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五百期：在沧海凌波中探究……“文心”

陈建华教授的新著以《凌波微语》（商务印书馆，2018年10月）为书名，实在使人眼前一亮，甚而顿生“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之想。“凌波微语”者，固然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是从曹植的“凌波微步”而来。但在我的第一感觉，首先想到的却是金庸武侠《天龙八部》逍遥派的独门轻功也叫“凌波微步”，乃是一门内力深厚、身形潇洒的极品武功。所谓“休迅飞凫，飘忽若神”，又所谓“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诸般身影动势，岂是美人凌波所能独擅。由武林而学林，不妨说在许多方面俱是势理相通、心脉相映，彼此凌波者跨界往来、各擅胜场自是必然。近日客居沪上，提着一口气读完全书，眼看着作者“凌波”往还进止于大洋两岸的顶尖学术殿堂，其间中西学界姿彩万千，文史路径乱花遮眼，而他善于在多元杂交中摄精取魂，领略山阴道上风光无限，一次次在古今中西学术的炼丹炉中浴火重生。掩卷之际，遥想学海凌波，在甘苦之外的那份豪情与快意，实在看得眼热心动，就如二十年前读金庸武侠。大侠虽已绝尘仙逝，“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仍在人间，沧海凌波仍在，没想到陈教授的新著书名竟然在一时间勾连了我的武侠梦。

“凌波”之后是“微语”，更值得细心体味。作者说，由“步”而“语”，“意谓游学于大洋彼岸，步入双语写作之旅别有一种甘苦，其实陷入后现代话语的牢笼和戏仿的修辞伎俩。……现在这本书属于‘学术随笔’类，从轻巧角度看使用‘凌波微语’也不无合适”（自序）。或又自言，“‘微语’也者，乃书斋灯下自言自语的文字记录”（273页）。以“微语”言“随笔”，固然是妙喻；以灯下自语作解，更是满室温馨。但是在我看来，却还有另外一种更深更妙的意蕴在，那就是举重若轻，言浅意深，耐人寻味。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作“微语”的注脚——作者当年在哈佛曾选修宇文所安的讨论课，有一次在东亚系门口相遇，向他请教如何运用理论的问题，“他笑嘻嘻地把烟斗从嘴里拿开，只吐了两个字‘暗用’，可说是两字真经，道破天机”（245页）。类似的微语真经，书中所在多有，需要读者有一双在学海涛声中练就出来的聪敏耳朵——其实是一颗能够在喧哗中体会寂静、在“微语”中感受惊雷的敏感心灵。从这里我想到的是，很值得把该书列入文史研究生的精读书目，因为这是一扇连接文史、横跨中西的求学问道之窗；尤其是本书第四部分中的《在历史的复杂性中探究“文心”》等三篇文章，如能学会在这些“微语”中圈圈点点，其收获之大恐怕不在一门专深的课程之下。

收入本书的文章共二十四篇，分成书评、文序、自序、自述与访谈等类目，从谈文论学来看，正反映了作者一路走来的学术兴趣、问题意识、成果创获及学问境界。从研究现代文学的文本，到在“革命”话语的现代性中挖掘茅盾小说“革命与形式”的底蕴，或经由“从革命到共和”的文化转型，追踪中国都市文化风景线中潜藏的现代性与革命叙事的复杂脉络和历史肌理，陈建华教授一直念兹在兹的是中国都市现代性与革命狂潮中的机遇与挫折、希望与恐惧。以“凌波”而言，他行走的是融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新闻报刊史、视觉传播史于一体的大文学史路径，无时不在国人的现代启蒙、国族想象、公私领域以及“共和”实相与“五四迷思”之间潜行审视。他的问题意识、跨界本领和在历史文献与通俗读物、图像之间翻滚腾挪的身姿，更是沧海凌波中的弄潮儿，而在风卷波涛中传来的“微语”真经更是如“一串串珍珠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在“自序”中的这句话恰好可以用在这里。

