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清代外销画家“关乔昌”实为关晓村

对清代华人洋画家的研究，近数十年中外学界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西方世界以卡尔·克罗斯曼（Karl L. Crossman）为突出代表；香港艺术馆在整理与传播方面功不可没；中国学者刘海粟、聂崇正、何金泉、丁新豹、陈继春、梁光泽、水天中、陈瑞林、谢文勇、李公明、陈莹、胡光华、江滢河、戴华刚、李世庄等学者都有不同程度贡献。但在清代最著名外销画家“关乔昌”中文名问题上，学界因辗转引用，未能纠正早期错误，亟需予以更正。

1972年，卡尔·L.克罗斯曼出版《中国贸易：外销画、家具、银器及其他物品》一书，林呱（Lam Qua）这个华人洋画家开始引起国际性关注。1976年，香港艺术馆出版《关联昌画室之绘画》小册子，由馆长John Warner（温纳）撰写简介，在英文版中谈到关联昌的哥哥Kwan Kiu Chin，中文版译作“关乔昌”，这应该是“关乔昌”这个错误的中文名第一次出现在出版物中。

《关联昌画室之绘画》

1982年，丁新豹于《晚清中国外销画》画册序言中沿用温纳的说法，肯定“林呱的原名是关乔昌”。1984年，傅乐治发表《中国的贸易画》一文，“关乔昌”这个人名开始在中国台湾出现。1987年，刘海粟、聂崇正讨论Lamqua、“蓝阁”问题时，聂崇正引用了傅乐治一文写成《蓝阁—林呱—关乔昌》，“关乔昌”自此成为“定论”。

2001年，胡光华谈到存在着“林呱”“啉啩”两种签名，引起笔者的注意。2007年，江滢河出版《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全书避免使用“关乔昌”一名，只使用“关晓村”“关贤”。2014年，李世庄《中国外销画1750s-1860s》提出共有几个Lamqua的疑问。戴华刚直接指出，“关乔昌”是西方学者从英文回译的名字，十分可疑。几位学者的保留与提问，是本文进一步探索的基础。

本文利用《慎独斋七十年谱》与其他中外文史料解决这个悬案，初步结论是：1、Lamqua是两代人共用的画室品牌，第一代中文名不详，中文签名使用“林呱”；第二代为关晓村，原名或曾用名关园（关老园、关素园）、关贤（关老贤）、关始然，中文签名是“关晓村”、“啉呱”或“啉啩”。2、关晓村英文签名Kwan Hiu Chin被错认作Kwan Kiu Chin并错译为“关乔昌”，应该弃用；3、关晓村门生关汉卿（Kuan Hon Heng），世居广州河南，原籍南海吉利乡，其家族有比较完善《南海关树德堂族谱》行世。

第二代Lamqua关晓村（关贤）

1807年，西方旅行者记录了三个广州最好的外销画家Tongqua、Fatqua和Lamqua。到1858年，美国报纸报道显示，仍有一个名为Lamqua的广州洋画家在世。按照当时的平均寿命，在1807-1858年这么长的跨度内，同一画家一直保持活跃有点不可思议，合理的解释是存在不止一代Lamqua。江滢河认为，存在着新、老两个林呱：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广州口岸出现了两位以“林呱”为名的外销画家，许多学者推测其为父子，却无具体史料确证，但是新、老林呱的不同艺术风格，却明显的反映出广州口岸外销画的风格变化。老林呱在华恩的名录中列入第二等，在新中国街开设画室，以肖像画和船舶画为主。从现存作品看，他的艺术风格是跟随斯泼依隆的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作品显得冷静而精细。新林呱是19世纪中期广州口岸最重要的外销画家，他早年追随钱纳利学画，也有学者认为他在学习洋画技法前已有相当水平的国画功底。（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第143页）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瑞林在2008年提出了一个重要疑问：

林呱究竟何人，研究者有着不同的意见，多以为林呱为关乔昌。香港大学艺术学系李世庄认为，林呱的真名可能是“关乾昌”，只是译音与“乔”相似，又名“关作霖”、“关苍松”，其他名字还有“关素园”、“关老园”和“关晓村”。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陈瑞林：《澳门早期美术与历史记忆》注15，载《美术馆》杂志2008年第1期，第126页）

