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谈韦伯：韦伯真正给我们的，是迎接我们自身的命运

1917年11月7日周三晚8点，慕尼黑。这年春天，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最终将美国推向了敌对的协约国，德国战败的阴霾已经显现，大学内部人心惶惶，四分五裂，各种思潮主义风起云涌。当苍白疲惫的马克斯·韦伯急促穿过爆满的讲堂走向演讲桌时，他也许还不知道，就在刚刚，圣彼得堡的“阿芙乐尔”号发出了总攻冬宫的信号，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了。这是一个一切内外事态都在崩溃的时代，而他开始了当晚的演讲：“你们希望我来讲一讲‘科学作为天职’……”

一百年后，当一个学生有志于从事科学职业，他的老师依然可能递给他一本韦伯的《科学作为天职》，让他明白“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既要抵御权力的胁迫，抵御学术资本主义的侵入，又要控制自我激情，防范自我欺骗。有些悖谬的是，这篇旨在劝诫学生三思后行的演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投身科学。

今天，重读这篇演讲，我们依然和当年坐在讲台下的青年洛维特感同身受：“他的话语之中浓缩了毕生的经验和见识，所有的话都从内心毫无转折地倾掏而出，都经过他批判的理解彻头彻尾地斟酌过，都由于他的富于人性的凝重气质凸显了他出众的人格。”

为纪念演讲发表百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以“我们时代的命运”为主题，编选了文集——《科学作为天职》，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今年10月出版。文集不仅重新精译了演讲全文，收录了六篇韦伯同时代人的批评与回应，还组织了四篇当代中国学者的诠释。

也是11月，北京。文集作者之一、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接受了《上海书评》的采访，谈及当下中国学术体制的困局。渠敬东说，今天纪念这篇演讲，是为了像韦伯当年那样，摸索我们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

今天，我们对“科学”充满误解

韦伯这篇演讲的标题，以前比较流行的译法是“以学术为业”，李猛和李康这一版改成了“科学作为天职”，除了追求翻译的准确性，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吗？

渠敬东：刚刚出版的这本纪念文集，是李猛很费心地组织的，除了韦伯的演讲原稿译文外，还编译了当时学者的评论，以及一百年后我们中国学人的反思。我很理解李猛的心意，这篇文献或许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恰到好处的。

有关“科学作为天职”的译法，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吧。首先，以往译文的标题“以学术为业”，这个“业”字，太具有宗教概念的意味。从韦伯的思想看，强调宗教性并没有错，但就韦伯对现代社会所做的判断而言，职业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征。韦伯用这个词，德文里是Beruf，既有使命感的意思，也有职业性的含义，这次翻译成“天职”，是把两重意义接合在一起，将感召的概念与近代职业化的情形结合起来，本身便有某种理论上的困难于其中。这里我们想说的是，韦伯这篇演讲面对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实质上是对整个职业性的学术工作或科学工作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回答。

在现有的标题中，天职的译法不难理解，也并不是最重要的修正。最重要的变化，是把“学术”改成了“科学”。因为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对科学这个词有很多误解，大体上都是将科学定义为一种定理性或者公式性的命题体系和证明过程，理解为从自然科学而来的方法。然后，我们再把这种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的领域里，看看哪个学科更符合这样的方法逻辑，就判断哪个学科更加科学。这里，始终存在一个狭隘化理解科学的问题。我们今天对“人文与科学”这种划分习以为常，将有关精神与灵魂的学问与科学对立来看，这里有一个天大的误解。德文里的“科学”是Wissenschaften，但什么是科学，思想史中有大量争论。李凯尔特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德国思想史的发展中黑格尔更早将“精神科学”，即Geisteswissenschaften，作为一切科学的总纲，是一个统摄性的概念，自然科学也包括其中。在这样的思想传统中，科学当然包含了历史学、国民经济学和法学等诸多学问。而韦伯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科学，也将实在上的客观有效性的探求，与价值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人文与科学”之分，他讲的恰恰是怎样将一个民族或文明的文化性，与现代世界或者说宗教伦理所开启的个体性原则，通过科学的方式建立关联。这才凸显了这个文本的重要性。总而言之，科学的探究，虽然一开始要悬置价值问题，但并非是价值无涉的，科学直接面临着伦理化的问题，从来不存在一种纯粹客观性的社会科学。

