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越穷越忙，越忙越穷？

这是被人们遗忘了的美国。

洗车工无车可开，银行职员的户头只有2.02美元，医学教科书女编辑十年的收入，也赶不上一个牙医。

《穷忙》讲述的就是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失败。而比他们更失败的，是他们的国家。尽管美国的富裕程度前所未有，尽管美国宣扬“劳动致富”的信条，低收入人群的问题却令这一切饱受质疑。

对于书中写到的大部分人来说，愤怒是一种奢侈。他们苦苦挣扎，筋疲力尽，找不到出路。他们的工资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人们常常用“穷忙族”来形容他们，而这个词本身就是个矛盾。

在美国，辛勤工作的人不应该是穷人。

美国的经济起起落落，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贫困人口的生活除了更显艰辛之外，基本没有改变。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家庭之间的资产净值差异加大，形成两级分化的局面。富人学区与其他学区的资源差距进一步扩大。因哮喘缺课的孩子更多了，享受不到医疗保险的人更多了，忍饥挨饿的人更多了，遭受牢狱之灾的人更多了，做底层工作的非法移民更多了。

美国人普遍不了解贫困的成因，因此也不清楚该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他们信仰美国梦，认为即使是出身最贫寒的人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也让人们找到了责备穷人的借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资低是工人本身的错，因为工资低不过就是说明他的劳动价值低。在美国的大环境中，贫穷总是带有原罪的气息。

的确，在一个富有的国家当一个穷人，要比在一个贫困的国度当一个穷人，难熬得多。

为什么人们越穷越忙，越忙越穷？教育、医疗和住房，就业、税收和福利，乃至性别、地域和文化。穷，永远都是一个“系统”问题。

普利策奖得主、记者戴维·希普勒，以《穷忙》聚焦美国“穷忙族”，看见“看不见的美国”。让我们来看看克里斯蒂的故事。

克里斯蒂做的工作是这个劳动力紧缺的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每天早上她开着那辆破破烂烂的86年产大众汽车，从自己在公屋区的公寓开到俄亥俄州阿克伦城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托儿中心（YWCA child-care center）去，在那里，她整天都要照看小孩子，这样他们的父母就可以去工作了。如果没有她和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像她一样的人，那就没有几个人能工作了，美国的繁荣发展也会因此而失去动力。没有她的耐心和温暖，孩子们还可能会受伤害，因为她并不仅仅是一个保姆这么简单。她给了孩子们一个情感上的安全居所，她教导他们，向母亲一样关怀他们，有时候甚至还会把他们从家庭的虐待中拯救出来。

她提供了这些重要的服务，因此她每两周能得到一张大约330美元的支票。她没钱把她自己的两个孩子放到自己工作的日托中心去。

克里斯蒂是一个高大的女人，尽管她生计窘迫，但是她很爱笑。压力和高血压让她备受折磨。她没有银行账户，因为她的钱都存不久。尽管她在购物时尽量谨慎，但是她的账单总是付不清，滞纳金让她透不过气。因为收入很低，所以她有资格领食品救济券和住房津贴，但是每次她的工资涨了一点的时候，政府机构就会减少她的福利补助，她觉得工作换来的却是惩罚。她被困在了福利改革的跑步机上，要怎么跑得根据《1996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来决定。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取决于国会和白宫对贫穷的成因和解决方案的看法。

一开始，这套新的法律的出台加上经济的繁荣令待领取福利金的人数直线下降。由于国家给予各州灵活决定实施时限和工作要求的权利，有些州就创造出了创新型的政府、行业和慈善机构的联合组织，引导人们接受工作培训和就业。但是大部分空缺的工作有三个不理想的特点：工资低，没有福利，而且到头来一事无成。城市研究院2002年的报告书中总结：“许多确实找到工作的人失去了政府对他们的其他补助，例如食品救济券和医疗保险，他们的境况没有改善——有时比他们没有工作的时候——还糟糕。”

克里斯蒂觉得她自己的情况就是一例。她的钱包里唯一一张像信用卡的东西是一片蓝绿色的塑料片，上面标着“俄亥俄州（Ohio）”的字样，还画着一个灯塔作为点缀，灯塔放射出一道光线，照进夜晚。在“O”字里是一个金色的方块——那是电脑芯片。每个月的第二个工作室，她会将这张卡插入一种特殊的机器，这种机器在沃尔格林（Walgreen’s）、休派（Save-A-Lot）超市，或者苹果公司都有，然后输入她的身份证号码。一笔136美元的款项就打入了她的卡片中。给她的“食品救济券”现在以这种方式派发——更不容易被偷或者卖掉，在排队付款的队伍中也更加不显眼、不丢脸。