笔者受江滢河、陈瑞林、李世庄等学者启发，按照当时手艺人“父传子”的习惯推测，认为存在着两代Lamqua，他们之间是父子关系。诸多学者谈到的“关素园”、“关老园”和“关晓村”这些人名，在笔者看来都是同一人，即第二代Lamqua。在画作背面签名中，第一代Lamqua为“林呱”，这里的“林”是个借字，不是姓氏，只是“Lam”的对音。第二代Lamqua有时写“啉呱”，有时写“啉啩”，似乎有意以此与第一代相区别。香港艺术馆馆长何金泉在《历史绘画》的序言中写道：

在众多外销画家中，啉呱是早期大师之一，他是钱纳利唯一的中国学生，在广州开设了画室，成为钱氏业务上的劲敌，他于一八四六年在香港设立画店，作品曾于一八三五年在伦敦皇家画院展出。他儿子关贤亦是一位出色的人像画家。（何金泉《序言》，载香港艺术馆《历史绘画：香港艺术馆藏品选粹》，1991年，第10页）

何金泉提出“关贤”这个人名是有根据的。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引英国外交档案，1846年驻香港英军司令德己立（D’aguilar）致广东官员信称：

……阁部堂相图，风采仪容宛然如在，诚令弟喜悦不胜，令[今]彼此互相契好，断不能轻忽本像而草率画成，故此甚愿觅寻于阁部堂写像之画师，同本军门描画一幅，庶可传神尽致，唯未晓该画师是何姓名，居寓何处。闻说是林呱之子关贤，未知是否，请兄台查明，嘱他几日来港与弟写画一像，定必厚赏，并无久留也，肃此即候。（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第137页）

广东官员复函，称关贤“因母病未能趋诣台端”，不久关贤应约赴港，德己立回信称：

……兹者画师关贤赴到本港，已绘小像，今由马领事送来，贤友祈为笑纳不弃为幸。切[窃]此微物惟以布绘成，然所造之至意殊深，嗣俊[后]弟不论驻何地、当何职，恒川思慕中国，敬仰贤友之威仪德范。若得俯观小像而记弟，则我之福禄满矣……（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第137页）

“林呱之子关贤”可理解成第二代Lamqua，或者叫新林呱，别号关晓村。江滢河继续申说：

由此可知，19世纪40年代中期，林呱的儿子关贤同样是活跃于省港的画家。19世纪50年代，仍然继续使用林呱行号的画家名叫关晓村，应该也是关氏家族的后人。现存英国布莱顿博物馆的两幅肖像画，绘制的是香港名流和兴及其小妾，绘制于同治五年（1866），在画作的背后都用中文清楚写着“同治五年广东林呱关晓村先生画，此相系和兴第四妾”和“同治五年广东林呱关晓村写和兴相”。

此外，明确是林呱的门生的还有王泰贤、林宝和关项兴等。（同上）

旧时名字和字号之间常有联系，笔者认为“关晓村”为关园的别号，“园”“村”属于同类事物，都是人工建设用于居住、玩乐的地方。至于关贤、关老贤等不同说法，相信是口耳相传所形成。当日乡村的粤语方言尚未分化，“园”字读音与“贤”、“然”等字相近甚至相同（读音类似英文“in”），其本人或许也接受了这个变体。月份牌画家关蕙农提供的世系当中，有一位“关始然”，可能也就是关园、关贤、关晓村。

据李世庄引述，1914年葡萄牙学者文弟士（Manuel de Silva Mendes）在《中国绘画》中写道“Lam Qua，他的真名叫做Kuan Lou Hin”；李世庄又引葡国学者特谢拉称Lamqua“真名叫做Kuan Loy Hin”。鉴于葡语里面打头的H不发音，这两个记录都指向Lamqua真名“关老贤”。这个说法，也与高剑父的回忆高度一致。在《澳门艺术的溯源及最近的动态》一文中，高氏称：