相对而言，“学术”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历史也非常漫长，中世纪的信仰自加洛林文化复兴以来，到十二世纪经院哲学的兴起，都在力图通过理性来证明或检验信仰，那时候，学术便已有了高峰。我们也知道，那些时代里通过文本中的文法、修辞、辩证法而确立的学术，与近代理性化中的科学，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这不意味着，科学仅是探究自然的领地，似乎只有把人清除掉，科学才会更科学。其实，若说科学是有关自然的探究，那么自然本身，亦包括人的自然、政治的自然，以及神与自然的复杂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理性化无所不在，科学本身也是有关整个世界的全域。厘清这个问题非常之重要，否则那些从来不关心精神和灵魂问题的学者，常以科学家自居，似乎他们把持着科学的“权杖”，以“无知”为“知”，将人的所有情感、信仰和精神要素都作为剩余物扫地出门，滑天下之大稽。

官僚制有自身历史和文明的基础

《科学作为天职》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入，学术体制不可避免地走向科层制和专门化。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层制和专门化水平不如西方，而当代中国又像韦伯时代的德国，急迫地要把自己纳入世界体系，寻找均一的尺度，从而参与世界竞争格局。对今天中国而言，学术的科层制和专门化是否是必由之路？

渠敬东：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一点一点谈。首先，科层制，也可以说是官僚制问题。韦伯讲的官僚制，与美国人讲的官僚制，和中国人讲的官僚制，虽然都用同样的概念来讲，但我认为有实质的不同。官僚制是一个分析概念，但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韦伯在政治社会学里讲，官僚制既是现代社会构造的一个系统，也有着不同文明的具体历史内涵。即便他后来在《中间讨论》中对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未来做出了无法确定的判断，我也不认为在他心中，官僚制就是一种纯形式化的、坚硬的、没有任何文明特质的僵化概念。

官僚制有着德国自身历史和文明的基础，与德国自身的封建历史及其等级体系、军功体制、荣誉机制息息相关，在他们从离析的政治形态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官僚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一百年前，德国大学发展所面临的阿尔特霍夫体制，与传统和近代官僚制的形态皆不同，这里的学术官僚制，指的是一种外部的学术权力体系，对特定的历史以及近代学术组织化的规则都全然不顾，成为了一种凌驾于学术自由之上的悬浮的体制。这个体制并非由德国自身文明的历史产生，只讲求学术效率和学术资源分配，是一种国家渴望参与国际资本主义竞争的体制，一种抽离了所有传统路径、历史处境和学者成长规律的体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官僚制的概念。

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如此，我们在向西方学习、塑造现代学术体制的时候，似乎总觉得，要去制衡中国式行政意义上的官僚制，只要模仿美国的学术体制，就能摆脱行政化固有的麻烦和问题，就能让学术重新回到学术。我们根据这个愿望来确立我们学术管理和发展的目标，这才是要命的事情。需要再次强调，官僚制虽然是一种现代理性化的组织体系，但因有不同的文化和人性基础，各个国家间有很大的差别。拿美国来说，这种体制，也是其自身的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运行带来的制度化结果。在美国十九世纪学院向大学体制化的过程中，一些财阀及基金会起到了重要作用，韦伯在有关大学的一系列讨论中，都提及了这种情况。从二战起，美国的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广泛采用国家和资本推动的项目制了，基金会、财团和企业支持这些学术研究，也在学术背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很多工科和实用学科的发现和成果，甚至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与资本市场有着或隐或显的关联。早在一百年前，德国教育部长阿尔特霍夫所模仿的，正是美国这套研究机构、资助制度、课题申报的体制，其结果是学术组织按照市场竞争的企业模式设计，变成了有定向资助的项目团队，博士生、青年教师甚至副教授无非是项目经理而已。这便是《科学作为天职》演讲有关学术之外部条件的重要讨论，韦伯几乎花了一半的篇幅来讨论大学体制改革后的青年教师的处境，目的就是要检讨德国大学的“美国化”问题：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自由抽离干净，去模仿再模仿，其目的只是为了竞争，越来越与学术的守持和进步无关。如今，中国的情形不也如此么？