这张卡里包含了她每个月最早的一点收入，靠这张卡她才能花出第一笔钱。这笔钱只能用来买食品，而且不能用于购买熟食或者宠物食品。我要求她在一个寻常的10月记录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这份资产负债表中，这张卡的使用占了第一行。

“2号花了136美元的食品救济券，”她写道。于是在她拿到这笔福利救济的那一天，她就全用光了。三天后她有了另外的25美元现金，她用这些钱来买杂货，10月10日又有54美元，12日又有15美元。穷人家常常会发现食品救济券只够支付他们家里一半到四分之三的食品开支。

当克里斯蒂的工资涨了一丁点的时候，就连这张卡里最初的这点钱都被抠走了。福利救济是根据收入情况来发放的，你需要的越少，你得到的越少，很合情合理。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的。不过，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却让受益人有了一种身处地狱般的体验。每三个月克里斯蒂就得抽出半天上班的时间（半天的工资没了），带上一个装满了工资存根、水电账单和租房收据的信封去找社工。负责她事情的社工脾气不好，这个社工把信封一掌压下，用一个国家法定公式来计算她的食品救济券配额，还有她的孩子们的社保资格。就在克里斯蒂完成了一个培训课程时薪增加了10美分的时候，她的每月食品救济券配降低了10美元。

她每个月就只多了6美元，不能说一分钱都没多，但也是少得可怜。许多原来接受福利救济的人参加工作时只觉得能摆脱那些给他们提供食品救济券、医疗保险和住房的政府机构是件好事。但是有些人想错了，他们认为自己一旦不再依靠救济过活，就没有领取救济金的资格了；还有些人情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也不愿经受麻烦和羞辱。不过，默默投降可不是克里斯蒂的风格，她很机灵，而且很有恒心，要想在这种体制下找到出路，她就必须如此。她从不退缩，敢于向更高的权威机构提出请求。有一次，她忘了把水电费账单放到那一扎文件中，负责事情的社工就不给她食品救济券。“第二天我就把它寄给她了”，克里斯蒂说。两个星期过去了，这张卡里头依然空空如也。克里斯蒂给那个社工打电话。“她真是目中无人，”克里斯蒂回想道，“怎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要把一些文件寄过来。”

“我是这么说的，‘你检查过你的邮件了吗？’”没有，实际上这个社工的未读信件堆积如山。“她是这么说的，‘我这里有人等食品救济券要等上两三个月呢’。然后她就没来找过我了。我只好去找她的上司。”这些福利款后来被补上了。

当你一脚刚踩进职场，一脚还被繁文缛节缠住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失去平衡。经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寻找可靠的托儿所，处理一团糟的未付账单，这些事情足以把一个没有多少这种经历的单身母亲吓倒；政府机构也在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他们不像是提供福利救济的，倒像是检察官，而且你还像克里斯蒂一样患有高血压。

一方面，她援引了这个体制的规则来获得自己应得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她作弊了——或者说她认为自己作弊了。她的男朋友，儿子的父亲，凯文，和她偷偷摸摸地住在一起。她确信，如果房屋委员会 (Housing Authority) 知晓此事，她会被赶出公寓的。他曾经是重罪犯（因侵犯人身而入狱两年），而且他有赚钱能力，尽管他赚不到多少。无论哪一点都会让她失去领取福利救济的资格。政府援助和身无分文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所以，为了生存，小小的谎言也具有巨大的意义。

凯文看起来就像个友善的灯神——两百八十磅的壮实块头，头发剃得短短的，右边耳朵上还带着一只小小的耳环。他的收入不稳定。天气不错的时候，他帮一个庭院设计师干活，工钱是每小时7.4美元，这个设计师在感恩节的时候还会送他一只火鸡，结束这一季的工作——然后就把他扔在一边，让他整个冬天都没有工作。他想去开卡车或者切肉。在坐牢的时候，他上了一个培训课程并获得了一张肉贩证书，但是当他把监狱发的这张证书给雇主们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痛快地把刀放到他的手中。

克里斯蒂生活中的种种加到一起都是压力，从她的开支清单中，你很难找到有趣或者奢侈的东西。5号她从凯文那里得到了一张37.68美元的支票，那是她每周的孩子抚养费（她没有从她女儿的父亲那里得到过任何东西，对方因伤人罪而长期服刑）。同一天，她给她的车子加了5美元的油，第二天她自掏腰包，花了6美元带日托的孩子们到动物园去。第八天是还款日，她的330美元支票转眼就消失不见。首先是她叫作“税费”的3美元支票兑现费用，这只是汇票等等需要的诸多费用中的一项。紧接着是172美元被用来交了房租，其中包含10美元的滞纳金，她总是要交这笔费用，因为她在每月的一号从来没有足够的钱交房租。然后，因为当时已经是十月了，她开始张罗圣诞节的事情。她在一家店付了31.37美元，准备用分期累计预付的方式买礼物。还有10美元用来买汽油，40美元给两个孩子买鞋子，5美元在一家二手店买了一件灯芯绒裤子，5美元买了一件衬衣，10美元买了喇叭裤，47美元交了汽车保险，汽车保险每两周要交一次。330美元就这么没了。她的电视机、衣服、家具和其他家居用品都没有保险。

