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父亲林藜光不在的岁月里:怀念母亲李玮

原中央编译局法文译审 林希

2018-11-20 10: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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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读到王启龙先生《佛学家林藜光学术与生平杂考》,引用了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提及她与钱锺书先生一家在巴黎的留学生活部分:“巴黎的中国学生真不少……与我们经常来往的是林藜光、李玮夫妇。李玮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作诗填词,墨笔字写得很老练。林藜光专攻梵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国家博士。”王先生继续写道:“杨绛先生所说的与他们过从甚密的林藜光夫妇,如今的学术界大概都不知道是谁了。尤其是林藜光,这位曾经让旅居中国的爱沙尼亚籍梵文大家钢和泰男爵(Staël-Holstein)大加赞赏,也让其导师——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Demiéville)非常器重的中国学者,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李玮旧照,1948年摄于巴黎
杨绛先生提到的“清华同学”李玮是我的母亲,她是四川成都人,出生于清光绪三十五年(1909)。1929年,母亲为看望姐姐而来到厦门大学,其间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父亲林藜光。1930年,她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1934年毕业后,赴绥远(今呼和浩特)任中学教师。1936年4月赴法国巴黎与父亲成婚。翌年4月生下了我,由祖母取名林祖希(后由母亲改为林希)。母亲遵循传统妇女的原则,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
我成年后曾听母亲说,靠父亲那份微薄的工资是请不起保姆的。就这样,在我出生后没几天,母亲就不得不下床料理家务,落下子宫脱垂的终生疾患。每天除照顾我外,买菜做饭、打扫房间都由她一人承担,一切都打点得井井有条。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也还算安稳。
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翌年6月,德国又闪击荷兰和比利时,接下来就轮到法国了。1940年夏,当德军逼近时,巴黎市民纷纷踏上逃难之路。父亲担心他所任职的东方语言学校南迁,决定全家南下。当时公共交通已基本瘫痪,大部分时间只能步行。父亲推着我那破旧的儿童车,车上堆放着他的手稿。因当时我才三岁,父母不得不轮流抱着我。在一封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7月20日写给友人的信中,母亲对那次逃难的经历有这样的记述:
于六月十一日始离巴黎出走,但是时南行铁路已不通车,不得已乃徒步登裎(希儿坐在他的小车上,大家告诉他我们去旅行去);同行尚有二三友人;行至埃唐普(Etampes),距巴黎五十公里,始搭上火车,然以行军关系,火车迟迟不能前进,数日后始达昂古莱姆(Angoulême);到此,车便不能通行矣,距目的地——波城(Pau)尚远也,遂留此间。在此得遇数青田商人,得其帮忙不少,殊令人心感。现在此城外沙朗特(Charente)河畔一乡人家赁屋数间小住,河畔风景清幽颇舒疲劳;此间为德军占领区;回巴黎尚容易,现已通车,不日又将作返巴黎计矣。回忆此次出走沿途所受困苦虚惊,不啻一场噩梦也。……鄙怀阅报知欧陆战事影响中国抗战前途,殊可忧也。
前不久,在整理父母当时写给友人的书信时,才发现父亲曾在一封信的边角上将艰辛的逃难历程概括为十个字:“力尽知儿重,途长恨稿多。”
后来随难民潮回到巴黎时,母亲在致友人的书信里写道:
我们又回到巴黎了。早知道他们是不抵抗主义,何必多此一行呢!……回到巴黎来反而有点惆怅了!巴黎一切依旧:参天的铁塔,巍然的华表,可爱的公园都保持着他们固有的庄严和美丽,只是在八月的太阳暖照之下,巴黎显得十分萧条,出走的居民还有好些没回来,街车是绝了迹,偶尔听见隆隆的声音,无非是异国的飞机掠过占城。黄昏出去散步,看见家家掩着大门,路断人稀的情况,感到无限凄凉,使人想念祖国,想到老杜的“国破山河在”,但愿祖国抗战到底,抗战胜利!
说到生活方面,巴黎比从前差多了:一切粮食、油、肉、蔬菜都很缺乏,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听说冬天一到还要恐慌咧!德军占领时期最缺之者,食物之外则为燃料,而巴黎冬季又甚长也!