您强调科层制或者说官僚制在德国、美国和中国各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但韦伯的学说似乎也在表达，在普遍历史意义上，科层制和理性化是现代性的必然。

渠敬东：韦伯所谓的普遍历史，并非现实体制铺展出来的、既定的一套规则和系统。换言之，普遍的现实性，并非就是历史的真正方向。就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实制造出一个世界历史，但这并不是普遍历史的目的。价值问题，仍然是最为根本的，因而韦伯意义上的政治，也是学术生活中的必要组成，即思想生活与行动生活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德国、美国、中国的官僚制没有趋同的态势。韦伯看到一种普遍化的现实形态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他的解决之道。他的解决之道还是要看文明内在构造的、从自身成长的基因，一定包含着人的个体性和文明的个体性在其中。我想说的是，在韦伯的意义上，官僚制有德国和欧洲自身文明系统的历史，如果将这个东西彻底取消掉，德国也就不是德国了，韦伯的学说也会彻底垮塌掉。

在中国，人情淡薄的地方，不会有好学问

八十年代后，中国急迫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学术体制，模仿美国是不是一个最经济便捷，甚至有点无奈的选择？

渠敬东：我一直觉得，美国体制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适应性，由此也有独特的合理性，我不是为了批评它而批评它，我只批评中国单纯模仿它。今天我们应该去考察世界各个地方的学术体制，目的并不是直接拿来模仿，而是为我们建立自己的体制提供独特的启发。问题的根本是，中国人在学了三十年、四十年国外的体制后，有没有决心、信心，还有能力增加我们继续向世界学习的深度和广度。这是其一。其二，是我们有没有信心真正想方设法构建一种我们可以适应、可以理解、可以持续的体制，这就涉及中国人对于“科学”本身的理解，涉及中国社会最核心的东西。

您认为中国学术体制里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渠敬东：首先要有对科学的追求。这里讲中国，并不是否定世界历史走到今天形成的对科学的普遍追求。但接下来要问的是，是不是写了文章，写了很多文章，写了很多英文发表的文章，就能证明你对科学追求的热度和强度？是不是追求国际市场时髦的范式和主题，就是追求科学或真理的表现？今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术不端的事件发生？很简单，当学术制度只用这些方式来衡量学者的水准，并根据此来给他荣誉、地位和待遇，这关涉到他的身家性命，他理所当然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琢磨怎样用最节省、最有效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效益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职场经理人。

我想进一步说的是，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学术体制，最终除了要讨论会出现哪些“学术产品”外，是不是还得要检讨一下，这样的体制最终造就了什么样的人。如果学术体制只在短期内要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就像韦伯说的那样，编外讲师制度迅速转化成助理教授制度，像企业里的定量计件制那样，那么长久以往，在学术领域就只会剩下些打小算盘的人，自私自利的人，藏着研究材料密不示人的人，一心一意奔着当某某学者的人。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里，我们若还能记得几千年来古人有关教师的讲法，那么我们很容易来判断，这样的一些人，一定是小人、坏人，没有一丝一毫教师的神圣性。

