这就呈现几个当前主要议题拉扯的中心。一是农业区是当前中美贸易战的焦点，挺特朗普的田纳西州农民，是否会因为关税报复的影响，改为支持布雷德森或者就不投票了？二是阿巴拉契亚山区因为钢铝关税及重开煤矿的竞选承诺给了特朗普大批选票，在后者选后也真的干了这些竞选承诺后，煤矿工会（UMWA）也是挺特朗普的，但当然后来UMWA因为共和党对于煤矿业退休金的政策不好，仍选择支持布雷德森，但下面的会员和居民怎么想的，恐怕很难说了。

阳光带主要就是在当年里根对日本汽车威胁进行贸易报复，要求日本汽车厂在美国设厂。第一例就是日产汽车选择无强大工会势力、又有“right-to-work”法案的田纳西州设厂，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UAW）当年和这次一样，也是支持里根的政策，也欢迎尼桑设厂。因为整个劳动法倾向资方，UAW在田纳西州始终很难取得什么成果，1989、2001年，尼桑的工人都拒绝成立工会，2014年田纳西州的大众汽车厂也拒绝。UAW在田纳西实力太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UAW会支持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而这些无工会汽车厂的工人则因为特朗普贸易政策有害汽车出口、销售，而与资方一起站在反特朗普贸易保护的立场，所以一切在这里就变得很讽刺与吊诡了。

基本上我是认为从里根到现在，美国的工会的经济主义还是太重，里根及特朗普的贸易报复政策不得不跟，但这两个执政团队，却也是在法律上对于工会团结权伤害最大的，后者真的造成工会的伤筋动骨，我认为这次也不会例外。要是布雷德森靠著不满意特朗普的农民及无工会工人当选，民主党会怎么看待这些工会及无工会工人？

张跃然：这里提到里根，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家一般认为里根打击工会最有代表性的标志事件是1981年铁腕镇压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PATCO）的罢工，但PATCO恰恰在1980年总统大选时候是支持里根的。而且这还不是孤立事件，像Teamsters这种物流业大工会在1980年也支持里根。

为什么这些工会支持里根呢？除了一定程度上被里根竞选时候的种族主义话语吸引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卡特失望。卡特从1979年开始铁腕压通胀，搞财政货币双紧缩，任命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为美联储主席，已经在镇压工会了。1980年大选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卡特是反工会的、里根是亲工会的。所以其实是民主党背叛工人阶级在前，里根上台在后。

实际上1970年代后期开始，民主党在政纲上已经把工会抛弃了。但工会经过里根时代（1980-1988）之后意识到，共和党更可怕，所以不得不继续支持民主党。导致的结果就是工会被逼无奈不得不继续作为民主党选举机器的一部分，但民主党不回应工会的诉求。工会更多的是依赖民主党，但缺乏制衡民主党的能力。

这里面深层原因是因为二战后美国劳工运动开始走向经济主义、官僚主义，远离底层动员、远离社会运动，高度依赖体制化的集体谈判和政党政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工会建制对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基本不为所动，虽然很多少数族裔和女性劳工致力于工人运动和民权运动相结合，但基本没能影响僵化的工会建制。所以到了民主党背叛工人运动的时候，一些工会先是和共和党勾搭，但发现不行，于是回来继续依赖民主党，根本上就是因为工会缺乏大规模动员直接行动来向体制施压的能力。最后结果就是工会被打击得越来越惨。

我个人认为这就是造成特朗普上台的直接原因之一。一方面是工会已经衰弱到连选举机器的角色都不能有效胜任的程度了。2016年大选中，工会会员及家属这部分选民里支持希拉里的51%，支持特朗普的43%，这是里根之后共和党表现得最好的一次。要知道，这次大选中几乎所有的美国主要工会都是官方表态为希拉里背书的。可见工会上层官方对基层会员的动员力弱到什么程度了。

赵蒙旸：我记得UAW的背书引发了很多劳工的不满？

张跃然：对，那个是因为UAW在民主党初选时候为希拉里背书。

另一方面是工会本身频频受到毁灭性打击。2016年大选时候有几个州是属于2012年奥巴马巨大优势获胜、但2016年希拉里微弱优势丢掉，这个是特朗普得以当选的关键。密歇根和威斯康星都属于这种情况，而恰恰这两个州分别在2012、2015年通过了right-to-work法案。right-to-work法案的意图就是鼓励大家搭便车、退出工会，对整个劳工运动打击非常大，劳工运动崩溃的后果最后直接反映在选举结果上。如果细看2016投票结果的话，会发现特朗普相比2012年罗姆尼来说得票数增长很有限、甚至还下跌了，但2016希拉里比2012奥巴马的得票数跌了非常多。这个和工会被打击导致无法为民主党动员选票是有很大关系的。

特朗普当选之后，工会这块整体上还是反特朗普的，虽然一部分工会频频表态愿意在贸易保护议题上和特朗普合作。美国劳联-产联的主席就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们欢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措施，虽然坚决反对他搞种族歧视。这些和特朗普眉来眼去的主要是传统制造业工会，但近年来美国劳工运动的新动向主要是在白领和蓝领服务业这块，和传统制造业没有太大关系。