对那漫长的、苦不堪言的岁月,母亲有许多辛酸的回忆。她每天都得到附近的菜市场排队买菜。那年头物资十分匮乏,有些法国家庭妇女还会对她投以冷眼,甚至互相嘀咕:“这个安南人和我们争食来了!” 这里提到的安南,是当时尚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中部地区,具有歧视性含义。那几年的冬天奇寒,燃料又奇缺;因天天下厨房,母亲双手长满了冻疮,但她总是尽最大努力,保证一家三口每天的盘中餐。为了支撑父亲繁重的研究工作,为了照顾幼小的我,为了生存,她什么都能忍受,默默地操劳着……不仅如此,在父亲长达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母亲还成了他事业上的好助手。
母亲擅长诗词,在苦难的岁月中,她曾以作诗填词来抒发对故国的思念、排解心中的郁闷。以下抄录写于1940年除夕的一首诗:
《卅年除夕》(此处“卅年”即“年三十”)
关河万里苦栖迟,
惆怅天涯又岁时。
郁郁客怀空荏苒,
悠悠乡梦总参差。
经年故国音书断,
落日孤城画角悲。
沧海横流殊未已,
东归何日问程期。

原诗手迹
我成年后,从母亲的只字片语中获知,那年头如同行于暗无天日的隧道,不知何日能走到头;父亲的健康又每况愈下,令母亲十分担忧。因操劳过度,且营养失调,加上对祖国和家乡亲人的思念,父亲终于1945年旧病复发,住进法国西南部高山上一个偏僻的疗养院;其间,母亲前往探视。关于这段凄楚的经历,母亲曾留下这样的记述:
去冬卧病医言积劳成疾,须迁地疗养,乃于今年正月初旬赴ISERE省一高山(ST HILAIRE-DU-TOUVET)之疗养院将息焉。四月初玮赴院省视藜光。见其形容消瘦;心窃忧之。然偶与余谈及学问犹神采奕奕。未敢疑其有他也。居七日以春假将满,凄然别去!四月二十八日晨忽得医院来电谓藜光病革。当日即与戴密微师搭车赶赴ISERE,翌日下午三时余始克抵院。就知藜光已于是日黎晨舍玮及其爱子溘焉长逝矣!呜呼痛哉!
父亲终告不治,病逝于1945年4月29日,享年仅四十三岁,离二战结束只差两天……
父亲病逝后不久的一天早晨,汪德昭先生的夫人李惠年女士曾带着儿子欧瑞前来慰问。记得客人进屋后,母亲正在我们平时吃饭的那个房间里扫地,她低着头,边扫边强忍抽泣……我当时只有八岁,不能感受母亲撕心裂肺的巨大哀伤,但这凄楚的一幕却留在我内心深处,并伴随了我一生。母亲是坚强的,此后漫长的岁月,我只有一次见她流过泪。
母亲毕业于清华大学国文系,这一资质使她于1945年经法国教育部聘请,接任父亲在东方语言学校的教职,并一直执教至1952年归国前不久。其间,母亲撰写的论文《王国维的生平与作品》[Wang Kouo-Wei(1877-1927):Sa vie et son oeuvre]于1948年在巴黎大学获通过。还记得当时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有一两次生病了,但母亲要去东方语言学校授课以挣钱养家,无法在家陪我。她事先给我买一份画报打发时间,然后再锁门离开。从住处至那所学校步行需走半小时,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接替父亲的教职后,每天都能打起精神去工作。
我上中学后,也是每天一个人回家,做完作业就在家等母亲傍晚回来。有时,她会给我一点钱以便放学后去买一块面包,只当是下午吃的点心(goûter)。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少了许多,但慈母的心始终守护着我。自那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现在年事渐高,忆起往事,对母亲总是那样感念不忘。
父亲病逝后不久,有一位法国梵文学者曾登门拜访,希望母亲出让先父遗留的一些已经绝版的学术书籍;这位访客还表示,愿以美金高价支付。但母亲予以婉拒,因为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先父所有的学术书籍都捐赠给祖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至1951年间,受新中国影响的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成立了“巴黎中国学生会”,宣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并组织各种相关活动,如学唱革命歌曲、排练国庆节演出、成立华侨子弟中文补习班以及后来的夏令营等。母亲在学生会任干事,并有长期教学经验,主动承担起该补习班的授课工作。
李玮给华侨子弟上中文课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同年9月,我国特命全权大使伍修权在联合国对美帝国主义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他义正辞严的演说在海外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大家奔走相告,感到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吐气!母亲感受也是如此。这进一步增强了她早日回国的决心。自此,她加紧攒钱,以便购买我们母子二人回国的船票。
1952年11月10日,母亲和我由海路启程归国时,随行托运了装满父亲书籍的两个大木箱。抵京后没几日,便从天津海关提出那两箱书。
这些学术书籍共一百册,于1953年2月20日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那一天,母亲终于了结了自己的这桩心愿。
北京大学图书馆出具的收据
令人欣喜的是,父亲林藜光逝世七十年后的今天,这批图书并没有被人遗忘。北京大学法语系的研究生导师孙凯老师于2016年春写给我的信中提到:“我是林藜光先生遗书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林藜光先生遗留、您母亲李玮先生馈赠北大的那批图书的滋养与加持,我的博士论文(尤其是‘佛陀多语说’部分),是无法完成的。”
经孙凯老师介绍,位于法国东方语文学院(Inalco,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CEIB,Centre d'études interdisciplinaires sur le bouddhisme)于2017年初决定,将其年度学术讲座命名为“林藜光佛教研究杰出学者讲座”。这一动议由该中心主任、2016年曾在北京大学文研院访问的汲喆教授提出,并得到该中心学术委员会的一致赞同。该讲座每年邀请一位佛教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在林藜光生前工作过的法国东方语文学院,就佛教研究的前沿问题做一次公开演讲。
汲喆教授在有关该讲座的中文介绍中,对林藜光著作有以下评语:
唯其研究古义深奥,更因其英年早逝,所学未免后继乏人,多年来在中国几被遗忘。所幸者,最近数年间中国学人开始注意到这位前辈的工作,其著作亦得以在中国影印出版。“林藜光佛教研究杰出学者讲座”在法国的设立,呼应了中国学界对林藜光的重新发现。
在此,谨向孙凯教授和汲喆教授深表谢忱。最后还应提到的是,法系东方学在父亲林藜光离世七十多年以后终于迎来了传承的曙光,一些有志于尽快建立一个法系东方学团队的学子正在茁壮成长,学成之后,必将为此一研究领域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母亲于1953年夏分配到人民大学外交系法语教研室担任专修科法语教学工作;1955年,外交系从人民大学独立出来成为外交学院,母亲也随教研室转到该院,继续从事教学,后升为副教授。当时到外交学院学习外语的都是调干生,母亲能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而因人施教,工作始终兢兢业业;1957年春,她出席了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她曾积极参加下乡劳动,其间创作白话诗多首,其中两则写于1959年在密云劳动时,抄录如下:
《在密云参加秋收》
我来密云,秋收时节,
谷子已黄,玉米壮茁。
清晨荷锄,岗上割谷,
朝露未稀,晶莹欲滴。
日暮归来,清溪濯足,
夕阳衔山,谷风习习。
《摘棉花》
似花非花,比雪还白,轻盈朵朵枝头摘
汝是人间第一花,
价值不在香与色。

