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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从独裁到民主,缔造奇迹的关键人物是国王胡安·卡洛斯

2018-11-14 20: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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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西班牙从独裁平稳过渡到民主,这一过程被称为20世纪的政治奇迹。缔造这一奇迹的最关键人物是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自出生起,胡安·卡洛斯便背负着王室和国家的重任,父亲唐·胡安希望他献身于君主制,独裁者佛朗哥则力图将他培养成独裁统治的接班人。胡安·卡洛斯立志投身西班牙的民主事业,做人民的国王。《民主国王:胡安·卡洛斯传》是由世界著名西班牙历史研究学者撰写的权威传记。作者生动描绘了处在政治阴谋和权力斗争漩涡中的卡洛斯在推动民主的过程中,做出的巨大的牺牲,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本书也得到了国王本人的认可。自从10岁那年被父亲唐·胡安送到西班牙独裁政权的元首佛朗哥手中培养,这个相貌英俊讨喜的孩子便逐渐成为双方政治理念的博弈筹码:信奉自由主义的唐·胡安把儿子看作是自身重登王座的必要棋子;对那位父亲极为反感的佛朗哥,则时不时怀着某种神秘宛如祖父的心情,有意要将这位他从一开始就非常喜爱的小王子培养成独裁政权的接班人。在作者看来,从流亡中的葡萄牙来到马德里,直到1969年被佛朗哥确立为继承人,胡安·卡洛斯度过了如履薄冰的21年,“不啻为噩梦般的可怕经历”。夹在两股相互敌视力量的撕扯之间,他变得沉默、郁郁寡欢,成了情人眼中“古板的”年轻人,未来妻子口中的“忧郁王子”,以至于当他在佛朗哥去世后正式成为国王之时,左派领袖依旧认为他的智力有问题。

事实是,这位长期以来处境窘迫的王子很早就对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有着清晰的认识——扛起在西班牙重建君主制的千钧重任,甚至做好在必要时与亲生父亲决裂的准备。他大约从小就开始有意识地打造自己形象的双重性,知道波旁家族的孩子不可以当着旁人的面哭泣;身为一名始终爱好享乐的花花公子,他在写给心仪女人的情书中,明确表明“对父亲和西班牙的义务”要求他只能娶一位来自欧洲当政王朝的的公主为妻。不仅如此,他还对君主制在西班牙的处境有着清醒地认识:“西班牙不存在广泛的君主主义精神。”是多年走访西班牙各地的亲身经历让他看透了这一点:他无法感受到人们对君主制的强烈感情,君主制对人民的吸引力并不存在。

基于这样的判断,他确信君主制的重建必须依赖现存政权,也就是以佛朗哥政权的延续为基础。如此看来,胡安·卡洛斯终此一生的洞见、灵活与务实,比起他那位流亡在外的理想主义父亲,确实堪称更胜一筹。这也是为什么,当父与子就君主制的连续性与正统性问题发生冲突时,胡安·卡洛斯才有底气对始终没有给予儿子任何选择权、却反而暗示儿子“篡位”的唐·卡洛斯发起挑战:“您打出了一张牌,而我在您的指示下打出了另一张。您继续用您的牌,我也将接着用我的牌。如果您的牌赢了,我向您脱帽致敬以示臣服,但看上去希望不大。我们必须考虑西班牙和君主制。”1969年夏天,当胡安·卡洛斯得知自己最终获得提名,成为佛朗哥指定的继承人时,他兴奋得大吼一声,与前来向他通报这一好消息的友人,长枪党创始人普利莫的侄儿米格尔·普利莫一起跳进游泳池。

纵使登上王位的愿景在佛朗哥去世前的那一年再起波澜,1975年,临终的佛朗哥还是信守承诺,让位于胡安·卡洛斯。直到最后人们也很难确定,这位信念坚定、“从未进化”的独裁者是否已经预见,自己为西班牙一手建立并维系近四十年之久的秩序将在他的亲选继承人治下颠覆,而他对胡安·卡洛斯出于私心的偏爱,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生死攸关的政权传承;不过就连致力于将佛朗哥描绘得粗暴无耻、缺乏人性的普雷斯顿本人,都不得不通过引述目击者的见证,承认这位“西欧最后一个独裁者”与胡安·卡洛斯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情同爷孙”的关系。在佛朗哥病危期间,王子曾对元首的医生流露了相当私人的感情:“……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我的。”