中国人对学问的追求，从来都不是纯粹个体性的。如果一个制度把人还原为个体，只为稻粱谋，只为自己的收益、进阶和名利而奋斗，这一定是一个制造坏人的制度。中国要有好的学术体制，一定要让人与人、学者与学者、老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联系。传统上讲“天地君亲师”，师生关系比附的是“天地君亲”，如果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没有一些两代人之间，甚至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我认为是教不出好学生的，这是一个中国人很容易理解的自然感情。在美国，一个留学生一年见导师两三次面，见面谈谈读书、写作和研究方面的事情，得到老师的指导，是很正常的，我们不会觉得怪，自己对自己的事情负责，是文化上的习惯。但是在中国的大学里，如果师生一年见两三次面，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中国人的自然感情，要求我们要常与学生见面，见了面，说的也绝不单是学问方面的事情，他的麻烦，他的困难，甚至是他在日常中表现出来的毛病，做老师的都会忍不住说出来。中国文化中，师生关系一定是全面的关系，如同家庭里的样子。而且，任何师生都不会认为，他们之间只有硕士三年、博士四年的关系，他们有很长久的期待，希望这样的关系保持长久，直到永远。这一点，我的感触很深，一个学生学问做得好坏与否，当然是学业的要求，但并不是我最终的期待，如果自己的学生背离自己而去，只因观点、立场不同便分割两异，这才是做老师心中最大的苦痛。情理难分，只有中国人最能体会到，也是我们所有生活最本质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的事业，也不是靠个人单兵突进的，学术的同仁同事，一定是相互促进、相互激发的，应该是同伴式的。孔子说的“有朋自远方来”式的关系，就是如此。学问要“学而时习之”，可也必须要有朋友。坦率说，我认为，在中国，一个人情淡薄的地方，不会有好学问。因为我们理解人的方式，自然带有感情的面向，这个“人情”来自多方面，我们对于先辈的尊敬和惦念，我们和同辈之间的情谊，我们对学生类似于生命传递般的情感，才是学问的本源。虽然表面上看，两者并不搭界，但我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研究体制的根结全在这里，中国人的本质不是个人主义的。

可今天的学术体制的最大问题，恰恰就是去除这样的关系，老师可以只为发表而不去管学生，学者有了新材料、新发现也不要随便在公开场合发布，否则别人一下子就拿到手，发表成自己的文章。时刻在意自己，时刻提防别人，哪里会有好的学问？！所以，我们今天纪念韦伯一百年前这篇演讲，不仅是说当年德国的处境与中国有相似性，韦伯的反思给了我们很多启发，甚至深受感动，而且是说我们一定要像韦伯当年那样，去摸索我们自己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韦伯的伟大，不能代替我们的探索。认识和发现自己，自觉地坚守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才是科学的本来。

从己身己心出发，从人与人的关联出发，并不意味着拘泥于小世界。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致力于的科学动力，源自于这样的关切，再逐层扩展，而致更加阔远的世界，乃至天下。中国的人性基础，来自亲人与朋友的内在纽带，也在于生命本身循着这样的脉络向历史和未来扩展，这并不是一种纯然的信仰，而是生活世界中可以感受到的活的连结和传承。

中国人对于天地之尊、山水之境的感悟，都是超越于现世之上的，这是我们意义上的终极价值的根本，这与我们对先祖和前辈的敬奉，对后代的责任都是同等重要的。没有了这些，也就失去了教与学的文化上的共同体基础。

“天地君亲师”是否会被贴上“父权制”的标签而招致批判？据此建立起来的学术体制是不是不够现代？

渠敬东：我真不觉得现在一讲师生关系，讲隔代之情，就一定是父权制。这种泛权力化的说法，会阻碍我们思考和生活。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里，并非说从文明传统那里去体会彼此的关联，就一定要全盘复制这样的传统，况且，父权制也概括不了这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学术生活里，无论性别，无论阶层，都可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谊，为什么总要往父权制或其他的抽象概念上靠？最好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无论古今中西，首先都是朴素的人，真诚的人，所有的发问，都来自其具体生命的真实体悟。抽象的概念或立场，与科学无关，与人之本性无关。

当然，如果师生关系完全平等，也就无所谓教育了。我和学生经常有争论，但争论应该是彼此的情感依恋使然，而非损坏这样的关联。亦师亦友，才是科学探究的方式。师生情感责任的纽带，是支撑我们搞教育、做学术的力量。这方面，我觉得古今之间没有实质区别，它的区别只在于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而已。我也不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西方的好学者和好教授仍然对自己的学生很关心，很投入。当然，体悟的方式有可能不一样。什么是文化？就是同样的事情，彼此在乎的地方不同。我毫不隐讳我的看法，我特别在乎我的老师，也特别在乎我的学生，我希望这是长久的、能够贯彻一辈子的关系：可以分享学术的发现，也可以分享生活的经验，哪怕人世有多不如意，还可以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自己的老师和学生那里得到安慰。这看似与科学无关，却是所有思考和发现的源泉。只可惜，今天没有多少人会在乎这些。