可是道咸间，有关素园林瓜，在这里作西画的。案：葡人文弟士，在1915年撰《中国艺术》一文，说关氏在澳从英人旃阇利学西画绘像，后归广州授徒，以展扬师教的。据关氏族谱，谓素园实名作霖，俗称关老园，即今之关蕙农的曾祖。这可算是吾粤西画的嚆矢。（李伟铭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第269-270页）

陈继春《钱纳利与澳门》一书指出：“啉呱也有门生王泰贤、林宝和关项兴（Kuan Hon Heng），其中后者最为出名。”内中提到林呱最为出名的门生为Guan Hon Heng，在回译中文时作“关项兴”，其准确姓名据《慎独斋七十年谱》应为“关汉卿”。

笔者发现，关蔚煌《慎独斋七十年谱》有洋画家关汉卿师从关老贤的记载。关蔚煌（1848-1916），字家瑞，号掞生，祖籍广东南海吉利乡，世居省城河南（今广州市海珠区），光绪丙子年（1876）举人，官广东大埔县教谕。据他纂修的《关树德堂家谱》记载，关氏“十六世祖美石公由吉利迁居省城河南”。关蔚煌堂兄关蔚霞（1846-1897），别字汉卿，师从“关老贤”学习洋画。关蔚煌在其《慎独斋七十年谱》光绪二十三年条目中写道：

正月，汉卿兄病殁于粤，年五十二岁，葬北门外锣鼓坑。汉卿兄学油画于同邑关老贤，老贤学于英人瓜冧。此艺初自欧西传来，能者尙尠，老贤享大名，南海续修邑志详之，汉卿兄实传其秘，论者推为当时油画第三手，惜年仅知非，无能传其学者，可痛也。

关汉卿粤语发音与Kuan Hon Heng完全一致，两者为同一人殆无疑义。由此可知，关汉卿学油画师从关贤（关老贤），这是《年谱》所披露的最重要信息。但无论是关蔚煌还是何金泉，都认为关贤是啉呱弟子，《年谱》认为林呱（瓜冧）是英国人，何金泉则认为关贤为林呱之子。

“同邑”一词揭示，关汉卿与关老贤并非同宗，仅仅是同姓，巧合的则都是南海县人。此处《慎独斋七十年谱》出现了两处错误，可能是由口耳相传所引起，一是认为关老贤即《南海县志》的关作霖；二是关老贤曾学艺于英国人“瓜冧”，此处“瓜冧”应指钱纳利。关蕙农《先兄健卿事略》一文称：

作霖公为西欧油彩画传入我国之最先者。初英伦名油画家澶阇梨漫游至粤，晤公于佗城，见其画惊喜，挽为骖乘，偕游欧美都会，画名大著，归国后，传其学于伯祖始然徵君，再传季父枢南公，递先兄健卿，盖四世矣。（《先兄健卿事略》，载《蕙农画集》，香港亚洲石印局1940年印，第15页）

关蕙农此说，糅合了《南海县志》与家族记忆，有些讹误。关作霖活跃于嘉庆中叶（1803-1810），钱纳利1825年到广州时，关作霖成名已久，就算在世年龄也已经很大；此时向钱纳利学艺的，是第二代Lamqua，即关蕙农口中的“伯祖始然”。笔者认为，关始然即关园、关贤、关晓村。

关贤口头上被称为“关老贤”，这是旧时粤语社区一种习惯，有其他例子可供参考。例如，1871年成立的广州爱育善堂，其创始人之一白经（白纶生）即被人叫做“白老经”。（东人：《爱育堂创办元老》，1949年3月3日《公评报》）这种用法，类似在单名之前加“阿”、“亚”，如香港著名摄影师黎芳被称为“阿芳”（Afong），只是后者用例更多。

关晓村的生年，一般都说是1801年。按自画像背面自注文字为：“此相系啉呱五十二岁自己照镜写的。咸丰四年写。”（李世庄：《中国外销画1750s-1880s》第78页）

咸丰四年（1854）52岁，按中国计算虚岁的习惯，其生年应为1803年。今日许多中英文介绍都写1801年出生，似应改正。第一代Lamqua活跃于1800-1820年代，第二代Lamqua关晓村活跃于1825-1860年间，老林呱与新林呱，按旧时商业习惯，应为父子两代人，共同使用Lamqua品牌。