新国王登基后的几年时间,见证了西班牙如同坐上过山车一般,呼啸着一头扎进民主制度的惊险历程。如果说此前21年对于胡安·卡洛斯来说如同噩梦,那么直到1982年选举顺利结束,国王都没有理由不以为自己其实生活在炼狱当中。通常认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西班牙大体上“和平地”过渡至民主,然而被佛朗哥认定为西班牙“家族魔鬼”的极端与暴力,始终是这一进程当中挥之不去的沉重阴影。在恐怖活动的硝烟、极端派系的不睦、中间派的疲软与军队积极涉政等因素相互纠缠的复杂局势下,新生的民主政权并非没有再度滑向类似1936年内战的可能性,甚至有那么几次,国王、君主制乃至西班牙的命运看上去都有可能旦夕不保。胡安·卡洛斯充满矛盾的双重身份(君主制的象征与佛朗哥的法定继承人,个人经历的军人背景与魅力十足的妥协型人格)既是他在民主政权建立初期备受诟病的缘由,也成了他日后力挽狂澜,帮助化解各种危机的资本,这一优势在1981年军队发起的“223政变”中体现得尤其明显。《1978年宪法》则限制了胡安·卡洛斯从佛朗哥那里继承下来的绝对权力,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原则,这是国王联合自己的首相苏亚雷斯,经历与多方势力的不断斡旋后取得的突出成就。

作为传记作者,普雷斯顿并未表现出对国王“有关个人”那部分经历的关心。从标题乃至行文结构来看,“国王与民主”这组关联,始终带着某种宿命论的味道,仿佛胡安·卡洛斯生来就肩负给西班牙带来民主的使命,仿佛一旦民主制度建成并步入正轨,之后整整二十年的生命便不配进入传记范畴,可以只凭最后总结一章一笔带过。为了强调右派与军队在过渡时期给民主造成的威胁,作者并不吝惜频繁提及那段时间的罢工与抗议,甚至对“只有当君主制与一个社会党的政府共同生存的时候,君主制本身才算得到了完全的巩固”这类判断予以肯定,却碰巧只字未提冈萨雷斯政府1982年当选的同年就遭遇全国总罢工的事实,似乎也刚好忘了正是社会党所在阵营1936年枉顾民主原则的选举操纵,才为第二共和国民主的崩溃与内战埋下了致命的祸根。考虑到传达政治理念的效果,这部传记侧重记叙国王的政治身份而不是个人生活,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作者从头至尾对唐·胡安牺牲儿子个人意愿的残酷做法进行的严厉谴责,也就显得过于苛刻了——毕竟本书叙事将胡安·卡洛斯这一个体定格于实现民主的功能性框架之内,与唐·胡安在实践中把亲生儿子当成君主制得以延续的工具并无本质不同。

于是国王双重身份的另一半至此依然晦暗不明,就连本书开篇抛出的谜团,关于一位来自传统王权家族并被佛朗哥按照延续独裁制度的目的来培养的王子,“怎么会突然摇身一变,全身心地投入西班牙的民主事业?”,也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因为这样的发问方式注定无从解答。胡安·卡洛斯生命中每一个关乎民主成败的重大历史瞬间,都完全有可能走上另一个路向——也许普雷斯顿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是国王的政治使命不必然包含民主:故事主角的毕生追求有着另一条清晰得多的主线,那就是身为波旁家族的继承人,他的天然义务是让君主制重新降临西班牙大地。在共和观念当道的二十世纪,这条腥红的主线看上去如此刺眼,以至于普雷斯顿们只有将其置于民主意识的方向上方能安心;象征君主制的王者气概、个人魅力与高贵品德也不再霸占著书立传的中心内容,罗多、苏亚雷斯、冈萨雷斯、卡瓦略这类技术官僚乃至政党领袖反而更加如同磁石般引人注目,因为目的论式的民主拼图之大功告成,才是这部个人传记有志歌颂的全部意义。在这里,胡安·卡洛斯的“双重身份”似乎呈现出另一层观念上的含义:成为一个国王;成为砌就民主大厦的一面砖墙。

(本文作者:米兰)

《民主国王:胡安·卡洛斯传》,作者:〔英〕保罗·普雷斯顿 译者:李永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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