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与二十世纪同行”:变动纷乱中的稳定与信赖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洪子诚

2018-11-11 09:2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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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2018年10月16日,上海市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与二十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这是我的会议发言稿。因为时间的关系,会上只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许多朋友多年没有见面了。最近一次见到李陀,是2004年在海南开“文本分析”的研讨会,《天涯》杂志组织的,已经快十五年了。上次见到陈思和,是他到北大参加完比较文学年会来我家,那时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估计距现在也有十五六年。王安忆的作品当然经常读,也是她的粉丝,在书刊报纸上无数次看过她的照片,但见到真人还是在今天。当然,蔡翔、罗岗、毛尖、倪文尖见面机会比较多。刚才播放了李欧梵先生的视频;他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上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八九十年代,我从他的《铁屋中的呐喊》,和收在乐黛云老师主编的《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中他的六七篇论文中学到很多,可惜他今天因故没能出席这次会议。
左起:王安忆、洪子诚、李陀、陈思和、蔡翔。
“与二十世纪同行”的题目很好,也很大。“同行”的说法浪漫、惬意,不过,每个人和“历史”的联系其实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可能是叱咤风云的弄潮儿、冲锋战士;有的是像鲁迅谈柔石《二月》说的,“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柔石作〈二月〉小引》);当然还有是被裹挟者,或成为“历史”的囚徒的……
对这个严肃的问题我确实想了好些天,也不知道能说什么。我就谈一些零碎、感性的生活碎片吧。十好几年前到俄国旅游,离开莫斯科机场已经下午三四点,旅游车便把我们直接拉到吃晚饭的北京饭店——一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期修建的、斯大林式的宏伟建筑。吃了一顿与这座建筑全不相配的“旅游饭”后走出饭店,发现前面广场中心有一尊高大塑像,走近一看,啊,马雅可夫斯基!他是我们这些游客——孙玉石、赵园、吴福辉等都十分熟悉的诗人。这时暮色渐浓,广场上行人不多,他依然高傲、酷酷地站在那里,却显得孤单落寞。我骤然意识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想到他,也没有读他的作品了。五十年代上大学,有几位外国左翼诗人参与塑造我们这些“爱诗者”的诗歌意识:聂鲁达、希克梅特、艾吕雅……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假如你们愿意——/我可以变成百般顺从的温情的人/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当然,读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列宁》《好!》《向左进行曲》。《好!》之中如“生活/是好的/生活得/很好”这样“创世纪”式的语句,呼应着我对新生活和新生命的想象。可是,曾经喜爱的诗人,为什么会这样轻易地、转眼间就从自己的记忆里清除?这是当时在这个名为“马雅可夫斯基”的广场上留下的问题。
马雅可夫斯基广场
八九十年代编写《文学史》,后来写《阅读史》,在查找材料过程中,看到我“文革”前夕和“文革”中的一些笔记、文章。当年批判电影《早春二月》,我也是参与了的,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曾在全系师生会上宣读,并登载在学校内部刊物《红楼》上,另一篇和教现代文学的一位先生合作,用笔名登载在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前线》。重读这些让我感到十分陌生的笔记和文章,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惊讶我怎样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设想如果不是留存有这些“证据”,我是不是会否认它们出自我的手?俄国的别尔嘉耶夫在他的思想自传《自我认识》里说,“选择完成记忆”。这种记忆中的选择,有的时候是自觉的,也有的时候其实是无意的。
1959年集体科研,我和谢冕、孙绍振等编写《新诗发展概况》,我们用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来处理新诗史的诗人和流派。在我负责的部分中,“新月派”“现代派”以及当时成为“右派”的艾青,都被列入资产阶级、反动,或有问题的行列,推举的则是臧克家、殷夫和“中国诗歌会”的杨骚、蒲风、任钧。可是,前些年我和一些先生(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合编《百年新诗选》,这些原先推举的诗人,都没有在里面出现;相反,“反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诗人则出现在显著位置上。
洪子诚等编选:《百年新诗选》