关晓村自画像

“关乔昌”名字并不存在

此前，学界不少人将林呱称为“关乔昌”，最早似是从英文Kwan Kiu Chin翻译过来，翻译过程中受到“关联昌”的影响。“关联昌”是实存的中文名，“关乔昌”却是猜测的产物。2009年，戴华刚指出：

据传Lamgua的中文名为关乔昌，国内外学者皆从此称，美国学者卡尔·克雷斯曼（Crossman）与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拉斯（Craig Clunas）主张Guan QiaoChang(关乔昌）一说。事实上，关乔昌此名过是现代某些西方学者把英文拼写“Kwan Kiu Chin”根据广州音翻译成中文的结果，并非出于中文文献，这一英文名号亦难从当时西文文献中寻觅。（戴华刚：《清代广州外销画家研究》，《艺苑》2009年第3期，第18页）

1984年，台湾学者傅乐治发表《中国的贸易画》一文，暗引温纳的结论：

中国的贸易画在当时是很大的输出项目，迫使清廷给输出的画另立了一个名目，并加以课税。在大量制作的画坊中，也有特殊的绘画，那都是成功艺术家的手绘，也是在重要客户订制下，他们才开始绘制，其他无特别意义的画，便交由手下去画。在这方面，如啉呱（关乔昌）本是乔治琴尼尔的学生，后来却成了他的竞争者。（载《故宫艺术月刊》，1984年第11期，第48-49页）

傅乐治此说经聂崇正在《中国美术报》提及后即迅速传遍大陆学界。香港大学艺术系李世庄谈到：很长时间里Lamqua的中文名被叫做“关乔昌”（Kwan Kiu Chin），但没有中文文献表明这个中文名的来源。（李世庄：《中国外销画1750s-1880s》，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李世庄曾仔细查阅关肇煌纂修的《关树德堂家谱》，找到“南二竹涧房·司直派”下面的关氏五兄弟关大伦、关乾昌、关应昌、关连昌、关联昌，此五人名字下面有加注“前往灵山那楼墟居焉”，李世庄以为是迁到番禺，其实是迁到广西灵山县那楼镇。从这个加注可判断，关树德堂派下的“关联昌”兄弟很早迁往广西，不在广州从事洋画工作。《关树德堂家谱》正是关蔚煌所纂修，他非常热心宗族事务，其胞兄的老师南海人姓关，如果是同族的话，不会写“邑人”（同是南海县人），一定会指出是族人。关肇煌写“邑人”，表明关老贤不是关树德堂派下子孙，属于另一支关氏宗族。

以笔者多年阅读19世纪省港澳英文史料的经验判断，将“Chin”对应“昌”字的做法几乎没有。“昌”字按粤语读音，绝大多数情况下译为Cheung、Cheong、Chong，还没有见过译作“Chin”的例子。在19世纪的英文报章中，“Chin”有三种情况，一是按照广州音，用来拼写“前”“钱”“迁”“千”“展”等字；二是，在某些粤语方言中，用来拼写村、川、泉等字，这一系列，按照标准广州音应拼为Chuen；三是，在混淆前后鼻韵母的情况下，用来拼写“请”等字，比如在广东番话（Pidgin-English）里面，将粤语的“请请”用“chin-chin”表达。Kiu按粤语发音，除对应“乔”字，也对应“翘”“桥”“骄”等字。

在阅读近代香港英文报纸过程中，笔者发现排字人在释读手写英文稿件中的中国人姓名时，经常出现“H”“K”不分的情况。西方人不熟悉中国人姓名拼写习惯，草体的“H”确乎容易被认作“K”，反之亦然。1899年1月28日，香港《德臣西报》在报道英国贝思福勋爵与香港华商召开大会的消息时，将九龙仓买办黄金福（Wong Kam Fuk）错写为Wong Ham Fuk， 何甘棠Ho Kam Tung错为Ho Ham Tung，古辉山（Ku Fai Shan）错写为Hu Fai Shan。仔细思考之下，笔者认为原因是排字人将记者手写稿的“K”认作“H”。这两个字母的草体确实容易混淆。将Kwan Hiu Chin（关晓村）错认做Kwan Kiu Chin，进一步错译为“关乔昌”，纯属无心之失，但影响深远。

