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无处可遁的……读书人

正因为书是读不完的，所以非常喜欢读书的人恐怕也都喜欢看别人的读书笔记，而著名学者的读书笔记就更有巨大的吸引力——不但能带来知识上的收获与心智上的陶冶，而且从中常常可以看到某种更鲜活的（虽然可能只是一鳞半爪）学术史，或者学林八卦，因为在学者眼中，总有向学术源流和学界人物投去的目光，读起来最起码有此三重乐趣。但是说实话，很多学者恐怕不愿公开自己的读书笔记，就如有种说法，书房不能随便让人参观，好像总有很多“学术隐私”是不能公开的。

也正因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葛兆光教授的《且借纸遁: 读书日记选 1994-201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更是显得特别有份量、有价值和有趣。对既喜欢读书同时也喜欢写点读书笔记的读者来说，阅读该书带来的乐趣就更多——不敢奢望英雄所见略同，却也知道彼此“读书有同好焉”，已是一桩乐事。葛教授在书前“小引”中说“浏览的杂书成了眺望的窗户”，借此“溜出去长长地透一口气”，却如该书封底语所言：“在不经意间打开了一扇窗，让读者得以窥见他的读书生活。”应该说，读者真正得以窥见的是作者视野中的那个书世界的种种精彩，同时恐怕也会感受到种种无奈，比如说许多海外版书籍与内地版的版本差异等等。

关于子安宣邦的《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葛兆光先是肯定了《东亚论》有些论述是很不错的，如关于日本需要通过把中国文化“他者化”才能具有和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立品格，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面对中国文化时的复杂心态（181页）接着，通过阅读《读书》编辑部组织的子安宣邦座谈会的记录，提出了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中第三个是关于子安对“东亚共同体”的想象问题，提出：“需要论证的是，所谓‘东亚’现在真的有一种什么‘同一性’，能使它们的内部差异小于与外部西方诸国的差异吗？这个‘东亚’，在地域距离被便利交通越来越淡化的现代，究竟凭什么可以互相信任并联系成为一体？是文化、历史、传统，还是利益？”（183页）

这的确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我的记忆中，《东亚论》中有两篇论文表明子安对“东亚”这个概念的历史敏感性是比较注意的，他在这两篇分别参加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召开的东亚文化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中，都敏感地意识到在“东亚”这个概念中无法抹去的帝国历史印记与会议主办国的历史记忆中的紧张关系。在对“东亚”这个概念的历史检讨中，子安表现出批判性反思和历史自省精神，担心和拒绝在今天不恰当地运用这个概念会导致帝国亡灵的复活。进而想到当年他所参与的以台湾大学高研院黄俊杰教授为中心的“东亚儒学”研究项目，他所赞成的“东亚儒学”或“东亚文化研究”都不是对应于实体化的“东亚”的话语建构，而是一种开放的关于儒学文化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

不知道我对《东亚论》的这点印象是否有误，葛兆光教授提出的这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会促使我回去重读子安的这本《东亚论》。更有意义的是，在这则读书笔记与评议中，可以看到作者对时下学界风气、现象的敏锐洞察和理性评析。葛兆光说：“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一是中国学者因为追逐潮流哗众取宠而乱跟时尚，完全不考虑具体的历史语境；二是在对话中失去立场，而被对手方同质化，从而成为应声虫甚至是跟屁虫；三是因为‘影响的焦虑’和‘权力的声音’而结成朋党，更党同伐异、互相乱捧，变成圈子主义。”（183页）这是写于十几年前的话，说得非常准确到位，而今天学界的某些情形恐怕更为糟糕。

如果说葛兆光几十年读古文献、做思想史是坐冷板凳熬出来的功夫的话，他“偶尔从象牙塔中”“拿个板凳垫脚，找个窗户出气”的时候，那口气是有温度的，有时甚至是炽热的。由季镇淮的《司马迁》而“突然有些感想：当我们开始阅读并领会古典文化的时候，我们就是重塑（推理与想象并有）过去的生活与思考。当我们欣赏并感动于古典时，我们就是在缩短我们与过去之间的那种文化和时间上的距离，当我们以为了解并解释这些古典的时候，我们是在用一种与我们兴趣、知识、价值相近的‘理解’在重新建构古典”（248页），这是很有温度的人文阅读与思考。他读《哈维尔选集》，认同他关于“秩序”的观点——“秩序”会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而强化意义和扩大范围，从而取消了其他价值的合理性；而且“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成了一座无穷的大山，当权者不断希望借此影响人们的思想，而由于这些花言巧语全无内容，公众通常不大察觉在其中深处流露一个明确和有意义的讯息，一项现实的忠告，‘如果有可能的话，别碰政治……你就平安大吉’”（这是引哈维尔的话，75页）这已经有点上升的热度。