收入本书的“‘重写文学史’的方法论启迪——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谈到一个重要的议题：如何在阅读“超稳定”的经典中重构具有丰富历史意涵的文学空间？藤井的路径是“阅读史”，“以阅读受众为主，考察作品的流通过程中思想、政治、印刷、教育等各种机制如何运作于意义的衍生。这对于文学史写作来说，是一种视角和论述方式的转型”（第5页）。应该说，从多年前就曾经在学界流传的“接受美学”到今天在“新文化史”大旗下的“阅读史”研究，人们对这一路径已不陌生。但是，陈建华在这里进而敏感地看到在“阅读史”中潜藏着更重要也更有中国语境意义的问题：“迄今为止，高等院校里的文学史教育主要是通过优秀作家及其风格的体认，使学生在陶情怡性之中潜移默化其观念和美感，达到认同于主流价值的目的。考察‘阅读史’则在于揭示经典生成的历史建构以及文本意义的相对性，更着意于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反思能力，似乎与当下多元文化的走向更为合拍。”（第5-6页）在经典阅读之外，有关“历史建构”、“文本意义的相对性”等研究方法可以举一反三，诸如主义、革命、国族等宏大叙事可以不断获得新的阐释空间。而对“培养学生”来说，更是兹事体大，尤不可轻视。

“在历史的复杂性中探究‘文心’”一文回忆大洋两岸求学生涯，谈中西文史治学感悟，“微语”中颇多重音和强音。作者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复旦大学读元明清文学的研究生，导师是赵景深先生和章培恒先生，名师之门桃李茂荫。当年章先生讲马克思的人性异化理论，已悄然开启了通向“重写文学史”的路径。后来到了美国，由加州伯克莱而至哈佛，种种“多元”杂交，风云际会，活脱脱的一个戴维·洛奇《小世界》的主流学术版。

对我尤感兴趣的图像研究，作者如是说：“关于视觉、图像方面，从明清插图到近现代的摄影、电影，无论是结合思想史或文化批评的研究，在海内外蔚成显学。我所关注的文学表现与视觉功能的关系，及其历史的形成与展开。在文学形式的历史性中储存了如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感情结构’的丰富矿藏，而探讨文学表现中视觉与其他感官及意识之间的种种关弄，更能深入到民族心灵结构的细微之处。这些关系离不开语言、社会机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历史变迁，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和文化力量的牵制。”（249页）所谓在“文学形式的历史性”中储存着情感结构，由此而深入民族心灵结构之中，这也正是我多年在图像研究中孜孜以求的目标。

从雷蒙·威廉斯的“感情结构”，我很自然想到的是彼得·盖伊的《感官的教育》（《布尔乔亚经验》第一卷，赵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自然也会联系到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盖伊自己也说他正是借用了福楼拜的《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这个标题，要研究的是资产阶级的经验成长编年史，在他看来“感官”可能比“情感”更直接地触及“成长”的关键。从研究方法上看，盖伊在心里分析理论的引领下，以性爱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以隐秘的私人日记、信件、档案等原始资料为依据，汇聚社会史、文学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微观的、个性化的精神分析探索“一个阶级的成长”这样宏观的时代主题。应该说，这也是通向民族心灵结构的有效路径。在今天，跨学科、跨际研究的口号方兴未艾，但是其“初心”不可忘却。用作者的话来说，“‘跨际’研究不仅在于接近历史的复杂性，更重要的在于探究‘文心’。也即‘人性’深处……”（249页）这既是这篇文章的点题之语，也是“微语”中的最强音。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在“自序”中看得出来，陈建华不愿舍弃“凌波”，并对在文青时代与曹植相遇而得审美启蒙和萌发天才梦再三低徊致意，令我心生感慨。我知道那是成就今日之大学者与老诗人的来时路上最清纯、最意气风发的一段心路。光阴虽逝，陈教授诗心不灭；在学问与才情之间，总有“一种进退徘徊、蒹葭苍苍、缥缈迷蒙的气息弥漫其间”。

写到这里，猛然想起为《上海书评》撰写“一周书记”专栏转眼已过了十年有多，今天刚好写到第五百篇。当我在键盘上敲下“十”与“五百”的时候，自己也不免心惊——时光飞逝，这十年来，《上海书评》于我而言就如一位每周风雨不改、如期而至的友人，听我唠叨着关于书的胡言碎语，接纳我写在书页边上一鳞半爪的札记。说句心里话，藐予小子，承蒙《上海书评》不弃，何幸之有！时有朋友惊讶于我十年来能坚持每周写一篇书评，其实无非是书对人的诱惑、召唤、催逼，情难自已。而一旦形成习惯，最后形成一种奇特的生物钟，那就像树叶一定会飘落枝头那样，十年来的“一周书记”就是自然而然地养成的生活方式的记录。