所谓知识界的分裂在某种意义上是虚假的面相

按您的阐述，在中国做学问，最终，和精神价值层面的东西有着莫大的关系，但韦伯说，对于现代世界价值之间的“诸神之战”，科学无能为力。超出纯粹学术的教育，是不是成了韦伯说的“课堂里的先知”“讲坛上的布道者”？

渠敬东：我说的与此恰恰相反。我完全同意韦伯的这些说法。我刚才讲的是中国人所说的“伦常日用”意义上的道理，学术来自自己与他人的关联，来自生生世世的传承，而不是在课堂上宣扬你的情调、立场和判断。请注意，韦伯的这篇演讲，说的是两件事情，一是一种资本主义竞争式的科学体制会带来何种危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指标化、排名化的体制最终造就的是更多自私的人，是人情寡淡的世界。另一件事情，韦伯强调，科学浪漫派的想法和做法，似乎是在批评和超越这样的体制，让我们重返人的价值世界，却不顾科学的专业探索，不顾职业工作的艰难努力，不顾自己的责任伦理，把课堂当成了他个人表演的舞台。很多情况是，我们一方面对学生投入极少的心力，对学生的成长不管不顾，一方面又直接向他们宣扬那些飘渺抽象的、大而无当的观念立场和政治判断，这给教育和科学事业雪上加霜。

韦伯的意思很清楚，教师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韦伯从来没有认为科学或学术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一切，他的演讲里有一些隐而未现的政治观，但站在讲台上，他是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个教师，他有他的责任伦理。我认为，师生关系应该是一个日常性的情感和责任关系，而不是一个意见关系，这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春风化雨”。现在一方面是标准化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是意见化的学术观点，这两者完全是有害的。

那么在社会科学里，有许多需要价值判断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理论真诚和行动实践之间的关系？

渠敬东：这是另一个问题。韦伯严格确定了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伦理，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绝不仅有学者这一面向，他还是一个公民，一个具有政治关怀的人，他对整个政治社会有自己的认识和行动，这恰恰是韦伯对政治问题讨论的核心。韦伯也说，这是个“除魔”的世界，我们不能强求别人一定要有跟自己一样的立场，但是坚守自己的立场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种坚守不是刚愎自用的，而是一个学者能够充分估价到所有行动构成的各种现实可能性及其界限的情况下，而持有的坚守。韦伯的这篇演讲是一场面向不同听众的公开演讲，他用行动表明了当一个学者能够产生公共效应时，应该坚守的政治考量是什么。有些要讲，有些不能直接讲，有些需要直抒胸臆，有些则需要修辞术。我们不仅要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在他身上，学术与政治、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李凯尔特所说：“这位正在演说的人，内心里强行压抑着什么，根本上比他说出口的还要丰富得多。”如果将韦伯作为一个学者人格范本的话，我们离这样的体悟还差得太远。但是我还要说一点，韦伯并不能替代我们，他再伟大也不能替代我们，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土壤，我们需要有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所以对中国人而言，科学工作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而处理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是一件更艰难的事情，我们不仅要理解韦伯的“沉思生活”与“行动生活”之间的复杂性，而且要理解什么才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在现代世界的“诸神之战”中，知识分子还能不能有内在的共识面对复杂的世界情势？

渠敬东：今天所谓知识界的分裂在某种意义上是虚假的面相。单纯在课堂上或者报纸上宣扬我们的政治观点，很大程度上都是空中楼阁，就像美国很多大学教授面对特朗普上台抱头痛哭的时候，应该更好地想一想，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有哪些欠缺和限制，在既定的学术体制里，已经产生了多少自我封闭的东西，而不能真实地面对这个世界。再比如欧洲难民问题，右翼强调自由权利，左翼强调世界公民，这些理解都没有超出世俗化政治的范畴，而不能真正返回去讨论政教关系的根本问题。今天的这个世界正面临着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的科学和理论还远远没有捕捉到问题的实质，学术的工作还有很多要做。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可急于强调自己的政治立场的？“认识你自己”，这是一个传统的哲学问题，在这个世界里认识你自己，也是现代处境中的科学目的。无论我们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我们都身处今天的世界历史里，没有一个纯粹的我们自己。值得疑问和思考的事情还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还很多，科学工作不会有终点。但我们必须要深刻地思考，我们的起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