水电费和其他账单直到月底她拿到第二张支票的时候才缴清。她每月的电话费一般是43美元，公寓燃气费是34美元，电费是46美元，处方药是8到15美元。她每月的汽车贷款是150美元，医疗保险是72美元，有线电视费事43美元。有线电视已经不是低收入家庭需要节衣缩食才能拥有的奢侈物件。没有有线电视提供的广阔渠道，那么多的现代美国文化就无法经由电视机传播出去，穷人就会更加地被边缘化。此外，这是一种相对廉价的娱乐方式。“我只有最起码的东西，”克里斯蒂解释说，“我有一根天线，但是你啥也看不到，因为接收不到讯号。”她希望接受讯号能好一点，因为她和凯文都喜欢看摔跤。

克里斯蒂的预算吃紧的一个原因是她买了太多价格高昂，广告打得很响的零食、垃圾食品以及熟食，工作繁忙的母亲——或者那些根本就没学过做饭的人可以轻松地用拿熟食凑合着做顿饭。除了作为主食的汉堡和鸡肉之外，“我还买了香肠，”克里斯蒂说，“我买了冷冻快餐，因为我有时候可能很累，这时候我就会把冷冻快餐——索尔斯伯利牛肉饼和火鸡之类的东西，扔进烤箱里。我的孩子们爱吃披萨饼。我买了冷冻披萨……我给我的孩子们买了很多早餐吃的东西，因为我们起床很早，出门去了。你知道，那些谷物棒之类的东西很贵的！你懂吗？馅饼、谷物棒、格兰诺拉麦片之类的。”便宜一些的早餐，例如热麦片之类的只有在周末她有空的时候才会出现。“他们都吃热麦片，但是在每周的工作日里，我们忙个不停。所以我在他们的包里放麦片。我儿子喜欢吃干麦片，所以我在午餐包里给他放了一些干麦片。可可松饼。他们还有“可可彩点”蛋糕。”她大笑了起来，“还有“幸运符”麦片。他不挑食。我的女儿很挑食。”那些花里胡哨的麦片很烧钱。在我所在的地方的超市里，“幸运符”很贵：14盎司一盒就要4.39美元，三倍的燕麦粉的价格和它几乎一样，只要4.29美元。

克里斯蒂和凯文的消遣都是围绕着吃喝的。当她十一岁的女儿带了一份好成绩单回家时，他们就会凑一点钱，在那天晚上到一家还过得去的餐馆吃饭，以此作为奖励。他们要么去墨西哥餐馆，要么在周三的时候到街边的莱恩餐馆吃饭。 周三晚上是在莱恩餐馆吃牛排的时间，莱恩餐馆在他们住的黑人社区的边上，是一个又大又吵，全家可以吃到饱为止的地方。自助餐台上堆满了热气腾腾的马铃薯和绿色的豆子，还有牛肉块，餐台边围满了快活的各色人种的爷爷奶奶、父母和孩子们，他们边互相挤来挤去，友善地向对方道歉，边把一堆堆能让你吃到撑的食物端走，每个人只要9美元就可以吃到这些东西。

克里斯蒂和凯文偶尔也会犒劳一下自己，他们把朋友请来，在一个铁桶里点燃炭火。他们在她的底层公寓后面把这个铁桶做成了一个烤架，尽情享用烤鸡、肋排和很多罐米勒啤酒。他们是要把自己灌醉吗？

“唔……”凯文声音低沉，发出了长长的哼声作为回答。

“唔……”克里斯蒂说。“孩子们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到俱乐部去喝。然后回家睡大觉。”她快活地笑了一声。她喜欢布恩农场酒、马尼舍维茨精华葡萄酒，还有保罗·梅森白兰地，这就是为什么在她给我的10月12号的记录里有这么一条：“15美元瓶子”。不过她不是酒鬼，而且她和凯文都发誓他们不沾毒品，尽管他们住的社区里满大街都是整天向他们招手的毒贩子。