作为一个文人，什么是“别碰政治”？作者读《翁同龢日记》，发现有“三件雅人逸事”，“一是游山玩水访僧问道，二是吟诗作画校书读帖，三是搜集字画古书兼会客应酬，偶尔把头伸出窗外，才吃了一惊，但是不久又缩头回去，照旧心安理得地过着旧时生活。”（5页）那么延伸开来，一个读书人如果喜欢思考政治什么的，自然就不会是平安大吉，而是难以安身，无处可遁了。关于赵鼎新那本书的评议，在冷静、理性的分析中我感到隐隐有一种炽热的情感在升腾，最后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要——时光流逝，“撰写历史”者将如何下笔？作者认为，“如何结合社会学与历史学，如何平衡事后的理性分析与体验当时的历史环境，如何综合观察者的观察与当事人的回忆，就是撰写历史很重要的问题了。”（298页）

作者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发现《刘大耷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非卖品，刘潞、崔永华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觉得可作现代思想与学术资料来读”，从中摘录的一则令我深有感触：“1961年5月7日范文澜《致刘大年》谈到黄炎培赠书给近史所的事情，范让刘大年去看望黄，但下面却说：‘他是我唯一的现存尚在的老师，但不是启发我向往革命的老师。写信时我不大愿意自称学生，直写姓名又恐伤他自视老师视我为学生的感情，你如去看他，当面替我说病末恢复，不多出门的意思’。这是一个自认为是革命者的历史学家对老师的暧昧态度。”（47页）葛兆光的评议很好。一个历史学家一旦自认为是革命者，竟然就可以如此“尊师”，令人齿冷。

葛兆光做思想史研究，非常重视利用图像资料，通过宗教祭祀图像、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早期互相想象的图画、古代中国刻印的世界地图、早期译西书中的一组插图、道教中典籍中一些地理图转化的神符图等等个案研究，开拓出思想史研究中的“图像证史”路径。在这本读书日记中，果然也看到他在图像研究方面的阅读印记。读李汉林《百苗图校释》，第一句话就是：“一本讲图的著作，却没有一张插图，真是不可思议。”这真是快人快语，一剑封喉。接着通过比对各种资料，发现该书存在的问题：“一是未见到更多的苗族图册，其实欧美各国所收藏的苗族画册极多……作者恐怕没有好好收集资料；二是应当考虑其与乾隆年间《职贡图》、四库本《职贡图》，以及其他各种族群的图册的关系，不仅这些图册有一种共同的描述模式，而且这种模式背后有某种对于边疆族群的观念，即使不作思想文化史的分析，广采诸本，至少可以互相对比与校勘；三是作为一部校勘标点的书，其中却有不少错字，如“絰”字错成“经”字等等，可见粗疏。”（114页）继而谈到黄才贵编《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也是老实不客气地说：“这部书编次颇无法，体例又混乱，时而乱发议论，时而插入资料，且不合学术规范，尤其是资料多不注明出处。唯其收集颇丰，能开眼界，让人对贵州有一历史了解。”（135页）在差不多两年之后，又继续补写：“目前研究贵州苗族历史与图像的著作，如李汉林、黄才贵等书，均没有广泛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他举出何罗娜（Laura Hostetler）的《清代殖民事业》就是研究《百苗图》的，收集了全世界各个图书馆藏的《百苗图》，研究相当仔细和深入。（135页）可以看到他很关注民族图像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所指出的问题更是研究者必须警惕的。

读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葛兆光认为这是“国内学人应当好好阅读的书。此书揭发人们往往把‘左派’、‘革命’、‘无产阶级’变成神话，当做政治正确的符码，在这种看似绝对正当的掩护下，其实是一些不合理的诉求”（150页），可谓言简意赅。而最后那段引雷蒙·阿隆书中第369页的那段话，更是一语中的。问题是他读的是台北联经版，我手头没有2005年的译林版，未知是否有差异。他在引语之后接着说，“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同样相信一个绝对真理的存在和绝对价值的优先性，他们总以为自己掌握着这一把关键的钥匙，所以总是在做指导社会的仲夏夜之梦……”（153页）诚哉斯言！

有点出乎意料的是，葛兆光也喜欢读简繁的《刘海粟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他的评价是“这真是一部奇书……他笔下的刘海粟的为人与作风，让人想及《笑傲江湖》之任我行，其晚年行径，让人想起《将军碑》中之老将军，而早年事迹，则让人觉察二十世纪中国之乱世浊流。”“不知是誉是毁，但是惟妙惟肖，读其书，想见其人，实在有趣得紧。”（113页）在我记忆中，这部关于刘海粟的传记不止是“有趣得紧”，而且时有惊人的敏感之语，比较符合我想象中的那位“海老”的真实内心。记得当时读着，竟然时有诧异之感。于是无端又想起读书人的问题：天涯芳草，怎么会无处可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