赵蒙旸：工会和社会运动的关系上，过去十年最重要的就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支持发起的Fight for $15，争取每小时15美金最低工资运动，动员纽约等大城市快餐服务业员工争取更高最低工资。曾经还是有一定成果的，而且民主党2016年大选基本完全采用了最低工资的议程。但这更多是一个异常值。现在SEIU在川普任下情况就很糟糕了，会员数停滞不前，被迫削减内部经费，曾经给快餐行业社运动员的钱也少了很多。今年6月底最高法Janus一案判决后，公共部门工会不能再让不在工会的员工付代理费，SEIU等工会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张跃然：民主党特别善于收编社会运动，然后把社会运动的动能往选举方向导。就比如今年这波公立学校教师罢工，是基层教师自我动员、自我组织发起直接行动的典范，直接把工会领导层丢到一边去了。但从罢工开始之后，民主党这边的州议员就拼命把自己塑造成维护劳工权利的形象，然后跟大家说根本的办法就是中期选举给民主党投票。媒体也跟着造势。因为这一轮教师罢工主要都集中在红州，所以那些自由派媒体就出了一堆文章讲“教师罢工会不会带动红州翻蓝”之类的。其实也比较无奈，因为美国人理解社会运动的主流方式确实是比较工具化的，觉得直接行动最终还是为选举服务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党内所谓进步派和劳工运动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有限的。

五、“制度约束”是否还成立？

澎湃新闻：说回选举，舆论纷纷看好民主党，但刚才大家也提到，种种结构性问题对民主党，对民主党内的进步派来说很难处理。特朗普上台的两年多之后，美国社会中其实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比如女权运动，metoo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在政治上的影响是怎样的？

赵蒙旸：整个metoo运动发展了一年多到现在，成果颇丰，但其实也出现了很大的舆论反弹。比如《经济学人》的这个调查，发现相比2017年数据，2018年时更多受访者有了指责受害人（victim blaming）的倾向。当然一次调查不一定可靠，但我觉得大趋势是符合我的直觉的。

Metoo运动的长处是借助社交媒体进行去中心动员，最终被证明也是最大的弱点。出来的全是“hashtag feminism”——关键词女权主义。作用都局限在运动的早期曝光阶段，对不论是街头实力还是政策改变，都没有多大的作用。特别是大法官卡瓦诺事情发酵后，大家纷纷跑到社交媒体上去说I believe her，“我相信她”， 完全把运动搞成了两种信念、甚至政治宗教上的冲突，这对保守派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就完全可以弄出“I believe him”——我相信他——来反击。而且这个口号框架强调自我的”I”, 而不是像”we shall overcome”，“我们会胜利”这种集体的概念，看上去就更加主观和原子化，“believe”也不是一种行动的话语而只是一种消极的观念站队。

其实我一直有个有点阴谋论的假设，就是美国“metoo”的形式选取，本来就是白人女权要绕开种族团结和多元交互性的话题，所以选取了一个比较个人主义的抗争路径，这样黑人女权和亚裔女权就不会跑出来说“去你妈的团结”。我学校的黑人女生对主流metoo都是持呵呵的态度，她们觉得白人女权从70年代开始就利用和劫持少数族裔女权，包括metoo的口号也是黑人女权主义者很久以前提出的。

张跃然：我说个和metoo运动相关的吧，之前阻击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的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虽然民主党几乎团结一致反卡瓦诺——49个参议员只有一个“反水”的。而且，他们在议会里特别积极，但却没有涉足草根动员、没有号召大家游行示威。主流自由派组织也冷眼旁观居多。反倒是激进左翼组织在这个运动里特别活跃。10月4号反卡瓦诺的全国行动日（National Day of Action）是左翼女权社运组织“世界妇女大罢工”（International Women’s Strike）发起的，好多地方的示威活动都是“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这种组织搞的。

澎湃新闻：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可能很多人都以为这些运动都是民主党主导的。

张跃然：完全不是，真正号召人上街的不是民主党，而是最左翼的一群社运运动人士。给我的观感就是民主党纯粹想通过这事给中期选举捞取政治资本，说得难听点就是作秀。这很能说明民主党对社会运动、对草根动员的态度——利用社会运动、收编社会运动然后再消解掉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没法指望民主党主动拥抱社会运动，他们对社会运动的这种态度也是由来已久了，2004-2008年对反战运动的策略也是这样。

澎湃新闻：中文互联网上在特朗普当选之初，有一种很强烈的声音，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分权机制能约束特朗普，让他不能为所欲为。现在看来这种判断还成立吗？

卞中佩：我认为现在还能成立，比方说比起巴西，极右翼都能与司法及警察单位组成同盟，美国现在仍在斗争时期，特朗普和其反对者仍必须在一个个位置进行斗争，中期选举这种就是一次开奖，大规模地决定立法权。

赵蒙旸：最近太多人把巴西右翼的情况和美国类比，但其实差很多。我觉得巴西情况要糟糕很多，特别它们是成年人强制投票的，投票率有八成多。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率一般都非常低，之前都是四成，这次估计会高一点但，也就最多可能一半？所以无论怎么说，美国的中期选举最后都是很大程度上看投票率。

卞中佩：其实青年投票率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