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这封扎心窝子的信让曾国藩患上了失眠症

本文选自《左宗棠与曾国藩》，徐志频/文

咸丰七年（1857年）2月27日，曾国藩父亲曾麟书在湖南老家湘乡荷叶塘去世。

父亲去世是一件大事。根据古礼，曾国藩需要离开前线，回家为父亲守孝三年。

但朝廷在礼仪的原则性要求之外，同时又有一个灵活性规定，碰上国家发生重大战争，官员可以以国事为重，暂时放弃守孝，这叫作“金革变礼”。

因近两年来在江西战场备受江西官场各方掣肘，曾国藩不胜烦忧却无处吐告，他知道问题出在咸丰皇帝过于小气不敢放权，有心撤离。在瑞州军营得到噩耗后，他晓得这是远离前线再合适不过的借口。

不待朝廷批准，曾氏便自行决定离开湘勇前敌总指挥部，直接回家守孝。

离职之前，曾国藩对江西军事作出粗率安排：将自己所统的外江水师十五营、内湖水师八营，交付郧阳镇总兵（提督衔）杨岳斌总统，由广东惠潮嘉道道员彭玉麟协助办理；江西水陆诸军及各省的援师，则交付西安将军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会商办理。

显然，这是个十分粗率的安排，很容易导致各方“扯麻纱”。原因是，杨岳斌、彭玉麟统领的湘勇水师属团练兵，福兴、文俊所统带的绿营则属于正规军，两者互相不能统辖。满洲贵族将军福兴、江西巡抚文俊，本来就不熟悉军务，他们连平日里和湘军之间的关系协调都很成问题，曾氏如此安排便匆促离职，将直接导致各方掣肘，湘勇与各军因内部无统一指挥而无法协同作战。太平军此时气焰正烈，江西官军本已左支右绌，此时再失去强有力的统一调度，随时可能决裂，后果不堪设想。

左宗棠在长沙闻知曾父去世，当即预感到不妙，他推想事情发展的可能，不外曾国藩申请丁忧，朝廷不予批准。因此，一开始他在与朋友通信时，这样平静地预测：

涤公此时想已闻讣，当时事艰危至极之日，恐未能以丁忧谢兵柄，庙堂亦未必许之，然而苦矣。

意思是说，我猜想曾国藩老兄现在已经接到父亲去世的讣告了，现在全国军事全面告急，他应该不会有以守父孝的名义辞去兵权的想法，即使有，朝廷也不一定会同意。但不管是哪种结果，困难都摆在那里。

但当左宗棠在长沙得知，曾国藩未经朝廷批准，便已抛弃前线自行归家守孝，他的心猛然“咯噔”了一下，内心失重，诧异莫名。原本的担忧跟同情，瞬间换成了失望与愤怒的情绪。

左氏给湖南巡抚衙门旗下的团练首领、自己直接指挥的属下刘腾鸿去信，首次发表了对曾氏此举的看法：

涤公不俟朝命，遽戴星而归，弟力陈其不可，然事已无及。闻颇有见怪之意，则只可听之。平常无事时，督抚在任丁忧，尚需候旨，始能交卸，岂少司马视师，其责任更轻于平时督抚耶。

意思是说，曾国藩老兄不待朝廷批准，就马不停蹄回家守孝，我事前竭力阻止他回来，但眼下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我也无能为力了。听说曾老兄对于我阻止他已经见怪了，那就让他见怪好了。我的意见是，作为总督、巡抚级别的封疆大吏，即使在天下太平时回家守孝，也需要等到朝廷批准，才能够动身。曾老兄以少司马的官职在江西统帅军事，难道他在前线承担的军事责任，比太平时世里的总督、巡抚还要轻吗？

左宗棠的态度很明确，曾国藩不等朝廷批准就擅自归家守父孝，做法肯定不对。因为即使是太平时世，作为省部级别的高官归家守父孝，都需要得到朝廷批准，办理好权力交接手续，才能从容离开职位。如今前线十万火急，正需要主帅尽心竭力救急，而不是撂挑子走人。

如果说，咸丰皇帝不授予地方实权，弄得曾国藩经常怒火攻心，那段日子，左宗棠忧虑全国军事，也同样开始变得寝食难安了。左宗棠没去想是皇帝的问题，而将责任一股脑儿全堆在曾国藩头上。

为了让曾国藩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尽快回心转意，以挽回艰难时局，他抓紧时间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书信，对曾国藩近日的举动，从观念到做法都作了基本的否定。

这封信火药味之浓，隔着纸张，百年后仍能闻到。

左宗棠为什么用语要如此生猛？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近五年来，左宗棠以“军政秘书”代湖南巡抚主持全省军事，已经自觉地以“湖南巡抚”的身份来跟曾国藩交流对话了。二是前面这些年，左氏在曾国藩面前已经习惯了真话直说。他大概没有想过，当面批评人，与写成文字责备人，予人的观感会有较大不同。他更不觉得这封信的内容有什么不对，所以在去信两天后，他想到有些话还没说完，又追加了一封信。

连去两信，均石沉大海，没有接到曾国藩的回信。在等待回信的漫长一年多里，左宗棠内心已近抓狂，他明显感到曾国藩在负气了。

曾国藩方面呢？事实上比左宗棠更惨。他已经被左宗棠批评得患上了失眠症，整天整夜地合不上眼。

曾国藩选择沉默，一年内不回应左宗棠的批评指责。

曾国藩之所以不回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左宗棠质疑、批评、指责自己的观点，都立论稳正，曾国藩读完之后，无法在逻辑上予以否定，当然也就无从借助文字来反驳。也就是说，向来擅长文章的大手笔，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回信了。

为什么左宗棠的一封书信，杀伤力竟然如此之大？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左宗棠其人刚正不阿，敢作敢当，在湖南文化界的名声不错，曾国藩内心也认同他是一个正人君子。被来自民间的正人君子责骂，能摧垮一个人自信的心理防线。

二是左宗棠在湖南士林的朋友圈影响力大，他不但自己写信来批评，而且还“组团”他人来一起指责，他要湖南巡抚衙门幕僚吴南屏、丁秩臣也给曾国藩写信来谈与自己一样的意见，这让曾国藩在湖南文化界四面楚歌、颜面尽失，待在老家如坐针毡，真是情何以堪。

三是左宗棠整封书信用词十分激烈，语气近乎峻刻，而逻辑严谨、气势如虹，句句像是直接往当事人的心脏上扎刀子。

左宗棠这封信的直接后果，让曾、左第一次“断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