这些前后分裂,既是我的情况,但相信并不只存在于我的身上。这印证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话:“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却要横跨两个时期,有时还更多。……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相遇》,蔚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33页)这也是福泽谕吉说的“一生而历两世”的情形。
这种分裂,也体现在细微的、隐秘的心理、感情层面。大学毕业的六十年代初,曾一度沉迷于契诃夫的小说、戏剧,读过关于他的许多评论和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有一本书叫《回忆契诃夫》,里面收了阿维洛娃的长篇回忆《在我生活里的安·巴·契诃夫》,也收了契诃夫妻子、大剧院演员克尼碧尔的回忆文章。阿维洛娃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是契诃夫的“秘密情人”。我眼泪汪汪地读了阿维洛娃长达几十页的“照亮自己灵魂”的爱情描写,对克尼碧尔显得平静的叙述却没有什么感觉。可是2010年我写《我的阅读史》重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发现感受发生了翻转:无感的是阿维洛娃有些撕心裂肺的倾诉,亲近的却是克尼碧尔懂得人与人之间理解和感情联系的限度,因具有深刻的悲观因子,而体现出节制却并非无情的叙述。这就如同戴锦华先生的一位学生在评论契诃夫时说的一句话:“不爱是容易理解的,而爱却永远无法成为谈话的内容。”这种感受上的激变,既与年龄有关,与当时一个刚二十出头的人的处境有关——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女孩子肯拿正眼看他——但也是时势变迁所导致。
洪子诚:《我的阅读史》
情感、观念、评价标准发生颠覆、翻转,所引发的生命分裂,不仅发生在个体自身,而且也体现在因不同个体对时代感知的错位,而形成的对比。正是这个因素,让我读王安忆的《英特纳雄耐尔》时,在这段话上面停留许久:
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波兰诗人米沃什的《礼物》这首诗,现在已经为读者熟知,我至少见到六七种中译文本,里面有这样两行——我用的是西川的译文: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这是饱经沧桑的老者晚年的平静心境,是他对自己生命过程的回顾。有的译文将“羡慕”译为“嫉妒”;我不知道哪种更接近原文,但感觉“嫉妒”在情意上有点强烈。对我来说,“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也许有达到的可能,而“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如何通过阅读、写作来修复生命中的裂痕,重新建立一种故我、今我同一的整体性,对我来说始终是个难题;这也许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我的当代文学史研究,自然主要希望能够深入把握对象,但也是对自身问题的清理与回答。
那么,在这变动纷乱,许多时候个人无法预测自己命运的世纪里,在这生命呈现众多裂痕的人生中,是否还存在稳定、可靠、值得信赖的事物?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搜寻起来,我想到那些本原性的、朴素而日常的事物和观念——犹如那躲避着一切名称的鼠曲草,“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嚣/到你身边,有的就凋落/有的化成了你的静默”(冯至:《十四行集》)。如果希望成为一个连贯的主体,以便能承受“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关键便是形成自己的思维构造和行为方式。通过转化引起自我共鸣的思想资源,而建构的个体与时代洪流最具主体性的结合方式,不是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给某种方向、立场、阵线,“不是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而是确认自己当前所在的地点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丝不苟地干该干的事,从中寻求前进的保证”(丸山升:《鲁迅和〈宣言一篇〉——与〈壁下译丛〉中的武者小路、有岛的关系》)
还有就是对文学的信心。在人们熟知的左翼批评家看来,“只要有人支持‘回归对于语言的敏感’,即使彼此政治立场南辕北辙,也都能在精读细品文学中找到共通点”(泰瑞·伊格顿:《如何阅读文学》,黄煜文译,商周出版,2014年,单德兴推荐序)。台湾一位左派学者言及他和我的区别,说在文学问题上,他是“灵魂工程师派”,我是“文学自主派”;但是,“我们都把我们的人生体验和某种伟大的艺术世界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我们的生命找到一种寄托”,“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伟大之处,这是我们共同肯定的东西”,“有了这种肯定,其他差异就显得不怎么重要了”(《阅读经验》,人间出版社,2015年,吕正惠序)。这大概就是文学的超越性吧。
洪子诚:《阅读经验》
在座的毛尖,被一位年长的学者友善地称为“小左派”——这里的“小”,不是说分量、价值,指的是年龄、身材。可是我发现,自己和她同样有着共同肯定的、让“其他差异显得不怎么重要”的东西。举例来说,我们都认可苏联导演丘赫莱依1959年的电影《士兵之歌》里,那个火车上没有多少台词的舒拉,是“整个二十世纪最纯洁的姑娘”(毛尖:《夜短 梦长》,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18年,69页)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当代文学,二十世纪,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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