近期，笔者找到《关联昌画室的绘画》小册子，确认温纳在辨认画作签名时，将Kwan Hiu Chin(关晓村)错认为Kwan Kiu Chin，再按粤语转换为“关乔昌”。

英文版

中文版

高剑父认为“关素园林瓜”活跃于道咸间，从年份来说应该指的是第二代Lamqua。关贤可能原名关素园（或关始然），口头上被叫做关老园，再转为关老贤、关贤，在某些粤语次方言读音中，关园、关贤、关然读音差不多都一样。按今日广州音，“贤”、“然”仍然读yin，园字则读作yuen。至于高剑父认为“谓素园实名作霖”，可能是受了关蕙农提供的世系误导。关作霖活跃于嘉庆中叶（1803-1810），与道咸间（1821-1861）有相当的时间距离，存疑待考。

Tingqua（关廷呱、关廷高、关联昌）为关晓村胞弟，1847年《中国丛报》说他38岁，按计算虚岁习惯计算应为1810年生。李世庄认为，关联昌1840年左右独立开业，此前是在Lamqua画室当助手。按分家析产惯例猜测，第一代Lamqua可能在1840年前去世。

关汉卿及其弟子关熙臣

关汉卿（1846-1897），谱名关常满，名关蔚霞，字家祥，别字汉卿，关平阶次子，关蔚煌胞兄，同治六年（1867）娶番禺梁氏，1897年去世，生一子五女皆夭，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女锦杏十六岁又病逝。

关蔚煌胞弟关蔚熙（1860-1901），字熙臣，曾从关汉卿学油画。《慎独斋七十年谱》光绪十二年（1886）条载：

二月，熙臣在香港娶鹤山刘氏。熙臣初从余读甚勤敏，后书室壁塌伤脑，慧力少逊，遂改从汉卿兄习油画术，颇得其传，并精毛笔写眞。何翀丹山、蒙而著杰生两世丈，及居廉古泉、董起庾一夔（丙子同年）均喜与之游，绘事日精。后与伍德彝懿庄、刘鸾翔玉笙、吴英蕚邨生、崔芹咏秋、萧毓棻湘侬、叶远秀穗九等十数人为画友，凡山水、花卉、草虫、禽兽、人物、罗汉无不精妙。书仿郑板桥，其题画诸诗，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意，名《中有集》，侨居香港，以画子给，号“樵山山樵”，名其馆曰“石菖蒲馆”，复拓地为“茹古斋”，其上结一庐名曰“亦园一夔”，尝为之跋。又精音乐，时集友人以丝竹管弦相娱乐。

关蔚熙融汇中西美术，卓然成家，惜英年早逝。《年谱》光绪二十七年条：

五月，熙臣病殁于粤，年四十二岁，葬东门外梅花冈。熙臣天性颕敏，其于画学无所师承，而卓然成家，索画者其门如市，日绘不足以给，故家所藏者寥寥，身后画稿多散佚。

据关蔚煌所述，关汉卿儿子早夭，这一支或无男丁继嗣。外销画作品有署名Hingqua者，是否为关汉卿作品，仍有待考证。

第一代林呱创作的《大宫女》

小结

18-19世纪省港澳华人洋画家是个讨论比较热烈的课题，成果也十分丰富，唯将关晓村错认作“关乔昌”是极大的遗憾。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Lamqua是一个父子连用的品牌，第一代Lamqua中文名暂不知晓，第二代Lamqua中文名为关晓村、关园（关老园）、关贤（关老贤）等；关晓村英文名Kwan Hiu Chin被错认为Kwan Kiu Chin，温纳由此凭空生造出一个“关乔昌”。“关乔昌”中文名并不存在。至于高剑父认为关晓村即关作霖，本文不予采信。据宣统《南海县志》记载，关作霖曾经游历欧洲，活跃于嘉庆中期，与关晓村生平明显对不上号，但不排除关作霖是关晓村的先辈。

承岭南美术史专家黄大德先生、寓港友人陈家文先生、微博用户“歷史語言研究”惠赐重要资料，诚挚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