1969年,虽年事已高,母亲仍主动要求到外交部的江西上高“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至1972年方返京。其间曾赋诗多首,选抄两首如下:
《长岭风光一瞥》
环山池沼明如镜,
野阔天低山远近。
山光水色交相映,
晴日登高试远眺。
四山景色画难描,
菜花黄灿秧苗高。
《早起观日》
独上高丘观日出,
万千气象瞬息殊。
远山红霞近山雾,
此景只宜入画图。

自1979年4月以后,母亲不再上讲堂,转而参加几部工具书的增订、改编,其中有《法汉国际生活使用词典》《法语会话教材》(供本院专修科用)以及《法汉成语词典》,直至1990年,并于同年退休。此前,她曾于1984年和1985年分获高教部和外交部颁发的奖章和证书,表彰她为教育事业辛勤工作三十年;1990年又获《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颁发的“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年荣誉证书”。
母亲于1992年5月初病重住院。去世前几天,她已不能进食。一个早晨,当我喂母亲米汤时,她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我修得好啊……”自我懂事以来,最担心的就是母亲永远离开我的那一天,而这一天终于无法回避地到来了。母亲于1992年5月21日中午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一些生活琐事,从幼年的记忆中浮现眼前。1945年4月29日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毅然从深深的哀伤中站起来,接替了父亲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的教职,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她的勇气赢得了法国朋友的好评,他们赞扬她敢于独当一面(C'est une femme indépendante)的精神。母亲在该校执教,除解决我们母子在战后经济萧条时期的生存问题,还须严格计划每月开支,为的是攒下将来归国的费用,日子仍然过得很拮据。父亲去世后,母亲出去采购生活用品时经常带着我。作为亚洲人,我们可以凭证件到不同的粮店购买大米。当时我虽然还小,但毕竟是男孩子,且已经懂得自己应当帮母亲做点事,所以每次都带着一个大口袋往回背米。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去世前一两年,曾几次对我说:“你父亲去世后,你才八岁就帮我擦地板了……”
母亲性格开朗、乐观,待人宽厚。在她的一生中,不管精神多么痛苦,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她都努力自己排解,从不给家人增加烦恼,归国后长时间等待分配工作时如此,对待适应新环境和职业转轨等问题亦如此。母亲始终任劳任怨,勇于担当。她用一首五言诗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年近古稀欣然有赋》
古稀今不稀,
益寿达期颐;
但愿人长久,
高吟盛世诗。

谨以此文寄托对敬爱的母亲的无限思念,愿她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私家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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