“克里斯蒂喜欢找乐子，”她的母亲语气尖锐地说道。她的母亲“格拉迪斯”高中就辍学了，她靠福利救助度日，热切地期盼着她的三个孩子能进大学。这个理想激励了其中两个孩子。克里斯蒂的兄弟成为了一名会计师，而她的姐妹则成为了一名信贷员。不过克里斯蒂对高等教育从来都喜欢不起来。她不情不愿地开始在阿克伦大学读书，住在家里，最后她终于受不了没钱的日子。大二的第二个学期，她去工作，不去上学了。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她看来并没有那么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

“她没有看清事情真正的严重性，”格拉迪斯抱怨道，“现在她自己看清楚事情有多严重了。”不过，要看事情有多严重还得看她想做的是什么。她喜欢喝孩子们在一起，但是她现在发现，没有大学文凭，她很难在“开端计划”（Head Start）学前教育项目中获得负责人员的职位，这个职位差不多相当于正规学校的教师；她只能窝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日托中心里，而这里的财政情况极不稳定。由于青年会里的孩子们有95%是来自低收入家庭，这里的费用基本上是根据该中心的主要收入来源来定的。这个来源就是俄亥俄州公共服务部，该部门每周为全日托服务支付99美元到114美元的费用。由于该中心财务负担沉重，这些费用只够支付老师们5.3美元到5.9美元以下的时薪。

克里斯蒂之前的工作也让她的收入锁定在最低工资边缘，她曾经在假日酒店当过女服务员加收银员，在凯马特超市当过收银员，在酒吧当过侍应生，在各种各样的餐馆里当过厨子、侍应生和收银员。在各种半吊子的培训项目中她已经是一个资深学员，这些课程的本意是要帮她成为零售销售员、公共汽车司机和狱警，但却从来都没有让她和她的同班同学们通过考试，获得职位。她用两个字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再也没有回大学。“懒。懒。”

她居然觉得自己懒，这很奇怪。她的工作很累人，而且她的工资很低，她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维持生活。她解释说，当账单快要把她淹没的时候，“我会这个月还这笔账，那笔账就先不还，然后下一个月又赶紧交那笔帐。我经常这样赶着还账。我让它们轮流来。你收到了一张电话账单，你得每个月都付这笔账，如果你漏缴了，嘶。下个月就得交双倍，再下个月就得交三倍。再下次你就会收到失联通知。失联通知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我每个月都还账，但是我每个月都会收到失联通知。我每月的第一天拿不到钱，没法在每月的第一天还十个人的钱。我收到了失联通知，他们给我的期限就要到头了。于是我打电话，安排还钱的事情。我这么说，‘嘿，拜托你让我喘口气吧。先别嫌我烦，我要给你们送点东西。’你懂的，对那个卖车的人，我也许不会把我的150美元全部给他，但是我会给他带点东西去。他们是有意思的家伙。他们和我打交道，人挺好的。他说，‘哦，V小姐，今天你给我们带什么来了？’有次那家伙说：‘我发现你每个月都会带点儿东西来。’我确实是这样的。我带大部分的钱来了。每个月都是如此。我是这么说的，‘嘿，伙计们，我得买点吃的。’”

她的日程排得很满，经不起收费和罚款的折磨。由于交不起费，她停止了自己的孩子们的暑期日托服务。因为如果她要把孩子们放到青年会日托中心，在放学后再让她妈妈照看孩子门的话，她每个月得交104美元，这笔钱她承受不起。他们暑期去了 “儿童群益会” （ Boys and Girls Club ），每个孩子象征性地收费7美元。但是，该俱乐部对接送时间有严格的规定——下午3点。周五除外，当天的接送时间是1点。 一个周五，她母亲忘了这个提早了的接送期限。俱乐部没有给上班的克里斯蒂打电话，而是开始计算时间并处以罚款，开始的五分钟算10美元，接下来的时间费用降低，知道她母亲在晚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露面了为止。每个孩子的收费达到了80美元，克里斯蒂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笔钱。所以她的孩子不能继续待在那里了。在她的生命中，每个微小的失误都会酿成巨大的后果。

不管克里斯蒂做的工作对这个国家的幸福安康有多么重要，她似乎注定了是要做低收入的工作，没有高升的机会。在经济社会中，对于达到她这样水平的人，本来一切都应该是朝着安逸生活的方向去的。但在她刚刚步入成人世界的时候，她误入歧途了。在那之后，她需要高等教育或者合适的职业培训来推她一把。单靠辛勤的工作是没用的。让如此值得尊敬的德行遭到玷污，我们可不想有这样的教训。但是，除非雇主们能够，而且愿意为这个社会的基本劳动付出更多，否则那些在贫困边缘辛勤工作的人们都只能原地踏步。美国为工作而唱响的欢乐赞歌也会发出刺耳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