关于读书之幸，我常想到的是两句话。一是伍尔夫说的，大意是读书人在人间已经有福了，不必再领受上帝额外的赏赐；另一句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说的，大意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中没有饿死，已算万幸，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时代中的痛苦和感慨，言外之意说的是一种读书人的心情：在这样的时代里还能读点书，更是万幸。台北有家旧书店，在门口的一块白板上写着殷海光的这句话，可谓知音。民国时期的藏书家何挹彭也说过，“在现在这样紧张时期，能于瓦屋纸窗下扺掌夜谈，并有访书，买书，翻书，读书之乐，虽不算是过奢的享受，自喜亦是胜缘了”。此为读书之幸、之乐。美国专栏作家巴斯贝恩说，当他几经周折在波士顿雅典娜神殿图书馆找到那套1914年版的《佩皮斯图书馆描述书目》的时候，发现它还处于书页没裁开的原始状态。自从它被购藏进馆已经过去了八十一个春秋，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位阅读者。将近百年，等待的就是将来某一天的某一个人，使人感慨的是书与人相遇的命运。

书既然读了，是要派上用场的。民国老报人、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周德伟先生曾自撰对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我想也不妨说：仍需文章议天下，只缘霸业苦苍生。天下“觉”否可以不论，面对“霸业”的横行，国人岂能无议。钟叔河先生曾截取了梁任公集的一副对联的上半：“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他还借用姜白石语说，“此语予深爱之”。所谓“家国之忧与无常之痛”，常令书斋夜读的书生情何以堪。青年黑格尔曾经辛辣地讽刺过那支由鹦鹉学舌的应声虫组成的正教学说大军，也曾批判过失去古代共和国公民那种英雄气概与献身精神的庸人的自私自利。在今天，还有谁记得艾青的这些诗句—— “有人害怕光 /有人对光满怀仇恨 / 因为光所发出的针芒 / 刺痛了他们自私的眼睛”（《光的赞歌》）；“为了维护真理，/ 必须投入战斗—— / 思想是旗帜，/ 语言是子弹”（《在浪尖上》）。在这种斗争中，书籍就是光，就是子弹。在人类的阅读史上，思想专制主义的黑影一直阴魂不散，为争取阅读与交流思想的自由的斗争从未停息。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海关督查理查德·卡马登训令其税检员“对所有从外国运抵本港的图书严密监控”，书商们则知道如何规避监控，将图书转往肯特郡的马盖特或谢佩岛等无人监管的地方上岸。也有人以“恐怖时期”的说法来形容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图书审查之严酷，很形象也很准确。读书与搜查禁书的故事就是一支支时代的政治体温计，在新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看来，查禁的实质就是承认和颂扬书籍的威力，承认和颂扬思想的威力；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有些查禁其实已经不具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彰显威权、维持恫吓与政治上的固化立场。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读书人在寂寞的书斋中也会渴望交流，看到一本好书的时候会想到与别人分享。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运动的“文人共和国”理想，在那里一个人以读和写可以获得公民身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据说杰斐逊曾经感叹说，“没有书我就活不下去”；后来有书商说，“没有藏书人我就活不下去”；如此看来，书与人的关系竟然可以是能否活下去的问题。写书评其实是一门有点古老的手艺，大约是在十七世纪胡格诺派学者最早写出类似今天意义上的书评。1731年出现了第一份书评刊物《绅士杂志》，创办人叫爱德华·凯夫，这份杂志除了刊登书评，还详细列出近期出版的图书、期刊和小册子的书目，信息量大。杂志办得成功，发行量很快达到了九千份左右，每份杂志的价格仅为六便士。这份书评杂志一直到1922年才停刊。我很关心当时的书评稿酬，通常是两三个几尼，而一个几尼约等值二十先令，亦即一英磅。据说当时用一百英镑就可以在巴西买下一个小规模种植庄园，那么这三个几尼的书评稿酬也真的不低了。更有意思的是，出版商免费提供样书还未成为行规，因此《评论月刊》会寄书给作者，但用完后要交还，再卖回给原来的书商。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批评性书评不署真名，编辑也会尽力为书评作者保密。但不管怎么说，虽然有时候“书评家的言辞足以产生毁灭性的效果”，但从来没有作家或书商会说“没有书评我就活不下去”。

人常说书多而难以读完，也有人常问你有的每本书是否都读过，甚至有人会说“书已经读完”，还常说你究竟有何专攻，何故读书无定向。我颇不解的是，既然人生本来就是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为什么在读书的时候还要被所谓专业限制我们的视野、约束我们的好奇心呢？读书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要观察世界、体察生活、了解人性，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这样的读书没有外在的功利，不计较成败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